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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时语先生认为基督教在中国迅速扩大，中国可能在20年内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基督教国家，并认为这与当代中国社会以西方的文化价值为皈依，亦与中国近代差点亡国的历史有关。之后，几篇回应均以为于文为非，然而涉及面向不少，很难在一篇文章中一一处理。现就整个争论中的关键两点简单评论。
第一点即是文化／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换句话说，一个文化传统是否会因一个国家独立性的有无（所谓国亡）而受到影响。这两者间的关系，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的顾炎武在其《日知录》卷十三“正始”一条中举出，有亡国与亡天下之别。他说“易姓改号，之谓亡国”，“仁义充塞，而至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天下在此处不是指高于国家位阶的世界或国际关系，不是《大学》里“治国平天下”的“天下”。“天下”在此指的是文化或是一种普遍的价值观。这种普遍的价值观对顾炎武而言就是儒家文明。他接着申论，保天下重于保国，保天下才能保国。
于文的论点，用顾炎武的语汇来说，即是国不保，天下亦不保。从顾炎武的行文，看不出国不保，则天下不保的焦虑。这可归结于顾炎武不认为满洲人入关，取代明朝，对中国文化本身会有多大的冲击，因为满人的胜利不是文化的胜利，只是政治军事的胜利，如同蒙古人的元朝。对顾炎武而言，满人的入主中原，最深层的原因，是儒家文明中的宋明理学，以及历代政治错误所造成的。从历史上来看，中国亡于蒙古满洲时，中国文化并没有丧失活力，中国文化甚至更向外扩张。高丽（朝鲜）接受朱子学即在蒙元时；日本在清朝时，不但没有减少对中国书籍的依赖，反而再度进入中国化的高潮。越南的中国化也在19世纪初阮朝时达到最高峰。更不消说，统治中国近三百年后的满洲人彻底汉化，到清末会讲满洲话的满人已经不多。
在比较其他文明区时，亦可找到相似的现象。英国从18世纪起对印度鲸吞蚕食，到了今天印度并没有成为基督教国家，印度教仍然在印度社会里盘根错节。再看中东与北非，虽在19世纪以来逐渐受到欧洲帝国主义的控制，这些地方也没有显著的基督教化，没有成为今天的韩国、越南或菲律宾。在回教国家里，反西方的政治运动特别激烈频繁。同样在亚洲，成为西方殖民地的缅甸、马来西亚，与从16世纪起即逐步受到荷兰统治的印度尼西亚，也没所谓大量改宗信基督教的社会现象。再看看过去亡国两千年的犹太人，离散四方，即使落脚在基督教国家或回教地区，依旧保有犹太教，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竟还能在巴勒斯坦重新建立犹太人／犹太教国家。
这样看来，顾炎武主张保天下然后保其国确实有根据。在此需要追问，何以保天下而后能保国呢？顾炎武的回答是匹夫有责。稍微演绎一下，则是社会里有组织保卫自己的文化宗教，即便亡国，亦终可复国。放眼世界，已是如此。可是近代中国历史，自辛亥革命起，就是救亡（保国）高于保天下（保教），甚至逐渐走向为了救亡，不得不弃天下（传统文化）。换成后来的语言，不就是众所熟悉的“打倒旧社会，建立新中国”。朝鲜、越南均与中国的经验相差不远。搞到现在，社会里维护传统文化的组织／势力早已烟消云散，不啻废墟或空地。改革开放前，中国大陆的党国体制加上闭关自守，自然无他力介入，一旦开放，经济起飞后，国王新衣，原形毕露，亟待各种新旧中外文化来占领，各领风骚。
日本人没撕裂救亡与保教
1945年前的日本，非常清楚保国与保天下密不可分，所以没有救亡或保教（保天下）的选择题，只有护持国体或反对国体的是非对错。国体，一言以蔽之，乃是一个国家的历史生命与国家的历史精神文化的总称。这样的国家论，使得救亡与保天下二者为一，而非撕裂国家／人民的两端。国体这个说法，最早来自日本德川后期水户藩儒者会泽正志斋完全以汉文（文言文）写成的《新论》一书。
其实，日本在明治中期前也有不少为了保国不惜弃天下的言论。今天汉字的简化，与较早的汉字罗马拼音化（汉字废除论），皆来自日本在明治初期到中期，为了救亡而发的主张。只不过明治维新的成功，基本上是旧体制内领导人换班，再加上国体的理论，使得后来主导中国、韩国、越南的救亡高于保天下／保教的基调，在日本就完全失去市场。战后，日本的明治宪法、国家神道与儒学主导的教育敕语虽然被迫放弃，但美国最后并没有彻底清算日本旧势力、旧社会，遂留下保天下，维护日本传统文化的组织与土壤。
第二点则是，基督教与中国／儒家文化的关系。有不少人均以为佛教虽为外来，却早已融入中国社会，成为中国文化有机的一部分。那基督教为何不能与中国文化共存呢？先说佛教。中国在佛教进入以前，其实并没有什么有组织的宗教信仰团体，儒家虽然指导政治社会，但儒家完全没有一般宗教的组织与性质，直到清末也没有，所以，康有为才要组织孔教对抗基督教。中国的道教也大概是在佛教进入中国后，受到佛教组织的启发才逐渐形成。因此，佛教虽为外来，但却是中国文化在历史上成长成熟前形成一个重要的组成成分；而且佛教的大盛，也要等到五胡乱华的南北朝才真正大行于世。
反之，基督教虽在唐朝曾有一席之地，唐后即又默默无闻。再度进入中国已经明末。这第二度的交汇困难重重，主要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差异，在彼时实在难以克服。从祭祖的问题到儒家的天是否为上帝的讨论，使得再度的交汇在激荡出一些火花后，随即消沉。第三度进入中国时，则是伴随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一起侵入。这段历史是不幸的，对基督教亦是不幸的。
但是，在思想文化上，最关键的还是基督教的一神论。历史上的中国，从未成为一神教的国度。这一神教对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岂可掉以轻心？启蒙时期英国的历史学家吉本早在其《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论及，罗马帝国的衰亡与基督教成为国教有关。因为罗马帝国起了本质上、精神上的改变。虽然今天中国传统有如风前残烛，但不能因此而无须再追问这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在西风狂扫后已经极其脆弱，怎堪再由基督教来一次试试看呢？
今天日本基督教徒甚少，并非日本人多是虔诚的佛教徒或神道教徒，而是日本社会在很多层面，从一个人出生到死亡，一年四季节庆，几乎都脱离不开一些传统的规范，与维护传统文化组织的安排。这与法国启蒙时期的大哲人孟德斯鸠在其巨著《法意》第三部19书第17至20章一书形容，传统中国的宗教与社会的情况相当雷同。简单地说，他认为由于中国的立法者混合宗教、法律、行为规范与礼节，再加上一切以家族为中心，结果是“基督教几乎永不可能在中国有立足之地”。
可是，今天不管中国会不会在20年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基督教国家，现下中国基督教如此迅速成长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保卫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混成力量已经瓦解，所以孟德斯鸠以为在中国几乎不可能的事已经稀松平常。这也是中国在过去百年来以二分法的态度处理保国与保天下，终而选择保国放弃保天下的结果。
作者是日本千叶大学人文社会研究科特任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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