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天津日报》头版刊载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写于25日的文章《同南开中学的师生们谈谈心》。读过全文，笔者不但为温总理浓重的母校情结所感染，而且更为温总理文章中流露出的忧国忧国的博大情怀而肃然起敬。

温总理的中学是在南开上的，在这里，他度过了人生中最为关键的一个时期。因此，他在文章中说，南开六年的学习生活，对我人生观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也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同和他一个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温总理的童年是在苦难中度过的。他说，我出生的年月正是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大扫荡和实行“三光”政策的时期。妈妈对我讲的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日本侵略者将全村人集合在村西南的空地上，四周架起机关枪，用刺刀杀死无辜的平民。当时，妈妈把我紧紧搂在怀里。这件事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

温总理不但经历了强敌入侵之后国破家亡的悲剧，而且也经历了国家内乱所造成的社会动荡。也正是因为如此，温总理才更加刻骨铭心地体会到一个的国家稳定和强盛才是国民幸福之所在。一个国家要想长治久安，一个民族要想繁荣昌盛，从根本上讲离不开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实现。所以，他才谆谆告诫我们，公平的核心是在生存、竞争和发展的机会上人人平等，而不是基于财富或其他特权的平等。一个政府如果忽视民众和民生，就是忽视了根本。而公平和正义是社会的顶梁柱，失去了它，社会这个大厦就会倒塌。“国之命，在人心”，说的就是人心向背决定社会的发展和政权的存亡。政府是穷人最后的希望，民众的贫穷是政府最痛心的事。只有把这些道理真正弄懂，才算真正理解“以人为本”的含义。

但是，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实现在今天的中国仍然困难重重。这是因为，由于公权力缺少制约和监督，加之传统文化中等级观念与特权思想的盛行，阶层固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愈来愈严重。更为可怕的是，社会阶层的固化严重阻塞了贫困阶层向上涌动的通道，使无数人失去了改变命运的最后机会。

温总理正是看到了这种影响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长期以来存在的社会痼疾，他才在写给母校师生的文章中为此痛心疾首。因此，与其说温总理的这篇文章是和母校师生谈心，倒不如说是这位“平民总理”对中国社会改革尚未达到预期目的警告更为贴切。

特权破坏了平等，垄断泯灭了公正。在这样的现实下，社会资源配置不合理，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就会成为影响社会和谐发展与进步的重要原因。在用人方面，特权下滋生的“萝卜招聘”、“量体裁衣”等暗箱操作手段一方面为官富二代成长提供优良土壤，而另一方则让贫穷二代们对我们这个社会充满了怨恨与失望。

作为一个政治家，温总理目光敏锐地看到，在中国三十多年来的社会改革中，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导致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畸形。也正是因为畸形的社会发展，才为一个民族的复兴之路埋下了无法排除的重大隐患。历史反复证明，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必然是公权力和公民权利此消彼长的社会，只有如此，公民的个人权益才会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社会底层的民众才能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文章中，温总理强调，我来自人民，我也有苦难的童年，我同情每一个穷人，愿为他们的幸福献出自己的一切。可以看出，温总理对自己曾经的贫穷有着切肤之痛，同时，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让占社会大多数的社会公众对国家产生出发自内心的热爱，我们这个社会的大厦才能无比坚固。因此，他语重心长地说，我认为，一个领导者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民情、民心、民意，而民心向背决定政权的存亡。衡量政策好坏的标准只有一条，就是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

温总理讲话、写文章向来言简意赅，从不拖泥带水，以上文字虽然寥寥数语，但透露出的信息却十分丰富。事实上，他是在告诉包括各级领导干部在内的所有人，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政府，必然是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重，必然是让权力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让权力看人民群众的脸色行事，而不是将权力凌驾于人民群众的利益之上。

更为重要的是，温总理写文章忆童年苦难并不仅仅是为了让公众了解自己的身世，其间则是蕴涵了更多的深意。温总理童年的苦难事实上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多灾多难的缩影，今天，中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的重要关口，我们能不能走上社会现代化之路，不但关乎一个民族的兴衰荣辱，而且也关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