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与殖民主义
　　
　　东南亚的迷人之处不仅在于千奇百怪的民族和国家，而且在于各种利维坦的动物园。
　　
　　“‘东南亚殖民地国家’这个正式的抽象名称，掩盖了结构、能力和目标的反复多样。……众所周知，欧洲的殖民地国家与该地区从前存在过度政治实体，两者间几乎没有或者一点没有匹配之处。……即使像缅甸和越南那种殖民地，看上去最像是欧洲人到来之前强盛的中央集权国家的直系后裔，其实跟它们相距十万八千里。广袤的英属缅甸，在其存在的大多数时间里，是英属印度的外围部分，本来可能最终成为东面的克什米尔。在印支出现两个讲越南语的重要国家也并非难事，就像南方群岛上出现了讲马来语的两个国家一样。同样的，暹罗虽然幸免于殖民化，它仍然发现自己承袭了不管怎样杂七杂八的领土，这些领土是竞逐的欧洲列强留下来当作他们间的缓冲地带的。”
　　
　　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民族主义研究和东南亚研究专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和世界》一书中，用上述这段寥寥数言，就道出了东南亚地区殖民史、现代史，以及包括民族、政治、经济在内所有现代问题的根本原因。要解释这个欧亚大陆东南端，由半岛、群岛、岛链组成的地理-人口共同体，之所以呈现出今天我们看到的东南亚诸国在全球化机遇和挑战面前的种种景象，就不能不从那个并不太遥远的殖民时代说起了。
　　
　　大多中国人眼中几乎是热带天堂的东南亚，并不是只有吴哥窟、巴厘岛、普吉岛，它还有马尼拉混血的梅斯蒂索豪华住宅区之外的贫民窟，曾经流血的东帝汶，曼谷街头抗议的僧侣，以及走马灯似的缅甸军政府。安德森曾经以一本《想象的共同体》谈到了殖民主义是如何通过各种现代技术手段推动了殖民地社会民族主义观念的形成。那么他在这本书里，引用了菲律宾历史上最伟大诗人何塞·黎刹离开菲律宾，前往宗主国西班牙，又走出西班牙从英格兰、奥匈帝国、意大利和法兰西的角度看待西班牙，看待菲律宾的方式，正是黎刹把这种“在感受柏林的时候立刻想到马尼拉，或者在感受马尼拉的时候立刻想到柏林”的双重意识，形容为“比较的幽灵”。借用“比较的幽灵”，安德森在这本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已成书的文集中，为我们梳理了东南亚民族主义形成的理路，以及这些后起的多民族国家在民族主义这柄双刃剑下向公民社会转型的艰难道路。
　　
　　历史与现实
　　
　　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颇具争议地宣布了“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然而民族主义(在某些情境中表现为“原教旨主义”)在二十世纪后半期的巨大能量释放，显然为他的结论提供了一个分量十足的反例，尤其当民族主义卷入了全球化之下出现的新一轮资本浪潮之后。而今天的东南亚就是这样一块土地。
　　
　　东南亚是个神奇的地方，众多的岛屿被大海隔开，大小不一的岛屿，有的不亚于微型大陆，有的却仅容践履。这些资源丰富，得天独厚的热带岛屿，随着欧亚大陆一次又一次人口迁移浪潮，形成了尼格罗人、马来人、华人、印度人等等的人口结构；同时又随着地理大发现以来，葡萄牙、荷兰、西班牙、英国、法国，最后是美国、日本，这些殖民国家的纷至沓来，按照各自在政治-经济上的利益，重新组织了整个东南亚的地缘政治。
　　
　　那些只会说闽南话、客家话、广东话，甚至缺乏识字能力的群体以“华人”的身份融入了马来西亚，这些因锡矿和橡胶林大量移民马来半岛的移民，成为马来西亚总人口中占第二多数的“少数族群”(35%)。而在民族主义诗人何塞·黎刹的菲律宾，这个原先几大岛屿间只有松散联系的群岛国家，在今天已经成了一个以他加禄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尽管这种语言和英语具有同样地位，但在不少岛屿却无法通话。曾经是亚洲“四小虎”之一，今天却大量依靠海外侨汇维持社会经济的运行。同样，在曾经的英属缅甸，那些殖民时代加剧的阿拉干人、孟族、缅族、掸族之间的区分，在今天成为缅甸不同邦之间武装冲突的渊薮。在印尼，宗教与民族主义的双重作用下，国家经济命脉掌握在少数族裔手中，使之成为政治与经济腐败的替罪羊。而华人在社会各阶层全面融合，甚至进入王室的泰国，冷战背景之下的短期繁荣，是否今天还在偿还昨天高速发展背下的债务？
　　
　　“想象的幽灵”
　　
　　所有的问题，与问题对应的答案都能从殖民时代中找到。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想象的幽灵”给了何塞·黎刹反抗西班牙殖民者的原初动力，也让苏加诺找到了反对荷兰人的民族主义武器。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以及宗主国本身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都让殖民地居民萌生了“民族”意识，这种上至国家权力下到文化教育的不平等，让民族主义在社会各阶层中都找到了自己的土壤。殖民地中接受宗主国文化濡染最深的群体，却往往成为民族意识最为高涨的文化精英，那些接受殖民者武装训练的本地下级军官们，在此时就成了推翻殖民统治的主力。但是，殖民化过程中不同的背景，也在文化精英与军事精英之间形成了某种天然的差距，这表现为日本占领时期接受军事训练的苏哈托、李光耀与日据时期试图“依靠日本实现民族独立”的苏加诺、昂山将军之间的鸿沟，这种距离也决定了他们本人与新兴国家的命运。
　　
　　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民族主义”基础，它们让民族主义政治家获取无穷动力的同时，也在赶走殖民者后，使东南亚国家陷入了“后殖民”之殇。
　　
　　按照英国殖民者的需要，缅甸的不同族群就围绕英国同盟，分成了“缅族官僚、基督徒克伦人警官和掸人贵族”，还有那些未开化的山地部落“克钦人”、“佤族”———至于华人，他们在哪里都控制商业。这种基于族群的社会阶级划分(固然与传统印度教的种姓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把阶级(职业)与族群严格对应，在方便英国殖民者进行管理的同时，却把问题留给了“后殖民”时代的民族主义政治家。主要社会权力机构被某些部族成员垄断，一方面阻碍了其他族群在社会阶梯上的流动，另一方面也为政治、经济的腐败提供了温床。再者，为了把这些权力垄断在族群内部，(尤其是少数显赫家族之间的)族内婚在所难免，这些政治婚姻在防止权力旁落的同时，也构成了菲律宾统治阶层的原罪。
　　
　　最高军事长官出自传统时代那些武士族群，令他们在新的“多民族”国家中垄断了军事寡头的来源，这对多民族社会中的其他族群，无疑是种恒久的威胁(东南亚国家的“排华”运动，以及发生在“东帝汶”的杀戮便是真实的一幕；而远在卢旺达的胡图族与图西族之争，则是更残酷的警示)。出于这种恐惧，原先反殖民战争中的统一战线分裂，各部族之间曾被“民族”压抑的仇隙、纠纷，被新一轮不平等关系唤醒，部族武装首领自封为“将军”，缅甸的军阀政治就此萌芽。
　　
　　东南亚的公民社会
　　
　　面对“后殖民”时代的种种民族主义遗产，许多人付出了许多努力，超越阶级、超越族群政治的共产主义一度风靡这些前殖民地国家，但其无法消弭殖民时代在族群政治上留下的深刻烙印，也无法调和发展主义与“平等主义”之间的固有矛盾，只能给人们留下发生在高棉、雅加达、曼谷的红色梦魇，和“波尔布特的原型”。然而，另外一些与工业资本主义妥协的民族政治家们却发现，除了现代都市之外，他们还制造了数倍于此的贫民窟。与此同时，殖民时代的故伎仍在重演，“美国人玩世不恭地利用越南山民对付越南共产主义武装力量，利用基督徒摩鹿加人对付苏加诺政权；国际石油公司在独立后的缅甸赞助了族群叛乱，利比亚和马来西亚的马基雅维利们援助了南菲律宾的穆斯林兄弟”。
　　
　　克利福德·格尔茨曾在“政治的过去，政治的现在：关于人类学之用于理解新国家的手记”一文中提到，“苏加诺对于交战中的日本的接近观察，大概是他生涯最有启示性的经历……”所有这些类似的经历构成了东南亚国家经由“民族主义”，通往现代国家道路上的重要阶石。
　　
　　那些来自传统，来自过去的政治-族群结构，诚如安德森所言，确实“延缓了马来半岛上真正公民社会的到来”，但这也是东南亚社会迈向未来，迈向“真正公民社会”的契机和源头。
　　

《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和世界》，[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著，甘会斌 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4月版


　　本文载于《南方都市报》2012-07-08，GB2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