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正面临重演2008金融崩溃的危险——甚至更厉害。这回的震中是在欧洲，而不是美国。而这次出事的金融工具，不是高度复杂的结构性产品，而是一种最古老的金融工具——政府债券。

　　尽管有关政府和央行急着想对策，但有一种深刻的心理机制阻碍着债务问题的有序解决：我们不太把欠陌生人的债当回事儿。

　　如果债权人远在他乡又素不相识，就会有比较强的冲动，想要索性违约，一了百了。2007至2008年，是购房者还不起钱，如今换成了政府。但不论是当时还是今日，债主都是遥远的陌生人。美国人的按揭（抵押贷款）并未留在本地银行的账上，而是被打包成玄奥的金融工具卖到全世界。同样地，希腊国债也有很大一部分攥在外国债主手里。

以史为鉴——英荷的财政革命

　　鉴于西班牙和法国在近代早期曾多次违约，而希腊自从1830年独立以来更是习惯性违约者，有人便揣测，是不是民族性格令有些国家染上了违约的瘾。但追溯这么漫长的历史连贯性有些想当然，因为忽略了决定某国是否能保持债务稳健的一个关键因素：谁是债主。

　　在是否按时、迅速还债的问题上，这个变量影响巨大。近代早期法国和西班牙经常上演的壮观的破产闹剧，大多数跟欠外债有关。16世纪的哈布斯堡王朝以极高利息向佛罗伦萨、日内瓦和奥格斯堡的商人借债。“旧制度”统治下的法国也发展出相似的行为模式，总是向阿姆斯特丹和日内瓦借钱，用来打仗，16、17世纪跟西班牙人打，到了18世纪跟英国人打。

　　但荷兰和英国走的就是另外一条路。它们的外债远远不如内债多。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废黜了信仰天主教的国王詹姆斯二世，不仅把来自荷兰的新教徒威廉·奥伦治扶上英国王座，也把偏好内债的荷兰模式带到了英国。

　　事实上，光荣革命也促成了一场财政革命。尤其是议会权力的确立，使得预算从制定到执行的全过程都逃不开债权人阶级的代理人的监督。他们督促国家保持财政稳健并偿还债务，也连带着保护了外国债权人的利益。立宪君主制限制了宫廷的奢侈浪费和军事冒险，这两样可以说是近代早期专制君主制（如法国和西班牙）的招牌。

　　简言之，近代世界的财政革命依托于一种政治秩序——债权人构成政治阶级，这种秩序是后来普遍民主制的先声。那种模式传播到许多国家，成为近代财政稳健的基石。

外债比重上升引起赖债心理

　　二战以后，发达国家的财政原本也是内债优先的，仍然保守着1688年的传统。后来，事情起了一些变化。随着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全球金融市场自由化，外国信贷资源变成可及之物。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成为净债务国，对外债的依赖程度与日俱增。

　　欧洲也步其后尘。20世纪80年代兜售欧洲一体化的广告词，有一条就是，一体化以后借债变得更容易。20世纪90年代，统一货币构想对意大利和西班牙政客的主要吸引力就在于，引入新货币既能压低利率，又能打开外国人的钱袋子，使政府可以实现廉价融资。

　　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欧元启动前夕，欧盟国家的国债还大都是内债：1998年，主权债务中外债比重只有五分之一。欧元引入后，外债比重迅速上升。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夜，葡萄牙国债的四分之三、西班牙和希腊国债的一般、意大利国债的四成多都成了外债。

　　随着外债比重上升，向外国人转嫁债务成本的政治诱惑也越来越大。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及其后一段时间，世人曾有一种强烈的情绪，认为债权人就是一帮非法、败德的吸血鬼，于是当时违约成风。当德意志帝国银行行长沙赫特（Hjalmar Schacht）对富兰克林·罗斯福说，纳粹德国将要对外债违约，包括欠美国一些银行的债务时，这位美国总统竟然一拍大腿，笑着说：“华尔街银行家罪有应得！”请看今日欧洲，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萨科齐屡屡苛责银行家们“愚蠢”，岂不也在纵容希腊人赖账的决心？

　　“统一货币需要统一财政”，这句经济学家的老生常谈，其实揭示了一条更深刻的关于债务的真理：若没有责任共担之心，便难有可靠之债。只有遵循这个道理，才能打消赖账之心，让债务变得安全而便宜。

　　最终，欧洲只有团结起来，分担重担，才能平安走出当前危机。但那需将政治责任和权力大大集中起来，远远超越欧洲人今日所能做到之程度。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欧洲国家还只顾今天能挥霍，不管明天要还钱。

作者：哈罗德·詹姆斯（Harold James）是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和国际事务教授、欧洲大学研究院（佛罗伦萨）历史学教授。近著有《全球化周期》。翻译：马俊

英文原题：Bleed the Foreig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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