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特虎报告0003
深商为什么?
●因特虎首倡“深商”概念是在2002年初,当时因特虎研究深圳已近两年。两年的深圳研究给人的感觉是:深圳的魅力乃在于深商!深商兴盛则深圳兴盛,深商式微则深圳式微,深商可以憧憬则深圳可以憧憬,深商不可冀望则深圳不可冀望。
●2002年7月,因特虎创始人老亨调动了自己的工作,从党政部门调到商会系统,在不到3个月时间里,跑遍了该商会所属的100多家会员企业,平均每天调研一家以上企业,了解到企业对深商话题有需求,对深圳话题有忌讳。
●2002年8月,因特虎网站因为政策原因一度被要求暂停,遂依托所在商会建立了“深商在线”网站,正式向外界推出“深商”概念。
●2002年9月,“深商论坛”首次在科技大厦举行,与会者100多人,主要讨论中小企业融资问题。
●2002年10月,由湘财证券协办的第二次“深商论坛”在投资大厦举行,与会者近500人,“古有晋商、徽商,今有港商、台商,我们正在发现深商”的说法由此传开。
●2003年,在对深圳、中国的商会组织进行理论调研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以商会名义推出小册子:《我们为什么需要商会》。后来因为商会主要负责人变更,主要依托政府商会的“深商论坛”、“城市商人论坛”、“深商在线”网站、商会理论研究等很多好的开端因为政策的不连续、不配套未能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深以为憾的同时坚定了因特虎对商人组织必须民间化的信念。
●2003年9月,因特虎核心团队10余人聚会,用头脑风暴的方式探索因特虎的发展方向,智库模式和深商课题备受瞩目,因特虎因此决定独立创办因特虎深商俱乐部网站(www.interhoo.net,现合并为net.interhoo.com),不和任何政府组织产生隶属关系。
●2004年“两会”期间,为了推动深商抱团结伙,老亨在因特虎论坛发表了长达2万多字的关于大力发展深圳民间工商组织的建议:《深圳第二次腾飞,须借第三推动力》,引起社会反响。
●2004年5月,借承办社科学术沙龙之机,因特虎与华强北商家共同举办了主题为“我们为什么需要商会”的讨论,因特虎核心团队、华强北商家代表、深圳市商会改革调研组成员30余人到会,不仅推动了华强北商会的建立,而且直接推动了深圳商会民间化改革。
●几乎就在因特虎沙龙举行的同时,震撼全国的“银商之争”爆发,以华强北商家为中坚的深圳零售企业就银联刷卡手续费率问题集体叫板银行界。商会组织在利益团体博弈中的作用得到印证,深圳行业协会声名鹊起。因特虎会员发表多篇评论,呼吁政府积极不干预,主张商业纠纷由商人自己谈判解决,引起学界、舆论界的广泛关注。
●2004年8月,因特虎深圳报告《十字路口的深圳》付梓发行,报告不仅对深圳产业、行业作了大篇幅探讨,而且把深圳市民社会、重商文化作为重要课题加以研究。
●2005年9月,暨每年上半年探讨深圳时政问题的“深圳圆桌会议”品牌活动之后,因特虎携手有关各方推出了专门讨论深圳工商话题的“深商峰会”,每年下半年举行。首次深商峰会于暴雨中在世界最大的高尔夫球会——观澜高尔夫球会会所俊豪殿举行,与会者依然多达150余人,大大超过组织者100人的预期。这次峰会发表了《深商宣言》,表达了这样的信念:“繁荣,不是来自对既有财富不择手段的搜刮与聚敛,而是源于对新财富和新价值合乎理性的创造和追求”。关于深商的许多理念经媒体曝光、放大,深商精神连同深商崛起的事实开始为世人所关注。
●受首次深商峰会影响,深圳商业联合会一经正式成立就携手深圳广电集团于2006年初推出首届“深商风云人物”评选活动,邀请温元凯等改革名人参与造势。
●2006年10月12日,因特虎与南方都市报正式就合作举办“深商高峰会”、合作进行“深商100”评选活动等达成协议,南方都市报成为首个被因特虎正式授权的深商活动的共同举办者。随着媒体的介入,深商理念开始广泛传播。不仅中小企业关注深商,深商品牌企业也开始津津乐道深商话题;不仅民间组织热议深商,深圳政府有关部门也开始酝酿出台相关措施,擦亮深商这块金字招牌。
●2006年11月19日,由因特虎和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以及北京大学深圳商学院等单位主办的第二届深商峰会如期在观澜湖高尔夫俱乐部举行。出席的嘉宾不仅有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樊纲、海闻,也有著名企业家代表马蔚华和严介和。深商“美善财富榜”首度揭晓,大型全景式深商报告《深商的精神》也在会上首发。“财富是盐,美善是光,深商是盐,也是光”。深商《美善财富宣言》表达了这样的诉求。
●2006年12月10日,深商研究会在深圳华强北举行成立大会,历经四年多的民间酝酿,脱胎于因特虎深商俱乐部的深商研究会终于破茧而出。深商研究会的业务主管单位为深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并接受登记机关深圳市民政局的监督管理。研究会的宗旨在于:提炼、总结弘扬“深商”精神;以“深商”课题为主线,分析、研究深圳各行业、企业、企业家、企业文化,致力铸造深商品牌,提升深商竞争力,改善深圳营商环境。研究会的运作方式是从会员兴趣爱好出发、专业不专职、立足于自助研究、并寻求社会的资助。
●深商研究会首任理事长、法人代表老亨表示:“深商研究会,专注工商学问,旨在以深商为标本,为中华文明植入商业因子。从这个角度来说,深商研究会是把英国皇家学会作为自己的榜样”。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 of London for Improving Natural Knowledge)是一家商人资助并独立管理的学术研究机构。它正式成立于1660年,旨在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英国皇家学会是世界上最古老而又未中断过的唯一科学学会。先后涌现出法拉第、牛顿、达尔文、卢瑟福、爱因斯坦、霍金等著名的科学家。皇家学会由英国民间发起,英王以冠名皇家学会为荣。民间来发起、运营的深商研究会也希望有别于政府包办的旧式学术研究,象英国皇家学会专注研究自然科学那样,深商研究会专注研究工商学问。
●2007年春起,在广州本田的赞助下,依托深圳《汽车导报》,策划并组织了为期半年的中国古代商帮实地考察之旅,以深商研究会老亨、《汽车导报》总编徐茜领衔发起的“商帮之旅”,成为此后此类活动之滥觞。
●2007年12月9日,在万科的支持下,第三届深商峰会在大梅沙京基酒店举行,会议最大亮点是首次发布“深商意见领袖榜”。 早在2005年的首届深商高峰会议上,大会学术主席、深圳市社会科学院院长乐正先生就指出:“深商不仅是利益集团,同时也是意见集团”。 近30年来,深商不仅累积了丰厚的物质财富,也积累了丰富的商业经验。这些经验,不仅有助于商业活动的推广与拓展,尤其有利于商业社会的形成与成熟,对于转型中的、严重缺乏商业传统的城市与国家来说,这些经验弥足珍贵。物质资源终有枯竭之时,惟有文化可以生生不息。深商的意义从来就不止于既有的、有形的物质财富,对商业理念、商业精神、商业制度、商业文明的探索与追求才是深商最引以为傲、最可繁衍生息的宝贵财富。在人们把目光都聚焦在商人的财富排行榜的时候,因特虎把关注聚焦于商界精英中的精英:深商意见领袖。上个世纪80年代就布道“蓝色工商文明”的著名意见领袖王鲁湘应邀主持了此次深商意见领袖的评选活动。
●2008年6月,根据因特虎核心团队内部分工的调整,深商研究会改由金心异全权负责。
●2008年12月20日,第四届深商峰会临时改在福田香格里拉酒店举行。以“如何应对全球经济衰退”为主题,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室主任曹红辉以及北京大学副校长、北大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教授分别做了主题演讲。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唐杰、深圳市政协副主席张效民出席了本次峰会。
●2009年12月28日,第五届深商峰会在深圳高校校友联合会(筹)总部华侨城荣誉公馆举行,主题是“大学深商”。 以大学背景和出身来诠释深商,并希望能引发深商群体关注深圳高校改革。会议发表《大学深商宣言》,分析了深商面临的处境:国门大开,万马奔腾。孔雀不只飞东南,东南不止有深圳。深圳物价腾贵,志存高远者无将息之地,知识分子无庇护之所,产业升级无人才支撑,大学匮乏成为深商的“阿喀琉斯之踵”。指出:商战大势,制高点是大学。常春藤式大学不存,则深商事业之常青无望。倡言:在深港河套地区开辟人才教育特区;在2011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期间,举办“全球高校论坛”或“世界大学生论坛”;有意识地锤炼有知识储备、有品德修养、有创富能力的“绅商”,以成深圳中流。此外,香港潮声卫视与南方都市报就联袂拍摄大型纪录片《商帮之旅》达成协议,并在深商峰会现场举行签约仪式。
●2010年5月1日,老亨参与筹创的香港潮声卫视开播。这是一家以潮商为依托的商道卫视,定位为“世界潮人的电视台,商人的眼光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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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6日,“商帮之旅•新粤商东盟行”举行发车仪式。商帮之旅第一程行程一万公里,历时二十八天。从深圳、百色、景洪到磨丁、南邦、大城、曼谷、槟城、吉隆坡、新加坡,这是一次深入东南亚腹地的快意长驱;沿途叩访潮商、闽商、广府商帮、客家商帮,直击老挝、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营商环境,这又是一次亲密接触南洋华商的纵深采访。总策划人老亨认为,中国的历史大剧长期以西北的大漠孤烟为背景,以致忽略了亚洲的东南沿海才是全亚洲最温柔、最湿润的膏腴之地。中国商业成规模的繁荣和商业文明成体系的引进,大多缘于东南。广东地处大陆亚洲和海洋亚洲的结合部,珠江两岸的新老粤商在大陆农耕文明与海洋工商文明的嫁接中积累了上千年的经验。此次商帮之旅以“新粤商东盟行”为发端,与其说是巧合,不如说是巧妙。由广东省高科技产业商会、香港潮声卫视、南方都市报联合发起,并以海内外华人的商旅足迹为线索来披览全球各大商业族群的大型、系列、跨媒体、跨国界的人类商业文明之旅,是2007年《汽车导报》版商帮之旅的升级版。
●回到2004年9月25日,因特虎“三剑客”应邀到山东曲阜参加“孔子文化节”暨“世界思想家颠峰论坛”。
在曲阜,我们幸会了著名思想家黎鸣。
黎鸣是研究“三论”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信息论、控制论的启蒙者。80年代初著名的“走向未来”丛书中,就有他的书,我们早就读过,所以这次见到黎鸣感到很亲切,谈的也就更加投机。
我们不失时机地与他探讨了“熵”的问题,他显然同意,“熵”理论对生物达尔文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都是颠覆性的,所以这个理论虽然很重要,却不会在中国广泛讨论,只有少数精英分子,会在私下里研究熵的世界观,可惜的是,即使私下的研究也不得要领,变成了完全的悲观论。
老亨尝试地说出他自己的观点:“熵”理论与其导向世界悲观论,不如导向未来的“不确定论”,不确定不是不可知,而是有可能知的,只是任何进步、任何秩序都要付出代价,有时甚至是比收益还要大的代价,这样就与绝对的僵化的机械进步理论分清了泾渭,也更符合世界发展的逻辑;同时,由于未来的或然性,未来的多种可能性,使得个体的尝试和努力有了价值和意义,个性自由也因此有了哲学依据。黎鸣显然理解这番解说的现实意义,他一边翻看《十字路口的深圳》,一边念叨:深圳就在做多样性探讨。
他向我们推荐了“三”的理论,他在其新著中认为,世界不是一元的,把世界归结为一种原子、一种粒子、一种物质,是错误的;世界也不是二元的,阴阳对立的世界观让中国人吃尽了苦头;黎先生认为,世界至少是三元的,只有三以上的元素才能使世界趋于稳定。比如,孔子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就是二元论,这是不稳定的,孔子希望现实中,君要象君,臣要象臣,父要象父,子要象子,这是理想状态,实际上,世界的常态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于是,君视民如草芥,民视君如寇仇,两相争斗,构成了千年血泪史。而西方主张三权分立,每权都受两权制约,不能取得绝对优势,所以呈现相对稳定的态势。我们以为,黎先生的三元论实际就是多元论,但是他的解说确实很有创意,能够为进一步的社会变革提供思想动力。
我们三人又向本次思想论坛的灵魂人物李晓宁先生讨教:如何看待孔子?如何看待深圳?
李晓宁先生有这么几句说话。百家遭罢黜,儒家为何得独尊?因为儒家是讲克己复“礼”,礼就是人伦。礼就是秩序,而秩序是任何社会都需要的。孔子未必高明过老子、庄子,但是老庄学说玄而又玄,高深莫测,无常名,无常道,因此也无经常的秩序,所以不能用来指导建立一个世俗社会的秩序。墨子主张“非攻”,但是在一个总是面临竞争的世界中,你不进攻别人,别人也会进攻你啊,所以墨子学说也不能占社会思想的主流。只有孔子学说,用简单明了的人伦关系为社会秩序搭起了框架,每个人都从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所以能为万世师表。
然而,虽然人人讲礼,每个人对于礼的理解却是不同的。孔子主张克己复礼,复的是周礼。周礼放到两汉,肯定是不合时宜的了,两汉经学一方面大尊孔子,另一方面大肆“修正”孔子的礼的具体涵义,君、父的地位在解析中被抬高,而臣、子的地位下降了。到了宋、明,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孔子学说的官方版本完全成了封建专制的帮凶,成了中国版的“君权神授”论。而在民间,一些有正义感的儒家子弟,也从孔子学说中寻找反专制的理由。譬如:君无道,臣子杀了他,不算“弑君”,没有罪错的。君视民如草芥,民视君如寇仇,皇帝不体恤百姓,老百姓就有造反的权利。这样一来,就在中国的历史上形成了一道奇观:以皇帝为代表的官僚系统用孔子学说来禁锢百姓,以下层儒生为代表的老百姓用孔子学说来指导造反,改朝换代几千年,孔子学说的独尊地位却一直没有动摇。这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之所以得以延续,按照黎鸣先生的说法就是只有一元、二元,没有三元,所以不行,要寻找三,在公、婆之外要找到第三个人,有了独立的第三人,公婆讲理才有个去处,有个评判。
那么,谁是中国的“三”呢?
中国有很多人口,他们但求有口饭吃,并没有人身自由,更没有独立意志的自由,最多只能学竹林七贤,跑到荒芜人烟的地方呼酒卖醉,那就算是最自由,最有个性的了。真正有独立经济来源,能自己选择自己人生的人几乎没有,包括皇帝本人都不行,整个社会被无形的大网笼罩,窒息得有如集装箱里的活“牲口”。
有一个人,出来打破这种窒息。这个人就是邓小平。他说服人们同意: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在经济上自立。他又在中国的南方划了一个圈:在圈内实行灵活一点的政策。灵活就是松动,就意味着有一定限度的自由。结果千百万向往经济独立、向往人身自由的人们汇聚到深圳这个地方,希望在这里过一种“人样”的生活。
有了人,一切就有了可能。一切建立在人的基础上的社会秩序就有可能建立起来。《十字路口的深圳》中有一部分,就是讲深圳有了从移民社会迈向市民社会的迹象,这种迹象就意味着新秩序。
孔子有句话:礼失而求诸野。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秩序大变革的年代,要寻找新的社会秩序,寻找商业社会的孔子,树立商业社会、市民社会的新伦理,深圳是个野趣横生的地方。研究深圳,研究深商,建树新秩序,这才是因特虎应该努力的方向。
●至此,深商是什么,深商为什么,已经用事实来加以说明了。“深商”概念、“深商”创意,远非一般意义上的人云亦云。
商业活动是迄今为止人类文明中最伟大、最惠及普罗大众、最可歌可泣的运动。商业活动大可不必是庸庸碌碌的,而是完全可以与人类最优秀的思想携手同行,相得益彰。
真正卓越的知识分子必将是最关心人类生存福祉的;真正有远大前景的商业活动,必然有其深厚的文化根基!
商业为人文撑腰,人文为商业张目,商业与人文相长相进,相裹挟而前行,这正是因特虎梦寐以求的千年中国未有之新途!
“以集商议,以重商权,以启商智,以兴商学”,这就是我们首倡“深商”、推动成立因特虎深商俱乐部和深圳深商研究会的初衷。
●为什么要强调商业研究?因为“官”业研究中国最发达,“商”业研究中国最缺乏。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但是有个显著特点,那就是官本位,主流文化尤其如此。由于知识分子皓首穷经都是为了当官,社会智力资源没有用来研究现实问题,而是用以取悦君主、勾心斗角,被大大浪费了。回顾数千年来,中国官学之发达,令人瞠目结舌,而民生百工之学却几乎无人讲求。被李约瑟称为“中国的狄德罗”的宋应星五次进京会试不第,才认识到:“为方万里中,何事何物不可闻”;《农政全书》的作者徐光启因为受了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的影响,才有了研究天文历法的兴趣;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在近代以前是闻所未闻,如果不是因为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入侵,中国文化的殿堂里根本不可能有蔡伦、毕升等人的一席之地。这种尊官抑商的文化越是发达,其影响下的技术、商业就越是窒息。
余秋雨先生的《抱愧山西》中提到,山西曾是中国现代银行家的乡下祖宅,一度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甚至创造了东方财富的奇迹。但是,中国的文化界没理睬他们,听任山西商人的骆驼队浩浩荡荡走在中国的大地上却毫不在乎。没有任何一个像样的文化人在学术上给予有力的肯定和支持。甚至,天下明明可能创造巨大财富的时候,他们却做着相反的文章而且慷慨激昂。结果,没有多少文化的山西商人虽然创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经济行为,但在传统的文化意义上仍然是“非法行为”,在文化上没有地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欧洲当一代银行家影影绰绰出现的时候,便获得了一批文化人以文化的名义所给予的巨大支持。这是我们山西商人所未能获得的文化背景,结果,没有文化背景的钱财很快就成了镜花水月。
我们丝毫不怀疑深圳民间的生命活力,丝毫不怀疑深圳工商界的开拓精神,但是今天的深圳还不能与昔日的威尼斯相提并论,就象今天的香港也不能与大不列颠王国中的“小伦敦”相提并论一样。历史上的威尼斯商城同样享有充分的商人自治权,而今天的深圳商人根本没有制定商业游戏规则的权力。深商经验无法形成为法律,是以缺乏硬约束,难以传诸久远。岭南上千年的商业经验竟因法制、人文不彰之弊,不能充分传承,可谓前车之鉴。源自深圳的民间智库——因特虎力推深商俱乐部,以人文聚集深商,实在是想以人文积聚之功救法律政制之失。
●10年前,因特虎创立时的“真情告白”曾经对深圳精神有过这样一个概括,8年前,因特虎深商俱乐部在总结和提炼深商精神时进一步肯定了这样的概括,那就是:“以创意为瑰宝,以实利为衡准,事事敢为天下先。”
尊崇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以合乎人类理性的商业法则,充分释放人的潜能,这是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商业财富汹涌澎湃、现代文明蔚为壮观的根源。
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商业竞争的加剧使得未来财富的走向越来越不确定,惟有层出不穷的商业创意象千百支探照灯一样,可以用来照亮前行的路,为未来商业发展觅得新的生存空间。我们处在一个充满诱惑、同时又充满羁縻的社会,惟有谨守商业原则、利益标准,才不至于行差踏错、误入歧途,避免象晋商、徽商那样的悲惨结局。我们正在迈向一个全面开放、充分竞争的商业社会,敏锐的嗅觉、迅疾的行动能力、登峰造极的制造工艺和商业细节,是在近身肉搏的商业竞争中不被击倒的关键,敢为天下先的涵义不仅仅是“第一个做”,而且是要“做到第一”。
事实上,任何一个真正的商业公司都是围绕一个商业创意来设立并配置资源的。“以创意为瑰宝,以实利为衡准,事事敢为天下先”,用商人的语言来解读,意思就是:发现并珍惜好的商业创意,用商业眼光、商业手段来评判并实现其价值,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工艺将该创意的商业价值发掘到极至!只有官办企业才会将长官意志凌驾于商业创意之上;只有保守和没落的商业公司才会漠视商业创新、把公司的既定资产看得比商业机会更重要。
看一个公司有没有前途,有且只有三个标准:一,是否拥有好的商业创意;二,是否拥有将商业创意完美实施的执行力;三,是否拥有持续创新的能力,即:持续获得好的商业创意并使其完美实现的机制和能力。
评价一个城市、一个社会是否有活力,是否有商业竞争力,只需看一个其貌不扬、只有一纸商业计划书的穷小子在这个城市、这个地区的命运:如果他遭遇的是当地人的白眼、是投资者的迟钝、是政府官员的傲慢、是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是对商业利益和知识产权的无法无天的侵害与剥夺,那么这个城市、这个地区是绝对没有前途的。相反,如果当地人一听有好的商业创意就眼睛发亮,有意向的投资者敏感而精明,包括政府等公共机构在内的中介服务热诚而专业,工商和城市管理制度都是本着便利商业创意展开的精神而设立,舆论和司法对合法商业利益百般呵护、细致而周密,社会评价普遍鼓励商业冒险、鼓励个人创业,那么这样的地方一定是比尔•盖茨层出不穷的地方。
按照上述标准来衡量,深圳是迄今为止中国内地最适宜个人创业、最便于商业创意展开的城市。尽管这种优势主要还是源自移民城市的天赋和香港商业惯例的熏染,但是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代表的商业领域正在诞生新型人格的企业家,并且奉献出 “以人为本、创意为王”的全新的商业价值观。随着这种价值观风靡全社会,不仅将颠覆传统乡宦社会的价值伦理,而且将颠覆近代以来古典主义的商业伦理、财富伦理。与此相适应,社会组织形式与权力架构也将因此而发生革命性变化。譬如,作为一个“商帮”,深圳商人团队将再也不是依靠血缘、乡缘来绾结,而是依靠基于权利自治的新型商会来组织。这样的商帮,彰显的不是政府的POWER ,也不是“帮主”的POWER,而是独立商人的RIGHTS。商人和市民的权利主张,或将揭开中国历史新的一页。
● 《因特虎报告》0201—0300号以“商人的眼光看世界”,邀请商界意见领袖发表创意,欢迎多多参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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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特虎 老亨
2011-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