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快速崛起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争的事实，因此受到世界的瞩目，国际的战略家则对中国的未来定位充满了揣测。有的人乐观以对，认为中国的发展将为世界各国带来机遇；有的人则“先天下之忧而忧”，将中国的崛起动辄打上“中国威胁论”的标签。国际的捧杀与棒杀可以理解，但是中国的领导人和战略家却要对国家未来定位保持充分的警醒，既不能盲目自大，又不能固步自封，必须从战略的高度将国力增长与世界格局的变迁，进行积极的动态调适，使中国崛起既能凝聚国内的士气，也为世界接受和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者认为近日中国学者阎学通在《环球时报》撰文提出“从物质实力角度分析，目前一超多强的实力格局开始向‘两超多强’演变”的说法，将中国自封为在物质实力上可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确是一个很值得商榷的话题。

超级大国的标志

　　在国际政治学领域，超级大国（superpower）又称为超级强国、超级强权，主要指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在国际体系中处在遥遥领先地位，从而在国际规则制定、区域乃至全球事务中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或干涉能力。“超级大国”概念最早出现于1930年代，直到二战和第二次中东战争，该概念主要用来描述大英帝国的日渐衰颓；普及于冷战时代，主要用来刻画美国和苏联作为两大阵营的领头雁，所拥有的超强的政治动员能力和相互确保摧毁的军事力量。冷战结束至今，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

　　从历史上看，超级大国的综合实力体现在文化辐射力、政治外交能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教育水平、人口及地理资源禀赋等方面。文化辐射力主要指承载的文明形态、国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精神产品的创新活力；政治外交能力主要指国家在区域和全球事务中的领导能力；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是综合国力得以维系和不断增长的重要硬实力基础，也是干预或主导地区及全球事务的手段；教育和科技实力既是国家知识与技能创新的集中体现，也是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重要支撑；人口与地理资源禀赋是超级大国不可缺少的条件。历史上的大英帝国、昔日的苏联和今日的美国，都曾具备或依旧具备上述条件，从而深深影响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

　　美国自1900年以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二战结束时美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将近一半，并且拥有了主导全球政治、经济与安全事务的力量，一跃成为世界超级大国，虽然苏联也是一个超级大国，但是除了军事力量之外，在经济力量、制度活力和战略远见等要素方面不能与美国相提并论。美国在二战后主导的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现称为WTO）等直到今天仍是全球化体系中的重要制度安排。而在军事力量方面，美国及其盟国1986年时的军费占世界军费的49%，对手阵营的军费占世界军费的42%；2011年，美国及其盟国的军费支出占世界的70%，而被美国视为对手国家的军费加起来还不到世界的15%。虽然美国陷于当前的金融危机和财政赤字而表现为相对衰落，但是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局面在21世纪前半叶将会继续，并且美国的国家战略仍会竭力阻止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出现。

成为超级大国的危险

　　笔者认为，美国人所认为的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逻辑整体，只有确保国家作为全球领导者的超强地位和绝对实力，才能拥有主导全球事务的主动权和选择权，美国的国家地位才是安全的，才能保护美国主义规则下的国家利益。所以，美国的不安全感，从战略层面讲是担心霸权地位的旁落，所以反复坚称要保持美国在世界和区域事务中的领导力；从利益层面讲是要确保美国在海外的市场和资源通道，所以要努力确保美元地位、反复在中东开战、高调重返亚洲甚至介入南中国海问题；从军事层面讲是担心受到别国或恐怖组织的攻击，使其作为超级大国的颜面受到严重羞辱，所以不惜大量举债以反恐的名义，发动针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如果出现了另一个超级大国，就意味着美国自二战后在国际舞台上所享有的既得利益可能不保，势必给在世界上独领风骚数十年的美国人造成巨大心理冲击。虽然美国一些学者如塞缪尔·亨廷顿和保罗·肯尼迪等不赞同超级大国独霸的观点，但是美国的决策体制不会轻易改变其维持超级大国地位的惯性努力。

　　美国人将超级大国苏联的解体看成“冷战的胜利”，将中国的和平崛起视为21世纪最紧迫的挑战。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自2009年以来紧锣密鼓地加紧对中国的防范，政治上重塑与亚太盟友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并支持印度介入亚太事务，加强美日印的高层对话与合作；经济上靠推动TPP（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与中国争夺亚太市场；军事上提出“空海一体战”，扩建关岛基地、在澳大利亚驻军，强化军事部署。不仅如此，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去年11月甚至脱口而出将中国、印度和其他新兴国家视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威胁。近日，美国评论家甚至将中国未来五年用于和平目的的航天计划，也看成是对美国的威胁。

超级大国的封号之于中国，既意味着崛起的荣耀，也意味着陷入美国战略之彀的危险。实际上，中国虽然具备成为未来超级大国的潜力与基本条件，但从目前来看，也只是经济上块头较大。即便10年之后，中国GDP超越美国，但人均财富仍然偏低，并且中国社会治理、能源问题、人口问题、环境问题尤其是台海统一问题、东海、南中国海争端等短期内恐难以解决，将大大拖延中国成为超级大国的步伐。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如何持之以恒地用理性而不是民族主义情绪的力量，不断与国际体系进行动态调适，既让周边及世界其他大国放心接纳中国的崛起，又能体现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道义、责任与影响力，是摆在中国领导人和战略家面前的一道重大现实课题。

作者是中国国防科技大学国家安全与军事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