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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困惑和郁闷的一件事，就是中国有近万个开发区，尽管它们都为30年来的经济增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从一座城市的标准来看，没有一个开发区追得上蛇口。为什么第一个开发区，同时也是中国最优秀的城市，而成千上万的后继者却望尘莫及呢？
蛇口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卓越的城市：她拥有超强的创新能力，从这块仅有几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走出了中国最优秀的银行、保险公司、高技术企业；蛇口拥有最为紧凑的步行街区，这块土地是华南地区最宜人居的国际化社区、是公认的最为“小资”的地方；蛇口又是改革的先锋，这里所进行的一系列市场取向的改革——工资奖金制度、保障性住房制度、工程招投标制度等等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创新的蓝本；而从城市的规划管理与公共治理来看，说她是当代中国最富魅力的小城也不会有异议。蛇口，为什么创造了如此多的第一呢？
跟在蛇口之后，三十年里中国以特殊政策建立的各类经济功能区——特区、经开区、高新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等，虽经数次清理整顿，其数量也已近万。但没有一座园区可以在改革创新上、在乐业宜居上、在公民社会的建设上能够望蛇口之项背。蛇口人自己有着全中国所有新城区中最强烈的认同，他们说我是蛇口人，蛇口是我愿终老一生的地方。了解蛇口的深圳人则对蛇口有一种说不出的神往，有人说对蛇口的情愫是“膜拜”。蛇口，为什么？
从港口发育的紧凑城市
在蛇口漫步，有一种说不出的舒适之感。蛇口人以步行或是自行车上班的超过了半数。在蛇口可以不时看到一家人踩脚踏车，那是一种令人羡慕的出行方式。为什么，蛇口不象那也数以千计的后继者那样，每天要用数十辆大巴车运送员工往返于工业区和主城，这种紧凑街区的肌理，为什么如惊鸿一瞥，便从此不见于中国所有的工业园区了呢？
假如你乘船从蛇口港出发，船开不久，回首相望，你会发现在蛇口港码头周边步行距离之内，紧凑地布局着一个“城市之心”：港口码头、五星级酒店、别墅、微波通讯站、临港的工厂、货物的堆场。而位于港区中心那座小山脚下，则是那幅著名的标语，它是这个港口城市的意志和信念：“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蛇口是一个舒适的步行城市，她的心脏地带便是她逻辑与历史的起点：港口码头。蛇口有她的英雄，那就是传说中的女娲，雕像“补天”称不上是一尊杰出的作品，但她是蛇口的守护神，她炼七彩之石以补天裂的精神是蛇口人的精神写照。假如蛇口有一个如同教堂钟塔般的建筑，竖立其上的文字一定是“最适宜人类生活与工作的地方”。
不久前在希腊，我突然顿悟：正是爱琴海上众多岛屿的港口周围，发育出了古代最初的城邦。在蓝墨水般的大海上，乘船驶向这样的小岛，我们逐渐可以看清的是：小岛的正面的港口，两边岸岬上的炮台和灯塔，码头前的防波堤与港池、码头边渡船与游艇的泊位。在通过了防波堤与避风港湾、引航的灯塔、御敌的炮台这些水上为安全与交通而建的基础设施之后，我们踏上岸，便走进了这座城邦的大门。码头的正面往往是一个供人们聚散的小广场，就如同城邦的第一个客厅。广场的尽端是英雄的雕像或是镌刻着史诗的石碑。在古典时代，每一个城邦都有她的守护神，而近两千年来则由上帝统摄着的城市上空的天宇，因此广场背后不远的小山顶上一定是教堂的钟楼。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这里是一个城邦精神高地所在。在码头的周边，会有供人们留连的公共空间，那是一种因山就势、因水随形、面积千把平米的活动空间，是一个中心广场。广场周围步行范围内，是这座城邦无比珍贵的“可建设用地”，酒店、博物馆、邮局和银行、政府办公楼、艺术品商店、酒吧、餐馆一应俱全。将一个城市中最尖端的服务业群落——“城市之心”集中在一箭之遥的几条街巷之间，是一座城邦对外识别和对内认同的空间载体。
萌生于海港的蛇口，由此与大陆城市拉开了距离。中国大陆的城市，自周代始便是统治者居住的地方，秦汉以降，中国实行了两千年的郡县制，所有城市都成了集中统一的帝国行政系统中的一个结点，每个城市都有其上级，有其下级。上下级之间以财政和人事的链条逐级管制。城市的空间形态也是行政规制的一部分，容不得有个性。象“女子无才便是德”一样，中国的城市也要千篇一律才安全。行政级别高的地方，哪怕腹地不足，也要规划建设成为一个大城市。隋朝的大兴城，也就是唐朝的长安，规模大到80多平方公里，直到唐朝垮台也没有把城墙内填满。进入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都有了量化的可能，庞大的国家机器便有可能发育出一系列技术官僚机构，制定从道路的宽度到大学兴办程序的各项标准，自上而下代表中央来管辖所有的城市。“千城一面”的结果必然难免。而象蛇口这样的紧凑型、人性化、步行距离内拥有混合功能的小城，在中国廖若晨星，恰恰是必然的。
步行距离的一个叫人意想不到的后果，就是城市与乡村彼此贴近。苏格拉底和菲德拉斯会在一个炎热夏日漫步到城外，在树荫下慢慢地走，领略农村的宁静与和平。埃米尔. 库恩在《古代城市》中说：“城市和乡村构成了古希腊人的一种和谐一致，它们并不是生活中两个对立的方面。”笔者本人在17年前，就曾带着孩子在蛇口登上一条渔民的小船，渔村、渔港是蛇口生活中距离的场景，“渔村蛇口”与“招商蛇口”比邻而居。
蛇口之后所涌现在中国各地的近万个工业园区，是中国经济30年来强大的发动机，但由于不再以一个港口开始，因此都不具有紧凑的“城市之心”。几乎所有的园区，都是先规划出一大片土地，给出相当的用地指标，然后象隋朝大兴城那样，以横平竖直的路网，切出大而无当的地块，然后开山填谷，七通一平，以近乎零地价来招商引资，从中西部地带招来大量的流水线工人，转眼之间成为世界工厂的新车间。这样的地方要想让人留连忘返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道路上散步是受罪。到了晚上，这些园区往往就是一座死城。与入夜时分浸润在乐音与花香中的蛇口，恍如隔世。
城邦文明下的公民社会
与亚洲大陆城市最大的不同，古希腊的城邦没有“上级”，它们可以自行决定宣战与媾和这样的大事，更惶论城市规划建设。一个自治的城邦拥有多大的权力？在古代希腊，每一个城邦甚至都有自己的历法，因而都各有自己的新年。这个城市所具有的权力就是一个人类社会组织可能拥有的全部权力，相当于一个国家，可以说，一个城邦就是一个拥有国家权力的城市。因此城市没有“上级”，办事不需要报批，这就要发展出一种决策的机制，而全体市民选举“市长”的民主制也就由此产生，执政者的权力来源于民主选举。伯里克利时代，为庆祝希波战争的胜利而建设卫城和帕特农神庙，要花费大量的金钱，是经过了公民大会投票表决的。希罗多德写道：“当雅典人在独裁统治之下的时候，他们宁愿做一个胆小鬼。但当他们被解放之后，每一个人就都尽心竭力为自己做事情了”。从卫城北望，古市场的东侧有一座小山岗，或者说是一块巨大的石头。那就是古希腊的最高法院。据说古希腊时代，法官站在巨石的中央宣读判决，所有的人只能背对着他一圈圈坐在周围聆听判词。也就是在这小山岗上，曾经召开了公民大会，因此它又是古希腊民主的发源地。
尽管，雄伟的卫城打上了伯里克利的意志，但是没有全城公民的支持，“一个人”还是建不起“一座城”的。而伯里克利执政的合法性在于全城公民的选举。这样，全体市民选择了执政者，执政者以他的远见带领城市前进。这就是城邦文明下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与“臣民社会”有什么不同？首先是人活得有尊严。因为是城市的主人，因此城市的各项事务与我有关。我有选举权与我有信誉是互为因果的。在商业上的体现就是，古代希腊以贸易立国，听说过有海盗，却未听说因三聚腈胺或者瘦肉精让商品下架；再就是人的全面发展。一个人可以是合唱队员，同时参加广场上的哲学辩论，在神庙中主持祭祀，在战争中拿起武器成为战士。也就是说，每个人不仅要谋生，而且会将时间大量地用地那些超越功利的事情上，成为这个城邦的主人。正是这样一些活得堂堂正正的人们，将行政权力授予执政官。
古代中国大陆的城市，是不同等级行政区域的治所。因此城市是有“上级”的、受管制的，而不是自治的。《左传》说：“王城方九里，长五百四十雉，公城方七里，长四百三十雉，候伯方五里，长三百雉，子男城方三里，长一百八十雉。”这是规定了不同级别的城市的面积与城墙长度。诸候在城内建自己居住的宫殿，如同明清两朝皇帝在北京城内建皇城一样，也是有规距的：“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就是说皇城的面积不能超过规定的比例。今天中国的城市，被数不清的上级主管部门以红头文件管制着，你要引进一所国外优秀的大学，教育部门按有关规定不批准，你要引进一家优秀的医院，卫生部门横加干涉，更不用说办报纸杂志，或者引进公共管理了。
蛇口遇到了中国当代一个特定的历史窗口期，阴差阳错地在最初几年里成了一个在广东省和深圳市都没有“上级”的城市，这使当时的蛇口更象一个自治的城邦。她的奖金如何发放可以请示到中央最高领导，她的行政权力来自于北京交通部的授权，这使得她有着更多因地制宜，临机处置的自由度。这种没有上级跟在身边的环境原也可以造就强权的暴君，但偏偏是刚刚经历了囹圄之灾的袁庚主政蛇口。这个怀着原教旨共产主义理想的人，经过了香港市场经济的洗礼，抓住了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在蛇口开展政治民主的试验，由职工民主选举管委会的领导。袁庚把自己和整个领导班子置于全体职工的监督之下。对工业区管委会成员投信任票和民主选举的做法，恰恰是一种城邦文明之下公民社会的权力运作机制。
蛇口之后，只有经济特区曾经具有类似于蛇口的环境，直接受国务院特区办节制。其他数以千计的开发区都是各级政府就近设置。其管委会，都是各个位于行政层级中城市的“派出机构”。尽管不乏可歌可泣的开拓者，他们在选址的时候试图尽量远地逃离母城，以逃离那些束缚发展的条条框框以及种种的“潜规则”，如天津开发区和广州开发区，尽管他们努力争取一个“封闭式管理”的行政环境，但最终都难逃旧体制的法网。这些开发区可以不设人大政协，但党工委书记一定是母城所派，方方面面要接受“上级”的考核管理和监督，在这种大陆城市的架构之下，哪里还会有民主选举这样的公民社会？
来自高能态文明的拓荒者
蛇口的开拓者来自海上，袁庚最初是从香港乘船登上蛇口的。他来自香港，他和李先念用铅笔为未来蛇口“画圈”的地图是一张香港地图，彩色的香港越过蓝色的深圳湾，蛇口所在的宝安县是一片白色。在地图的制做规范中，白色意味着视野之外荒芜的地方。
从海上来到一片视野之外的地方，招商局是一群拓荒者。他们很象古代希腊的殖民队。当每一个城邦的人口也就是经济规模超过了步行距离的规模的时候，古希腊人的答案就是向外殖民。位于小亚细亚的古希腊城邦，那个诞生了欧洲第一个哲学学派的米利都，曾派出70支城市殖民队。他们将源自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克里特岛，又滥觞于希腊的文明传播到环地中海的欧亚非各地。到5世纪末，包括黑海在内的整个地中海地区环布繁盛的希腊殖民地。从海上来的开拓者，必然在港口落脚。
“殖民”，在中文中是侵略、压迫的代名词。但是在古代希腊，则如同我们说“移民”一样，是表征一个族群向外拓荒的中性词汇。今天在雅典机场，一个展出古希腊的历史的展室门口，所摆放的沙盘就是早期一个希腊殖民地（SETELMENTE）的模型。希腊的历史就是不断殖民的历史。
招商局从香港来到蛇口，与一般城市组建的管委会进入一片开发区，除了落脚于港口之外，还有什么不同之处呢？那就是，招商局是从开放先进的高能态文明进入了封闭落后的低能态文明，势能变动能，所谓势如破竹。从现代企业制度到剩余收益率，从股份制银行到保险公司，所有的“改革创新”，其实都不过是香港早已成功成熟的市场规则的运用，改革的方向和路径蛇口人心中有数，不用“摸石头”。而对于各地成千上万的开发区来说，是从旧营垒里杀出来的一支人马，要跳起来才能与国际接轨。从如何打领带、穿西装开始学习外事礼仪，每一次与外商的磨合都是“创新”。这是从低能态向高能态跃迁，劳神费力，艰苦异常，很难有蛇口那份自信和从容。
以资本主义效率实现社会主义理想
10多年前，我曾有幸与袁庚老人面对面交谈。在他幽默风趣的谈笑背后，藏着一颗率真的童心。我想，那是一种始自青年时代的毕生追求。你听他说：“我可以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的言论自由”，你听他说：“我们要让人们拥有免除恐惧的自由”。这是我心目中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的襟怀，是一个出走之后继续追寻自由的娜拉。在这里，共产主义的理想，已经彻底摒弃了阶级斗争、暴力革命，而是要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态度，拒绝“空谈误国”，笃行“实干兴邦”，以资本主义世界一切发展生产力的先进方式，推动国家走上富强之路，实现共产党人的理想。80年代曾经在蛇口工作的香港中文大学萧今博士回忆说：“那时，全国的思想精英都到蛇口做研讨，最前沿的思想在蛇口汇聚”。可想而知，吸引思想精英们的少不了蛇口自由的空气。我知道这种“以资本主义的效率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概括实在离谱。但我找不到另外的方式说明我对蛇口模式的理解。
巧得很，招商地产副总胡建新先生，这位身在番禺营建金山谷的低碳生活倡导者，在顺德的广东工业设计城，送给我一本澳大利亚人盖尔•C•阿芙利所著的《莱茵模式——如何开创和谐的常青基业》。书中序一作者恰好是招商局进入新世纪的掌门人秦晓。他对于莱茵模式的解读让我得以从另一个角度感悟蛇口：
“英美资本主义模式的根本甚至是唯一的商业原则就是维护资本的利益和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而欧洲的莱茵模式的商业原则以社会公平的理念为基础，强调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的相互依赖性，关注企业与所在社区的均衡发展，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环境和谐。莱茵模式强调商业机构在获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维护历史、文化和传统，履行‘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保证企业在财务绩效、社会责任和外部环境的和谐，实现长期可持续的发展”。
从袁庚到秦晓，蛇口人的梦没有熄灭。象女娲那样，要用自己生命之精华去补天，去完成一个天大的使命。
正如人类的自由是非常偶然的一样，一个国家能产生一个伟大的城市也非常偶然。芒福德写了整部的城市史，所推祟的不过雅典，佛罗伦萨。我现在不再为蛇口之后未能出现好城市而郁闷，反而感到能够与蛇口同处一个时代、同处一方水土的幸运。不知为什么，我所心仪的这个小城偏偏叫“蛇口”，无论在中国文化还是基督教义中，蛇都是不祥之物。但唯独在古代希腊，在人类城邦文明的青春年华里，蛇是吉详、灵性和健康的象征。
蛇口，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中国城市史上的一个偶然。但是，蛇口的偶然性背后，有着一种必然。这种必然曾经现身于雅典和佛罗伦萨，曾经现身于如珍珠般撒落在海琴海上的希腊城邦。她们，哪怕今天只剩下遗址和废墟，也彰显着人类社会的重力法则——那就是文明在开拓中复兴的规律。
本文初稿曾发不少师友以求赐教，郭万达博士阅后回信：一个伟大的城市究竟是因为人，还是因为制度。这恰好也是我所困惑的。通常讲，一个城市往往与一个人联系在一起：伯里克利的雅典、美第奇家族的佛罗伦萨、张骞的南通、卢作孚的北碚、袁庚的蛇口、马志民的华侨城……但是人都是在制度的运动场上竞技的。据说袁庚老人晚年说到遗憾的事情，并不是蛇口当年划地太小，而是没有将创新所形成的制度通过立法确定下来。
最近，芒福德的《城市史》即将再版，翻译家宋峻岭先生重译其中第十八章的时候，发现，“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化力为形，化能量为文化，化腐朽为活生生的艺术形象，化有机的生命繁衍为社会创新。这都是城市能够发挥的积极功效”这句话，尽管非常经典，但是重点却在接下来的这一句：“然而，若没有制度创新，若不能首先有效支配现代人类掌握的巨大能量，这些积极功能就无从发挥。历史上，同样是先有制度创新，然后，一些发展过渡的大型村落、碉垒、营寨，才靠这些制度安排逐步转化为环绕一个核心、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文明构造，让城市诞生于世。如今我们急需的，同样也是这种强大的制度安排。”
参考文献：
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新星出版社2006年6月第一版
陈志华：《外国古建筑二十讲》三联书店2002年1月北京第一版
《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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