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2011年底撰文反对“革命”，顿时舆论沸腾。其实，这一话题并无新意。十多年前，李泽厚、刘再复就有《告别革命》一书的出版，试图对中国的近代史进行重新回顾。相比之下，韩寒的文字显然肤浅得多。不过，中国刚刚出了一个乌坎，韩寒博文又以“群体事件”发端，有着明确的针对性。更有意思的是，韩寒不仅获得了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赞扬，也受到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支持。左右两派能有如此之“和谐”，在近十几年意识形态的口水战中实属罕见。

　　为此，我在《金融时报》中文版上发表了一篇《中国的革命恐惧》，指出韩寒以中国人素质低为由而反对革命，主要是因为没有跳出自五四以来启蒙主义的思想框架，总觉得中国的进步是建筑在知识分子对民众的启蒙的基础上。殊不知，从小岗村到乌坎，这些农民之所以能给中国带来真正的制度创新，并非由于他们接受了知识分子的启蒙，而是他们能够成功地运用乡土文化资源，自发组织“群体事件”。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小岗村对改革的象征意义，一直被解读为突破大锅饭、按市场规律办事等等。但是，人们一直忽视了小岗村的意义，首先是个“群体事件”。改革了三十年，中国对“群体事件”中的制度创新之意义，几乎没有讨论。而欧洲和日本在探讨自己的制度生成时，这样的讨论则汗牛充栋。因为对小岗村的意义未能充分挖掘，中国知识界对乌坎事件多少有些措手不及。

　　我的上述批评，也只说了一半的话。另一半是，中国知识界和公众对“革命”的理解过于狭隘。这不仅仅是中国本身的问题。在整个现代世界史上，“革命”越来越多地被和暴力、屠杀等等联系在一起，几乎成为负面词汇。“革命”的典型是“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而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建立，几乎不被称为“革命”。英国的“光荣革命”和美国的独立战争，则越来越不被当作是“革命”。因此，我们不妨先追溯“革命”概念的流变，然后再讨论“革命”作为一个理念，是否还有被拯救的价值。

什么是“革命”？

　　首先，我们所谈的“革命”主要来自西方传统。中国上古虽然也有“殷周革命”等等，但即使是现代中文中的“革命”，也不再是指那种天命的继替了。在西方，“革命”的概念本来相当平和。亚里斯多德把“革命”界定为两种，一是彻底地由一个政体转向另一个政体，一是对现有政体的修改。现在英文中的“革命”（revolution）则直接从拉丁文中演化而来。哥白尼那一引起科学革命的巨著《天体运行》（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英文为On the Revolutions of Celestial Bodies），按字面意义就是“天体革命”。“革命”乃生生不息的变动。在那个时代，社会结构的变动也成了“革命”。不过，“革命”作为一个政治词汇被大量运用，大概还是从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开始。

　　“光荣革命”是来自尼德兰的威廉三世，率军渡过英吉利海峡，取代了信奉天主教的国王詹姆斯二世，确立了君主立宪的政体。这一巨变，被欢呼为“革命”，乃至整个18世纪的英国，都在“革命”话语的笼罩之中。离开“革命”这个词汇，几乎任何政治话题都无从开始。

　　在这一政治话语中，渐渐形成了两派。一派也许应该称为“革命派”，后被称为“辉格反对派”，包括有“自由主义之父”之称的洛克、休谟、和法学家布莱克斯顿（William Blackstone）等等。他们认为，“光荣革命”为英国带来了全新的政治体制：君主权力受到限制，人民的权利有了保障，包括抵抗暴君的权利，主权在民的政治理念得以确立；同时，政教分离，人民享受着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贵族所主宰的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得以废除，工商阶层崛起，工商业所创造的新财富，使自由与独立的精神渗透到整个国民的精神之中。同时，他们并不把“光荣革命”作为一个突发事件，而将之描绘为长期的政治、社会、经济变革积累而创造的历史转折点。带来这场革命的也并非是仅仅议会，而是英国人民本身。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1688-89年并不是“革命”的胜利或终结，而是“革命”的开始。自由的进程不仅在英国继续，而且也为人类提供了典范，刺激着其他地区的革命。

　　另一派，则是所谓“辉格正统派”。这派的得势主要是在华波尔（Robert Walpole）1720年成为首相后。华波尔及其政治盟友认为，“光荣革命”确立的并非“主权在民”的原则，而是议会至上的原则。“革命”所奠立的是一个完成了的整体，而非进一步改革的蓝图。“光荣革命”不过是恢复了英格兰传统的自由，是一种复古。恰恰是被取代的詹姆斯二世才总要寻求变革，试图剥夺英国人的传统权利。这就开启了“光荣革命”后的保守主义传统。

18世纪末期国际政治的巨变，彻底改变了上述这两派政治话语之间的均势。“法国大革命”刚开始，英国的“辉格反对派”还觉得这证明了英国“革命”理想对世界的感召。但是，革命后的法国马上变成了英国的头号强敌。另外，美国的独立战争，即所谓“美国革命”，也是秉承着“辉格反对派”的自由主义理念，导致了北美十三殖民地的“叛国”。特别是普莱斯（Richard Price），作为“美国革命”的积极支持者，在当时对“光荣革命”进行了最为“革命性”的解读：人民的权利得以伸张，暴君被驱逐，财产权得到保障，良知得到解放等等。这直接引发了有“保守主义之父“之称的伯克写下的《法国革命的反省》。伯克称“光荣革命”没有任何新的思想，不过是复旧，是恢复英格兰的传统权利，由此认为只要回到过去的秩序，就没有任何进一步改革的必要。

政治需要左右了“革命”的诠释权

　　“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一下子结束了英国内部的公共思想辩论。“辉格反对派”成为异端，其理论越来越显得“不爱国”。“光荣革命”再难被解读成为“革命”。保守主义的解读则成为主流。日后欧洲大陆动荡不定，经历了拿破仑后，又有了1848年革命。相比之下，英国则异常稳定繁荣。保守主义对“光荣革命”的解读变本加厉，渐渐发展出“英国例外主义”：即英国是一个传统主义的国家，其政治理念的核心，就是捍卫传统的自由秩序，并能成功地抵抗挑战这种秩序的种种“变革”。到了20世纪末，对“光荣革命”的解读几乎被凝固化：这不过是贵族主导的一场不流血的无痛宫廷政变。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光荣革命”不过证明了民众的激进主义没有任何意义，一切都可以通过议会来获得解决。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则把英国1640-1660年导致弑君的“内战”，视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光荣革命”反而不成为“革命”了。

　　耶鲁大学教授品可斯（Steve Pincus）最近著书为“光荣革命”翻案。他指出，关于“光荣革命”的辩论，到18世纪末嘎然而止，然后就成了传统主义的一面之词。这并非是因为学术界对史实有任何一锤定音的重大发现，而是出于一系列政治的需求。他进而研读大量史料，揭示出“光荣革命”远非贵族的宫廷政变，而是激烈深刻的变革，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场现代革命”。历史学者瓦伦斯（Edward Vallance）也出版了《光荣革命》一书，指出这场“革命”远非传统派描述的那么平和，而是伴随着大量的战争和屠杀，并对人民的权利、政治参与等等有着前所未有的影响。事实上，“光荣革命”的直接导因是威廉三世大规模的入侵，结果是把尼德兰的政治经济制度移植到英国。英国自由主义之父洛克为“光荣革命”辩护的书，主要也是在尼德兰完成的。他亲自伴随威廉三世的妻子、詹姆斯二世的新教女儿玛丽回到英国。而这套尼德兰的体制，则经过了惨烈的80年战争……

　　欧洲史的这些新发现，对中国有什么现实意义？首先，在西方“法国大革命”后的二百年，已经形成了一种自由主义的反“革命”保守传统，即把自由视为对传统秩序的捍卫，“革命”则被描述为抛弃传统、制造暴力和屠杀的激进主义灾难。中国经历了五四的反传统主义，孕育了共产主义革命，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声中，“革命”与“造反”几乎成了同义语。在这种历史经验中，自由派知识分子形成了对“革命”的恐惧。《告别革命》一书就是一例。“渐进改革”、“体制内改革”等等，也成为知识界的思想主流。这样，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危机，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当局一起都站到了“维稳”的立场上。

　　最近西方学术界对“光荣革命”的“翻案”，则为我们提供了看待历史和现实的新视角：人类深刻的变革和进步，并非人们一厢情愿所想象的那么温和，也不可能永远走体制内的道路，更不能指望着既得利益集团的配合。征服或打碎旧有的既得利益集团，经常会是一个激烈的过程。

　　张维迎教授曾经提出“领导干部是改革的最大利益受害者，应该补偿”之说，大概是希望通过赎买换得干部对改革的配合。但是，前铁道部长刘志军8亿多的贪污，揭示出中国难以赎买出良性的改革来。事实上，小岗村和乌坎的“群体事件”都是来自体制外、甚至不被体制所容。体制对这种体制外冲击的适应，往往导致体制本身的“革命”，带来巨大的社会进步。过去三十年，中国在经济改革上突飞猛进，在政治改革上犹豫不决，也多少是来自于对“革命”的恐惧。因此，重新审视现代世界史，重新发现“革命”的意义，对于我们思考中国的未来应当有重大的帮助。

作者是美国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