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社会契约已经成为我们这个地球村的共同的挑战，对于如何更新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如何提高治理的水平，如何增强民众的幸福感将是新一年的各国的共同课题，而这些问题是否处理得好不仅关系到各国国内的稳定，也会直接影响世界的和平与繁荣。

历史必将会记住2011，众多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都集中地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发生：

　　年初，“阿拉伯之春”让执政几十年的中东北非独裁政权在顷刻间崩溃，本·阿里，穆巴拉克，卡扎菲等政治强人在同一年退出了舞台；3月11日，日本发生了百年一遇的“东日本大地震”以及核电站事故对日本的影响将会持续几十年；5月初，本·拉登被击毙宣告长达10年之久的“反恐战争”即将结束，随后出现的美国国债降级，债务上限危机预示着美国的后反恐时代的到来；进入秋天，欧元区债务危机引发了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和欧洲国家治理的反思，预示这个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成功的超国家行为体的合法性开始受到怀疑；印度则爆发了自甘地以来最大的大规模绝食抗议游行活动；入冬以后，俄罗斯杜马选举引发的大规模示威游行预示着普京时代已经过了高峰；东南亚最封闭的国家缅甸开启了融入世界的进程；岁末又传来朝鲜领导人金正日逝世，金正恩时代是否到来还充满着未知数。2011年对于中国来说虽然没有发生上述具有极大冲击波的事件，但无论是动车事故还是乌坎事件都对新一届领导层提出了更高的执政要求。

　　回首2011展望2012，我们看到的是一幅混沌，无序，而又充满变数和活力的图景，世界似乎开始进入“无极时代”（nonpolar era）。笔者认为看似“无序”的世界可以用一个关键词来盘点，即开始重建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而不妨将2011年定义为“全球社会契约重建元年”。

后反恐时代的美国社会契约重建

　　美国纪念“九一一事件”十周年的前夕，6月奥巴马总统宣布从阿富汗撤军，8月初美国两党在最后一刻才就放宽债务上限达成妥协，而后标普公司（S&P）取消了美国长期以来的3A地位。自1991年苏联解体后，全球控制（global dominance）成为了美国国际战略目标，而十年前的“九一一事件”后小布什政府发动的“全球反恐战争”把美国带入了 “单极时刻”（uni-polar moment），过去的十年时间里美国与美国人充分地享受到了这种前所未有的至高无上（global primacy）国际地位所带来的利益。美国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社会契约被这场战争和这种国际地位所重新定义。

　　虽然美国政府的单边主义的做法在国际上并没有太多的支持者（包括欧洲盟友在内），但是世界对于美国的实力深信不疑，国际知名评级公司一直维持着美国国债的最高级别，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阿拉伯产油国始终在不断购买美国国债，他们判断的前提都是对美国的单极世界的信心。这些国家源源不断的资金流入美国不仅向其间接地提供了反恐军费，也为美国的消费者提供了廉价的信贷。而大量的廉价信贷推动着美国旺盛的国内需求，消费经济在国际上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在国内则让美国的普通民众体会到了当美国人的优越感，因为借钱太容易，美国消费者们也就自然对政府的反恐战争必要性以及道义上的宣传深信不疑了。但是，次贷款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让世人看到了反恐十年的美国的社会契约的不可持续性。

　　奥巴马执政以来，美国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注意结束反恐时代，并为后反恐时代谋划新的社会契约，但是道路看来很不平坦。美国新的社会契约不大可能继续依靠国际战略为基础，而主要取决于如何重振美国经济，创造就业，改善贫富差距的国内战略来建构，否则任何美国政府的合法性就会受到社会的严重质疑，无论美国政治在形式上如何民主都不能保证“占领华尔街”运动不会重现。

主权债务与欧洲社会契约的重建

　　大约在10年前，欧洲联盟导入了欧洲单一货币的欧元，货币联盟让欧洲一体化模式成为了世界上地区一体化不用置疑的模板。虽然在欧盟内部对于采用欧元的负面影响有不少争论，但是欧洲的政治家们一直向欧洲民众宣传欧元区的美好远景。特别是那些经济相对落后的欧洲边缘国家的民众得到的是将会获得同欧盟富国同样的社会福利，劳动条件和生活水平的政治承诺。

　　这些欧元区的边缘国家在过去的10年时间里虽然在表面上实现了同欧盟富国类似的高福利和高消费，但是这些并非因为他们的实体经济得到了发展，而主要依靠来自欧盟富国的大量 “廉价资本”的支撑。无论是希腊，爱尔兰还是意大利事实上在国际竞争力上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优势，年轻人失业率极高，而这些都依靠政府举债发放救济金暂时缓解愤怒。但是这种政府举债维持高福利，民众容忍政府的腐败和挥霍的社会契约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立即显现出不可持续性，希腊的暴动和意大利总理的辞职就是明证。

　　欧元区国家，尤其是那些债务国的社会契约必须得到重建，关键在于如何提高这些国家和民众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竞争力，另外相对降低高福利，并将有限的资金用于经济发展和人员培训，这些都需要政治家的勇气和民众的理解。

中产阶级推动中国社会契约重建

　　谁都公认中国目前处于发展黄金期也是矛盾凸现期，中国的群体事件年年增加早已不是什么新闻，2010年中国发生的群体事件达18万多起，在过去五年内翻了一倍。但是，2011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中产阶级的不满情绪的表达开始明晰化。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特别是1992年市场经济的确立后，城市居民为主的中产阶级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人数最多的获益人群。上述的群体事件在过去主要发生在农村，或者小城镇和城乡结合部，但是现在城市的中产阶级的不满情绪开始进入集中表达阶段。天安门事件和苏联解体后，中国的改革的重点放在经济改革上，在政治改革上步子不大。中国政府和社会（中产阶级）之间的社会契约在过去近20年时间里不仅存在，而且运转良好，即在经济上政府保证持续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在政治上中产阶级保持不争论或者沉默，这种默契不仅发展了经济，而且也维护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中国的城市在过去20年时间保持了相当的稳定。

　　但过去10年时间里中国的中产阶级的压力明显增加，高房价，子女教育，老人赡养等实际问题让很多的城市白领的优越感和安全感下降。与此同时，相对富裕和教育水平较高的中产阶级对于政府的执政水平，治理手段，信息公开有了更高的要求，而发达的传播手段有为中产阶级表达自己的声音提供了有效平台。“7.23动车事故”的遇难者主体都是中产阶级，虽然遇难人数远远低于中国煤矿矿难的死亡人数，但温家宝总理亲自到现场才让事件告一个段落，而过去矿难的解决往往是赔款就了结了。动车事故后，铁道部的降速，召回，检讨等动作以及在年底前国家公布调查报告等都证明了中产阶级的不满得到了有效回应。中国的社会契约将会在中产阶级的要求日益增强的背景下得到重建，他们需要安全，安心，尊严和透明，这些已经不是依靠收入增加能够解决的事了。

俄罗斯须更新社会契约

　　世纪之交，普京担任俄罗斯总统后明显加强了国家的统治力度，在政治上实行所谓的“有管理的民主”（managed democracy），强化总统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在短时间内树立起个人权威。这种威权式统治带来的直接效应就是政治稳定，而且获得了国民的认同。与此同时，在经济上适逢国际油价和天然气价格高位以及欧洲的旺盛需求让俄罗斯经济到2008年保持了较快增长。在外交上，普京的强势满足了俄罗斯人希望洗刷叶利钦（耶尔辛）时代饱受西方颐指气使的屈辱的愿望。

　　从1999年到2008年，普京担任总统期间他与国民之间存在着一种隐性的契约关系，即普京保证政治稳定，国际地位和生活水平提高，国民则自愿对威权统治容忍。但是，2011年的俄罗斯杜马选举的结果以及由此引发的大规模游行示威证明这种社会契约已经开始接近有效期限的终端。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了俄罗斯经济，失业率上升收入减少等情况让很多原来支持普京的选民开始失望；第二，普京的长期执政让一批新的“寡头精英巨富”开始出现，他们往往同能源和金融行业相连，社会的向上流动性（upward mobility）受阻；第三，2008年普京从总统转任总理，特别是今年9月宣布同梅德韦杰夫交换“职位”竞选总统，加上修改宪法将总统任期延长到六年等做法让很多选民对此充满了疑惑和不安。

　　明年3月的大选，普京仍然很可能当选总统，但是俄罗斯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更新现有的社会契约，否则将不可能一帆风顺。

阿拉伯之春后的中东北非国家

　　民主化运动后的中东北非国家面临的课题同上述国家不同，不是重建社会契约而是要创建社会契约。中东阿拉伯国家政府收入来源主要依靠以能源出口等非创造性生产部门的收益，经济结构高度单一的特点直接影响其社会结构，随着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后果。政府与国民之间没有建立正常的“契约”关系。世界多数国家的政府通过向国民征税获得财源，并向国民提供各种服务，对国民负责，双方存在着隐性“契约”关系。而中东国家的政府类似依靠收租金生活的“寄生虫”，这些国家对于国民征税较低，有些国家甚至可以不向国民征税。靠不劳而获生存的政府几乎感觉不到任何必要和动力去建立政治体系来倾听国民的声音，相反认为将政府对国民的服务视为统治者对臣民的赏赐，更不认为国民有权利过问政府决策。丰富的资源和政府可观的容易收入（easy money）则被用来与西方国家进行交易的筹码和压制国内反对派的资金来源，国家机器趋向暴力化，社会生活趋向凋零化。

　　民主化后的中东北非国家的社会契约的创建要建立在经济社会改革上，经济结构的多元化，教育现代化是关键，如果原有的经济结构得以延续，政府与国民的契约关系仍然不能建立，利益集团仍然会垄断决策过程，政府仍然可能将自己看成高高在上的统治者，更不认为国民有权利过问政府决策，这就又回到原来的模式，即使有了一个民主的外衣，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从以上五个案例可以看出，重建社会契约已经成为我们这个地球村的共同的挑战，对于如何更新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如何提高治理的水平，如何增强民众的幸福感将是新一年的各国的共同课题，而这些问题是否处理得好不仅关系到各国国内的稳定，也会直接影响世界的和平与繁荣。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