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刚刚过去，用什么词汇来形容这一年呢？愤怒、抗议、暴力、悲伤……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有喜感的词汇来描述这一年。无论穷国还是富国，无论大国还是小国，在2011年都遇到了麻烦，从长时段来看，1979年体系的崩溃是2011年烽烟四起的根源所在。

1979，那一年

　　人类的本性在于总是将亲身经历的苦难夸大，而将他人的痛楚淡化。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危机迭出，身处时代潮流漩涡的人们，不知何处是故乡。历史的发展犹如大江东去，只有站在岸边的人才能看清方向。2011年的种种危机都源于并不受重视的1979年。

　　1979年的重要性在于，那一年一个新的全球权力格局正在形成，想想吧，苏联入侵阿富汗、伊朗霍梅尼革命、萨达姆登上权力巅峰、《埃以和约》签署、中国开启改革大幕、埃居（ECU，欧洲货币单位的简称）作为记账单位出现、撒切尔夫人当选为首相、索马里海盗开始猖獗等等。这些似乎杂乱的现象背后却有着不同凡响的逻辑。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大中东地区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权力结构。美国正式确认在中东的军事存在，1979年霍梅尼推翻了巴列维国王的统治，建立了伊斯兰共和国；伊美关系逆转，驻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被围困400多天，美国特种部队折戟沉沙，美国在中东的影响一落千丈。为了防止苏联借道伊朗控制波斯湾，卡特总统1980年的国情咨文中宣布：“外部势力攫取控制波斯湾地区的任何企图，都将被看作是对美国根本利益的进攻。对于这种进攻，美国将使用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任何必要手段，予以击退。”此后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进一步确认了以伊拉克、沙特为首的阿拉伯国家与波斯人的伊朗之间的对抗与平衡。

　　1978年“戴维营协议”签署之后，次年，《埃以和约》签订，这是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和解的开始。埃及是阿拉伯国家中的老大，如果没有赢得埃及的和解，以色列是难以在中东地区存在的。同样，埃及签约之后为阿拉伯兄弟所抛弃，在阿盟中的影响力大为削弱。在此后三十年中巴勒斯坦人的境况并没有得到改善，但是中东和平的结构性框架却是存在的。

　　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而言，1979年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一是英美新自由主义的流行，尤其是英美国家为金融全球化松绑，金融创新成为一股难以抵挡的潮流；二是欧洲联合进一步整合，共同的货币不再只是一个梦想，而是进入操作层面，埃居作为记账单位出现，为欧元的流通奠定了基础；三是中国改革开放，这个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开始了快速发展的过程，虽然早在70年代初尼克松就看到了中国的潜力，但是1979年之后中国将潜力变成了实力。东亚的经济重心从亚太边缘向中国一侧移动。中国、美国与欧洲成为全球政治经济的三极，这一趋势将进一步确认。

　　从国家形态来看，经过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民族解放的欣快之后，到70年代，国家之间出现剧烈分化，东亚四小龙快速发展逐渐走上强盛之路，而亚非很多国家则建立了强人政治，并向集权独裁方向滑落，还有一些国家一直未能踏上国家构建的起点。强人政治维持了死气沉沉的稳定，而未进入国家构建通道的国家开始向失败国家沦落。

　　一般而言，1991年12月苏联解体被认为是冷战的终结，现在来看，这种观点过于表面，从全球政治经济的变局而言，1979年未尝不是一个节点。历史的书写总是源于现实，就像全球史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的那样，每代人都需要重新书写历史，每代人都需要对历史有新的见解。2011年的全球变局让我们重新发掘1979年的历史意涵。

2011年，一个新的开始？

　　1979年所发生的近乎杂乱的事件，尘埃落定之后形成了一种有章可循的结构或者体系，所谓的体系，就是各种力量在一种相对稳定的框架中的互动，体系更多的是人们认识复杂国际形势的一种工具。

　　2011年最具影响力的新闻就是阿拉伯之春，美国《时代》周刊将其列为全球十大新闻的榜首。突尼斯、利比亚、也门、埃及四国实现了权力的更迭，强势领导人在人民的抗议声中或者逃生，或者毙命。叙利亚内战正酣，巴沙尔（阿塞德）政权能够维系多久都是一个问号。“阿拉伯之春”不仅是全球民主化浪潮的第四波，也是国家形态的转变，二战结束之后，亚非殖民地经历了民族解放、强人上台之后，进入国家建设的第三个阶段，那就是落实大众主权，建立宪政。

　　推翻强人政治只是建立现代宪政的一个起点，以往的历史经验证明，现代宪政的建立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权力框架，也就是国家性；一个成熟稳定的公民社会；还有就是经济福利的增长。无论阿拉伯之春能否催生一批宪政民主国家，有一条是可以确认的：强人政治已经不受欢迎了，国家形态的转型已经开启。前方究竟是落英缤纷的桃花源还是荆棘丛生的羊肠道，就看人们的意志、智慧，还有运气了。

　　2011年美军从伊拉克撤军，长达8年的伊拉克战争结束；埃及政权轮替之后，《埃以和约》受到质疑。美国在来去之间搅乱了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伊拉克战争，绞死萨达姆之后，伊朗最大的地缘政治对手消失了，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开始掌权，两伊从对手开始变成朋友。在阿盟制裁叙利亚的投票中伊拉克新政权投了弃权票，因为叙利亚是伊朗的铁杆盟友，未来伊拉克新政权亲伊朗是不可避免的。美军打了八年，却帮助自己的死敌消灭了一个死敌，这是地缘政治上的重大失误。没有埃及和平保证的以色列是焦虑不安的，加上两伊接近，曾经支撑中东地缘稳定的两大支柱土崩瓦解了。

　　欧债危机、中国的房地产泡沫让1979年以来的全球政治经济变局进入盘整期，欧元的去留引起了人们的疑虑，一个没有欧元的欧洲是难以再振雄风的，欧洲人能否将危转为机，借助债务危机完成政治经济的深度整合，从而建立一个强大的欧罗巴合众国，这是2011年欧洲给世界留下的最大问号。

　　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进入一个瓶颈期与转型期，房地产泡沫推高GDP虚高，如何从一个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向一个内外需均衡的开放经济体转变，是中国必须要解决的问题。1994年汇改以来，中国经过18年的努力成为世界贸易大国，贸易型国家向金融型国家的转变需要的不仅是技术创新，更需要观念的转变与制度的建设，尤其是契约精神、法治观念、司法独立、媒体自由等等。

　　无论欧洲、中国还是美国都不得不面对一次政治经济的变革，欧美福利国家借助金融全球化的高速列车，向中国等新兴国家大量举债，完成了国民福利的转移。寅吃卯粮与卯吃寅粮的模式再也维持不下去了，欧美需要“自力更生”，而中国人也需要“享受果实”

　　1979年形成体系在2011年已经被颠覆，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悄然来临，人们迎来的2012年里，世界将何去何从？

作者是日本亚太政经调研中心海外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