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会议传统源于天下独尊的皇帝主持的朝会，这种御前会议只对皇上负责。西方的会议传统源于“公民集会”，城邦贵族、城市市民、部族长老以相对独立的姿态协商议事。希腊的城邦政治、盎格鲁-撒克逊习俗、基督教教规，都对西方会议影响深远，但是影响最深、最远、最普遍、最持久的还是商人的游戏规则。

因特虎报告0010

老板的议事规则

“金牌司仪”与中国式开会

就在朱雨晨热情地向因特虎老亨推荐袁天鹏以及他翻译的《罗伯特议事规则》的时候，老亨也正在频频地与“深商”们讨论“老板的会议游戏”。

老亨屡屡被老金介绍为因特虎的“金牌司仪”，这确乎是一种赞誉。从2001年起，因特虎各式各样的聚会大多是老亨主持。因特虎的“圆桌会议”、“嘉年华会”一度是引领风骚的深圳会议时尚。《因特虎报告0007》推荐的深圳“叽喳酷茶会”引起很多设计圈外人的兴趣。而朱雨晨就是在慕名参加因特虎双周沙龙时对沙龙讨论形式有了亲身体验和由衷感慨才专门约老亨聊聊“会议规则”的。

对于我们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开会似乎总是一种不愉快、不舒服的体验。我们不情愿去开会，可不得不去；我们去开会了可多我们一个不多，少我们一个不少；我们想忘却过去的开会经历，可马上又要参加一个雷同的会议……。2006年10月号的《深圳青年》（星期8）就把“中国式开会”作为封面专题，特邀“老末”主笔作如是说。

网友对中国式开会则是这样总结的：人多的会不重要，重要的会人不多；解决小问题开大会，解决大问题开小会，重大问题不开会；上会的事不一定要真干，真干的事不一定要上会；会上的意见不要太当真，会下的意见一定要认真；开会的人基本不干事，干事的人基本不开会；会上说的越正，会下干的越邪。

中、美“国父”的会议观

而中国会议学的真正发轫者是孙中山。早在1917年，他就编了一本《民权初步》，原名就是《会议通则》。把“会议规则”等同于“民权第一步”，中山先生是这样解释的：“民权何由而发达？则从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始。而欲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又非从集会不为功。是集会者，实为民权发达之第一步。”

他在《民权初步》的自序中说：“中国人受集会之厉禁，数百年于兹，合群之天性殆失，是以集会之原则、集会之条理、集会之习惯、集会之经验，皆阙然无有。以一盘散沙之民众，忽而登彼于民国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无措，不知所从，所谓集会则乌合而已。”所以，中山先生要把学习如何开会作为治理现代中国的基本功、基础课。

对于稍有留意西方的近现代中国人来说，美国国父华盛顿是令人印象无比深刻的人物。作为美国的开国元勋，华盛顿将军只做了两任总统就坚决不干了，回去再当“田家翁”，人格魅力直追中国古代的尧与舜。稍微深入一点的中国知识分子还注意到，在美国制宪会议上，华盛顿作为会议主席，每天除了宣布会议开始，就是宣布会议结束，几乎没有更多的说辞。这与中国的“一言堂”，反差真是十万八千里。

深商，是“罗伯特议事规则”的教徒和主顾

中国的会议传统源于天下独尊的皇帝主持的朝会，这种御前会议只对皇上负责。西方的会议传统源于“公民集会”，城邦贵族、城市市民、部族长老以相对独立的姿态协商议事。希腊的城邦政治、盎格鲁-撒克逊习俗、基督教教规，都对西方会议影响深远，但是影响最深、最远、最普遍、最持久的还是商人的游戏规则。

商人是独立的自由人，商人之间的交易是平等交易，商业谈判是独立权利人之间的协商与妥协，为了各自商业利益的最大化而捍卫和扩大整体的商业利益。最重要的是，商业已经渗透到现代社会生活每一个角落，遍及毛发，流淌于血液。商人的游戏、商业的规例，已经成为全社会不可须臾或缺的东东。

商人是真正的市民、真正的城市公民。雅典的公民社会是理想国，威尼斯的市民社会才是真真切切的现实浮世绘。

基督教的契约精神是人与上帝的美丽传说，商业契约才是需要兑现的权利义务。摩西十诫，是基于教义的经典训诫；商业惯例，才会不断推新、增厚《民生法典》。

商人阶级与国王的税收谈判，是近代议会中真正的实质内容。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与和平，议会中辩论最多、最激烈的还是商业利益的得与失。

《罗伯特议事规则》作为“会议通则”，应用得最多的不是在国会，不是在NGO，而是在多如牛毛的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因此，因特虎老亨在接过袁天鹏亲笔签名的《罗伯特议事规则》中译本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向他建议，把这本书的推广名改为《老板的议事规则》。

通用议事规则的根本原则是，谨慎仔细地平衡与会个人和群体的权利，使一个会议的全体成员通过协商的方式表达其总体的意愿。这套游戏规则的前提条件是：每个人必须是自己的老板，自己可以独立地表达自己的意思。

如果会议参与者之间不是相对独立的权利主体，自己不是自己的老板，而是存在人身隶属关系、利益隶属关系、意愿隶属关系，那么平等协商就没有可能。

因此，行政系统或公司内部行政会议，对中国式开会更感兴趣。小公司、小老板，也会觉得罗伯特议事规则太麻烦。中国农民向来比知识分子更独立，更像“老板”，所以跟农民讲“老板的游戏规则”更容易，而知识分子对“御前会议”更驾轻就熟。

深圳在短短的30年中孵化出了一个庞大的“老板”阶层，老板们合伙开公司，合作办协会，对“老板的议事规则”开始有了需求。袁天鹏就是在王石、张朝阳等老板们张罗的“阿拉善”公益组织中找到了推销“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市场的。“深商”，正是“老板的议事规则”的教徒和主顾。因特虎的这份报告以相关的三篇报道，为这套游戏规则的推介做一次义务宣传——

朱雨晨：与袁天鹏面对面

袁天鹏生于1976年，是学通讯出身的理科生。他曾在国内担任学生会主席。到美国留学之后，他发现学生会的开会方式完全不同。后来他回国创业，合伙人中出现了会上一团和气，会下相互撕咬的问题。这让他无比怀念《罗伯特议事规则》。后来他干脆推开一切工作，花一年时间翻译了《议事规则》一书。现在，他的工作就是，全职推广《罗伯特议事规则》。

Q：你把《议事规则》引入到了SEE这样的企业家组成的协会，也到农民中做过推广，就你的感觉，他们对这个规则的理解和运用程度，谁更好一些？

袁天鹏：从目前依然存在的问题来说，其实水平差不多，都会跳起来先说问题，而不是提“动议”，还都爱挑毛病发牢骚，而且也都喜欢插话打断别人。如果真要比细节，农民比企业家学得好，因为他们更有耐心听我们讲《议事规则》的细节，也更容易按照规则来做。我发现，相对来说城里人有个通病，喜欢发挥，滥用“动议”、“附议”这些术语，而且动不动就表决。 

其实这还只是个表面问题，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好像我们都喜欢终极思考。无论是谁，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很容易游移，说：“这个问题其实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什么什么，根本问题是什么什么??”然后第二个人跳起来说：“你那个不是根本问题，真正的问题在这里……”于是大家就一起步步深入，层层分析这个“根本问题”，慢慢就跑题了。原来的动议是什么？全忘了。 

你别光说你分析了什么，怎么分析的。你要拿出结论，说明怎么解决问题。其实，你管他终极问题是什么呢，大家一起干一个事而已。思想是不能统一的，甚至根本就不应该统一，但是大家可以联合在一起做一件事。 

Q：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议事规则》能纠正吗？

袁天鹏：当然可以。当大家讨论一件事的时候，一旦有人开口说：“这个问题不重要，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什么什么??”会议主席马上要打断他，说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总得一个一个来，其他的问题即使重要也以后再说。这样，会议的主题就拉回来了。 

Q:  王石在这方面做得好吗？

袁天鹏：总体上讲，王石已经是我在中国公益组织圈子里，看到的最好的会议主席了。他的难得，在于他很接受“制衡”的概念，因此很欢迎任志强和武克刚来放大炮。他还说过，没有两门大炮会议不好玩。你知道王石属于那种不怒自威的人，对于规则没有说很多话。我曾经怀疑他对规则是不是有些漠然。其实不是的。2008年8月那次执行理事会，有一位不是会员的女企业家来旁听，后来很直接地问王石：“你们怎么这么磨叽，这么没效率？说来说去的。” 

王石跟她解释说：“其实我们背后有很明确的架构，各方面意见都会发表。别看乱，最后肯定会有个表决的，来决定通过还是不通过。” 

你看，他完全理解这个规则框架。在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里，公平其实促进了效率。我们总有这样一种误解，一个势能最强的老大说了算最有效率。其实从长远的效率来看，会上解决了，会下不开小会不去拉帮结派抵制决议，或者出工不出力，才是长远效率。辩论的时候，我说我反对这个方案，表达完了，气也出了，最后还投反对票。但是这个我反对的决议还是通过了，我就得去执行。这就是愿赌服输的精神。 

Q: 我们假设，坐在主席位置上的不是王石，而是一个比较主观的，容易犯规的企业家，情况会有不同吗？

袁天鹏：我觉得问题不大。按照我观察研究过的NGO看，SEE的《章程》可能是最完备的一个，很多NGO的章程其实都是一纸空文。更重要的是SEE的会员认这个《章程》，吵架的时候大家都会说：“违反规则了，违反章程了。”

其实刚开始，王石也不自觉犯规过，可能是任志强还是武克刚叫了一句：“主持人不能说话。”现场一片大笑这事就过了，后来王石基本没再犯规。这是执行理事会这帮人很较真的一条规则。如果换做任何一个人坐在主持人这个位置上，情况也一样。 

Q：所以，《议事规则》的运行和个人能力、背景的不同没什么关系？

袁天鹏：当然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用，而且可以灵活应用。我举一个不插话原则的例子。有一次我在北大EMBA讲《议事规则》。有个学生——其实年纪比我还大——回家去用了这个规则。他和他老婆谈小孩教育的问题，开口之前双方约定，轮流说两分钟，对方不许插话打断。

其实老婆一张嘴他就很生气，因为又在发泄情绪，一堆子抱怨、废话，说了足有一分钟都说不到点子上。这个学生很难受，想打断，但忍住了没打断。一分钟以后，老婆废话说完了，开始有建设性的内容了，他的折磨感也结束了。老婆说完，这个学生开口，先把老婆的废话批判了一堆——其实也是废话嘛。

不过，最后双方的情绪都宣泄掉了，保持在理性和建设性的道路上，得出了一个结论，老婆还吻了他一下。其实，所谓的“要聆听”、“要尊重别人”、“要放下自我”之类的理念，都包含在《议事规则》里，只要你按照规则去做，这些东西都有，你还能得到平和的心态。反倒是没有规则，空谈了很多年理念，根本无法落实。 

Q：慢，按照《议事规则》，说废话的时候主持人得打断，拉回正题。

袁天鹏：《议事规则》不是这么僵硬死板的东西。况且刚才那个例子是夫妻之间。《议事规则》其实不压制情绪。它允许说气话，甚至表达情绪，只要是通过程序不让情绪激化到争执不下伤和气的程度。

比如，我们一群人开会，越是熟的人，其实越容易争执吵架。听到了一个自己很讨厌的观点，立马火冒三丈，情绪激动起来。也许这种情绪稍微平静30秒钟就压下去了。这30秒里，你要举手，等待主持人的允许，然后起立。这个过程里，你的无名火气已经下去很多了。当你站起来，所有人的眼光都集中在你身上的时候，对你的原来那种愤怒可能又是一次约束。所以真到开口的时候，也许你已经想起来了，我要用道理去说服别人，而不是用情绪去打压别人。当一个人真正接受了这套体系，和它背后的逻辑，在生活中运用的时候，他会一点一点地感受到这些东西的微妙和价值所在。 

Q：你现在推广《议事规则》，都是面向思维已经固定的成年人。是不是这套《议事规则》也可以让孩子从小开始做起？

袁天鹏：实际上是绝对有必要从孩子做起的。我是“美国议事专家协会”的会员。我看到国外有专家介绍案例，让小学生用《议事规则》，去集体讨论点什么样的匹萨，然后再集体讨论匹萨上用什么样的酱，放什么样的肉和蔬菜??专家们在辩论，这样的问题会让孩子们觉得规则很烦呢？还是会让孩子们感觉到生活中的事情其实都可以用规则来平衡，让规则养成习惯。 

Q: 这个《议事规则》有没有不适用的地方？

袁天鹏：一个关键问题是，一个群体只能表决这个集体有权决定的事情，不能表决任何纯属个人权利的事情，比如你不能表决是不是把其中一个人的嘴给缝上，再也不让他参加会议的时候发言。这个群体也不能表决涉及其他权利主体的事情，例如修改合同。SEE曾经让我帮他们培训签约的其他环保NGO学员，演练《议事规则》。有学员提出了一个动议，把中午12点半下课改为12点。大部分学生都同意，于是这个动议就通过了。 

通过以后杨鹏突然觉得不对头，因为这事不仅仅和学生有关，也和签约的主办方有关，这么一来不成单方面修改合同了？所以就这一点上讲，学生们可以集体讨论，提出这样一个动议，要求修改合同。但如果契约的另一方不同意，那这个动议也不能生效。 

翟明磊、寇延丁：“萝卜白菜”规则在南塘

    《罗伯特议事法则》不仅被引入了SEE，教中国最顶级的企业家们怎么开会，也被引入了中国的农村。农民们对这套议事规则的运用，与企业家们相比，一点也不含糊。 

  2008年8月，袁天鹏应安徽阜阳南塘村的农民杨云标的邀请，来为村里的“兴农合作社”农民们举办“议事规则”培训。杨云标是合作社的理事长，他感觉合作社会议中有三个问题最为突出。 

一，跑题：你说李连杰，我扯到成龙，你说猪八戒，我扯到奥巴马。而且老人们还特别爱摆掌故，一开头就是，我给你们讲个故事，这一讲，就讲到中饭了。

 二，一言堂：总有那么几个人特别爱讲话，占据话语权就说个没完，然后能从中饭讲到晚饭。 

三，野蛮争论：一讨论具体问题，就会说起你上次多报了五元钱，你不是好孩子，怀疑别人的品德。一百句话中抓住人家一个词不放。甚至打起来。这会就没法开了。 

     袁天鹏来村里介绍《罗伯特议事规则》时，有大爷大娘一时绕不过，有人就说：“什么规则，罗伯？萝卜白菜？”从此之后，南塘的《议事规则》就被谑称为“萝卜白菜规则”。 

SEE40条被删成南塘版的13条，而且只讲大白话

   2008年8月6日晚上齐聚南塘村的，还有一些NGO的志愿者，以及几位暑期下乡做社会调查的大学生。志愿者们一起开会时，从美国阿拉斯加大学留学回来的袁天鹏打开电脑，读他带来的《议事规则》40条，就是为SEE修订过的《议事规则》。按照他的设想，由杨云标和志愿者们把这些内容用当地方言读出来，就可以了。 

   40条规则开头是这样：第1条、本议事规则的宗旨，是在尊重每位参会者平等的意见表达权的前提下，使会议有效率地进行，并形成有效力的行动共识。第2条??

   杨云标和志愿者们马上叫停，都说“兴农合作社”的乡亲们平均年龄50岁以上，许多人不识字，把文绉绉的这一套拿来，绝对行不通，必须精简。 

     之后两天，袁天鹏与杨云标，和其他志愿者间的讨论更象讨价还价。每删一条袁天鹏都说像剜了自己一块肉：“这么重要的一条，你们也敢删！”“这么简单的你们也删！”最后他红着眼睛护着仅剩的规则嚷道：“不能再删了。” 

      就这样，SEE40条被删成南塘版的13条，而且只讲大白话，不用书面语，只列出可执行的条文，删掉了所有理念。

      大家共同讨论，还设计出了一套面向农村的培训方法：请参与培训的大学生志愿者用情景剧的方式，把农村常见的问题演出来。针对这些问题，再把解决的方法也演出来，从执行细节入手反复练习。也就是说，让参加培训的乡亲们不必正襟危坐地“听讲”，而会有一大半时间“看戏”甚至“演戏”。 

老外也不是省油的灯

   学习会开始后，首先是志愿者表演的三个开会的小品。演的是村里合作社开理事会，讨论是上桔秆项目，还是奶牛项目。分别展现了一言堂、跑题、野蛮争论的场景。特别是野蛮争论的一场，一个志愿者戴着村里常见的蓝帽子，别人指责他想上奶牛项目是因为供货方是他亲戚，蓝帽子恼羞成怒一拍桌子，开始破口大骂，接着不开会了，上演全武行。当村民笑成一片时，主持会议的杨云标让村民们针对这些问题，分成五个小组去制定南塘村的开会规则。然后讨论，哪条有道理，哪条没有道理。

     汇总之后，志愿者们发现，其实这些内容已经涵盖了南塘13条的大部分内容。

     这会儿，袁天鹏再开讲《议事规则》。他首先用投影打出一幅画（图1），然后告诉大家伙，其实开会打架不稀奇，不光咱们村里会这样，英国美国的绅士们开会时也会这样的。画里就是美国议会早年开会的样子，这不，连火钳都用上了。不过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他们找到了一些办法。

     村民们开始议论纷纷，笑出声来，原来人家老外也不是省油的灯啊。

     怎么解决吵架，野蛮攻击的问题呢。

     首先就是主持人中立，不发表意见。想发言的人一定要先举手，被主持人允许之后起立发言。而且，每个人的发言次数有规定，让每个人都有机会。主持人必须掌握均衡原则，一方发言后，肯定让意见相左的另一方发言。

     不同意见的对手之间直接对话，是规则所禁止的。所以发言人要面向主持人。否则的话，发生分歧就互不相让，各持己见，马上会吵得不亦乐乎，很可能永远达不成统一的决议，什么事也办不成。

      还有就是不准对别人进行人格上的道德评判，对事不对人。这个好理解，但《议事规则》严格到什么程度呢？绝不可指责对方说假话——即使他真的说了假话。更不许指责对方是骗子，想行骗。这个大家就不理解了，那家伙的确是说假话骗人，我为什么不能指出呢，这是正义啊。

     袁天鹏回答说：《议事规则》中有一条，是不能以道德的名义去怀疑别人的动机。一来动机是不可证实的东西；二来会议要审议的不是某个人，而是某件事情，对动机的怀疑和揭露本身就是对议题的偏离；第三，利己性是人类共有的本性，在不侵害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利益最大化并不为过。指责他人的动机本身毫无意义，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增加矛盾。 

     袁天鹏一条条讲下来，村民听得很认真。似乎大爷大娘们还蛮客气。这时志愿者为打破有点沉闷的气氛，频频提问。没想到村民们一听，大家这么有水平，更加胆怯了。另一个问题是，袁天鹏尽管用了他所能最通俗的话，但还是夹了不少术语。

     第一天效果如何？大家觉得需要很大的改进，当天晚上又开了碰头会。志愿者们首先提出，天鹏应当坐在村民中，而不是站着讲，这样显得不贴近。另外志愿者提问多，反而让村民不愿积极提问。 

不准“抱粗腿”

     第二天，袁天鹏果然坐在村民中，摆出了聊天的架式，蛮有崔永元的味道，把话筒给大爷大娘一送：“大爷，你给说说”、“大娘你说几句”。后来他谈起体会：原来村里和城里人不一样，主持人发问后，城里人往往会主动回答，而村里人有时需要把话筒塞过去才扭扭捏捏说几句。

     会场重新布置，座位摆成马蹄铁型，村民与袁天鹏的物理距离也缩小了。志愿者全部退出坐到外围，并尽量少提问，让村民和袁天鹏能聊起来。这一改，效果果然好多了。

      这一天讲的是“顺大溜”的问题。杨云标说，在农村开会表决是个大问题。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有了动议，大部分人不反对，也不支持。这是面子问题，怕得罪人，所以弃权多，这一点非常普遍。

      杨云标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人先发言，两三个人支持，会议表决就一边倒，顺大溜。能坚持个人意见的少。

     志愿者演出了小品，村长开会，一提意见，村民个个赞同，连不赞同的一看架式不好就不吭声了。这时一个老大爷在下面用土话说：“这不是抱粗腿嘛，尾巴摇得晃啷晃啷的”。这一说，村民们全爆笑开了，轮到城里人一起发呆了：“什么意思啊？”

     杨云标赶忙解释：在阜阳乡下，“粗腿”是形容有权有势的人，“抱粗腿”就是拍有权人的马屁。那一刻起，袁天鹏也学上了，常常捎上几句“抱粗腿”什么的。他与村民中的陌生感一下子消失了。

     那么，怎样鼓励反对者说出自己的想法，减少“抱粗腿”呢？袁天鹏搬出《议事规则》的规定——弃权票不计入投票总数。他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比如一个动议有9个人开会讨论，只有一个赞成，没有人反对，8个人弃权，那么也能通过。这样一来，大家就明白了，弃权对自己不利，弃权越多，自己不喜欢的动议被通过可能性越大，所以一定要鲜明表示出赞同或反对的态度。

      杨云标看天鹏说得抽象，赶紧补充了一个例子说：“我提个动议，谁偷国家的东西，合作社奖励五十元。如果大家碍于我的面子不反对，都弃权，这样荒唐的规定就会通过。”

      村民们马上炸开了，议论道：“内心反对，却说弃权，是虚伪，这样不负责。”还有的说：“弃权不是为人民服务。”“不做老好人。” 

     最后达成一致，反对的人必须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鼓励大家真实的表达自己。后来，南塘13条的第11条加上了一句：“……如果主持人有表决权应该最后表决，防止抱粗腿。” 

动议，动议，行动的建议

     在《议事规则》中有“动议”一词。城里人一看就明白，但对于农民可难了。

      志愿者们想了许多办法，后来又演了一个小品：村委主任开会说刚从市里开了个会，要大力发展精神文明，大家议一议。

      村民A说：好，我赞同，早就要搞了嘛。

      村民B一拍腿，说：奥运会都开过了，老少爷们在电视前看得嗷嗷直叫，咱也不能什么动静也没有，整天老婆孩子热炕头。

     村民C说：精神文明要抓上去，我们村女人老吵架。

     村民D说：我们村都是老头老太，精神文明能抓上去吗？

     村民B又说：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上，谁说我们老胳膊老腿不行了，我给大家唱个快板鼓鼓劲，当里个当，当里个当，东风吹，战鼓擂，这个社会谁怕谁……

     最后大家一致通过，要把精神文明搞上去。

     杨云标问大家：这会开得咋样？大部分村民都说：“这不是喊口号嘛。”“挠不着痒痒。”这时杨云标说，对了，这和我们开过的许多会一样，没有实质内容，热闹是热闹，啥也不解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用“动议”。

      按照袁天鹏的解释，提出的议题要包含六个要素，时间，地点，人，资金来源，方法，效果，才算是“动议”。这样讨论才能落实。

    这时，有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志愿者白亚丽，带着村民喊了几遍口号：“动议，动议，行动的建议！”这样就解释了什么叫“动议”，马上这个定义深入人心。

    袁天鹏接着讲动议的特点：一是“针对性”，必须具体明确，例如不能动议“要完善个税制度”，而必须是“应该把个税起征点调整到3000元”。二是“建设性”，规定同时只能有一个议题，每个议题有一个表决结果，代表会议的一个多数意见；三是“深入性”，就是通过“修改”机制，让大家真正深入和务实地讨论问题。

    第三天，“附议”又成了一个难题。村民们认为一个动议提出来就可以讨论嘛，为什么要附议，还要有另外一个人同意才能讨论？这个新名词，不光是农民搞不懂，连志愿者之一的高琳都开始抗拒。

   志愿者们还是用小品来展示附议的微妙。一位志愿者扮演了一个自私的村民，提出动议，用合作社的钱在自家门口盖一个公共厕所，而公厕所有的粪肥都要归他家肥田用。结果没人附议，会议就不讨论这个话题。

      这下大家明白了：附议可以不伤和气地，把大家都认为自私或无聊的话题压制下来。如果没有附议，象这种自私的话题一进入讨论，就会有人指责动议者自私，反而伤和气。

      另一个志愿者提的动议是，让宇航员带上一个横幅“萝卜青菜议事规则好，南塘合作社好”的横幅，上太空展示。这种不切事际的动议当然没有人附议。

      最后一个志愿者提的是，雇用北大学生来管理南塘合作社图书馆，月工资二千。这时另一志愿者附议，于是进入讨论。第一个跳起来反对的，居然就是那个附议者。他说这个方案提了好多次，应当讨论。但他认为合作社没有这个钱，杀鸡用不起斩牛刀，所以要否决这个方案。最后大家投票一致否决了这个动议。

      小品清楚地说明，附议不等于同意。不同意一个议案，也可以用附议的方式让动议进入讨论，然后用讨论来否决。

      村民们终于弄懂了附议是怎么回事。志愿者们又编了口号：“附议附议，同意讨论！” 

没有领导，这会咋开？

      最难让村民理解的是：为什么主持人不总结？因为在农村的习惯中，领导主持开会，到最后都要总结发言，好象归纳了大家的意见，其实把自己的意见说了。《议事规则》里，主持人是不准发表意见的，如果不影响结果，主持人甚至不用表决。村民们就更不理解了。袁天鹏和志愿者们费尽全力，才让大家明白了：主持人不是领导，领导可以当主持人，任何村民也可以当主持人。

      袁天鹏进一步解释，说主持人中立，是因为主持人只是功能性角色，一旦发表意见，就会创造侵害别人权利的机会。村民们安静地听着，接下来的讨论看得出他们都懂了。有村民说：“主持人不能最先把手举得老高的。”“主持人先表决，就得不到真正解决”。“咱虽然抱粗腿，但不服气呢。”

      四天的培训结束，袁天鹏和一部分志愿者踏上归途。

      接下来，合作社要开下个阶段工作会议，杨云标提议立即用“萝卜白菜规则”开一次动真格的理事会，还推举志愿者高琳主持。

      说来有趣，高琳本来就对“议事规则”的某些部分有抵触。比如附议和表决，她就觉得没必要那么正儿八经的，随随便便也可以把会开好嘛。

      会议开始不一会儿，高琳就用“同意的举手”混同表决程序了。作为观察员的另一位志愿者马上提醒：“建议主持人明确表示现在表决开始，同意的举手，不同意的请举手，再宣示，决意通过，或没通过。但高琳作为主持人可以决定采不采纳我的意见。”

     高琳说，没这个必要嘛。没想到，这时几乎全体的农民理事都表态，一定要高琳按严格的程序走，要走规则。大家急了，脖子都红了，认真劲谁都没预料到。高琳只好服从大伙。

这一次理事会开得非常快，大伙儿迅速解决了一堆子问题，比如下次研讨会场地的改进，展览布置，参观的点选在哪等等问题。大家还让会长杨云标当场表态钱从哪儿出。杨云标的意见，有的被大伙采纳，有的就否决了。

 会后，高琳说这场实战下来，她开始觉得罗伯特规则的一些程序还是真有道理的。于是，“萝卜白菜规则”又有了一个新粉丝。

朱雨晨：王石的沉默

     多年以来，王石一直以词锋锐利而著称，即使是2007年的“拐点论”、2008年的“十元论”之类言论，让他成了万炮齐轰的靶子，他依然没有停止演讲和接受采访。

     而在公共生活的另一面，却有一年多的时间，王石却保持沉默。这一面，是作为阿拉善生态协会（英文Society of  Entrepreneurs & Ecology 简称“SEE”）的会长。这个诞生仅5年的协会，已经成长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环保NGO之一。刚刚过去的2009年11月，SEE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而代表SEE的签字人之一就是王石。不过，根据SEE的章程和议事规则，作为会长的王石甚至比其他会员的权力更小，因为他连表达权没有。

    2007年，王石当选为SEE的第二任会长，接替他的好友，即提议创办SEE的刘晓光。出于对前任会长的尊敬，和工作的认可，王石在当选后的第一次执行理事会上谦逊地说，他打算“萧规曹随……”。

    话还没完，就被武克刚打断了，而且是颇为来势汹汹地质问：“什么叫萧规曹随？你是不是不想作为？刚当会长就不想作为了你？！”

    有在场者回忆说，那会儿王石的脸色极其难看，青着脸握着拳绷着嘴沉默了足有几十秒说不出话来。

    他知道，从这个协会的第一天起，谁就没服过谁，因为所有会员都是商场上摸爬滚打多年的企业老总，虽然各人的企业规模不一，产值不一，每一个企业家的年龄、经历、学历等等背景也有很大差异。但在这个协会里，所有人都缴纳了每年10万元的会费，所以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无论是权利还是义务，因而没有谁会服从谁。

     事实上，这一天给新会长王石的下马威，和前任会长刘晓光上任那天的尴尬相比，可算优待至极了。

说来也怪，这么一群谁都不服的“草头王”（王石对本刊的比喻），却一起磕磕绊绊地走了5年，一直走到今天。 

张朝阳：“什么叫原则通过？”

    2003年，北京房地产大亨宋军，在宁夏阿拉善腾格里沙漠腹地的月亮湖边，建了一所度假酒店。那年10月，他邀请了刘晓光等十几个企业家受邀去那里参加会议。有目击者说，刘晓光“跪在沙地上，望天长叹”，慨叹“人类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在毁灭自身”。

    当时就有这种想法，能不能把中国的企业家们弄到一起治沙？”刘晓光和宋军都来自北京，很快还了解到，北京的沙尘暴直接来自阿拉善这片沙漠。于是两人一拍即合，分头拉人入伙治沙。

    刘晓光打了足有100多个电话，甚至这样“威胁”：”我说你必须参加，不参加以后别见我，大家别谈别的事儿了。”多年以后，王石提起当时的情况还想笑：“沙尘暴在北京又不在深圳，我想，你治沙就想到我们，赚钱的时候怎么没想到我们？不过晓光的面子，值这一年10万。邀请我当副会长，我也顺水人情同意了。”

    2004年6月4日晚上，刘晓光和宋军拉来的67名企业家汇聚到了月亮湖边——这帮人一共掌管着大约两万亿元的财富，他们背景不一，民企、国企，本土、海归，大陆、港台，尽管不少人都和王石、宋军和刘晓光一样，是公众耳熟能详的商界领袖。但这天晚上，当他们一桌一桌围坐在大帐篷里时，每个人都只能用三句话来介绍自己：叫什么，在什么企业担任什么职务，所在企业是干什么的。

    筹备了三个月，到这天晚上的成立大会上，刘晓光准备的《SEE章程》（以下简称《章程》）已是第三稿，甫一亮相就处在被围攻之中。

    第一个站起来的是王维嘉：“（《章程》规定）投入现金十万元以后连续投入十年，投入总量达到100万元，才有成为理事的资格。这是不是说我们除非一次性投入一百万元，否则还没资格成为理事呢？这个定义不严谨。”

    紧接着有人提出第二个问题：“我们这一桌有个共识：为什么要限制一百个企业家？是要分红呢还是不分红？为什么要设定这个数字？”

    眼看意见越来越多，场面有些混乱。来自台湾的企业家韩家寰，提出了一个建议：“是不是来一次类似选举的过程，这样大家是不是能原则通过？”当时已是晚上10：50。主持会议的筹备组马上同意了这一提议，立刻让大家举手表决，数出赞成的是47人。还没等主持人宣布“原则通过”，但张朝阳跳起来质问道：“原则通过是什么意思？原则通过没有定义啊！”

    哄笑声中，筹备组组长，也是后来的第一任秘书长杨平不得不哀求道：“我希望老总们能够理解我们的苦衷……”那边张朝阳还不依不饶地追问：“沙尘暴和阿拉善沙化之间的关系，是不是环保局或者中科院研究的结果，确认了没有？”

    “我们了解到，阿拉善是中国四大主沙尘暴的发原地之一。这是中科院和专家委员会开会介绍的情况……”杨平刚刚开始解释，又被打断跑题了，因为另一侧张树新拿起话筒说：“我觉得《章程》的第三条写得很好，以阿拉善为起点治沙。不过全国都是沙化问题，是不是只治理阿拉善的沙漠化问题太局限了？以阿拉善为起点如何？”

    不得已，筹备组的专家杨鹏只能建议再次投票：“那我们表决吧。同意只在阿拉善范围内治沙的请举手？”筹备组数出这一条的表决结果是29票同意，22票反对。张朝阳又扔出了一连串的问题：“通过《章程》的过程中，什么是重大决策？什么问题必须全体会员通过？而什么问题必须是执行理事会通过？什么是重大问题？什么是多数通过？哪些问题又应该是三分之二通过？程序应该更加精确吧？还有，到底是全体会员的三分之二，还是到会的三分之二……”

    大部分时间沉默着的王石，站起来试图摆平局面：“我发现按照张朝阳的意见，今天这会就没法开了。你怎么假定这个原则是正确的呢？我们今晚不要进入误区。”这时张朝阳跳起来又想插话，看王石还没说完又坐下了。另一边，马蔚华也来帮腔：“今天不可能研究透了，这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我建议不如原则同意保留修改。好吧？” 许多人应和。

     于是，在掌声和欢呼声中，SEE协会的第一部章程就这样通过了。

 胡葆森：“请为各位企业家的正常智商鼓掌。”

    刘晓光刚松了一口气，却没想到更让他傻眼的事情还在后面。

    筹备小组拿出早就拟好的一份执行理事候选名单，说明是等额选举。跟章程一样，刘晓光原本以为，让大家把这份名单通过一下就完了，没想到，现场立刻“炸开了锅”。

    “这15个提名，我们为什么要选举他们？”有人在下面喊。

   “筹备小组的提名权利，也是需要经过大家同意的！”有人附和。

     当时筹备组的人都“懵了”。刘晓光坐在那儿生闷气，又觉得有些委屈。“要知道，这份名单可是经过充分考虑的啊！”他事后说。杨鹏回忆，在筹备会议上，大家其实已经达成一些初步共识，协会不能是某个人的组织，必须按照平等参与的原则来组建，章程要按照权力制衡的原则来制定。然而他发现，有些习惯性的东西却在不知不觉中起着作用，比如，讨论选举办法和名单时，思维定式就冒出来了：最早的发起人总该有点不同待遇吧？如果全面开放选举，能保证他们选上吗？地域的代表性要不要考虑？男女性别要不要考虑？然后呢，要不要有点行业代表性……

    但是，到了月亮湖边的那一刻，面对前来参会的67名海内外企业家，没有任何人可以控场，大家七嘴八舌表达反对意见的，当不少人同意在保留这15人名单的基础上再新增候选人时，军人出身、以嘴硬而出名的任志强抗议：“可以加人，也可以删人！”

    任志强事后解释说：“我们当然很反对刘晓光自己拟定一个名单，等于他在指定‘内阁’。因为我们在国企，我们更反对。国企是任命制的，而我们现在参加一个社会组织，不喜欢任命制。”已经是午夜了，可企业家们丝毫没有罢休的意思。混乱之中，开始重新提名。杨鹏拿着笔往白板上写名字，底下喊道： “加冯仑！”“我们有两桌推荐王维嘉！”……

    这天夜里，工作人员连夜重新赶制选票。

    那一晚，刘晓光彻夜未眠：“我没想到我们设计的选举程序全部被推翻了，没想到我们辛辛苦苦干这么长时间就这么被推翻了。” 这种冲击的背后，是让刘晓光开始思考，怎样才能让这样一支将军、元帅组成的部队有效结合在一起行军打仗。

    第二天一早投票，选举执行理事会和监事会的成员，监票人胡葆森来了句冷幽默：“发出选票各67张，回收选票各67张，有效选票各67张，请为各位企业家的正常的智商鼓掌。”

    底下一片哄堂大笑后，开始唱票，像小学生选班长那样在黑板上写正字。

    最终，刘晓光还是如愿当选会长，王石也被选为副会长。那天较真无比的张朝阳被选入了监事会。不知是不是企业家们存心恶搞，把当时他的商场对手汪延也选进了执行理事会。监事长马蔚华召集开会，刘晓光踱进去想旁听。结果，被“请”了出去，对方说：“这里是监事会，是监督你的。”王维嘉是落选者之一，他还主动要求上台发表落选感言：“因为我们的落选，你们的当选才有了合法性。”

    在他看来，那一晚，大家在混乱之后最终达成共识，“一下就把协会的文化基因形成了”。

    那一晚发生的一切，也一下把王石吸引住了： “我当时的兴趣点就不是治沙，而是通过治沙大家走到一起，后来突然发现，大家在找一种共同语言，这种共同语言就是最基本的程序。”

 尹德川：“我没有看过这样的开会。”

     没人说得清，协会成立的标志，到底是《章程》的通过，还是刘晓光当选为会长，总之在一片喧闹中，SEE诞生了。之后很长时间，也未见得安静。

    考虑到企业家们都是成天飞来飞去的大忙人，《章程》规定，所有会员参加的理事大会每年举行一次，而在闭会期间，由执行理事会负责决定协会的各项事务，后者每季度开会一次。具体的工作则由专职的秘书处负责完成。这些都是理论上的划分，实际的工作中，混乱、越权、职责不分、瞎指挥之类的事情时常发生。

只要交纳了每年10万元的会费，会员就在这个协会里有平等的建议权和表决权。10万元对于这些老板们来说不算什么，但他们竟在这个平等游戏里认真无比，拿着放大镜研究自己的捐款会花到哪里去。

其中一个典型是任志强，他当选为第二届监事长后，要求把执行理事参与SEE的时间投入，列为审计项目。任志强对本刊说，他计算过自己的投入时间，大约是每年32个工作日。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任志强的抠门儿。2008年，王石免费提供了万科集团的一处物业，作为SEE秘书处的办公室。任志强还不依不饶地想赚便宜，在2009年理事大会上发问：“能不能也免了物业管理费？”

    而每当大家吵得一锅粥难解难分时，就会有会员举起《章程》说：“《章程》里是这样规定的……”然后大家就一起去研究《章程》。一研究，就会发现《章程》规定不够严密的地方。王维嘉记得，就是在SEE成立后一年，第二届理事大会上，秘书处提出了第二年的预算。有会员问道：“这预算需要我们表决通过吗？如果你不要我们表决，念给我们听一遍而已又有什么意思呢？”

很不幸，这个问题在当时的《章程》上没有规定。于是王维嘉提议修改《章程》。大家都赞同，而且就让王维嘉牵头去做这个事。一次一次吵架，被一次一次化作章程的修改和变化。

后来有人提议，干脆在协会里成立了一个章程委员会吧，专门负责《章程》的修改和解释。这个提议很快获得响应，最后王维嘉当选为第一任主席，至2009年卸任。他的体会是：“会员们会不断发现结构上的漏洞，然后不断补充。每年吵架都会吵出一些新规则。”从第一天起，吵架就是SEE开会的常态。虽然争吵不断，企业家们却觉得乐在其中，就一起吵了5年。

问题是，这种会议效率低下，往往拖得很长。每一年理事大会上，会员们照例轮流拿起话筒说自己的想法和建议。一个好的想法之后，往往话筒传到另一人手里出现了一个更高明的建议。于是大半天的会开下来，留下的东西却很少。

    2005年入会的香港企业家尹德川，听了半天语出惊人：“我没有看过这样的开会，有提议没有复议，所以这个就不叫正式的提议。因为一个提议是必须要有正式的复议才算是提议，然后讨论，然后表决。我看到只有意见没有表决，我不太明白。”

所有人都笑出声来，却也有些发愣：“什么是提议和复议呢？” 

王石：“什么？主持人不能发表意见？”

    2007年，刘晓光完成首届会长的三年任期，换届选举后，王石成为第二任会长。

    2008年春天，SEE秘书处的一位工作人员郭霞偶然看到一本新书《罗伯特议事规则》，发现这是规定怎么开会的，读毕大喜。她把书推荐给了秘书长杨鹏，他也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于是俩人一起找到了这本书的译者袁天鹏，来SEE实验怎么用《罗伯特议事规则》开会。

    《罗伯特议事规则》（以下简称《议事规则》）是美国的一位名叫“罗伯特”的将军，在1876年出版的一本书。它实际上是对当时在美国已经比较流行的几种议事规则做了一个总结和提炼。经过一百多年的使用，这本《议事规则》几经修改，到袁天鹏翻译时已是第10版。究其实质，《议事规则》是把有效率的开会程序做了归纳。所以按照袁天鹏的话来说，这是“制定规则的规则”，是“元规则”。

    袁天鹏接受了SEE的邀请后，先好好研究了一番SEE已有的《章程》，又忙活了两三个月，把62万字的《议事规则》精炼成40条，到一次执行理事会上推荐给了SEE的企业家们。

    首先表示疑惑的是任志强，针对《议事规则》中，弃权票不算作投票总数的规定。袁天鹏回答说这是很常见的一个误区，假定9人投票，4人赞成，3人反对，2人弃权，这算多数通过了吗？如果以总数9人，4人赞成计，没有达到半数所以就没通过。但这种算法其实是把弃权票等同于反对票了，所以《议事规则》规定，投票结果应该刨除弃权的两票，以7人为总数，以4：3多数通过。

    看到《议事规则》时，王石也大惑不解：“什么？主持人不能发表意见？这是为什么？”他现在已经是会长，也是每次开会时的主持人——《议事规则》上叫“主席”。

    按照《议事规则》，主席掌控着会议的节奏，分配发言时间——谁要是插话打断别人，或者在发言的时候跑题，主席会立即打断，把会议的方向拉回正轨。但是主席的权力也仅限于此。从会议开始的第一分钟起，他就再也没有发表个人意见的机会，除非他愿意让渡自己主席的位置，将会议交由旁人支持，而自己降格成为普通参会人。到那时，他能否开口就得看新主席会不会同意了。袁天鹏对王石的回答很简单：“这是为了‘制衡’”。没想到，王石悦然接受了这个解释。

   面对本刊记者，王石笑着回忆当时的情景：“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也有发言权啊。后来我明白了，实际上主持人这个位置，是起一个引导作用。因为主持人的话语权和一般人不一样，会产生主导力量。我对于这种理念是接受的。”

从此之后，会长王石就被剥夺了“话语权”。给他的补偿是微不足道的——袁天鹏送他的一把木锤。

每到执行理事会开会时，王石会像个法官一样“当”地敲一下，宣布会议开始。接着，任何人说话之前都得先举手，得到主席同意后，还必须面向主席说话，即使他在反驳别人的意见。

任何人“提议”——《议事规则》叫“动议”——某件事，只要有人提出“附议”，就是希望该“动议”能进行彻底讨论，然后表决，那么主席就必须同意，引导大家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正、反、中立意见都说完了以后，主席再组织所有人投票表决此事是否通过。在这整个过程中，主席都只是一个裁判，除了维持会场秩序，引导议题的过度，没有自由发言的权力。

    根据袁天鹏的观察，王石在主持人中立这一点上做得很好。一旦确立了这一原则之后，他就不再发表个人看法，安心做一个只引导议程的主席：“就像一条堤坝，他会去引导洪水怎么走。”

    《议事规则》引入SEE一年多的时间里，只有一次王石没有忍住，终于打破了沉默。那是2008年底的一次执行理事会上，执行理事们为了新一年的预算计划相持不下，争了足有二三十分钟。王石以主席身份呼吁大家去寻找一个折中方案——这是《议事规则》允许的——却没有人有如此智慧，倒是王石自己想到了一个，于是笑眯眯地说：“杨鹏你来替我主持一下，我实在想发言了。”

    SEE开会时都是绕圆桌，或是椭圆桌而坐，所以也没有什么上台下台的问题。沉默了一年的王石第一次加入讨论，后来妥协方案的形成，与他的发言有很大关系。

    不知不觉间，SEE执行理事会的开会时间越来越短。秘书处的一位工作人员说，以前总是拖到老晚，至少比预定时间延长一两个小时才能结束，引入《议事规则》最大的好处是效率提高，甚至有一次提前两个小时结束所有表决。

    另一方面，执行理事会和秘书处之间的界限也越来越清楚，再有会员直接向秘书处提出建议，就会被直接顶回来：“请先向执行理事会提出动议，那边讨论投票通过成为决议以后，我们就会执行。”现任秘书长杨鹏谈起这一点觉得特别庆幸：“那差不多一百个企业家，只要每年，每人只给我打一个电话，嘱咐一件事，我就非忙死不可！”

     2008年的理事大会上，由袁天鹏修改精炼的《罗伯特议事规则》被纳入为SEE《章程》的附件。

 韩家寰：“Amazing……” 

      以袁天鹏的经验，“主持人中立原则”是一切组织机构的分水岭。这道坎跨过去了，开会效率会呈几何级数上升，而且内部组织建设会越来越好；如果这条坎跨不过去，那就只能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打转。

      本刊记者向王石提起这个判断，他深表赞同。王石还提到，2008年10月28日换届大会是他作为会长的最后一天——“但那天几乎所有参会的人都有这样一个感觉，我几乎不存在。”那天的主角是冯仑、武克刚和任志强，因为他们又吵了一架。按照《章程》，那天王石为首的第二任会长、执行理事会、监事会和章程委员会卸任，这些职务都会由选举产生。冯仑上台发表竞选演说时，刚夸了自己1分钟，突然话锋一转说：“另外一个呢我代表马蔚华……”开始为当天没有到场的马蔚华拉票。

    底下武克刚和任志强先后跳起来大叫：“你严重违规！怎么能用自己的时间为别人拉票……”现场秩序马上又乱了。冯仑忙不迭地解释：“他委托我了，有短信，有书面委托。”

一团糟的时候，还有几小时卸任的会长王石站起来，用很重的话控制了秩序：“我作为选举委员会的召集人说一下。我对刚才任志强和武克钢的这种行为提出批评。我们的会议有秩序，你可以监督，但是主持人没有让你发言，不允许大喊大叫。这样很粗鲁，很野蛮。我们不是说因为你们声音大，没有你们的声音大，我们就感到寂寞。如果这样的话，这个会就没法开了。我们一定要听主持人的。”

     那天的大会主持人是张树新，面对新情况她也无可奈何，提议道：“请选举委员会开个小会商量一下，确定一下我们的竞选演说的规则。”

    大会立即暂停，由即将卸任的会长王石、监事长任志强、章程委员会主席王维嘉等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闭门讨论，并很快得出裁决，由王维嘉宣布：第一，选举委员会没有规定，一个候选人是否可以用自己的时间替另一个候选人拉票，所以判决冯仑没有违规；第二，从现在开始规定，不许用自己的时间替别人拉选票，所以冯仑此举成了历史的绝版；第三，当有人发现选举中有违规的情况，他必须举手，等待主持人点名发言。

    于是，一场危机很快被化解，而SEE的规则又得到一次推动。

     那天当选为第三任会长的韩家寰对本刊回顾SEE的5年历史时，用了”amazing“这个形容词：“这样的一个架构，你会觉得越来越有秩序，越来越可爱。一旦开始启动这些机制，自然就慢慢出现新的结果，然后很自然地走到今天。”

（由于本文只涉及作为环保NGO的SEE，文中所有企业家所在的公司名称、职位均被隐去，文中部分内容引自《中国青年报》2009年10月28日包丽敏撰《企业家们的公共生活》一文） 

《因特虎报告》

总编    老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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