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第一个民间智库机构代表人

曹思源是江西人，他1946年生于江西景德镇，1974年进入景德镇市委党校，1968年大学毕业后到景德镇黎明制药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1974年调入景德镇市党校任教，后调江西庐山党校工作，1979年进入中国社科院念硕士研究生，师从 于光远先生，1982年毕业分配到中共中央党校，几个月后就因不再喜欢教书而调入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1985年因起草《破产法》而调入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他是《破产法》起草工作小组组长，但《破产法》又不是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范围，只有调走了。在国办研究室，他迎来了《破产法》的出台，随后又调往国家发改委，1988年辞去公职，担任中国第一个民间智库——北京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对孙亚菲在文章中写的一句话：“先行者的足迹总是充满艰辛”，相信曹思源对此应该有着非常深的感悟。

如果没有曹思源的下海，会不会有北京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很可能不会，曹思源决定离开国家发改委后，首钢和四通同时向他抻出橄榄枝，四通是一间很红火也很牛气的民营企业，但首钢是一个更大规模的国营的级别非常高的经济体，不过曹思源在政府部门呆烦了，不想再进一个“准政府部门”，他选择了四通，四通则为他量身订做了一个研究所发挥他的专长，如果安排他担任副总经理或其他职务，很可能他还做不好。

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成立时只有四个员工，第一个客户是深圳市政府（准确地说应是深圳市发改委），成为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的第一个，标的为5000元。曹思源刚从政府部门出来，那时还不懂做生意，深圳市领导请他去做研究咨询，他就咚咚咚跑去了----第一个客户啊！课题做了一段时间，才逮到个机会向市领导提出研究咨询费的问题，市领导同意并让其找相关委局的负责人，这个时候才发现没有签订委托合同也没有事先约定费用，曹思源的机票和广州到深圳的长途大巴费都是自己贴的，委局领导问曹思源要收多少费，曹思源认为应收3万元，但深圳虽然有钱，深圳官员可不是乱花纳税人钱的种，一口价：5000元，得了，没有事先约定！没有合同！曹思源只好咽下这个哑巴亏。这笔研究咨询费还不是当时就拿的，又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落袋平安。

1988年是曹思源学习商业运作的一年。在公开出版物和网站资料中查不到他的第二个委托项目收到多少费，相信不会少就是了，曹思源当时在经济界的名气是非常大的，以致研究所内根本就不设市场营销、业务管理、客户服务等部门，客户全部会主动找个门来。不过他也有时做些不收费的研究咨询项目，只要他喜欢，几个月后在海南的一个研究咨询项目他就一分钱都没有收。

由于曹思源的外号“曹破产”人人兼知，在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成立时同时还在北京市工商局注册了一个破产咨询公司，研究所与公司以“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方式运作，主营范围当然也是区域和微观破产研究咨询。1989年的政治局势使破产法的推广应用工作受到极大的影响，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要求下，企业不敢破产，曹思源和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刚起步就陷入了低潮。

90年代初，四通开始遇到经营上的困难，执着于单一产品的战略，使其后续发展乏力，最终停止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的运作。但思源破产咨询公司没有关门，曹思源坚信破产法仍将广泛应用促进经济发展，他将公司维持下来，后改名“北京思源破产事务研究所”，仍以破产研究咨询为主业。但他兴趣广泛，对宪政和公民社会等也倾注了很多心血，就又成立了一个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曹思源以“遵宪守法”为研究所工作的基本原则，强调在当前的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从事研究咨询工作，思想不偏激，但崇尚宪法权利的他还是不完全为政府所接受：有一次宪法研讨会，上面打招呼不让开，但他坚持开了，为官方所不喜。从曹思源的发展过程来看，为人耿直是他的个性，也是他的人格优点，但同时影响了他的事业发展。他身在官场时，个性影响了他的升迁：如果不是他太过耿直，他不至于六年换四个单位，升迁也会快一些；后来以民间研究人员身份投身商海，在与政界打交道时，也吃了不少亏：他坚信宪法赋予给自己的学术自由空间，而不多配合政治，几次宪法研讨会都不被官方接受，最后在2005年无法获得北京市社科联的民办社科类研究机构年检而研究所停止运作。其实他在八十年代就与李长春、吴官正等政要结下良好友谊，这些领导也清楚他的学术水平和政治观点，稍微调整一下，他的事业应该可以做得更好的。不过作为人格优点，为人耿直使他在海内外获得了无数的朋友。

术业有专攻，曹思源著述颇丰：从第一部专著《谈变“破产法”》20年下来共有著作24部之多（包括演讲稿精选录及境外出版的著作），主要集中于破产法、民营经济和宪政领域。以此成绩，他入选“影响中国21世纪的50名经济学家”名单。

2005年3月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和北京思源破产事务研究所均因无法通过北京社科联的年检而被民政部门注销，但他仍以个人名义进行经济和政治研究。思源破产事务研究所的网站仍在，但内容已有几年没有更新了。今年他已经62岁，到了退休的时候了。但他的“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和“专业专注”的学术态度及他在中国民间智库发展过程中的卓越示范贡献永远被新生代民间智库人士永远记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