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妨采用阻力最小的借壳上市路线，借现有政治体制之壳来实现政治转型。

　　“借壳上市”原为股市用语，其策略用意是减少上市阻力、简化过程、降低成本、减少风险。其实，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借壳上市的过程。当年农村的改革，实质是分田单干，却采用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样一个阻力较小的名称。1990年代中，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绝不动摇”的口号下，大部分国有集体企业改制为民营化。这都是考虑到当时意识形态的阻力。

　　从宏观上看，今日中国仍被称为社会主义国家或共产党国家，而在许多人看来，它除了政治外壳仍基本保留了原有形态外，在其他层面上，其实质已与经典的模式相去甚远。这从大的格局来看，其实也是借壳上市：借原有政治外壳，而置换其经济体制和其他社会内涵。

　　今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亦不妨采用阻力最小的借壳上市路线，借原有的组织构架和名称，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实现转型。

　　当年英国借君主制的外壳，注入民主宪政的内涵，成就了后来大英帝国的辉煌。日本明治维新，借天皇制的外壳，向近代政治体制平稳演变，成为了后来的东亚强国。英、日两国政治体制的借壳转型，与法国大革命的疯狂和中国辛亥革命后的长期内乱相比，于国于民于统治者，都是一种较好的选择。国家和人民得以避免遭受苦难，王室也得以延续至今。这是一种共赢而非俱输的结局。

　　在中国，要不要坚持党（中共）的领导？要不要实现民主？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涉及到政治现实和政治力量的对比。在今日之中国，“党的领导”是一种政治现实，“民主化”代表了一种社会追求。目前要完全否定一方而只要另一方，是难以行得通的，作为一种务实的政治体制改革路线，应当兼而顾之。兼顾的办法就是借壳上市，借现有政治体制之壳，将党的领导和民主宪政“有机地”结合起来。

界定党的权力边界
　　党的领导宪政化、立法化和民主化，并不是党的现有权力的扩张，而不过是将现有的无限权力主体纳入法律的框架，确立其法律边界。因为长期以来，“党”在中国是一个实际存在，而又没有明晰法律边界的权力实体，其权力边界实际上是无限的。在近代西方民权与王权的较量中，有一个口号“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就是在无法否定王权的情况下，确立王权的法律边界。以中国目前的政治现实，为无限权力框定其法律边界，应当是第一步要做的，也是实现党政分开的可行途径。在中国，党政分开的口号喊了30年，之所以一直未有突破，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从权力的法律边界，从宪政化、立法化和民主化的思路考虑问题。

　　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有一种政治理想主义，即希望一步到位建立某种“名副其实”的民主制度。政治理想主义者憎恶某种名称或标签，纠缠于历史恩怨，希望彻底清除和清算。其情绪可以理解，其理念也许值得敬仰，但实际上却是自增阻力，缺乏务实的、历史的、发展的眼光。

　　借壳上市之所以对一些国家来说是一种较好的选择，是因为在这些国家中，传统政治力量仍然强大，借壳上市是新旧力量的一种妥协，是兼顾双方利益的一种折衷。借壳上市是一种“名不符实”的做法，它关注的不是名，而是实。借壳上市也是一种长远主义的思路。它着眼的不是眼前，而是未来。

　　对于某些理想主义者来说，君临天下，一党执政，或由一个政党或一个阶级的代表，排他性地占有立法机构的席位，都是不可接受的。其实，从长远来看，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英国国会的上院，当年不都是由封建贵族组成？今日这些所谓的贵族议员除了名号之外，与其他人还有多少实际的不同？贵族身份可以蜕化若此，其他政治身份又何尝不可能如此？试想，尽管今日英、日两国名义上仍是君主为国家元首，但其实质与其他民主国家有什么不同呢？君主制可以虚化若此，其他政治体制又何尝不可能如此？

　　其实，任何政治体制都是可以作为“壳”而被“借用”的。虽然在借壳之初，人们会抨击或嘲笑这种政治构架是两不像，或是换汤不换药，虽然在变革之初，传统政治力量仍然强大，但从一个长的历史时期来看，在一种稳定的政治外壳下，政治力量会此消彼涨。历史会虚化过去，而充实未来。所以不必过分在意名称和外壳，重要的是实质和内涵。不必过分在意开局和起步时的政治格局，应当着眼于未来演变和最终结局。

　　从历史上来看，政治变革的借壳转型，其最终结局与那种经过剧烈社会动荡和牺牲无数生命的革命道路相比，并无不同，但代价却小得多。当然，对于那些壮怀激烈者来说，这样的历史有点乏味和“不爽”，没有群雄逐鹿的金戈铁马，没有仁人志士的碧血黄花，没有“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但是对于国家、人民和执政者，这难道不是一种较好的选择和共赢的结局吗？

作者是中国旅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