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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失业率不是全球化的错
美国和西方的高失业率的根本问题在于发达国家没有适应全球化经济的新环境，而是以西方优越感的旧视角观察世界，贻误了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的时机。高失业率并不是全球化的错，而是西方本身全球化不彻底的表现。
首先，冷战后的20年，特别是过去的10年西方经济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信贷泡沫”牵引，而实体经济需求不旺是失业率的根源。
人们常常把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说成是不可持续，如果说中国是显性的不可持续的话，那么西方就是隐性的不可持续模式。在美国，国家财政依靠大量美元国债支撑，而私人本部门依靠以“次贷款危机”为典型的消费信贷来拉动的结构。前者创造了大量不可交易行业（non-tradable sector）就业机会。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麦克·斯潘斯（Michael Spence）的统计，从1990年到2008年，美国的就业人数从1.22亿增加到了1.49亿，新增大约2700万个就业机会，98%属于那些仅能被国内消费的产品和服务的不可交易行业。其中最大的雇主是美国政府，2008年大约雇用了2200万人，其次医疗行业在当年雇用1600万人，这两者共创造了1000万个就业机会，占了新增就业机会的40%。与此同时以房地产为主的消费信贷以“廉价贷款”的形式投入到建筑行业及相关产业，为美国吸收了部分就业人口。
在欧洲，大量的“廉价资本”以主权债务的形式进入各国国库，被用来维持欧洲的高福利，缓解了失业年轻人的愤怒。在私人部门，同美国一样房地产信贷泡沫也为建筑业和相关领域创造了就业机会。但是缺少实体经济增长作为依托的西方国家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信贷泡沫崩溃，财政支出紧缩，大西洋两岸空前的“就业危机”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二，西方发达国家在过去的十年内一部分本国劳动力素质提高没有跟上全球化的速度，实质性问题是劳动力失去了全球竞争力。
在过去10年，美国的制造业的就业人口下降了570万，当然生产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确带走了一部分就业机会，但是这只是一个方面而已。全球化并没有让美国的制造业萎缩，虽然去年中国取代了美国近一百多年来的第一制造业大国地位，但美国的制造业总量仍然是日本和德国总和的三倍。1997-2007的十年时间，美国制造业产出增长了3.9%，而劳动生产率增长了6.8%，这个落差也是导致失业的重要原因。
全球化要求发达国家进一步提升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这就要求就业人口拥有更加高的教育和技能水平，遗憾的是美国虽然在不断吸引世界尖端人才的同时，却忽视了普通劳动者的素质提高。OECD对于学生素质测试显示，美国学生的数学方面的表现低于大多数国家。在欧洲，长期的高福利，过度的政府保护以及严格的劳动政策不仅让很多的跨国企业失去了在欧洲生产投资的动力，而且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失业人群消极对待再就业的情绪。西方国家对于普通劳动者的关注的不足导致了这些人群在全球化竞争中失去了竞争力。
第三，德国的案例从实证上说明全球化带来失业的论断是没有根据的。金融危机风暴中，德国失业率从2007年的8.5%降至2011年的7.1%。德国是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大出口国家，过去的十年内德国的出口占经济增长的2/3，人均GDP的增长高于任何一个发达国家。
有人将德国的“一枝独秀”的原因归结为欧元的导入让德国降低了本该大幅度升值的德国马克的汇率成本得以规避，但是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德国及早地制定了顺应全球化竞争要求的政策。1998年-2005年担任德国首相的施罗德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首先德国没有放弃制造业，保证了实体经济的基础和技术革新的能力；第二德国积极扶植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大量在中小企业工作的工人们生产的精密产品是新兴国家无法复制的；第三德国大胆改革了劳动政策，让企业用人更加灵活留住了很多就业机会。过去的10年，德国的国际竞争力提高了近20%。
高失业率不是全球化的错
美国和西方的高失业率的根本问题在于发达国家没有适应全球化经济的新环境，而是以西方优越感的旧视角观察世界，贻误了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的时机。高失业率并不是全球化的错，而是西方本身全球化不彻底的表现。
首先，冷战后的20年，特别是过去的10年西方经济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信贷泡沫”牵引，而实体经济需求不旺是失业率的根源。
人们常常把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说成是不可持续，如果说中国是显性的不可持续的话，那么西方就是隐性的不可持续模式。在美国，国家财政依靠大量美元国债支撑，而私人本部门依靠以“次贷款危机”为典型的消费信贷来拉动的结构。前者创造了大量不可交易行业（non-tradable sector）就业机会。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麦克·斯潘斯（Michael Spence）的统计，从1990年到2008年，美国的就业人数从1.22亿增加到了1.49亿，新增大约2700万个就业机会，98%属于那些仅能被国内消费的产品和服务的不可交易行业。其中最大的雇主是美国政府，2008年大约雇用了2200万人，其次医疗行业在当年雇用1600万人，这两者共创造了1000万个就业机会，占了新增就业机会的40%。与此同时以房地产为主的消费信贷以“廉价贷款”的形式投入到建筑行业及相关产业，为美国吸收了部分就业人口。
在欧洲，大量的“廉价资本”以主权债务的形式进入各国国库，被用来维持欧洲的高福利，缓解了失业年轻人的愤怒。在私人部门，同美国一样房地产信贷泡沫也为建筑业和相关领域创造了就业机会。但是缺少实体经济增长作为依托的西方国家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信贷泡沫崩溃，财政支出紧缩，大西洋两岸空前的“就业危机”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二，西方发达国家在过去的十年内一部分本国劳动力素质提高没有跟上全球化的速度，实质性问题是劳动力失去了全球竞争力。
在过去10年，美国的制造业的就业人口下降了570万，当然生产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确带走了一部分就业机会，但是这只是一个方面而已。全球化并没有让美国的制造业萎缩，虽然去年中国取代了美国近一百多年来的第一制造业大国地位，但美国的制造业总量仍然是日本和德国总和的三倍。1997-2007的十年时间，美国制造业产出增长了3.9%，而劳动生产率增长了6.8%，这个落差也是导致失业的重要原因。
全球化要求发达国家进一步提升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这就要求就业人口拥有更加高的教育和技能水平，遗憾的是美国虽然在不断吸引世界尖端人才的同时，却忽视了普通劳动者的素质提高。OECD对于学生素质测试显示，美国学生的数学方面的表现低于大多数国家。在欧洲，长期的高福利，过度的政府保护以及严格的劳动政策不仅让很多的跨国企业失去了在欧洲生产投资的动力，而且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失业人群消极对待再就业的情绪。西方国家对于普通劳动者的关注的不足导致了这些人群在全球化竞争中失去了竞争力。
第三，德国的案例从实证上说明全球化带来失业的论断是没有根据的。金融危机风暴中，德国失业率从2007年的8.5%降至2011年的7.1%。德国是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大出口国家，过去的十年内德国的出口占经济增长的2/3，人均GDP的增长高于任何一个发达国家。
有人将德国的“一枝独秀”的原因归结为欧元的导入让德国降低了本该大幅度升值的德国马克的汇率成本得以规避，但是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德国及早地制定了顺应全球化竞争要求的政策。1998年-2005年担任德国首相的施罗德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首先德国没有放弃制造业，保证了实体经济的基础和技术革新的能力；第二德国积极扶植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大量在中小企业工作的工人们生产的精密产品是新兴国家无法复制的；第三德国大胆改革了劳动政策，让企业用人更加灵活留住了很多就业机会。过去的10年，德国的国际竞争力提高了近20%。
将西方的高失业率和金融危机归结于全球化的后果是缺乏可信证据的，这种论调的传播只会加强西方国家的保守思想，由此引发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民族主义泛滥将会造成危险的后果。
全球化从来就是一把“双刃剑”，不仅对发展中国家使用，现在看来同样适用于发达国家。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融入全球化进程中获得了巨大利益的同时，也付出了各种代价和牺牲，西方国家对“迟来的代价”也应当理性和客观地对待，根本的原因是西方在国际经济中的绝对优势地位正在失去，全球增长的牵引力量也不再完全依靠欧美。再进一步说，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相对优势也在逐渐减少，低端国际产业链正在向越南，柬埔寨等国家转移，难道将来中国也要同西方那样把失业率归结于全球化吗？在肯定全球化的整体效应良性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局部负面效应才符合历史潮流。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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