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这个称谓——即收入最高的1％人——正让人惊奇地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流行开来。在美国，这1％包括在2006年家庭收入至少38万6000美元者。按目前流行的说法，这些人大多是寡廉鲜耻的公司高管、贪得无厌的银行家及搞内幕交易的对冲基金经理。阅读那些进步主义经济学家（progressive economists）的文章，你可能会觉得，只要向这1％人征税，然后再把钱重新分配给每个人，美国当前的所有问题就能解决。

收入差距被夸大 其成因被简化

　　当然，支持这种说法的观点，是这些收入来路不正，是通过布什时代的减税、失效的公司治理体系、及充满利益冲突的金融体系获得的。这1％人不是靠努力工作、制造真实产品而致富的。因此，要他们把钱吐出来不会造成什么损害。

　　显然，这样的讥讽有其现实基础。比如，企业——特别是金融领域的企业——对表现平平的执行人员的奖赏过于慷慨。但除了有一竹竿打翻一船人之嫌外，这样过于简化问题的观点也让人担心。

　　比如，这样的看法漠视许多真正富有的人是企业家的事实。它也忽视了富翁中有很多是体育和娱乐界明星，更不乏医生、律师、顾问及不少我们喜欢的进步主义经济学家。换句话说，当今的富人更有可能是工作人士，而不是闲着没事干。

　　但或许被忽视的最重要事实，是收入不平等的恶化并不局限于最高阶层，尽管这现象在这一阶层最为明显。研究显示，在美国和其他地区，收入在最高10百分位数的人与中位收入者的差距也在拉大。对进步主义经济学家来说，这是个“不便利”的事实。“我们是90％”的说法远没有“我们是99％”那么有力。而对一些抗议者来说，这可能根本不是事实。

　　不过，也许问题最大的地方，在于某些并非有利于富翁阶层的政策，其实是助长不平等恶化的主要原因——教育和技能。诚然，学位并非工作的唯一敲门砖。如今，新晋毕业生，尤其是毕业自素质较低课程者，会发现自己很难找到工作，因为他们要与同样没有工作的有经验工人竞争。尽管如此，拥有学位者的失业率要比没有高中毕业文凭者低三分之一。

教育和技能培训的失败

　　进一步的研究显示，收入在最高10百分位数与低于50百分位数者之间的最大区别，是前者拥有一两个学位，而后者通常没有学位。技术变革和全球竞争使得没有良好技能的美国工人根本无法找到好工作。哈佛大学教授戈登（Claudia Golden）和卡茨（Larry Katz）便指出，在技术与教育的竞争中，教育已经落后了。

但是，承认教育和技能培训体系的失败，是一般人面对日益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会破坏民粹主义者让普罗大众和巨富阶层对立的目标。此外，它间接地指出，穷人也必须努力让自己脱离困境。改革教育没有简单和快捷的方案。自20世纪70年代的福特（Gerald Ford）开始，历任美国总统都呼吁进行教育改革，但却收效甚微。相反的，将矛头指向不应该拥有巨富的1％，有利于可以立刻产生效果的重新分配政策的出台。

　　美国并非没有尝试过快速解决问题的方案。收入不平等在过去10年急速恶化，但消费的不平等却没有急剧恶化。原因在于有宽松的信贷支撑消费，特别是让穷人也能过着与邻居们相当的生活的次级按揭贷款。最终的悲剧收场大家都看到了。由于丢掉了工作和房子，不那么有钱的人的情况落得比以前更糟糕。

　　美国必须通过提升与企业制造的工作相关的技能，来改善其劳动力的素质。有助于达到这一目标的措施，包括改善社区对教育的看法、改革学校、让社区学院和职业学校的课程更符合当地企业的需求、减低高等教育的费用、及找出对失业工人进行有效再培训的办法。

　　这些都不容易实行，也不可能很快见效，其中一些可能需要较多的资源投入。消除低效率的支出，特别是低效率的税收补贴，能够为这些措施筹集一些资金，但归根结底还是需要更多的税收。富有阶层当然可以缴交更高的税务，但如果政府对富人增税，应该把目标放在改善所有人的机会上，而不是将它视为对被想象为犯错的人的惩罚。

作者Raghuram Rajan是IMF前首席经济学家，现为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教授。

英文原题：The Underserving One Perc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