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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以前，我接到了一位香港朋友曹氏送给我的一本新书，它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最近写的《论中国》（On China）。我和基辛格缘铿一面，但我还是非常尊敬他的。他的这本书正面评价中国的崛起和在国际上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我经常对朋友说起，在我一生所接触的政治家里面，最敬佩的是周恩来、德国老总理施密特和朱镕基。未接触的政治家中，基辛格排在第一。他们之所以了不起是因为他们有宽广的视野，高屋建瓴，能很客观地观察世界事务，做出自己的判断。当然，人不可能十全十美的。总有它的局限性。
93岁老总理每周工作60小时
想到这里，我忽然想起我的忘年交德国老总理——现年93岁的施密特。自从他的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同甘苦、共患难的爱妻一年多前告别人世以后，我再未敢去拜访过他，我最不能见到朋友的悲哀，而我又不能去安慰他。我记得，多年前我被老总理请到他家做客并在几十个贵宾前做有关中国的报告时，他的夫人洛基也在座，并且非常贯注地听着，给我极深的印象。某次我问老总理什么时候再去中国，他当即回答说：“不能去了。某次我访问亚洲时，我的妻子在汉堡家忽然昏倒在地，无人照料。我现在不能离开她。”我为他这句话感动了好几天。现在他的妻子已离开人世，他如此高龄，一个人怎么过啊！当我前几天去访问他老人家时，他脸上挂着泪痕对我说：“关先生，您也知道，现在家中只剩下我孤苦伶仃一个人了。女儿在英国生活，我现在把我全部精力都放在工作上，每周工作五十到六十小时来支撑我的生命。”
“那您的晚饭谁来为您准备呢？”
“有一个女管家把饭做好，放在冰箱里等我回家。”
他唯一关心的是世界大事
施密特老总理自退休后一直是德国《时代周刊》的副社长。他现在基本上靠轮椅行动，但他两眼仍炯炯有神，满面红光。他看见我很高兴，不断地问我妻子珮春近况，他那简朴的办公室设置还是老样，满书架的书，全屋充满文化气息。谁都难以置信，坐在这简朴桌子前工作的人，曾是德国的第一把手——联邦共和国总理。
我发现他现在已经完全超脱了世俗的一切。金钱、荣誉、地位，对他来说都是过眼云烟。他唯一关心的依旧是世界的大局，美国、德国、中国政治和经济走向。我这次来，本来只是想问候他一下，毫无其他的思想准备，但是他却和我频频谈起中国来。
“关先生，您知道吗？目前全世界国家政府，走得最稳的和最少犯错误的就是中国。不管是政治上、经济上。就是在外交政策上，走得也很稳健，讲策略，有宽容心。这是不容易做到的。”
“但是国内对中国政府的批评声越来越大。”我说。
“他们批评什么了？”
“批评中国的贪污、官僚作风；一些地方政府圈地盖房，无视当地农民的利益；官官相护，老百姓没有表示自己意见的园地，以至有地方聚众走上街头。以往，当有人批评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时，会有许多老百姓站起来为政府说话，现在呢！只要在社会里发生什么事件，如上海发生大楼火灾和浙江火车出现车祸，人们都把矛头对准政府领导。”
邓小平功不可没
“这是很自然的，这是人之常情。你看，在德国、在法国、在英国，每天都有反对政府的声音。中国目前贫富差距大，当然会引起人们的不满，但是必须承认，中国这么一个有13亿多人口的国家，人民生活都比过去普遍提高。来之不易。在这方面，邓小平功不可没。你刚刚提到周恩来。他是唯一的老领导人我没见过。我访问中国时，他正卧病在床。我见过毛泽东、邓小平、朱镕基，还有温家宝。人们对温家宝总理印象如何？”
“看法不一。有的说他是个自由开放派。有的说他只会在电视里表现他是如何同情、怜悯老百姓，可是他说得多，做得少，也不敢雷厉风行地和不同意见有保守思想的人力争。不像朱镕基那样，敢说敢做。”
“但我不认为温家宝是个坏总理。他做了不少事。别忘了，中国那么大，思想意识分歧那么多。我认为，中国过去追随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历史已经证明是不适合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了。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北京，天安门前还摆着两个德国人、两个俄国人的肖像，然后才是两个中国人。他们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孙中山。现在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挂着谁的像？”
“还是毛泽东的。”
人们的法律观念会越来越强
“我想，三十年以后的中国，还会有更大的变化。中国今后的三十年，还会积极地向前发展，当然也不排斥会有低潮。我相信，儒家思想是今后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韩国和日本在吃透儒家思想上有多深，我不太知道。只知道，日本在发展佛家禅宗上，好像比中国研究得更深。”
“您认为中国在今后的国家建设上，要特别注意哪一方面？”
“我相信，中国今后会越来越重视宪法的作用。这需要有一个学习和适应过程。据我所知，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前，中国几乎没有什么法律。现在，中国的法律建设越来越完善，国家有法院，有法庭，有法官，有律师，到处成立政法学院。再隔两代，人们的法律观念会越来越强。中国目前的节育政策做得怎么样了？”
“据我所知，节育政策继续执行，但在法律上已经放松了不少，不强制一个孩子政策。目前大城市已经出现城市老年化趋向。今后谁养活他们？”
“但是，我还是认为控制生育还应继续。防止人口膨胀，这会出现社会问题。”
中国如何帮助欧盟渡难关
“施密特先生，您对中国帮助欧盟渡过难关怎么看？”
“中国目前帮助欧洲是最好时机。中国有巨额外汇存款，尤其是在美元日益贬值的情况下，肯定会受很大损失。不如把它拿出一部分来解救目前的欧盟经济危机，他们会感谢你们的。”
“不过，许多中国人怕欧洲国家赖账。”
“这是肯定不会的。德国在第一次和二次世界打仗后，在国际上欠了许多债，有人说，德国肯定会赖账的。可是，德国按国际协议，每年还，直到去年2010年才全部还清。我不相信，欧洲国家会借钱不还的。”
“那您看把这些钱借给每一个发生经济危机的国家呢？还是统一借给欧盟？”
他想了一想才回答说：“您这一问题提到要害。我认为，为可靠起见，还是低息借给欧盟更为稳妥。某些国家像希腊或意大利，很难说什么时候才能还。当然，在借款谈判上，要很慎重，要好好地磋商，立出条款。这需要很长的谈判时间。不那么容易。”
“香港一些媒体评论说，中国借款给欧洲，应该要有条件。到目前止，欧盟还不承认中国为全面实现市场经济的国家，也拒绝把高科技军事武器卖给中国。中国至今耿耿于怀。这应该成为交换条件。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实际上这只是一个维护一个国家尊严的问题。美国也是如此。要是我是温家宝，我就会说，我才不稀罕你们的军事技术呢。其实，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远远胜过俄罗斯。总之，你不设条件，你就会显得更超脱。市场经济一方面很好，但另一方面也是贪污分子的温床。就好像天空有时晴天，有时下雨一样。就看你如何去对待它。”
“这就是资本主义嘛！您说，中国帮助欧洲，以后欧洲人会感谢中国。对此我表示怀疑。毕竟中国和欧洲在意识形态上有很大不同。您说呢？”
“事务会发展变化的。”
展望中国的将来
“施密特先生，您如何展望中国的将来？”
“对中国的发展我是极乐观的。但是也会发生灾祸。这里我所说的并不是指火车出轨，而是指中国的内政。如果中国在处理少数民族问题如西藏、新疆问题上不当，会造成社会紧张，必需要特别慎重对待。我认为，中国需要扩大警察队伍，而不是军队。警察是保护法律和社会治安的，军队是对付敌人的。军人只学会放枪，会造成社会混乱。如果1989年的六四，不动用军队，而由警察来控制治安，情况就不一样。”
“您知道，明年中国领导人将大换班。如果您是中国今后的领导人，这么大的国家，您会怎么做？”
“我对当前中国领导人不熟悉，没有发言权。中国这个国家，这么快发展为世界强国，对整个世界来说是个谜。中国有四五千年的不间断的文明史，不像印度、埃及和希腊，出现文化历史上的断层。中国的文字、哲学、科技，在世界几千年历史的长河中，始终是最先进的。只是在近五百年来，由于社会制度跟不上形势，外加西方工业的兴起，中国大城市被西方国家殖民，二战时被日本侵略，最后是残酷的内战，使中国进入谷底。然后是1949年革命后所犯的大跃进的冒进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使中国的经济出现大衰退。可是自1978-79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忽然爆发出了活力，在很短时间，把世界其他文明国家都比下去了。我很高兴地看到中国蓬勃地向前发展，中国不愧为文明的古国。到现在，我还认为，在这短短的三十年，中国会成为这么一个强盛的国家，对我来说，还是一个谜。这与儒家文化有一定关系吧！”
“您什么时候还想去中国？我陪您去。”
“那就太好了！”
作为一个如此高龄的政治家，还能有睿智的眼光来看世界，具体到一个国家，我看世界上还真少有。他不但能说出中国前领导人的名字，而且连中国银行行长周小川的名字脱口而出，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从他和我最近一次的谈话中，我知道，他对当前中国国内形势的掌握已大不如前了，他也向我承认这一点，因为他目前的视力已不如前，而且，每天送给他的文字资料像个小山，堆积在他的书桌上，怎么看得过来。但是他的分析能力很强。他能觉察到，只要一个国家没有什么特大灾难，一个国家的渐进发展，大致会走到什么地步。何况目前中国是当今世界上的中心话题。
我们夫妻二人在几个月前用德文发表了一本介绍中国的新书《中国坐在火药桶上》。它是我们半年多来在国内访问了200多个中国人，从部长到民工，征求他们对中国的积极的、消极的、赞扬的、批评的意见综合写成的。书名是德国费许尔出版社老总为了加强卖点定下来的，有点夸大其词，但也的确增加了销售量，因为关心中国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在该书中对当今的中国形势做了一个比较具体客观的概括，得出来的结论是，中国极大，问题多多，但只要国家领导人领导有方，许多问题都可以防止发生的。施密特他老人家读了，并且表扬了我们一番。
中国啊！中国！从中国这几千年来的历史来看，中国老百姓的生活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好过！这成绩应该归功于积极肯干、刻苦耐劳、聪敏机智的中国人民。中国领导人可要珍惜爱护他们啊！
作者是德国汉堡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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