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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智库的发展状况
中国改革开放31年，随市场经济发展，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执政理念转变给民间社会发展提供了空间，催生了民间智库在九十年代初的出现。2003年以来的“非典”、孙志刚案为代表的多个民权事件以及修宪等重大公共决策活动中，民间智库开始崭露头角，成功扮演了政府与民间之间的对接角色。但2005年初，先是吴敬链、江平和梁治平创办的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被关闭，接着北京最著名的两家民间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和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也先后遭到注销，中国民间研究机构的命运走向备加令人关注。
“不让搞了”
1993年中国进行政府机构改革，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民间团体的一轮快速增长。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介绍，中国民间智库集中出现在2001年到2003年这三年间，主要涉及领域包括经济、社会、法律、宪政，也有例如艾滋病、残疾人的教育政策等专业领域。
三年前在上海图书馆西馆二楼会议厅一场“法律与市场经济的对话”上，知名经济学家吴敬链、知名法学家江平和梁治平为法律与经济研究所的成立进行了简单的仪式，明确了这一民间机构的目标，即在经济上和组织上的自主性，和学术上的独立追求。吴敬链曾介绍说，该所的成立不仅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响应，同时又得到了上海市政府的欢迎，所以选址上海，正式完成登记手续。在记者问及今年初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被取缔的原因时，江平只简单表示：“民间的研究所不让搞了。”
北京的天则经济研究所更是早在一年以前就感觉出来自政府的“不友好”气氛，公开的研讨会要么明令取消，要么不得不改换地点。“有时候开会议的酒店都预定好了，临开会时酒店通知我们，迫于压力不能给我们提供场所，”天则创办人之一、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无奈地表示。据他介绍，天则是以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身份注册的，但是在这个注册在2005年重新登记时被取消了。
不仅是以非企业、非营利机构注册的研究机构开始受到限制，以企业单位的名义注册的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也最终没有逃过关门的命运。其掌门人曹思源曾任职于中共中央党校、国务院办公厅、国家发改委，熟悉体制运作，所以当初为了应对非营利机构注册难的问题，同时为了减少做为民间智库的敏感度，不惜以工商企业形式注册。但自2003年6月，曹思源在青岛举办大型民间修宪论坛之后，他和他的研究所的日常活动开始受到监控，名存实亡了一年多后，2005年3月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终于被正式注销。
注册难
“我们现在没事，没受到什么干扰，”同样以工商企业形式注册的另一家民间智库----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表示。因为注册的是家工商企业，仲大军有时不得不应付工商行政管理、税务部门的报表等等琐事。就是这些事，有时挺烦人的。“你说我们这样一个小研究机构，又不赚钱，还要象那些工商企业那样每月填税表，浪费精力和时间！”
根据当前的政策规定，社团注册必须在广义政府系统的事业单位挂靠，而被挂靠单位既不能从社团中提取利益，又必须为社团的任何问题负责任，如果社团的工作触怒了政府，弄不好挂靠单位的领导就会影响乌纱帽，所以造成中国大量致力于社会公正、维护人权、公正政策研究等方面的非营利组织，无法按照其宗旨注册为正式社团。结果不仅出现被迫到工商局按照企业来注册的民间智库，还出现不登记、不注册，自行其事地开展工作的研究机构，所以早在1998年颁布实施修订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后，民政部门就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社会团体清理整顿工作，特别是“合并了一批宗旨、业务范围相同相似的社会团体。”这导致目前中国被注册的社团，也成为了像股票上市企业指标一样的“壳资源”。
生存现状
据统计，中国智库目前有2500个，研究人员3.5万人，其中民办的不到5％。最大的天则研究所专职人员不到20人，2003年运营费用200万人民币。而美国华顿布鲁金斯学会专职研究人员400多人，年运营资金15亿美元。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的调研显示，2001年抽查的5000家NGO中，有58.7％都说他们在一年之内向政府部门提出过政策建议，其中有近20％提交的建议在6项以上，而且有42％的建议受到采纳。记者在采访中，也往往听到各民间智库的负责人介绍说，他们有哪些研究成果被政府采纳或重视，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民间智库仍然生存艰难呢？
专门从事NGO研究的贾西津认为，智库的繁荣最后要涉及到的必然是民主政治决策体制的变革。决策体制的立法程序、监督机构，所有这些制度性的设计，是智库存在必不可少的空间。没有这样的空间，智库也仅仅是能够存在，但仍然地位不名。其次在资金制度上面，现在民间智库大多数是以国外资金为主导的，真正有智库的发展，一定有一种多元化的资金渠道。比如说有政府的委托，拨款，有国外企业的援助，资金会的赞助，个人资助，还有他的经营费用等等。所有这些多元化才能保证它的组织运作，现在可行的就是政府购买和咨询服务使得这种投资的渠道可以多元化，另外一些适当的经营性的活动都是帮助智库获得资金途径的。
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的经验之谈是，做为民间机构，“要跟政府保持一个距离，不要过于紧密，”他说原因是意识到“政治派系斗争非常可怕。”但是，“跟政府保持太多的距离也不好，政府说：你们到底要干什幺？你们是不是要搞颜色革命，令人非常的害怕。我跟他（政府）解释，我们不是要搞颜色革命，他始终不信任，到现在恐怕还没有信任；可你跟它关系太好了吧，你跟这个人好，那个人就要整你，这是中国的特点，你就卷入了高层政治斗争之中，这是很麻烦的。”
一名熟知政策形势的体制内学者认为，中国民间智库近些年的发展遭遇挫折，跟两个原因有关，一个跟颜色革命有关，一个跟政府对于民间智库的认识和有关的所谓事件有关。不过，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提醒，实际上政府对民间智库的需求仍然强烈，“一方面对于社会团体，或者说对于思想的管制在趋紧，这就使得我们思想的自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而另一方面，党中央、政府又在积极的寻求社会的声音。”
没有“摆上正席”
2006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首届智库论坛上，长期为中国决策层提供政策和咨询、却一直披着神秘面纱的十大中国著名“智库”浮出水面。不过，稍加观察即会发现，这十大智库全部是官方或半官方机构。而真正民间的智库，却一家也没有。这样的智库结构，显然无法令智库扮演其本应有的社会、政治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数千家智库，几乎全部是民间性的，且绝大部分是非营利性的。最近集体亮相的中国十大智库与此形成十分鲜明的对比。
由于现代治理事务高度复杂而专业化，因而，政府部门及专业监管机构通常都会在其机构内部建立专门的研究部门。以国内为例，国家发改委下设宏观经济研究院，各部委也都有研究所或研究局，至少在办公厅下也会设立一个研究室。这些机构雇用大量专业研究人员，对立法设想及政策方案进行研究。但这些研究机构置身于行政科层结构中，面临一个无法克服的困境，即必然带有揣摩上意、投领导之所好的倾向。这些研究部门的作用通常是过滤、排除社会中多样化的意见和诉求，而强化行政体系内部的观念和政策设想。据此制定出来的法律或政策更多地反映行政部门自身的偏好，而缺乏足够的公共性。
在智库体系发育较为健全的社会，智库的作用恰恰在于突破信息在行政体系内部自我循环的回路，将更大范围的精英的见识和普通民众的意见导入立法与决策过程中。智库为了获得企业或民众的资助，必然致力于发现其所关心之社会群体的政治偏好和诉求，将其归纳为某种简明扼要的理念，并提出达成这种理念的立法与政策构想。这些理念和构想乃是该群体的共识。各家智库之间展开理念与构想的竞争，最后达成的平衡，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国民的共识。可以说，处于竞争性环境中的智库，起到了凝聚社会共识的作用。立法或决策以此共识为基础，其正当性就有了较充分的保证。
假如智库本身就是官方的，它们必然更多地关注领导的偏好，而不会投入多少精力用来发现、凝聚社会各个群体的偏好，它们也就难以起到凝聚共识的作用。而没有社会共识作为基础，最终形成的立法和政策就可能偏离精英与民众偏好。
因此，十大智库固然阵容强大，但是，十大智库的阵容也清晰地暴露了国内智库体系的发育高度不健全。官方或半官方智库吸纳行政体系之外精英的见识和普通民众意见的能力，比行政部门内部的研究机构好不到哪里去。这恐怕正是很多立法与决策事后遭受广泛批评的缘由所在。
能够起到智库之应有作用的智库，应当是民间智库。国内也不乏这样的智库，但其生存与发展面临种种制度障碍，只能勉强维持，甚至难以为继。这使整个社会损失了一个凝聚共识、理性表达意见的有效渠道。真正意义上的智库能否获得发育空间，取决于政府是否愿意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政府是否意识到精英的见识和民众的意见对于立法与决策正当性的决定性意义。
重新定位再出发
尽管自身生存面对合法性的危机，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仍坚持认为，中国民间智库的发展实际上处于有非常大需求的阶段，处于进一步政治改革和发展的阶段，“这方面的难度非常大，需要更全面的知识上的支持。”对民间智库所遭受的政治压力，他表示要采取一种非常善意和积极的态度来化解，要寻找朝野共识。“在这个共识下表现出我们的善意，改进我们自己的服务，一方面我们强调民间智库最大的买主应该是政府，（一方面）要反思你自己，不要总是想政府要不要购买，你的东西很糟糕，政府不要购买，关键是你要改进，你要站在社会立场上去想，替政府去想，要超前的去想。”
茅于轼也表示，“政府不让你注册不等于没需求，所以政府还是需要你的服务，需要听你的意见，我们按照中国的特点来注册，你不能按美国的办法，不然就违反了中国的具体条件。要慢慢想办法把事做成。”
为了在新的形势下重新定位和重新获得存在的合法性，天则经济研究所以其注册的中评网的名义，2006年召集了一次大型民间智库论坛，除了广邀在京的民间研究机构群策群力，并延请了中国社科院等官方智库的学者献计献策。
此间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余万里呼吁民间智库要“切入主流。”“既然要做到智库，必然要有一种现实的精神进去，”要在与政府决策部门的互动和打交道的过程中间，慢慢建立起来信任感。
对于民间智库一向关注的政治体制改革议题，余万里认为“（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词用了很多年，我觉得带上了很多政治色彩，可能用政治发展的概念更适合。”他介绍说，温家宝总理最近提出很多政府创新的问题，“包括法制政府的问题，我个人参与了一些NGO的工作，对于政府的工作，我们有一个团队在做法治政府的问题。”他认为，既然法治政府是一个中国政治应该发展的方向，那么“这个过程中间智库学者应该发挥一个重要的作用。”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说，面临生存困境的不仅是民间智库，连挂靠在社科院的一些半官方智库也同样面临注册难的问题。她举例说，北京师范大学原来有个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但是最近因为“所谓公共政策是美国的说法”，上面要求把这个研究所改名为社会政策与社会管理学院，而且正式报教育部。
她提醒说，中国的现实是“不注册也能做事情，”而且民间、半民间的智库发展仍然动力大于压力。“社会改革的这支大船已经出航了，已经驶出港口了，不是停在港口里面了。”她认为其实中国现在正是各类智库发展的大好时机，“因为什么？有需求，需求非常强烈。”她认为“现在的改革很明显是改到了政府头上，”并以最近网络上出现的医疗改革全民大讨论为例说，“一篇报道出来，逼着（卫生部长）高强就承认了（医疗改革失败），说我们改革是有问题。甚至逼得吴仪副总理拍了桌子，说我们做的不好，老百姓不答应。由此可见，全民的关注，全民的力量是最大的。”
杨团透露，近期民政部要开一个民间非营利机构的评估会议，这对各类智库来说是一个契机。“因为他（政府）要买服务，他不评估怎么买呀。”所以她认为，政府有太多的具体政策，太多的具体制度需要设计。“所以，我们开拓哪些方向，做哪些知识产品的设计，从什么角度来用这个市场的机制自养，现在的空间范围是很大的，一点都用不着悲观，只是看清楚形势，然后运用一种应对形势的新的方面，我觉得一定能够有很大的发展。”
“小荷已露尖尖角”
在一般人看来，公共决策似乎只是政府的内部事务。但这种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被逐渐改变。在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已经出现了一些民间的智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逐渐在扩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民间智库在政府决策、公共生活中担任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2007年下半年，中国股市沪指先后跨越5000点、6000点关口。当我们在强调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时，不少人也许还会记得，中国股市是1988年从海外回来的几位留学生和国内当时的几家公司联合推动起来的。现在，资本市场在国民经济和老百姓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中民间智慧功不可没。
同样让人记忆深刻的是，不但有总理“问计于民”，还有北京申奥、“ 十一五”规划制订等一系列大事件，融入了多方的智慧。“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与更多以个人决策咨询为主体形成的民间智慧相应，民间智库更加令人瞩目。
相对一些民间智库的“小荷才露尖尖角”，“中国经济50人论坛”更令人瞩目。2007年7月28日在第三届“中国经济50人田横岛论坛”上，刘鹤、吴晓灵、易纲、许善达等多位成员就“未来十年中国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围绕市场化、工业化、国际化、社会化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讨。“公平收入分配应当成为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期间学者提出的观点，经媒体报道，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
一个非官方学术组织，何以聚集了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如吴敬琏、刘鹤、樊纲、林毅夫、汤敏、张曙光等近50位官方或非官方的经济学家、专家学者？
“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撰文回忆说：“1998年6月，当时的中国经济正处于通货紧缩状态，我感到，需要在经济学者之间对经济形势进行严肃讨论和深入交流，希望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讨论平台，在相同的研究层面上交流学术思想。我和樊纲在木樨地一家小快餐店讨论了这个想法，我们之间有强烈的共鸣，决定发起50人论坛的组织工作。我们的想法得到了 吴敬琏老师和易纲老师的认同，大家共同倡议，组织一个非正式论坛……”
据了解，50人论坛成员皆以学者身份参与论坛活动，自由发表学术成果及建议，共同参与中国经济重大课题的交流与探讨，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和意见，供决策层参考。论坛内部研讨会通过经济学家对当前社会经济现象及规律的分析研究，共同探讨问题存在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办法。集体智慧和研究成果通过《中国经济50人论坛月报》等有关渠道上报到相关政策制定和国家管理部门。尽管它的一些成员有政府职位，尽管在最初的成立阶段，国家信息中心和中国经济信息网起到了重要的组织方面的支持，但它本身不是一个(也没有意图成为一个)正式的机构，而只是一些经济学者自发组织进行交流的平台。
专家分析说，美国有政府建制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法国有官方色彩的总理府“经济40人”，德国有科学院的“智人团”等，多少有些“官方色彩”。而以“民间”身份亮相、类似于“同人会”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同样扮演着民间智库的角色。
无独有偶，在建言献策的舞台上，作为中国成立最早、规模与影响最大的留学生团体，欧美同学会以其国际化视野“海归智库”的背景也发挥着其独有的作用。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陈喜庆在一次座谈时指出，“决策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信息。党的政策是建立在信息来源的基础之上，信息的多寡与质量如何，直接影响决策的成败。在这方面，跨越东西方的留学人员拥有很多优势：国外的知识背景，丰富的行业经验，宽广的文化视野。”
也正应于此，欧美同学会主办的“欧美同学2007北京论坛”，以年会形式探讨热点话题，针对重点议题达成有深度及影响力的成果和结晶，发挥了民间智囊团的作用，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献计献策。
欧美同学会商会的所属组织——欧美同学会商会2005委员会，作为由归国留学人员中的商务人士和与商务活动相关的人士自愿组成的智囊性与交流性社团组织，旨在广泛联系海内外商务人士，为中国的进步与发展提供战略性、可行性、及时性的意见和建议，成为国家、社会和中国企业发展的高级智库，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国际视野。其内部刊物《建言献策简报》及时送达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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