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说：“你们将永远与穷人相伴。”尽管财富大幅增长（这主要体现在上个世纪），但由于我们对贫困的定义是相对的，所以耶稣的话在今天仍然适用。有些人反对这一观点：高收入国家的贫困现象难道没有销声匿迹？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难道没有日益减少吗？答案是：确实如此，不过仍存在很多贫困现象。但我们都是“社会动物”。填饱肚子之后，我们就希望参与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但是，不平等状况的加剧却成为了拦路虎。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在近来一份有趣的调查中指出，收入最高的1%人口——平均税后实际家庭收入在1979年至2007年间增长了275%——占总收入的比例已达到了17%。而对于收入最高20%人群中的其他人而言，平均税后实际家庭收入增幅为65%。处于中间的60%（21%至80%）人口，平均税后实际家庭收入增长略低于40%。最贫困的20%人口，平均税后实际家庭收入增幅为18%左右。经合组织(ECOD)表示，“在过去30年收入增长中，大部分落入了美国最富有人群的囊中。”此外，该机构还指出，这些收入增加的部分大多流向了企业高管和金融从业人员的腰包。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英国和其它高收入国家，是否正出现（或有可能将出现）类似的变化？这正是英国决议基金会(Resolution Foundation)11月份发起的一次研讨会的主题。*我得出的结论是：尽管在所有高收入国家，导致类似美国那种不平等加剧的力量也在发挥作用——经合组织近来的分析证实了这一观点——但在结果上体现出了程度和趋势的不同。**

　　过去20年中，英美两国在上述两方面表现得都十分相似。比如说，不平等状况在荷兰和德国要轻微得多，而法国则在过去20年里基本上没有加剧。2005年，最顶端1%人群占税前收入的比例，荷兰为5.6%，丹麦和瑞典为6.3%，加拿大为12.7%，英国为14.3%，而美国为17.4%。政策和社会偏好——尤其是顶层人群在股票相关回报和金融服务业所扮演的角色方面——造成了非常大的差异。

　　另外，区分一下大多数人和顶端人群在趋势上的不同也十分重要。而区分变化的幅度也是同样重要：美国相对而言一直不太平等。但不平等加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伦敦经济学院(LSE)的史蒂芬?梅钦(Stephen Machin)在参加决议基金会主办的研讨会时指出，过去10年间，中等收入阶层与底层的收入比例保持稳定。再看一下美国，其最富有的1%人群的收入占比到2000年已达16.5%，到2008年则接近17.7%。2000年时，英国的这一比例已达到12.7%。

　　这些变化背后的推动力是什么？经合组织得出的结论是（或许令人吃惊），“无论是日益紧密的贸易融合，还是金融开放，都没有对薪酬不公或就业趋势产生重大影响。”几乎可以确定的是，技术变革更为重要，尽管两种力量很难区分开来。单身家庭数量增多，高收入男女结婚的可能性增大。但男性收入分散度的上升则更为紧要。

　　对于不平等现象加剧之所以事关重大、以及本应采取何种对策，人们会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至少在高收入国家，不平等现象加剧最为紧要，因为它既摧毁了人们对于实现任何合理程度的机会均等的希望，也加固了权力上的不平等，进而使大范围的特权得以保留，尤其在税收方面。

　　这种结果甚至对于那些不关心结果公平的人都具有重要意义。我想补充一点，有些人（或许非常多的人）能够获取处于顶层的超高收入，原因就在于委托人（外部投资者）对于其代理人（公司高管和金融家）的管理失控造成了抽租现象。一次巨额回报不但有失公平，同时也是无效的。

　　我们应当怎么办？我们需要一个宏大的议程。它必须涵盖就业、教育、公司治理和金融改革，而且无论有多大困难，还应包括再分配的内容。这个议程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分裂。那就由它去吧。如果西方民主国家想在本国民众的眼中保持合法性，这场论争不可避免。美国的情况或许并非如此。但在英国，情况就是这样。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曾辩称，“过去20年发生了一场阶级斗争，我所属的阶级已在斗争中胜出。”此番言论没有让他受到同一阶层的人的追捧。但巴菲特说得肯定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