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论者称，一谈到改革开放，人们总是用深圳奇迹来说事，什么“一个小渔村变成现代大都市”，但人们都知道这个“神话”的背后的原罪。
　　
　　深圳的原始积累来自3个方面。
　　
　　1，进口。深圳把大量内地出口的商品买了回来，然后再卖给内地。1980年代，内地各省为了出口创汇，给出口商品以大量的补贴。比如，一把折叠伞，市场价为10元，但外商不会要它。为了出口，只卖3元，这样的低廉价格，外商当然要了。但这样贱卖，厂家不是亏本了吗？不要紧，财政会给厂家补贴。另一方面，中国当时对商品进口管得很严，许多商品根本不让进口。但深圳拥有进口自主权，它把这个特殊政策“用足了”。所以当时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内地用大量财政补贴来出口商品，而另一方面，深圳又把这些出口了的商品买了回来，然后用这些商品赚内地的钱。比如，一把折叠伞在内地卖10元，上海厂家（因为有补贴）以3元的价格卖给香港，香港以5元的价格卖给深圳，深圳以7元的价格又卖给了内地。经过这个倒腾，内地的出口补贴都被香港和深圳拿走了。当时香港的商人乐得嘴都合不拢：中国居然傻到这个地步，低价出口，然后再高价把它买回来。深圳是和香港的资本家一起，瓜分了国家的财政补贴，它们联合起来赚了内地的钱。
　　
　　2、出口。利用优惠政策，吸引内地企业通过深圳来出口商品，从中获得大量外汇。当时深圳提出的口号是“外引内联”，80年代初，“外引”引不进来，招商失败，只能指望“内联”了。所谓“内联”，就是挖内地的墙角，来盖自家院墙。深圳没什么东西可出口的，内地当时倒还有许多具有出口优势的创汇企业，它们是各省市的摇钱树。但按照当时的政策，这些企业只能通过各地方的外贸部门来出口，企业的创汇也大部分都被地方政府的外贸部门拿走了。按照当时的外贸政策，内地的企业虽然创汇，但自己用汇却很不方便。如果这些企业与深圳搞联营，通过深圳来出口，其创汇就不会被地方政府拿走了，就可以与深圳的出口商对半分，企业何乐而不为呢。所以企业千方百计避开所在地的外贸局，而愿意与深圳搞联营。由于许多内地企业都走深圳这个出口渠道，断了其他省市的财路，各地原有的外汇油水，就都流到了深圳的口袋。
　　
　　3、炒汇。中央给与深圳金融自主权，它可以完全不受央行节制。当时内地对金融的控制十分严格，炒买炒卖外汇是严重的犯罪，但中央唯独对深圳法外开恩。深圳银行被允许以高于国家牌价来收购外汇。这样一来，全国各地的外汇持有者都不愿意与所在地银行换汇，都拿到深圳来换汇。当时全国的外币都涌向深圳，整个国家的金融秩序都破坏了，深圳却坐收渔利。这就是深圳这个暴发户的原始积累。深圳只是个巴掌大的地方，我们的国家这样大，全国各地的油水都流到这个小地方，它要是不富，那才是奇怪。由此可见，深圳的暴富，是因为内地做了冤大头。
　　
　　1980年代，内地各省市对深圳意见很大，对中央偏袒深圳极为不满，但他们又不敢说、不能说，因为深圳虽然地处边陲，但它是“通天”的，后台硬。当时把对深圳的批评压了下去，但这个批评却以另外一种形式表现出来。于是，在1980年代的全国人代会上出现了搞笑的一幕，各地代表都说：“我们要向深圳学习”，潜台词中央应该把给深圳的政策也给我们。深圳的领导吹嘘：“中央没有给我们一分钱，深圳的成就都是改革开放得来的”。有论者说，这是很可笑的，他们居然把损公肥私、损人利己、损大家利小家，以及吃里爬外、胆大妄为、无法无天，统统当作改革开放；谁都心知肚明，深圳的做法既违反当时的政策又践踏当时的法律，只要上面有人撑腰，这种捞钱方式，连傻瓜都会。而深圳得了便宜还卖乖。为此，2006年，一位深圳体制内的人在网上写文章：《深圳，你被谁抛弃》。此文中心思想是：特区已经不“特”了，它的暴利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它觉得很不习惯，而怀念那个日进斗金的年代。

　　
　　事实上，深圳的发展，是靠邓小平撑腰。邓小平不在了，自然就该被抛弃了。
　　
　　往事并不如烟。深圳尽管当时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对整个中国的推动作用是居功至伟的。至少，它阉割了“贫穷社会主义”，而率先在中国开了富裕起来的先河。在当时全国极左势力嚣张的时刻，它也能沉住气，不争论，“闷声发大财”。只是，这种“闷声发大财”的趋势后来太过头了，忘记邓小平在“先富起来”的指示同时，还有“共同富裕”的指示；在经济改革的同时还有政治改革的指示。
　　
　　无疑，深圳是靠邓小平而成长起来的，邓小平对深圳也给予厚望。人们还记得1992年的春天，当中国大地在极左思潮肆虐、邓小平被某些势力挤压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赴深圳，并在深圳发表了震惊世界的“南巡讲话”，而《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陈锡添（笔者很荣幸地做过一段时间他的下属，因此对他有所了解）则毫不犹豫的以《东方风来满眼春》为题进行了长篇报道，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一时间中国大地莺歌燕舞，极左势力几无容身之处，中国又回到1980年代初期的欣欣向荣的动人局面……。
　　
　　笔者在几天前的博文中，就这样说过：“毋庸否认，邓小平具有那个时代的自身缺陷，然而历史地辩证地看，邓小平对于世界民主自由事业的贡献，早于也大于戈尔巴乔夫。是邓小平，最早撕开冷战的铁幕；是邓小平，在1980年代就提出‘共同富裕’的思路；也是邓小平，反复告诫中共13大政治报告一个字都不能改；……。只是后来，邓小平太年迈了，力不从心了。设想，如果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我们中的有些人更智慧和理智一些，那么整个中国，将绝不会是现在的这个局面。”这篇博文在发表当天、读者点击量大概有5万人次的时候突然被网站删除了，但笔者还是坚持上述观点。
　　
　　笔者感到很难过的是，邓小平过世以后，尽管深圳还在“改革开放”，还在唱着“春天的”故事，但政治上打左灯、经济上向右转的局面愈演愈烈，几乎难以让人理解。
　　
　　更难以让人理解的是，尽管“唱红打黑”对于深圳来说是一种讽刺——至少对于邓小平，他就被作为文革中的中国第二号“黑帮”人物被打，连儿子都不能保护乃至被“打”断腿而终身轮椅为伴，还不得不被迫高唱“东方红”；而深圳现在却成为南粤唱红最激越的城市。唱红就唱红吧，但为什么让笔者激动的红歌“春天的故事”，却几乎都难得听闻了？！
　　
　　这种状态不是偶然的。记得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温家宝总理赴深圳考察，曾高调疾呼政治体制改革，但深圳却装耳聋听不见，《深圳特区报》则明言政治体制改革“有风险”，带头做实际上的反弹。当时就有外界舆论评判说，深圳官员的改革力量不如广州，深圳的知识阶层也明显没有广州的那么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现在很多深圳人特别是官员与知识精英，关注的都是自己的既得利益，“拔一毛而利天下不愿为”。温总理在考察深圳时疾呼政治体制改革，引发中国新一轮关于改革姓“社”姓“资”的大争论，深圳舆论却装聋作哑，全无所谓“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的起码姿态。……
　　
　　更有甚者，温家宝在深圳发表的政治改革言论，在深圳电视台及其它一些媒体上“失踪”，显示“北方封建落后人士在广东珠三角圈出来的‘租界’”对政治改革的抵制，也显示温家宝无法影响深圳媒体宣传，可谓“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被既得利益者统治了的深圳，并不希望普世价值的实现，也不愿意推行真正的还政于民、还权于民的民主政治体制改革。
　　
　　在这种背景下，现在有人以“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谁能走的更远？”为由对深圳、同时也对汪洋进行冷嘲热讽。说什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许多模式：大邱庄模式、华西村模式、蛇口模式（笔者注：蛇口模式其实就是深圳模式）、苏南模式，直到现在被全国热议的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如果只用一个词来定义重庆模式的话，哪就是民生。重庆模式出台的几乎都是面对时弊、针对性极强的政策：打黑、反腐、唱红、吏治、户籍改革、率先积极建设公租房、严厉打击食品药品行业的犯罪行为、贫困学生提供免费营养餐、绿化重庆。重庆模式一登场得到了百姓的热烈拥护；重庆模式更有生命力的地方在于，它的民生新政与经济发展构成了良性循环。而如果只用一个词来定义广东模式的话，哪就是民主。今年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依法治省工作会议上的一个讲话，可谓淋漓尽致的表达了这一理念；他在发言中称：要以民主为核心，加快推进政治建设法治化；没有民主就没有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规范有序的民主政治是人民之福。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不断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渠道，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让广东人民群众在法治的阳光下平等、自由生活。追求公平、尊严和高质量的生活已成为全社会的强烈呼声和价值取向，人们的幸福感不仅仅依赖物质条件，还要靠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来提升。汪洋就是谈到民生，也是从法治的角度来阐述：以民生为重点，加快推进社会建设法治化。要寓民生于行政执法之中，特别是把农民工、失业人员等作为关注对象，对弱势群体的合法权利予以重点保护。一句话，广东模式要打造“幸福广东”。……
　　
　　但他却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广东模式除了经济发展领先全国之外，……现实在对对广东模式说不”。他列举的例证中，深圳就占了鳌头：全国十大治安最差排名，广东就占了三个：深圳第一；“广东省治安之差表面上看和外来打工人数众多有关，但实质还是政府的应对不力”；“2010年震动全国的富士康系列自杀悲剧”；“广东有关政府部门表现之落伍于时代，堪称一个全国率先开放地区的耻辱”，“深圳为迎接大运会，竟然下令严禁农民工通过群体性上访等非正常手段讨要工资，否则造成恶劣影响的，追究其刑事责任（讨薪也要治罪，真是闻所未闻。请问哪一个群体性讨薪不是被逼出来的？”；“将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清出深圳”，“深圳市的做法甚至罕见的引发了《人民日报》的公开批评。其实《人民日报》在类似事件公开批评深圳已不是第一次”；“2010年46名出租车司机集体停运要求减免租金、发放油补，并抗议电动车、蓝牌车等非法营运现象长期存在。虽然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决定把出租车保证金从每车9万元下调为每车5万元，但深圳市出租汽车行业自律委员会却以他们停运造成‘市民出行不便、损害行业形象’为由，把他们辞退且永久禁止其入行（对比对比重庆如何处理出租车司机罢驶事件）”；……。
　　
　　该评论人士说，自进入21世纪以后,曾一直引领改革时代潮流的广东（深圳？）蜕变了。它带给国人的不再是自豪、仰慕，而是恐惧、愤怒、失望和焦虑，甚至耻辱。该评论人士说，支持广东模式的学者理由有二：一是广东模式强调国家治理体系的创新，但不知大运会期间相关部门的做法算不算是治理体系的创新？二是注重市场机制，但是农民工、农民的暴力性群体事件算不算市场机制运行的恶果？事实上，广东模式的问题恰在于过于依赖市场机制。他说，人类的经济发展史已经证明了，市场既有失灵的地方，也有不适合介入的地方；当市场出现问题的时候，它并不能自动和有效的调节和修复。但他无知的是，现代经济学的冲突中，它的最大特点是反对政府以任何形式干预自由市场。无数事实证明，政府干预从来就没有真正解决过任何经济问题，它最多是把一个简单经济问题通过权力干预变成一个复杂的问题，把危机变得更大，埋藏的更深，直至最终躲不过了，以猛烈的形式爆发。也就是说，政府干预实际上是以将来更大痛苦的代价来逃避眼前的不舒服；形象地说就是：瘾君子用注射海洛因来逃避眼前的痛苦。因此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无不是大社会小政府的格局，而比利时目前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政府了，却社会稳定、民生康乐、秩序井然！
　　
　　而且，该评论人士列举的所谓广东种种“劣迹”，整个中国都普遍存在，有的地方有过之而无不及，相反的是，因为长期来广东相对开放、开明（邓小平之功），舆论监督的力度和人权状况也相对良好，所以被揭开的盖子当然也就相对更令人瞩目。正如法国经常有大罢工，有政坛丑闻，但这位评论人士却偏偏要定居法国、赖在这个万分丑陋、罪恶、专制、落后的国家，而绝不定居到他嘴里万分完美、优越、先进的中国一样，30年来，中国大陆的人，喜欢广东的热情偏偏就是不改，即使打架，也喜欢到广东来打，原因自然是舆论监督的力度和人权状况也相对良好。
　　
　　但该评论人士有一句话的确让笔者无语：“……深圳2008年就成为中国政治改革试点区，但到今天表现如何？”笔者记得当时汪洋就职广东不久，就呼唤深圳要“杀开一条血路”；但至今，血路不仅没有杀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迷途则时不时跳跃而出。该评论人士对深圳的谴责并非完全凭空捏造。该评论人士的话，既会让汪洋丢脸，也会令邓小平蒙羞，就连笔者这个渺小人物也感到难堪；因为笔者自1986年就拥有深圳户籍，堪称老字号深圳市民。我爱我家，所以对深圳就爱之深也责之切也。
　　
　　不过，该评论人士尽管视重庆模式为天堂，但最后还是万般无奈地承认，重庆模式“全国推广的阻力主要在于其他地方是否有足够的动力效仿”，“这就需要中央出手了”，“重庆模式的软肋是否在于能够超越个人因素”。这就彻底地泄了底：“重庆模式”再好，也是依赖“人治”罢了，不要说人亡政息，人走茶凉之虞都不可避免！试问，要问人治，60年中有谁敢自认比毛泽东更霸道，比邓小平更威权？！但就是这两个人，一个得在中南海拿着党章和宪法为自己讨说法，最后还得将别人整死；一个不得不南下深圳为自己讨说法，结果也是他所说的“一个字都不能改”的中共13大政治报告乏人问津！
　　
　　中国时代长河浩浩荡荡，朝代更替，历代历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总不能跳出这一“兴亡历史周期律”的怪圈。1945年，国民参政会参议员黄炎培在同毛泽东谈话时提到“兴亡周期律”，希望中共能找到摆脱怪圈的新路径。毛泽东当时毫不犹豫地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热衷于当“人主”，却丝毫不想要民主。现在，文革余孽们所言文革中“打倒了资产阶级当权派，中国人民充分地享受到了社会主义大民主”完全是自欺欺人，事实上普通老百姓仅仅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年轻的大中学生、工人和农村民众，任何时候都只能随着毛泽东指挥棒转，永远效忠毛泽东个人才是唯一的正确选择，否则就是弥天大罪；稍站错队，甚至喊错一句口号就会招来大祸，甚至被砍头，哪有一丝“民主”的味道？！
　　
　　再说到“重庆模式”，笔者早在.2008年开始就多次赞扬过重庆的某些好的做法，在本博中就有多篇明文可查。但自从“唱红打黑”水起风生后，笔者就逐渐对重庆沉默了，而李庄案前后，笔者则很是反感了。笔者并不异议人民自由、自发的“唱读讲传”活动，任何人都有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的自由；任何公权力也都有在法治、人权的框架内“打黑”职责与义务。但前提是，必须司法公正及其程序公正。
　　
　　据悉，目前广东高层正在致力建设人民幸福。对此，笔者十分期待。因为仅仅唱红，是唱不来幸福的，同样靠暴力“革命”也革不出幸福来；遵循民主、法治、人权的路径努力奋斗才能找到幸福！
　　
　　笔者，现在却还有一种感觉：文革遗毒与封建残馀，正在有将国际纠纷和国内矛盾归咎于中国大陆邓小平以及邓小平以来的改革开放者的势头。这种感觉是否正确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是重回毛泽东道路还是坚持邓小平理论。
　　
　　重回毛泽东道路，就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文革每隔7、8来一次；但前提是，必须要有一位毛泽东似的霸道人物才行。坚持邓小平理论，就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民主为核心，加快推进政治建设法治化；让民众在法治的阳光下平等、自由、有尊严地生活！
　　
　　而对深圳来说，选择“东方红”还是“春天里的故事”，可要想仔细了！……
　　
　　
　　来源：凤凰博客---颜昌海（深圳市民.自由撰稿人，著名博客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