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遭际惨烈，使数代知识分子都无从回避对背后历史原因的追究。民族主义者归咎于外敌的掠夺和入侵粗暴打断了中国的发展进程（因此有“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说）；启蒙主义者则认为内因才是根本：需要为中国的落后负责的是国人的愚昧，这一论调发展的代表则是“丑陋的中国人”和“河殇”，像是真有这么一个原罪。1979年黄仁宇出版《万历十五年》，从大历史的角度提出一个新的看法：即中国失败的原因无关道德和个人因素，而是在技术上不能实现“数目字管理”。

黄的“数目字管理”是指整个社会资源均可如实计算，整合进一个记录系统（核心是正规的产权制度），可以自由流动和交换：“如果社会可以接受财产权绝对且至高无上，一切就可以加加减减，可以继承、转移及交付信托。因此，物质生活的所有层面，不论是私人或公共，就可以在数字上处理。财富的可交换性利于财富的累积，创造出动态的环境。”这是真正的商业社会，市场不是原始的“自我实施型市场”，而是现代的“社会规划型市场”，不仅有可靠而界定清晰的财产权利和个人权利，而且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强取豪夺——每一件资产及其增减都能及时更新在案，并可任意分割、组合，迅速转化为资本；政府保护财产与交易安全，但不许任意介入财产分配。在这样的社会，不提倡道德高调，而是鼓励个人创造，财富积累快速惊人，但贫富差距逐渐缩小；司法独立公平，信息真实透明，贪官与奸商难以生存；人们拥有权利，但不乞求特权。（可参阅曼瑟•奥尔森、凯斯•R•孙斯坦、赫尔南多•德•索托等人的著述。）
　　　　尽管黄仁宇一再对改革开放的中国敷设高层与低层机构之间的法律与经济联系表示乐观，但吾侪未敢轻许。漫步北京街头，随处可见“如实申报普查资料，真实反映经济全貌”的标语，可以想象我们离“数目字管理”仍有相当距离，而民间广为流传的谚语“数字出官，官出数字”，也表明今天与传统中国还有着某种神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