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帮助小布什胜选总统的智多星军师卡尔·罗夫（Karl Rove）和前白宫同僚、共和党战略专家吉尔斯丕（Edward Gillespie）联名在最新一期（3－4月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上撰文，建议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从外交政策上抓奥巴马的小辫，长美国志气，当“American exceptionalism”（美国特殊模式）的鼓吹手与振兴者。

　　“American exceptionalism”这个名词的意思是：美国从一开始就是例外的、特殊的、提倡自由的国家，两百多年来推行了这一模式因而全球一枝独秀。人们把它译成“美国例外主义”或“美国卓异主义”，我看最好称之为“美国特殊模式”。

　　罗夫与吉尔斯丕文章认为奥巴马贬低美国国际形象，使得美国变成“有缺陷的巨人”（a flawed giant），奥巴马说：“我认为有美国特殊模式就像英国人认为有英国特殊模式、希腊人认为有希腊特殊模式那样”，岂不等于美国并无特殊之处！

　　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家华尔德（Stephen Martin Walt）教授一贯批评“美国特殊模式”理论。他说美国历史上喜欢和外国打仗，视别国生命如草莽。1899-1902年美国征服菲律宾的战争，曾使20至40万菲律宾人丧生。

　　他还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败主要原因是在对苏战场上有生力量消耗殆尽，美国从西边空袭、滥炸德国城市等于无故残杀平民。德国死于美国轰炸的有30万平民，日本更多，达33万。负责轰炸日本的美国将军勒梅（Curtis LeMay）说：“如果美国在大战中输了，我们都会变成战争罪犯而被处决。”

　　但“美国特殊模式”并非毫无根据。思想理论保守反共的邱吉尔说他不恨共产党，因为是英国人创造的。英国人也好、法国人也好，不管做了什么都不会是“非英国”或者“反法国”。唯独美国舆论对美国人发出“非美国”或“反美国”的谴责，因为“美国”是强调意识形态的，不能容忍公民反其道而行。

　　美国创造了“自由世界”，苏联却没造成“共产世界”。今天的全球化实质上是“Anglobalization”（盎格鲁全球化），是以英文联络交流、以美元为国际货币，信息网络更受美国控制，“盎格鲁”种的大英帝国从来无此辉煌，现在也只当配角。

　　经常有人问：中国和印度同时“崛起”，为什么只有“中国威胁论”而没有“印度威胁论”呢？主要答案在于：印度是在“盎格鲁全球化”内部崛起，中国的崛起和“盎格鲁全球化”是擦边，自然也是擦“美国特殊模式”的边。

中国正被各方面的因素推上“老二”甚至“老大”位置，《环球时报》3月23日“社评”有趣地把中国“改革”与“崛起”比作“两个深水区”，又说中国人对“崛起”的深水区“没有主导权”，“中国是在内部凝聚力不断损耗的情况下走上崛起之路的”“中国确实在摸着石头过一条人类历史的大河”，如果不“改革”、不“崛起”都没有退路，“必须走向对岸”。

　　中国崛起这“深水过河”免不了与“美国特殊模式”发生摩擦。很有可能出线成为共和党候选人的罗姆尼，由于在保守派选民中支持率不高而企图争取中间派，特别想争取那些每况愈下的蓝领阶层的支持，极力鼓吹采取比小布什与奥巴马更严厉的对华贸易政策，前驻华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形容他这样做是在美国不处于“萧条时期”所不需要的、不明智的对华“贸易大战”（trade war）。

　　《华尔街日报》也站出来反对罗姆尼“反华”，警告他说，美国选民是不会积极投票给主张贸易保护主义的候选人的。它同时指出：是由于美国企业要继续“在全球保持竞争力”（stay globally competitive）而主动向中国进行工业输出，虽然就业机会“外包”却对美国经济发展有利，对华贸易摩擦却对美国自己不利。

　　罗姆尼大唱“美国特殊模式”时夹杂着“反华”调子，其实是为了确保自己“到达彼岸”，如果他真正进了白宫，也会变成识时务的俊杰。

中美必须和谐相处

　　前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前美国驻华大使普理赫（Joseph Prueher）去年召开研讨会并发表报告倡导“与中国同行的前路：掌握与中国交往的正确路线图”（A Way Ahead With China：Steering the Right Course with the Middle Kingdom）。

　　这一“正确路线图”的具体建议值得注意：一、美国先在经济上齐家治国，二、美国从军事领域外调整对台湾的政策、釜底抽薪，三、美中两国以平等地位对话，四、加大民间文化交流与结构性外交及半官方对话，五、美国摒弃“共产中国异己”概念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态度与中国交往，六、鼓励两国经济整合。

　　亲民主党的布鲁金斯研究所资深中国专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3月22日在香港科技大学作“China's rise: The view from Washington”（从华盛顿看中国崛起）讲演，谈到“中国老二”飞速发展呈超越“美国老大”之势是值得欢迎的，虽然会引起美国紧张，但两国和谐相处绝对必要。

　　李侃如在美国不断发表的言论以及最近新书立论中观点与普理赫相似。他一面担心美国大选年辩论可能对美中关系产生“比些微危险更严重”（more than a little danger）的后果，也劝下届总统先把国内经济整顿然后增进美中互信，关键在于两国对“在亚洲的军事信条”（military doctrines in Asia）展开深入与持续的讨论。

　　从前面这番讨论看出，不完美的“美国特殊模式”正在自我调整改善，正逢中国崛起而设法达到美中和谐相处，即使最反华的美国政客都不敢鼓吹与华“大战”。从中国方面来看，实际上也在摸索一种“中国特殊模式”，它是不能跳过“美国特殊模式”而平安到达彼岸的。

《孙子兵法》说：“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这也是中国式的“巧强力”内功。怎样在中美关系中“杂于利”而建立互信，“杂于害”而避免患难，将是对下届中国领导梯队的严峻考验。

　　作者是从印度退休的华人学者，现居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