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大学时曾在宿舍讨论以后最想从事什么行业，某男同学脱口而出：若生在古代最想当皇帝。众女生侧目，男生向往之。最后还是熟读史书的同学忍不住调侃，“不怕累倒也可以考虑”。

　　话说古代皇帝除了应付文官及后宫佳丽三千的各种骚扰，最头疼的还有花样繁多的礼仪祭祀。其中包括“亲耕”这种纯属为演技派而设的戏码，估计跟现代议员种树、企业家奠基异曲同工，只不过工程更为浩大，体力不好的皇帝说不好就被折磨得挂了。但若与现在政商的典礼仪式相比拟，恐怕是低估了古代礼仪祭祀的作用。

　　“朝廷上的政事千头万绪，而其要点则不出于礼仪和人事两项。”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里说得透彻，面对庞大的文官体制，还有上亿的百姓，中央政府只能通过礼仪督促各大小官员按部就班，上下有序。唯有这般才能塑造“道德”的形象，确保社会的稳定性。所以回溯中国历史，社会与经济课题往往都不及政治。

　　这与中国中共中央现在操作的方法是很相似的，是政治主导经济（指政府主导）的模式，因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维稳”是中央那根不能碰的神经。与之相反的，则是西方国家经济主导政治（指市场机制）的模式。

　　若放在中国内部政治的语境中，可以笼统归纳前者为重庆模式，后者为广东模式。在中共十八大趋近的这些日子里，两个模式的相关政府官员，连带着民间左派与右派，频频的博弈有了更深层的含义。火烧百份《南方周末》、网络上互骂、“疑似”警车护航民工游行等事件，只能说是青萍之末。

　　而重庆与广东这两种模式，哪个更利于平头百姓呢？

　　我认为最后的结果都差不多。目前政治主导经济的模式肥了贪官与国企，经济主导政治的模式演化后更接近西方国家的情况，肥了金融业与有门道的大企业。

　　不管老百姓愿不愿意，目前的国际经济形式似乎已注定中国要走向广东模式。《联合早报》一篇由吴丽英撰写的财经特稿《中国经济的冬天来了？》文中结尾指出，“中国在国际经济中陷入四面楚歌，有如一座孤岛”。中国在被孤立的情况下启动内需自救是当务之急，必定需要释放国企的空间，让位给民企，以带动消费与投资。这无疑与广东模式更接近。

但这样的必经之路却也布满了荆棘，经济转型的加速将带来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关乎百姓身家性命，更是对“维稳”的直接威胁。笔者轻率推测，广东佛山“小悦悦事件”的发生地点并非偶然。广东等南方沿海地域自清代就承担转型的重任，意识形态与经济转型之间速度的落差必然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人们从最初仰望朝廷对社会道德维系的期盼，到经济之门大开后的茫然无措，社会在日积月累中已被扭曲，宛如卡夫卡在《变形记》中所描述人变成甲虫的痛苦过程。这可说是竞争激化，感情淡化等“现代化”病症所造成的。小悦悦事件中路人的冷漠，也正是卡夫卡所要表达的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

　　未来随着广东模式普及的必然性，“小悦悦现象”难保不会北上，最终每个中国人很有可能都在某种程度上会变成无感的甲虫。这阵子社会出现多个地方发生“扶老人反成被告”事件，都预示着“变形记”危机的来临。

　　笔者认为，中国政府在短期能做的并不多。也许广东最近“疑似”警车护航民工游行的动作是个楔子——通过适当开放并协助建立工会与公民社会，冒着加速社团主义（corporatism）的风险，以加深人们对团体的向心力，加上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宣称对媒体的解禁，让媒体这个第三方推动更“有机”的反省与社会监督，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会有助缓解“变形记”危机。

　　有时回头看看被中国人辱骂整整百年的封建历史，被现代人认为是愚蠢的农民也许比我们要幸福。虽然他们也“患病”，但至少不是变形的甲虫。

作者是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