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深圳，有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自由。这种自由表现为对计划体制的挣脱，也表现为在财物上的自足，在此基础上深圳市民比别处更多地显露出对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热情，以及对按志趣自由结社的渴求。

　　深圳正式注册的社会组织已达到4110家，每万人拥有4.6个，远高于全国每万人2.7个的平均水平。实际上，没有正式注册的松散组织数倍于这个数字。

　　深圳政府注意到了这一现实，并进行了一系列社会管理的创新。

　　在他们看来，这股民间力量是人民民主在新时期的表现——基层自治并有序参与社会事务。民间力量不是洪水猛兽，而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引擎，深圳的选择是采取积极而稳妥的措施，最大限度地去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深圳目前遇到的情况全国其他地方也将面对，深圳正在做的事全国其他地方也将要做。作为改革的先驱，深圳将再次给全国提供指引与经验。

　　在深圳闹市区一幢不起眼的写字楼里，藏有一间其貌不扬的私家茶舍。可这间斗室被称为深圳的“思想盒子”，伸出现实时空的“天线”。

　　茶室并不对外营业，是由主人老亨为了方便与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聚会而设的，每月4000元房租也由他自己埋单。这里的招牌词是：“众虎友准备了一些心水茶品，以佐思想。心有灵犀之时，可拨专电，茶室有专人安排接待。”

　　目前因特虎这个深圳著名民间智库已有9000名会员，聚集了全特区众多意见领袖。它每年两会前出版一本城市蓝皮书，举行一次圆桌会议，评议当年政府施政，提出自己的意见主张。议政质量之高，以至于政府都成了他们的咨询客户。

　　虽然影响巨大，但因特虎的组织却非常散漫。老亨平时按点到单位上班，“业余别人玩车玩电模，我没有那些爱好，就干点民间智库的事儿。”

　　深圳确实富了。人年均3万多元的可支配收入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也正催生着一个新的阶层的崛起。2006年美国《纽约时报》一篇关于深圳的报道说：“这里正在形成的最强大的力量，很可能是悄然扩大的中产阶层。”“这儿中产阶层的密度可能比中国任何其他地方都要高。”

　　中产社会已经开始显示自己的特征：深圳是人均慈善捐款最多的地方，是义工比例最多的地方，是人体器官捐献最多的地方，是第一座100%全靠义务献血支持血库的城市，也是民间社会组织最活跃的地方。

　　深圳民间纪录片制作人邓康延正筹备拍一部民间力量主题的片子，他的素材里除了因特虎，还有搞环保的“磨坊”、捐眼角膜的“光明行”、设计农村校舍的“土木再生”，以及观鸟协会、蓝色海洋、绿色江河……

　　他对本报记者说：“深圳的民间力量之蓬勃、之健康、之阳光，在国内没有地方可以相比。这股正向的民间力量应当让其竞相迸发。”

　　“这已是有恒产的中产阶层比较成熟的议政方式了”

　　在老亨的记忆中，初期的因特虎曾经很愤青，“这跟个人的境遇有关，当时大家都还年轻，漂泊，压抑。”虎友们以“深圳”的名义聚会、狂欢，把复杂的个人目的，夹在“深圳”这块三明治里。

　　虎友们先是周末AA制聚会，后来老享自掏腰包两万元，创办了因特虎网站。“那时天涯、凯迪都还没出名，因特虎成了与万科周刊齐名的最火热的BBS。”

　　2002年底，证券公司小职员呙中校在因特虎网上发表针砭深圳时弊的长文《深圳，你将被谁抛弃》，在全国引起轰动，导致因特虎网站点击量狂升，服务器瘫痪。由于当时讨论的言辞太过激烈，2003年春节前后，因特虎网站被迫关闭了。

　　3个月的静默期，老亨想明白了许多事情。在与官方达成默契后，5月因特虎重新开放。因特虎议政从那时起有了新的定位，放弃“大众议政”，走“精英议政”路线，并确定了三个原则：一是“建设性”原则，二是区域性原则，三是内外有别原则。

　　因特虎网站拉了一道防火墙，内网只有会员才能登录，网络搜索搜不到。因特虎的会员主要集中在政、商、学、媒4个领域，“聚集的是深圳比较老的一批网民，里面都是中产阶层，至少是比较小资的一批人。”每个申请者老亨都会亲自面谈。

　　“我四十多岁了，我们的会员平均年龄也都30岁以上，且都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不能像小青年那样说一些刺激的话题以期引起社会关注。社会本来就掌握在你手中，这个社会好不好，不能怨别人。”老亨说。

　　因特虎重开后，虽然仍不乏对政府的批评，但开明的深圳官方还是表示了包容与认可。当时的深圳市社科院院长乐正评价说，因特虎是研究深圳最好的网站。在官方的优秀网站评选中，因特虎甚至获得过二等奖。有人问颁奖的官员：“你怎么看因特虎对政府的批评？”官员笑了笑，回答说：“这很正常呀，我们都是朋友。”

　　“我们跟政府已经有了很好的互动。”老亨介绍说，“从2005年开始，我们会看到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稿，他先给你看过了，你再骂的话，你就是骂你自己了。提出了意见，他们现场就会修改。”

　　现在每逢大事，政府部门都会来因特虎听取意见，“这个茶室来过的官员很多。有一年，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也曾委托一位市委副秘书长来跟我们茶叙。最近的，就是聘请我们做了深圳大运会的宣传策划顾问。”

　　曾经有政府部门想延揽因特虎的核心成员入阁，被婉拒。老亨想得很明白：“我不认为我的水平比政府研究室的水平要高，我的价值在于我的独立，收编过去我就没有价值了。”

　　因特虎网站在最火的时候也想找个商业模式，而且跟美国风险投资基金IDG认真谈过。但最终没有谈成，“作为一个大众议政的平台，靠商业力量支撑，做大必死。”所以，现在因特虎网站以最低的成本维护运行，不上视频，甚至不上图片。

　　现在老亨的目标是做中国的兰德，不断推出“因特虎报告”，以此影响深圳社会。“因特虎秉承的是兰德的核心价值观，做‘独立的、介乎官民之间的进行客观分析的思想库’。”有评论说：“这已是有恒产的中产阶层比较成熟的议政方式了。”

　　“这简直就是最具意义的深圳传奇”

　　老亨发现，这几年，在深圳，像自己这样把业余时间花在“无用”事情上的游手好闲之辈，越来越多。大家各有各的玩法。

　　在深圳，一个叫“磨坊”的公益网站屡屡被人提起。“磨坊”原本是一个户外运动的网站，后来转向倡导环保。每年“磨坊”都组织一次百公里徒步活动，“其规模之大，组织之严密，让人叹为观止。”越众影视公司制作人邓康延直竖拇指，“这简直就是最具意义的深圳传奇。”

　　参加百公里徒步的人数逐年翻番，今年参加的人已经达到1.6万。路线都是事先设计好并在网站上公布，市民自行前往参加。“所有路口都有义工引导，那么多人，那么长的路程，规范有序，有条不紊。”邓康延介绍说，“‘磨坊’拥有65万会员，遍布天南海北，百公里徒步时，有人甚至从珠海组团过来，也有人专程从上海飞来。”

　　深圳是个典型的移民城市，“人与人之间既无地缘基础，更无血缘基础，传统社会的无条件利他主义被消解了。在这个陌生人社会里，诞生了新的人际关系。它以契约的形式提出，由法治提供保障。”文化学者吴静兰写道，“这种新的人际关系，是市民社会发育的重要特征之一。”

　　“深圳的民间组织近年有了爆发式增长，这些社团成员聚集的基础就是‘有条件利他’。”有媒体观察到，“公民在这种精神基础上建立的自组织能力，往往会有惊人的表现。”

　　“蓝色海洋”这个民间环保组织，就真的在某些事情上爆发出“海洋般惊人的力量”。

　　“蓝色海洋”只有100多个会员，却个个都是热爱海洋的铁杆粉丝。每年他们都会围绕海洋开展一个深港澳国际活动，清理沙滩、潜水捡垃圾，甚至用维护一片沙滩或者树林来庆祝自己的生日。

　　“蓝色海洋”发起人之一周炜更是个狂热的海洋发烧友。15年来，这个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的机关干部，把大量业余时间都用于对大海的拍摄。拍海至今，在他617超宽全景照相机的镜头下，令他痴迷的海洋悄然发生变化，珊瑚渐渐减少了，一部分海岸线也由原本优美的弧线变成了刀削般的直线。由此他成了海洋的坚定保卫者。

　　2005年，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深圳为了建设一个重大的化工项目，将填海7平方公里——坝光这个“中国最美的海岸线”即将消失！“蓝色海洋”开始四处奔走呼吁，动员人大代表提议案。“我们是受益于这座移民城的公民，有权利和责任和这座城市的水土站在一起。”

　　在初期的呼吁无效之后，周炜以“普通市民”的名义给当时的市委书记写了一封公开信。他在信中分析说：“坝光海湾是一块最适合鱼类洄游与繁殖的海域，也有深圳海边种类最多的海鸟，以及一片极其珍贵的银叶树林。如果将整片海湾填掉，将永远无法恢复。而且，建立化工园要使用石油做原材料，人类使用石油的历史很快就要进入尾声，届时化工园失去价值，生态的损坏却无法逆转。”

　　然而，化工项目对深圳的诱惑实在太大了，每年可带来1200亿元工业产值，“相当于再造一个深圳龙岗区”。上马与下马的力量相持不下，角力了5年。“5年里，我们年年提建议，在网上发帖，组织市民到现场参观，从没有懈怠。”

　　最终，民意产生了力量——令周炜欣慰的是，今年两会期间，这个项目中止。“最起作用的，还是打动了人同此心的柔软处，我们一代代往下过，不可能没有后代，这么好的海湾一旦破坏了，他们就再无法享用啦。”

　　在深圳，环保组织是社团中数量最多、最热的，还有些冷门的、小众的社团，像玩建筑公益的、玩无线电的，但其爆发力一点儿也不亚于“蓝色海洋”。

　　“土木再生”是几个建筑设计师组建的公益组织，这群生活富足的年轻人业余时间不喝咖啡不看话剧，却自费结伴跑边远山区，实施所谓的“赤脚设计师”计划，指导农民如何用当地的材料建筑房屋，设计比较好的住宅布局，指导处理垃圾和粪便等。“5·12”大地震发生以后，他们干脆自己动手为灾区设计并募集资金筹建了5所小学。

　　还有“火腿族”的故事：华为公司一群有钱又有技能的年轻人，非常痴迷无线电，自发组织起来，在腿上绑着设备，上山玩无线通讯。“5·12”大地震的时候，正是他们获取了震区的电台信号，给有关方面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

　　“深圳的自组织非常阳光，最开始可能都是聚在一起玩儿，但过一阵子很多转向了公益。‘有条件利他’更有凝聚力吧，公益就是给社会营造一个良性的环境，自己也从中受益。”长期跟踪民间组织的自由撰稿人陈风说。

　　“做慈善不是个圣人标准，而是个好人标准”

　　创办因特虎时，老亨曾设想：古希腊哲人们的那些“无聊”时光，应该也属于淘金30年后的深圳人。金钱至上的深圳人，应该“形而上”些。

　　没想到，这样的时光来得这么早。

　　2008年夏天，张晓红从贵州一所中学跳槽到深圳工作。很快她就发现了深圳跟贵州的许多不同，“最没想到的，就是这个快节奏的城市还有那么温情的一面”——她身边的很多同事都是义工，7月14日上午，她12岁的儿子也到福田区妇幼图书馆做了第一次义工。

　　她不知道的是，这个城市的义工比例是全国最高的。2005年深圳实施中国内地第一个义工服务条例，按照条例的最新修订，孩子长到10岁就能注册当义工。

　　创立21年的深圳义工联目前已拥有25万会员。在深圳众多民间组织中，它是组织最健全，操作最规范的一个。“相较其他慈善活动，做义工的门槛比较低，参与者的身份也更复杂。”自由撰稿人陈风介绍说，“在深圳这个陌生人社会里，‘有条件的利他主义’把尽可能多的人调动了起来。”

　　据陈风观察：“做慈善不是个圣人标准，而是个好人标准。做‘深圳好人’的动机很多，但最多的还是有钱或有闲之后，自发的一种自我完善的精神追求。”

　　打工仔贺文力用5年时间打拼成千万富翁。随着公司管理的日益完善，贺文力终于可以有一点儿闲暇时间，2000年的时候，他说：“我现在要干一些比赚钱更有意义的事了。” 接着就到义工联注了册，并选择到“义工联热线求助电话”当了一名热线咨询员。

　　11年来，贺文力在热线值班风雨无阻，服务水平达到了5星。在自己公司里，谁也不知道他是义工，义工联内部的人也大多不知道他的身份，只知道他的编号是“深圳义工3787”。

　　除了义工比例最高，深圳人均慈善捐款高达300多元，也名列全国第一。“深圳关爱办有一个捐款热线，非常火爆，有定向有不定向的。”关爱办主任黄扬略介绍说，“关爱网会公布捐款情况，留名的很少，更多的是无名氏。”虽然是从有条件的利他出发，但他们的关怀却可以走得很远。

　　今年6月6日，“国际爱眼日”，眼科大夫姚晓明宣布成立了深圳市慈善会晓明眼库基金。这是目前深圳市慈善会的50个冠名基金之一，也是中国第一家以眼角膜移植、白内障防治等眼疾防治为关爱内容的慈善基金。

　　6年前，姚晓明遵照母亲的遗嘱，自己亲自主刀，用母亲的眼角膜令8位患者重获光明。以姚晓明和母亲为原型的故事片《母亲的眼睛》让无数人感动落泪。现在，全国各地许多捐献者都执意要将眼角膜捐到深圳，姚晓明和他组织的“光明行”也不断踏上奔赴各地的路途，去给那些边远地区的病人送去光明。

　　姚晓明养成了一个习惯，只要有时间就会跑去殡仪馆扶棺送捐献者最后一程。7月14日，因为大连的一位捐献者要把眼角膜捐到姚晓明这里，姚晓明亲自到机场接机。夜里11点多，飞机才降落在深圳机场。姚晓明将眼角膜送回医院保存好后才回到家中。

　　在姚晓明的手机里保存着一位70多岁老太太的短信，这位素不相识的成都老太太，在短信中要认姚晓明做干儿子，并立下遗嘱要在身后将自己的眼角膜捐给晓明眼库基金，唯一的要求是由姚晓明亲自主刀。

　　“温饱思公益呀！”深圳市民政局局长刘润华感慨道，“全国各地的人南下深圳，首先是为个人的前途命运打拼，但富裕之后，他们开始回报亲人和社会，这种精神正成为深圳人的主流精神。”

　　“市场真是个好东西”

　　“喜欢用钱来购买公共领域里的产品或服务，这是深圳跟别的城市很不一样的地方。”因特虎创始人老亨介绍说，“当‘因特虎深圳报告’出到第四本的时候，市政府采用政府购买的方式，资助10万元。”

　　每年政府报告出台前后，深圳市政府都会跟别的地方一样，组织咨询座谈会。老亨透露：“但要给参会的人发出场费，恐怕全国只深圳一家。”

　　2009年，退休的深圳市原体改委主任徐景安成立了一家情感护理中心。政府觉得很起作用，就花24万元购买了中心的服务。次年投入提高到100万元。“我们一共接听了8000个电话，避免了20起自杀或杀人事件。”徐景安算账，“如果发生一起，政府花150万元的成本都摆不平呢。”

　　到了2011年筹办大运会，政府不仅花钱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而且还引进了竞标机制。“当时民间社团参与志愿服务的热情很高，服务站供不应求，我们就拿出6个‘U站’来竞标。”大运会志愿者指挥部负责人表示，最后中标的社团，可以获得政府提供的平台和资金支持。

　　“只有在深圳才会冒出这么多市场化的创意。”刘润华说，“但这确实有效地激发了民间公益的活力。”

　　不过，最让刘润华得意的，还是在2011年敲定民政部与深圳市政府联合主办“中国公益项目交流展示会”。

　　按照刘润华的设计，深圳先搞了个“中国·深圳公益项目交流展示会”。虽然还是个地方性展会，但这已是国内规模最大的社会公益项目展示会了。全国超过160家社会组织、非公募基金及企业接受邀请前来参展。

　　3月4日，公益深交会选择在深圳高交会的举办地深圳会展中心开幕。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事先发了简短的预告，估计最多会有四五千人参观。工作人员内部都有疑虑：“你不是卖产品，有没有人来看？”

　　出乎意料的是，深圳人“呼朋唤友”来了，很多家庭扶老携幼来参观。3天下来，人流量两万，远超预期。

　　会场的保安对深圳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马宏说：“我们天天看展会，但你们这个展和我们以前看到的所有展会都不一样。”马宏感慨，看来把商业模式借鉴到公益展示中来是成功了，“市场真是个好东西”。

　　由于这次展示会的成功，7月4日，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宣布：民政部将与深圳市政府联合举办公益项目交流展示会，共同搭建国家级公益项目交流平台。这是继高交会、文博会之后又一落户深圳的国家级展会。

　　刘润华的设想实现了。

　　“深圳人有时间谈优雅吗？有资格谈优雅吗？”

　　“商人，也是文化人”，这是老亨对自己的形象定位。老亨坚决反对“深圳是文化沙漠”的说法。

　　这座城市重点大学数量不及北京、上海，知名作家不及西安、武汉，但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充盈着鲜活的市民文化。图书馆星罗棋布，音乐会连绵不断。

　　被广东媒体称为“岭南才子”的邓康延1992年南下深圳，做过《深圳青年》策划总监、香港《凤凰周刊》主编。当他辞职去做纪录片时，连他的朋友万科的董事长王石都非常反对。大家觉得他在跳“火坑”。而且，他拍的片子都是跟生活八竿子打不着的，比如远征军主题的《寻找少校》。

　　但这个西部汉子认定他“寻找故人故事，也是在寻找内心的安宁，与历史的公正”。

　　支持邓康延跳下火坑的也不少，越众影视公司就是一位生于1970年的建筑公司老板投资700万成立的。投资前，邓康延就反复告诉他拍记录片赚不了钱，但老板干净利落地回答：“不为赚钱，不够再投。”此外，政府文化基金的支持也承担了越众公司三分之一的成本。

　　尽管这条路走得很艰难，但邓康延说：“起码在深圳这个地方，我们很庆幸，很感恩。也许在别的地方，我们根本无法支撑。”

　　后来，《寻找少校》播出，观影现场很多人大声喊“我们都是少校”，邓康延忍不住热泪盈眶。若干年后，王石当着很多人的面跟邓康延道歉。

　　这部片子得了很多大奖，很多人都不敢相信，这样“不食人间烟火”的片子，是从“物欲横流”的深圳这座城市出来的。

　　事实上，深圳不再停留在过去的“打工文化”上了，连一些论坛的主题都跟“优雅”有关了。

　　一次，东方尊峪天际会所举行“优雅的力量”的论坛，当时很多人为主办方捏一把汗：深圳人有时间谈优雅吗？有资格谈优雅吗？有必要谈优雅吗？千万不要因为曲高和寡，到时没有几个人到场。

　　可出乎意料的是，论坛非常成功，嘉宾不是一小撮，而是一大群。嘉宾们说，就冲着“优雅”两个字来的。在深圳也安了家的香港歌星奚秀兰本来计划回香港办事，听说深圳有场事关“优雅”的聚会，于是赶紧调整日程，她在论坛上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深圳终于也有人谈优雅了，太好了。”

　　会场上，大家预言，“优雅就是力量”可能会成为深圳新的标杆口号。

　　放开并不意味着洪水猛兽

　　老亨这个湖南人如今成了典型的“深圳主义者”，他爱深圳，他喜欢深圳这座“年轻得让人妒忌的城市”，这里散发着很多活力，有股实验、先锋的解放劲儿，包括政府。

　　早在2004年深圳迈出实行社会组织登记体制改革的第一步，让各行业协会与原业务主管单位脱钩。当时，这几乎是别的城市想都不敢想的事儿。

　　两年后，深圳成立民间组织管理局，取消双重管理体制，让各行业协会彻底民间化。

　　2009年，深圳市开始全面探索社会组织由民政部门直接登记的体制。接着，进一步降低社会组织登记门槛，注册资金由3万元降低到1000元，会员数量由50个降低到15个。

　　深圳还设立“种子基金”，资助了75个公益项目，资助总金额3000多万。

　　深圳还有上面的“尚方宝剑”。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省委全会上说：要推动“万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该放的权一定要创造条件，逐步下放，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将原来由政府承担的社会管理和服务的一些职能转为由社会组织或其他机构承担。

　　政府的“放水养鱼”大大解放了民间组织。截至2010年12月底，深圳登记社会组织4110家，比2000年增长324．6%。这个数据简直可以用“井喷”来形容。

　　“生怕错过了改革时机的”刘润华又赢了。

　　2010年登记的99家市级社会组织中，有48家社会组织为直接登记。

　　事实证明，少盖章、少一个婆婆，“放开”并不意味着洪水猛兽，这些星罗棋布的社团组织成长都很阳光、健康。

　　刘润华很清楚，改革是必须的。由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后，单位人变社会人，人的自由度提升，公民意识觉醒，要参与公共事务。深圳比其他地方更早遇到这些矛盾和问题，必须要寻找出路。

　　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马宏说：“社会组织和政府不是对立的，应该是合作的。个人对政府可能是偏激的，组织是理性的表达。”

　　邓康延正在筹拍的下一个纪录片就是关于深圳的民间力量，他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深圳最有力量的不是政府，而是民间力量”。

　　老亨还在折腾他被称为“深圳议院”的因特虎，坐在那间茶社，泡上好茶，他常想撒切尔夫人上世纪说过的一句话：“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

　　他很清楚，这个英国铁娘子的断言错了。

解放民间力量(2011年08月09日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