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金山机场附近有一座叫伯灵格姆（Burlingame）的小城，年初几次经过都因为赶飞机而无暇细览。小城以一位在中美外交史上留下特殊地位的人物Anson Burlingame命名，他的中文名是蒲安臣。

　　上周观看《留美幼童》纪录片，第一集中就提到了蒲安臣，他曾是美国驻华公使，1868年任期届满后却又被满清任命为中国首任全权使节，率团赴美国、欧洲、俄国访问谈判，为清朝争取利益。尤为影响深远的是，蒲安臣代表中国与美方议订了被梁启超称为“实为最自由最平等之条约”的《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其中第七条规定，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时，美国“需照相待最惠国人民”对待，为首批中国幼童赴美留学打下了法律基础。1872年开始，清廷就史无前例地派出四批120名幼童赴美留学。

　　让一位洋人、而且是美国前外交官担任清朝的全权使节，此番令今人大呼不可思议之举，140多年前，却是由被外界视为保守落后的清廷作出的决策。

　　在新加坡南洋大学未曾开学就前来任职的历史学者黎东方，曾独创“细说体”系列史书，从三国说到元明清和民国，历史大事娓娓道来。今日学者借助电视讲坛品味三国，未料黎东方早已是先行者。在他的《细说清朝》一书中，第116章专门以“蒲安臣”为题，介绍这位传奇人物。黎东方受业于梁启超，后获得法国巴黎大学文科博士学位，曾在北大、清华讲授历史、哲学。他为人津津乐道之举，是在1944年9月在重庆一家剧场卖票“品三国”，每张门票约2美元，反响热烈，被称为“现代东方讲史第一人”。 1954年林语堂到任新加坡南洋大学校长时，黎东方获邀出任历史系教授，后来则担任校外部主任。

　　在“蒲安臣”一章中，黎东方说，同治六年，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任期届满后，被恭亲王任命为清朝“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High Minister Extraordinary and Plenipotentiary）。为避免英、法两国不满，又加派两国代表为“协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对蒲安臣获得的这一任命，黎东方评价说，“恭亲王在外交方面作过一件大事，其功绩堪与李鸿章一生的任何作为相比。”

　　蒲安臣在华五年，颇得清政府及各国驻华人士的好感。出任巡回大使后，率领代表团在1868年2月25日离开上海，一个多月以后到达旧金山，受到加州州长的盛大欢迎，并赞扬蒲安臣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政府的代表，同时是世界上最年轻的政府的宠儿”。他的确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欧美极力为中国争取同情与了解，后在访问俄国时病死于圣彼得堡。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在纪念他的悼词里，赞扬他是“世界的公民”。

　　清朝为什么要委任蒲安臣这个洋人、而且是曾经的外交对手作为自己的使节？那时《天津条约》“修约”在即，清廷十分担心列强又将提出新的要求。而清朝没有在外国派驻正常的外交使臣，无法采用外交手段先行交涉。任命蒲安臣、“以夷制夷”，成了不谙国际事务的清廷的最佳选择。

　　对这种石破天惊之举，恭亲王是这样跟皇帝解释的，蒲安臣“其人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遇有中国为难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而且因为中外礼仪不同，“用中国人为使臣，诚不免于为难，用外国人为使臣，则概不为难。”

清廷外交人才匮乏，不善与洋人周旋，被迫采取了“最为开放”的做法，这种事情已绝无可能在今日重演。但今人未必视其为开放之举，而带有屈辱之感，直至现今，仍有悲情存在。因此，若有类似故事发生在今天的中国，大概首先就会被民意的唾沫淹死。

　　140年后，在骆家辉身上实现了故事的倒转，美国派出华裔出使中国，当然国籍身份、国际环境都大不同，但其中亦有异曲同工的历史回应之处。

不少人出于血统论而对骆家辉进行评价和期许，不论是高度乐观的同种认同，或是“杀熟”的担忧甚至恶评，都显示以平常心看待骆家辉的到任不是件容易的事，其中涉及移民、族群认同、出生背景与国家归属等诸多复杂的面向，甚至可以追溯到100多年前的民族屈辱和遭受压迫的历史。

　　140年前的清廷开放，任用美国公民担任外交使臣，与今日美国派遣华裔移民后代担任驻华大使，都堪称令人耳目一新的政治画面。无论是百多年前，还是今时今日，让与对方国家有密切渊源的使臣代表自己去争取最大的国家利益，都需要极大的决断和魄力，同时也需要面对国内可能的政治反弹和舆论压力。但在国家利益的驱动下，当政者必须打破思维的限囿、条框的限制，寻求现实困境的解决之道。百年虽过，道理如一。

　　（作者是联合早报编辑组副主任兼《新汇点》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