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任主席习近平首次访美是在1980年5月，他当时是陪同中国副总理和军事领导人耿飚访美的一名27岁初级军官。我是访华的首位美国国防部长，在同年1月以卡特政府特使身份访问中国时，耿飚恰好负责接待我的工作。

　　美国人当时没有什么理由注意习近平，但他的上司显然看到了他的潜力。之后的32年，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加强，习近平的地位也不断提升。他和他的团队登上权力巅峰，标志着由邓小平指定的上一代领导正式退休（虽然他们仍保有影响力）。

　　尽管中国在世界事务中拥有更多话语权，但习近平却面对一个内部压力让它比一般人所看到的更加脆弱的中国。中国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已达到极限，而向内需拉动型增长的过渡正激化内部摩擦。快速的城市化发展、经济改革和社会变化，让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感到焦虑不安，依靠镇压手段处理骚乱将比以前更加困难。边远地区的种族冲突，也将考验习近平的政治控制力。

　　中国的外交政策同样引起关注——对美国而言更是如此。历史告诉我们，崛起中的大国不可避免地会与目前处于支配地位的大国出现竞争，而这种冲突往往会导致战争的爆发。

　　当前双边贸易的巨大不平衡，进一步恶化了美中两国的紧张关系，只有双方都改变行为模式才能安全地缓解——否则就要通过危机驱动变革的危险方式。

　　更紧迫的，是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中印边境的领土要求——还有它在邻国扩大影响力的举措，将迫使美国处理两种主要的风险。其中之一是对抗，这可能直接发生，也可能是美国被卷入中国与其邻国间冲突的结果。

　　此外，日本、韩国、越南、菲律宾、泰国或缅甸都有可能落入中国的战略范围。若中国企图在区域称霸，许多这些国家都会希望美国能够提供战略平衡。但也有一些可能认为，靠近中国比远离中国更安全，因为它们的经济非常依赖同中国的贸易。

　　最近在东海和南中国海的事件显示，中国有时会尝试迫使邻国就范。美国需要采取反制措施来保护盟国和自身的利益，但行动又要有所节制，以免引起中国的过度担忧。 
要做到这点，需要了解中国的动机。中国在东亚寻求经济与政治领导地位及加强军事能力是不可避免的。但世界应该有信心，即使到2030年，美国仍将在全球事务中比中国更强大、更富足及更有影响力。认清这点可以防止美国过度反应；而过度反应，可能造成双边关系像20世纪前半期冲突前的英国与德国关系那样，落入自我强化的的恶性循环。
　　避免对抗的最好方法，或许是在所面对的共同外部威胁，尤其是核扩散、全球气候变化和伊斯兰极端主义上进行合作。在不出现大规模对抗的情况下安然进入2030年，将是一种莫大的成就。尽管美国在今后至少15－20年内，可能仍将在军事实力上占上风，但如果中国在对美电子及卫星系统发动网络攻击的同时，也对美基础设施进行攻击，美国的优势便可能在非对称战争中被削弱。

　　要对抗中国在距其边境数百英里外投射军力的能力，美国应研发一种能穿透复杂防御系统的强火力远程轰炸机（我过去25年一直这样建议）。由于美国的安全利益日益向太平洋转移，美国现在只能依赖越来越脆弱的陆上基地，和作战半径300－500英里（482－805公里）的航母战舰上的战术飞机。新的远程轰炸机将比携带巡航导弹的轰炸机更具成本效益。此外，同短程战术轰炸机比较，它们的基地也没有被攻击的威胁。

　　话虽如此，美国目前最严峻的挑战，却是恢复经济增长和有效的治理。我认为美国有能力做到。但除非和直到美国实现这一目标，从而为奥巴马总统奠定与习近平接触的坚实基础，以国际领袖的高度处理问题，美中两国间出现问题的可能性仍然会继续增大。

作者Harold Brown在卡特政府期间担任美国国防部长，现为国防部国防政策委员会委员。

英文原题：America's Trouble with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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