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理解，亚洲各国政府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后颇有些沾沾自喜。该区域的增长迅速放缓并不出人意料，因为这些出口导向的经济体面对的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全球贸易崩溃。然而，除了日本这一显著的例外（它陷入了现代化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亚洲在整个极度艰难时期的表现相当出色。

　　但彼一时，此一时。还不到四年，亚洲便再次受到严重的外部需求冲击。这一回冲击来自欧洲。肆虐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似乎将把轻微的衰退变成一场大危机：希腊可能退出欧元区，危机可能蔓延到整个欧元区。对亚洲来说，兹事体大。

　　金融和贸易上的联系使亚洲对欧洲的萎靡不振非常敏感。对亚洲来说，欧洲的银行危机可能带来的风险绝对不容小觑。亚洲缺乏发达的资本市场作为信用的替代来源，因此银行融资渠道对亚洲来说尤为重要。

　　事实上，根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欧洲银行提供了亚洲发展中国家9％的国内信用总量，是美资银行的三倍。欧洲银行在亚洲两大金融中心的角色——新加坡和香港尤其重要。这意味着与2008年几乎让美国银行系统陷入万劫不复的雷曼兄弟倒闭事件相比，眼下的岸外银行危机给亚洲带来的风险要大得多。

　　贸易联系的传递效应同样值得担忧。从历史上看，美国是现代亚洲最大的外部需求源头。但过去10年来，情况已有所改变。在中国强劲经济增长的诱惑下，亚洲出口增长从美国转向以中国为中心。

　　这看来似乎并不是一个坏的转变。2010年，亚洲发展中国家流向美国和欧洲的联合出口下跌至出口总量的24％，较1998－1999年的34％有了显著下降。与此同时，亚洲的区域内出口依存度——即区域内的贸易流——增长迅速，占总出口的比重从1998年的36％上升到2010年的44％。

　　这些数字似乎表明，亚洲的独立性正在提高，能够更好地抵御西方世界一再发生的危机的冲击。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显示，更深一层的看，60－65％的区域内贸易流可以归类为“中间产品”——由韩国和台湾等生产组件，由中国进行拼装，最后的制成品出口到西方。

　　欧洲和美国仍然占据中国终端产品出口的最大比重。因此，紧密相连的亚洲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不能与主要发达国家需求的起落脱钩。此外，在这些联系中还有一个令人担忧的重要扭曲：中国本身日益依赖欧洲为其外部需求的主要来源。欧盟在2007年超越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到2010年，欧盟已占中国出口总量的20％，美国只有18％。

　　换句话说，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供应链把重注押在欧盟这个实验上——现在看来效果可能适得其反。事实上，在中国，熟悉的情况正重新上演——国内增长因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危机而减速。而中国一受影响，其他日渐一体化的亚洲国家也跟着受到冲击。

好消息是，到目前为止，与2008年末到2009年初相比，减速趋势获得了更好的控制。当时，中国的出口在7个月内发生了枯荣转换——从2008年7月的26％同比增长变为2009年2月的下跌27％。这一回，同比出口增长从2011年的20％下降至2012年4月的5％——不可不谓是显著减速，但和前一次的大崩盘相比要好得多。然而，若欧元发生无序崩溃，那么情况可能会有变。但只要不出现这样的情况，相信此次的形势会比较乐观。
　　坏消息是，一再发生的外部需求冲击似乎并没有让亚洲吸取教训。说到底，只有内需才是最有效的抵抗外部脆弱性的途径。但亚洲地区没能建立起这一防火墙。相反的，亚洲发展中国家2010年的私人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下跌至45％的历史新低——比2002年少了10个百分点。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对外部冲击免疫——即人们常说的“脱钩”——只能是痴人说梦。

　　如今，与亚洲大部分事务一样，提供亚洲急需的消费需求的关键在于中国。最新的十二五规划所提出的目标非常正确，有助于在东方的活力和饱受危机冲击的西方的风险之间建立起终极缓冲。但是，欧洲危机导致中国经济在三年半后再一次出现减速显示，十二五规划支持消费的再平衡措施的实施毫无疑问是太慢了。

　　在一个易受危机冲击的全球化世界中，不存在繁荣的绿洲。作为世界增长最快地区的亚洲也不例外。随着欧洲危机的深化，金融和贸易联系的双生渠道意味着亚洲经济已无法独善其身。再平衡是中国及其亚洲供应链伙伴的唯一出路。惟其如此，紧扼亚洲咽喉之手才会松开。

作者Stephen S. Roach是耶鲁大学教授，曾担任摩根士丹利亚洲非执行主席。

英文原题：Asia Expo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