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刊登系列评论文章，探讨“如何提振政府公信力”这一国家课题。这些文章总结出提振公信力的五种路径或维度，分别是“学会倾听“、“政府公开透明”、“维护群众利益”、“制度执行力”、“干部作风”等。然而，这些说法并不是重建公信力的关键，实质提振政府公信力需要启用另一种视角。
耶鲁大学政治学与人类学讲座教授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在《国家的视角》（Seeing Like a State）里指出，在现代社会，存在一种极端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的倾向，也可以说是一种强烈而固执的自信；被设计或规划出来的社会秩序一定是简单的图解，官员经常会忽略真实的和活生生的社会秩序的基本特征。如果这种倾向存在于一个弱公民社会里，便尤为流行。
观察当今中国，我们会发现，现实生活中有大量的例子在验证斯科特的理论。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官员的极端现代主义倾向即使不是最严重的，也位列前茅。中国的“城市化病”可谓是最典型的写照。在近些年的城市化进程中，存在严重的“贵族化”“大跃进”倾向，片面追求城市的单一化、美学化，忽视城市的真实情况和普通百姓的现实需求。换句话说，只追求“土地”的城市化，忽视 “人”的城市化，而“人”的城市化才是城市化的根本。
权威的社会性授权来源才是关键
单一从国家的视角而非人民的视角兴建工程，即使打着“为人民谋福祉”的旗号，也不会得到他们的拥护。这还不算是最糟糕的，更坏的是在这种极端现代主义流行的时候，经常发生一些野蛮拆迁、强占农民土地等侵犯民众利益的事情。中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高压“维稳”，就与此高度相关。这对政府公信力的侵蚀无疑是巨大的。官媒如此高调讨论此事，影射了这种公信力的流失已经相当严重。
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历史传统中有很多的营养值得去发掘和汲取。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重建》里指出，中国传统政治机构有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的两层；中央所做的事是有限的，地方上的公益不受中央的干涉，由自治团体管理。政治绝不能只在自上而下的单轨上运行，一个健全的、能持久的政治，必须是上通下达、来回自如的双轨形式。
传统社会地方整合之所以能够达成，在于地方权威的权力来源，与地方体系的密切关联。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中国的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从中央到地方依次呈递减状态。中国特有的维权现象“上访”便说明了这一问题。换言之，地方政府的信任危机，在整个中国体制内最严重。“县委书记被妖魔化”，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点。中国近代历史的经验表明，地方权威的“官僚化”，使地方权威和地方社会的利益一致性逐渐弱化，地方权威的合法性与地方社会政治经济的关联逐渐脱离，形成了基层“单轨政治”的局面。费孝通称之为“地方社会的侵蚀”，结果是不但造成基层行政的僵化，地方政府公信力也遭致巨大打击。
当前中国政府公信力堪忧的局面，与此非常类似。在社会无力约束和抵制官员的极端现代主义冲动时，政府对百姓利益的无视甚至践踏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单纯寄托于官员的自我道德约束，是不可靠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斯科特寄希望于代议制民主，而这在目前中国的体制内没有可操作性（“两会”期间，中共高层明确表示中国不搞西方代议制民主）。
作为一个文明大国，中国社会和执政党完全可以发挥其智慧和勇气，寻找到适合自己的文明模式。但有一点是再强调也不为过的，那就是现代文明的同质性特征是必须具备的。绝不可因为其它模式的局限性，或执拗于价值的相对主义，或固守于价值的“唯美主义”。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存在一些“价值取向”的国情论论调，客观上抵制了中国的政治发展。无论是政府公信力建设还是国家的善治，都需要理性化看待而不是意识形态化。
理性观察中国，当前基层政府信任危机的很大一个原因，在于其承担了不对等的“财权”和“事权”。地方公共服务要求越来越高，财政汲取增长能力相对滞后。部分学者呼吁对1994年分税制改革进行再改革，也是有现实经验支持的。但问题的关键绝不止于此，还存在更为根本的原因。注意观察中国社会就不难发现，近几年政府公信力下降，往往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土地问题，二是“维稳”异化问题。
最近中国总理温家宝强调，土地流转一定要尊重农民意愿，不能搞强迫命令；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强调要创新社会管理，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都与此相关。问题的症结恰恰在于在单向度的权威社会，官员没有压力和动力，真正做到“为民谋福祉”，使其生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的。
中国的现实情况是，政府的话语体系与民众的价值期望有相当大的距离，与民争利甚至侵犯百姓利益的现象屡见不鲜。这是影响政府公信力建设的主要障碍。打破这种困局的唯一途径，便是建立政府与社会的利益一致性，构筑权威的社会性授权来源。这已在世界各国经验里被无数次证明。
简言之，提振政府公信力的根本，是以制度化的方法，确立权威的社会性来源，强化权威的社会基础；建立个人或组织对公共权威的确认和授权关系，用这种授权保证基层政权与授权人利益的紧密联系，迫使它不得不为授权人服务。只有在这样一个社会，政府才可能具有强大的公信力，人民才可能真正享受到国家发展带来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