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产生骑士式精英的土壤已经不复存在，那种基于对旧体制刻骨铭心的痛切感受，从而不计个人得失安危进行社会改革的堂吉珂德式的英雄已成往事；新兴的、现代的、理性的的理想主义者会不会在深圳产生呢？

因特虎报告0012

深圳需要政治家

“深圳需要政治家”，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已经不可考了，以此作为“30岁深圳的30个问题之一”来进行专题研究的人是金心异。

2009年6月，老金就撰文指出：一个好的政治家，可以将深圳带入一个更好的发展状态，而一个差的政客，则可以导致深圳错失发展良机，甚至将深圳带入歧途。当时，正是深圳老许市长东窗事发的时候，这类话题炙手可热。

撇开体制来谈人，是因为“我们现在的体制也是靠不住的”，因为它自身就是改革的对象，因而也必将处在不断变动之中，如果没有充满智慧和勇气的政治家改革体制，创制新的有利于城市发展的体制，那么城市的命运就将是另外一个样子。因此很多时候还是要寄望于政治家。一个城市的兴衰，机遇并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垂青于你，你错失了太多的机遇的话，上帝一定会惩罚你，所以在关键的机遇期，遇到一位关键的政治家，把一个城市带上一个繁荣昌盛的轨道，的确十分关键。

历数深圳建市30年来的主政官，先后有吴、梁、老李、郑、厉、中李、张、于、黄、小李、老许、刘、王、新许等。从来源看，一是粤官主深，吴、梁、张、于属于这一类；二是京官入深，老李、中李最为典型，新许也是，黄、小李严格意义上也属于京官，只不过在广东历练的年头比较久远而已；三是外地干部空降深圳，厉入深前为湖北省副省长，郑入深前为徐州市委书记，属于这一类，王从苏州任上来，也是这一类。老许则是唯一一个从深圳本土成长起来的干部，或者准确点说叫“新移民干部”，以区别于“老宝安”的原住民干部。在深圳的官员队伍中，老宝安原住民干部日渐式微，而“新移民干部”则是深圳官场的主流，一定程度上说，老许身上曾寄托了他们的希望。

到底何种来路的主政官比较有利于深圳城市发展？

粤官的优点是务实，敢干，刚好适用于深圳特区初创时期，非常时期，非常之举，非常之人。而当时央粤深为着深圳特区的成功，具有良好的利益一致和协作链条，加之梁之个人特殊性（即便是在粤官里面，梁这种个人特质，也不具有普遍性），造就了伟大事业。但梁的伟大不能证明粤官主深最具优势，事实上张和于主深期间，恰是深圳城史上最低潮、最黯淡的几年。

　　粤官最大的问题是不善于跟北京打交道，粤官拗。“京不管粤，粤不管京”，疏离心态显著，而无法善用中央资源。此外粤官主深还面临一个无法处理好粤深关系的问题，是屁股决定脑袋，作深官就要为深圳说话，还是粤字当头？在粤深关系必然有许多执拗的环境下，粤官主深首先就得面临这个问题。此外深圳城市文化迥异于粤文化，倘若是最本色的粤官主深，还会面临一个无法理解深圳这座城市的问题。

　　外官主深，倘若是来自上海这样的国际化都会，不管他中央资源如何，终究可以提升深圳的城市治理水准。但是中央从未自北京、上海这样的国际都会挑选干部入主深圳，无论是厉、郑，还是王，均没有治理国际化大都会的经验。厉和郑后来均证明缺乏中央的根基，厉的黯然下台，导致深圳在1997-1998年“黯然销魂”。

　　粤官，外官，缺乏中央根基，缺乏强劲后台，首先很难利用政治资源为深圳争取利益，什么好事儿都轮不到你，在中国的过渡期，中央政府尚拥有强大的配置资源的能力，缺乏中央资源必然会导致深圳没奶吃，只能靠自己在市场中打拚找吃的，这样固然可以锻炼深圳的竞争力，长远来看是件好事，但在短期内，会极大地挫伤这个城市的信心；其次没有中央根基，往往就会陷入站队的迷茫之中，动辄得咎，亦使城市跟着限入某种不确定性；再次，最近几年出现的问题则是，没有强硬的后台，而又不甘于在深圳建功立业，而只想借深圳这样一个台阶支撑自己上位，那结果必然是利用深圳的资源为自己向上爬创造条件，这种状态对深圳也是严重损害的。

　　相反，京官入深往往带来诸多资源。老李以前是国务院副秘书长，深交所是他一锤定音；中李以前是化工部副部长，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在他手上成了体系；黄以前是机电部办公厅的正厅级干部，深圳关外城市化，的确是靠她才比较轻松地获得北京了首肯。

　　据此，老金是倾向于京官主深的，而且越空降似乎越有利于深圳。京官能空降到深圳这样一个重要城市来，一般说明北京的根基深厚，往往带着尚方宝剑过来，无论是否在深圳过渡，他都不必耗费太多的深圳资源来支撑自己往上走，只需要在深圳做出成绩即可，对深圳是损害最低、增益最多的一种。而且京官往往做事具有全国视野，深谙首都政治环境，加之京城人脉丰厚，做起事来游刃有余，这些都是对深圳有利的地方。京官的问题在于：官僚习气较为浓厚，对草根的力量认识不足！

　　然而，无论是京官、粤官，还是外官、深官，对深圳是否有利的最终关键是：你是一个政治家，还是一个政客？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思考问题是如何对国家、对民族、对城市的未来有利，而作为一个政客，他则是从自己的政治利益出发考虑问题，一心只想往更高的位置上爬，而不去想爬到更高的位置去干什么。而迄今为止深圳的主官中，可以称之为政治家的，也许只有两位：老梁和老李（老吴时间太短，不足以论事），其他的都有待历史检验或给出结论。

还记得小李在深圳书记任上时，曾对人掏心窝子说：自己也没想到仕途可以走这么远，可以做到深圳的市委书记，对自己一个农家子弟来说，做到这一步，可以说于愿足矣了。当时他的话意，大约是暗示自己于仕途无更多追求，可以在深圳博一博，做一些青史留名的事情啦。

确实，做政治家不一定非要在北京才能做到，在深圳虽然只是副部级，却一样可以做青史留名的政治家（这是深圳有别于其它副省级城市的地方），梁就这样做到了，李哥其实也完全可以做到。但是很遗憾的是，李哥终究没有选择在深圳做政治家，而是选择了继续向他的仕途更高峰攀登。

不是所有人都能象袁庚那样想得明白：就算你做到副总理、政治局常委，又能怎样？有多少副总理、政治局常委级别的政客“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在历史上啥也不能留下）？而最终只是副部级的袁庚，却可以不朽。

袁庚才真正堪称是深圳老派政治家的典范。

袁庚生于深圳大鹏，父辈即有闯海经历。自己早年就读广雅，欧风美雨浸润多年。岭南之地的开明风气，温润敦实的学习教养，使得袁庚注定不同于为生活所迫投奔革命的工农干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袁庚却能欣赏和敬佩邹韬奋的智者风范，这种为理想而战的军旅生涯，不是普通的一介武夫所能理解的。谍战中的磨砺和功勋，外交中的识见与视野，实在是袁庚后来卓越事业的深厚积淀。身陷囹圄的五年半，铁窗下数蚂蚁的日子，是人生大彻大悟的机缘。就象大病中拣回一命的人，对于生命的意义往往有更深切的领悟，大难不死的人，对于自己过往的执着也常常会有焕然一新的体认。

袁庚出狱平反后在交通部外事局任职，随交通部长走访世界各地，对港口城市、海洋工商文明的认识是当时其他中国政治官僚所望尘莫及的。惟其如此，袁庚才有可能在对香港招商局作一番短期调查后拿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调查报告，进而入主招商局，成为有百年历史的招商局的第29代掌门。此时的袁庚已经年逾花甲，是设想颐养天年的退休生活的时候了，仕途进退，功名利禄，早就是过眼云烟。这个年龄阶段还有能力做事的人，要么不做事，要么就不会为了短期政绩去做事。袁庚在蛇口的鸿鹄之志哪里是那些蝇营狗苟之辈所能理解和知晓的呢？　

从创建蛇口工业区的第一天起，袁庚就将其当成了社会改革的试验场。蛇口无比大胆地进行了干部体制、民主选举、舆论监督等方面的制度变革，蛇口之被人热切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因此而来。袁庚将蛇口搞成了当时中国最醒目的试验场，他把自己的政治生命全数压上，了无退却之意。有文献记录，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曾几次动员袁庚担任深圳市市长，均被他坚决回绝。早已过了60岁退休年限的袁庚显然想在蛇口完成他所有的政治理想。在前后15年时间里，他象老板一样地掌控着蛇口的一切，他一手缔造了它，他象父亲一样地塑造它身上的每一个器官，从规章制度到种在坡上的树，他一心想让自己的这个儿子与众不同、前程远大。在某一时刻，他好象还真的成功了。尽管在离开的时候，他没有带走任何东西，但是在灵魂上，他始终是蛇口的主人。

早年的深圳精英们，大多具有这种超越现实、超越时空的理想以及将理想付诸实践的冲动与能力。

今天，产生骑士式精英的土壤已经不复存在，那种基于对旧体制刻骨铭心的痛切感受，从而不计个人得失安危进行社会改革的堂吉珂德式的英雄已成往事；新兴的、现代的、理性的的理想主义者会不会在深圳产生呢？

2006年新春，因特虎嘉年华会在福田区商会二楼的大会议室举行，到会的虎友有百十人，形式是让每一位上去讲出自己的梦想。金心异的梦想是“50岁前希望有竞选深圳市长的机会”，当时大家都笑。后来，老金入民主党，从区政协委员做起，逐步迈向市政协委员、省政协委员，职业的繁忙之余，开博客，写时评，以全新手段参与地方政治，的确有点新型政治家的意思了。看来，“深圳需要政治家”，不仅是老金的建言创意，更是他的身体力行了。在 “老宝安”原住民干部逐渐隐退、深圳新移民干部相继跌倒之后，这是不是深圳本土政治家的成长新路呢？

《因特虎报告》

interhoo@qq.com

2011-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