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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听到中国面临“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时，吓了一跳，台湾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接近8000美元（接近目前大陆的两倍）时，才开始面临这个问题，当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瑟罗（Lester C. Thurow）忠告台湾说，“要赶上先进国家，台湾只走了三分之一的路，不过这三分之一是最容易的路，接下来三分之二才是最难走的路，各种制度都必须大幅改革。”
当时台湾初临民主，各种政治经济制度也亟待改革，是一个解构、再建构的过程。
政治经济制度改革，到底需不需要民主化（不管是基层民主、党内民主还是广泛的民主进程），尤其对中国这个复杂、庞大的国家来说，会是棘手难题。而民主后，是否能带来经济成长，世界各国都有不同结果，例如台湾和新加坡的结果就不同。但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才必须加速改革，也要逐步实施民主，避免动乱，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台湾以“做大蛋糕”的方式，利用20世纪80－90年代的时机，发展信息业、科技业，带动经济大幅增长，再利用民主化的动力解除特权，为竞争创造条件，例如台湾交通现今四通八达，有多种选择，就是因为开放竞争（面积小也是原因之一）。以往铁路、公路、航空都是政府或国有企业独占，20世纪80年代末，台湾戒严令解除后，快速步上民主之路，航空及陆地交通开放多家民营企业竞争，竞争不过的政府单位及国有企业就必须退场。五年前又有高铁加入，台北到高雄只行一个半小时，引领风骚，使岛内航空几乎都被迫停飞。负责原有铁路营运的台湾铁路公司必须自找出路，例如短程运输或怀旧之旅。
民主化也使人民能够监督政府，消除贪腐，加强政府效率，并从政府得到稳定的服务，例如到台北区公所办事，你可以期待，一定有义工在那里招呼，也会端杯水。办事人员更会明确地告诉你，是否办得到，何时可取件。
但民主化并没有给台湾带来经济冲天发展的契机，台湾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000美元后，就陷入低增长，甚至陈水扁上任第一年，因为政治不稳定，“核四厂”停工，经济倒退6％。20年过去，到去年人均GDP才刚达到两万美元，股票加权指数十五年来，还没有恢复到巅峰期的一万点。
更重要的是，民主社会产生后，由于利益团体竞逐，取代整体利益。民众对经济发展为先还是环境保护为先，无法取得共识，例如台湾计划兴建的“国光石化”（上游产业、负责轻油裂解及生产乙烯），经过十年而未果，中小型石化企业只有纷纷到大陆、美国及新加坡去设厂。
台湾的贪腐现象，在民主化后只取得了有限度的改善，例如“国际透明国际组织”发布的“2011年贪腐印象指数”，台湾排名第32位（大陆第75位，香港第12位），而台湾贪腐最严重的群体却正是民主的产物――立法委员及地方民意代表。
与台湾相比，新加坡则是另一面镜子。新加坡一直是一党独大，实施不完全民主，但它经济发展制度合理，政府善于规划，例如新加坡已勾勒出未来四十年到五十年的发展远景，要把新加坡每一寸土地建成生活、工作、休闲的好地方，要增加人口到630万，又例如在赌场兴建前，就已制定各种条款，限制本国人进入的次数及需要的担保，既能赚到外国人的钱，又除去危害本地治安的风险因子。这些措施带动旅游业的兴盛，新加坡2010年经济增长率14％，近五年瑞士的国家竞争力排行榜上，新加坡有三年获得第一名。
新加坡尤其以整治贪官污吏著称。“国际透明组织”发表的清廉国家，新加坡名列前茅（2011年第四名），接近北欧芬兰、丹麦等国。反贪成为一种习惯、风气、文化。踏进新加坡贪污调查局展览室，一张张照片映入眼帘，不到450万人的国家，国家发展部部长、博物馆长、环境部部长、警察、私人企业董事长，都曾被控贪污罪，有的身败名裂，失去退休金、有的自杀，令人悚然。“贪污调查局叫你去问话，你就会吓得发抖，”一位新加坡专业人士说。
《历史的终结》一书作者弗朗西斯•福山在新近出版的《强国论》一书（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此为该书台湾译名）中探讨，国家建构应包括创设新的国家体制以及强化现有政府制度与功能，也就是国家必须常常思考体制的改革、政府的效率及管理范围。
任何改革都有阵痛期，台湾阵痛期持续了二十年，经过两次政党轮替才步入正轨。中国大陆改革一面要刻不容缓，一面又要不断评估改革优劣，还要推行逐步民主。肯定会有阵痛期，但如果不改，阵痛期会成为“长痛期”，拖缓中国繁荣的脚步，坐失千年难得的机遇。
台湾媒体人、汕头大学传播学院教授 杨艾俐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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