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治废弛、官员声名狼藉，使得晚秋晴日般的盛世难以挽回地褪色，露出了千疮百孔的底色和江河日下的颓势

　　1786年夏天，浙江学政窦光鼐的处境极为不利。在给皇帝的奏章中，大学士阿桂汇报说，此前窦对浙江官员的指控大多是子虚乌有。此前窦光鼐上奏浙江各地亏空严重，仅嘉兴、海盐和温州平阳县就各自亏空10万两。他还揭发永嘉、平阳、仙居三地知县和总督贪污腐败。此外，他参奏布政使兼杭州织造盛柱上年进京行贿，受贿者中就有皇子十五阿哥永琰。

　　于是，从1782年末开始的清查浙江亏空，演变为一场牵涉广泛的官场黑幕：行贿、勒索、受贿、人命，基层官吏、督抚大员以及京中要员，甚至内定的储君，纷纷涉黑。乾隆自然深深为之不安。

　　从乾隆中期以来，贪腐已深浸这个帝国的肌理。数起贪污大案被揭发出来，吏治败坏已触目惊心。1781年，原甘肃布政使、浙江巡抚王亶望捐监案，因甘肃水涝浮出水面。甘肃全省上至总督、巡抚、布政使，下至道、府、州、县官员，几乎全部染指其中，贪污案总额高达白银1000万两以上。此案结案时，确认侵吞白银1000两以上的官员有102人，其中1万两以上26人，2万两以上20人。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贪污1000两绞监侯，这意味着将要有102颗人头落地，以致乾隆不得不把标准提高到2万两。在公开的谕旨中，皇帝慨叹，是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

　　贪墨大吏王亶望被抄家时，家产多达300余万两，古玩字画不知凡几，因此又引出一场案中案。细心的乾隆在批览抄家清单时发现，王亶望此前进贡的珍宝，皇帝有时会返回一些，但在清单中居然未曾见到。他感觉蹊跷，下令查核后，这才发现呈报上的底册与查抄时上报的原册不符，原有的金叶金锭近5000两及玉瓶等物品不见踪影。再查下去，矛头直指浙江最高官员陈辉祖，他联合浙江其他中高层官员，用调包计侵吞了大批的字画、玉器和四五万两黄金。

　　陈辉祖被处以斩监侯，其他官员被发配充军。乾隆感到浙江可能还有巨大亏空，于是下令新任总督和浙江巡抚彻查。结果是浙江一省府州县共计亏空130万两有余，皇帝下令限期补足。然而经过三四年，浙江仍然亏空33万两。乾隆只得派户部尚书曹文植等人前往查实。此后，他又下旨令浙江学政窦光鼐详查此事。让原本无干的学政参与，乾隆此举，应是设想查案官员可以相互监督。

　　果然，窦光鼐和曹文植的汇报完全不同。在乾隆看来，窦光鼐汇报的情况较为符合，而曹文植不过是想尽快结案，因此再度派阿桂赴浙江查办。浙江官员们深知，只有像之前对付曹文植一样摆平阿桂，方可保无事。阿桂的汇报对窦光鼐极为不利，皇帝相信了自己的宠臣，指斥窦是“信口诬人”，让他重新“具实陈奏”。

　　与阿桂等官员不同，窦光鼐的消息来源是民间。在本案初期，他轻率入告，在很大程度上缺乏确切的实证，因此成为阿桂等人反击的把柄，差点丢掉性命。面对浙江官场的黑暗和皇帝的压力，这位倔强的官员坚持己见，请求乾隆让他亲往平阳调查。这让皇帝极为不快。乾隆对窦的回奏批阅意味深长：你固执己见，哓哓不休，“以为尽职乎，以为效忠乎？”所谓“国家昏乱有忠臣”，不是等于说我是昏君么？于是，他命令将窦光鼐交吏部议处。

　　窦光鼐深知，他不是在对抗一两个贪污官员，而是整个腐败的官僚体系。事实上，尽管乾隆有整肃吏治的决心，却又无法彻底压制腐败。他自己和这个体制便是内因所在。王亶望一案的后台，是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于敏中。他已查出于敏中有来源不明的巨额家产，却不愿向全国公开以于敏中为首的中央大臣如何收受地方贿赂、馈赠的内幕，仅仅以其身故撤出“贤良祠”了事。我们大可以猜度，或许皇帝此举本为好意，是不欲“举国一起坠入痛苦的迷茫”，想的是如何粉饰四海宁晏、天下升平的盛世幻景。然而，制度性的贪腐造成了社会的巨大分裂，千里做官只为财，上行下效，导致的是整个社会价值取向的扭曲和道德堤防的一再溃败。连经常出入中国的朝鲜使臣记述见闻，亦说“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 货利是趋”。

　　被看成疯子一般的窦光鼐，最终依靠他在平阳获得的各种田单、印票等物证扳回了局面。然而吏治废弛、官员声名狼藉，使得晚秋晴日般的盛世难以挽回地褪色，露出了千疮百孔的底色和江河日下的颓势。■

　　作者为杂志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