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尼斯的本·阿里政权与埃及的穆巴拉克政权相继倒台，利比亚的卡达菲政权已岌岌可危，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都经历着政治动荡，很多人都兴奋地关注着局势的发展。但是政治变革后的阿拉伯世界并不会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立刻进入政治清明，民主法制，经济繁荣，人民幸福的理想状态，相反深藏于这些社会的深层次经济社会结构矛盾依然存在，如果这些矛盾得不到有效解决，政治变革带来的短暂的激动很容易被残酷的现实所击破。
经济结构单一是万恶之源
从统计数字看，中东阿拉伯世界的大多数国家在经济上的表现并不差，美国皮尤研究所数据显示，2010年沙特的人均GDP达到1万6600美元，巴林为1万9600美元。即使在已经被推翻政权的埃及和突尼斯，人均GDP也超过了3000美元，与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至少属中游水平，那么为什么在这些国家会发生政治动荡呢？政治专制当然不可否认是原因之一，但根源还在于畸形的过于单一经济结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东阿拉伯国家政府收入来源主要依靠以能源出口等非创造性生产部门的收益。众所周知，阿拉伯国家政府收入严重依靠石油出口，或者其它非创造性收入。以石油资源相对较少的埃及为例，除了能源出口收入外，政府的收入主要依靠旅游业、苏伊士运河通行费再加上外国援助。
第二，相对较高的人均GDP并不反映这些国家经济的发达和精致程度，也不完全反映人民的富裕程度。阿拉伯国家的经济既没有发达国家的高附加值创造性活力，也没有新兴经济体的制造业繁荣。畸形的经济结构制造出的是少数与高利润垄断行业相关的“经济精英”，同时也孕育了大量与这些产业无缘的贫困者。在埃及大约有43%的人口生活在每天低于2美元以下，这个数字高于相同人均GDP水平的其他发展中国家。英国《经济学家》报道2010年埃及的年轻人失业率为25%，突尼斯为30%，沙特也高达30%。简言之，少数的富翁拉高了人均GDP。
畸形经济结构孕育畸形社会结构
中东阿拉伯国家经济结构高度单一的特点直接影响其社会结构，随着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后果。
首先，政府与国民之间没有建立正常的“契约”关系。一般，政府通过向国民征税获得财源，并向国民提供各种服务，对国民负责，双方存在着隐性“契约”关系。而中东国家的政府类似依靠收租金生活的“寄生虫”，这些国家对于国民征税较低，有些国家甚至可以不向国民征税。靠不劳而获生存的政府几乎感觉不到任何必要和动力去建立政治体系来倾听国民的声音，相反将政府对国民的服务视为统治者对臣民的赏赐，更不认为国民有权利过问政府决策。丰富的资源和政府可观的容易收入（easy money）则被用来与西方国家进行交易的筹码和压制国内反对派的资金来源，国家机器趋向暴力化，社会生活趋向凋零化。
第二，依赖石油等非创造性产业收入可以维持政府运转的模式让阿拉伯国家普遍没有动力鼓励创新，因为不需要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生产力创新，这些国家也能够“较好地”生存，其结果是除了能源等少数产业繁荣外，几乎找不到任何值得骄傲的经济和技术创新的闪光点。
第三，能源产业带来的快速，省力和巨额的利润无形地打击着人们通过艰辛的创业去获得财富的动力，勤劳致富的社会风气荡然无存。只有获得政府高层关系才可能获取垄断部门的高额利润成为社会“共识”，而大部分没有这种机会的人群则被日益边缘化，长此以往社会矛盾不断积累，而为了解决这些矛盾，被利益集团绑架的政府又不得不继续加强军队和警察的力量走暴力化道路。
中东阿拉伯的未来任重道远
虽然突尼斯和埃及年轻人们推翻了独裁政权，尽管他们都渴望变革，但是在他们的口号中却很少出现这些国家现在迫切需要的经济社会改革，而埃及和突尼斯的新政府也没有将这些放到优先位置。如果原有的经济结构得以延续，政府与国民的契约关系仍然不能建立，利益集团仍然会垄断决策过程，政府仍然可能将自己看成高高在上的统治者，更不认为国民有权利过问政府决策，这就又回到原来的模式，即使有了一个民主的外衣，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这正是中东国家经济模式，政治治理，社会形态的特殊困境。虽然民主进程值得欢迎，但是该地区的国家大多缺少向民主过渡的基本前提，其中包括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一个真实的3000美元的人均GDP，以及发达的市民社会。在不成熟的情况下强制推进民主很可能被极端主义者利用，走向人们所期望的相反方向。
新生的阿拉伯国家政府必须要认识到以上挑战，首先减少对能源等部门的过度依赖，积极鼓励私人部门的发展，并且建立起现代教育体系，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建立充分就业，加强法治机制建设，创造有竞争性的投资环境积极吸引外资投向非能源部门。与此同时，西方国家更应当放弃只关心自身利益的短视做法，帮助阿拉伯国家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劳动力素质提高等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只有这样“阿拉伯春天”才会真正降临，阿拉伯人民才会感到安全，西方世界才会感到安心。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现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