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内被关注的中日首脑会见没有实现，让世人对东亚大局的未来仍抱有不安。回想从鸠山前首相提出的东亚共同体设想，向今天的中日关系破裂的转变，事出有因，不能完全归因于中国变得“强硬”。

　　从天安舰事件到钓鱼岛危机，美国与东亚周边国家迅速形成了对中国的包围圈，二十年前我经历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态度从支持向利用的转变，于今又发生了从利用向敌对的转变。其实，中国一直处于守势，并没有“强硬”的资本。中国今天的“强硬”是不能再满足于被西方世界当作工具。刊登在《二十一世纪》二十周年创刊纪念号上的张鸣的文章《中国发展的百年轮回？》就反映出了中国知识界的担忧。我经历过的上世纪80年代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友善态度，如今变成了要求中国政府负起应有责任的态度，中国处于一种被动承担国际责任与依存世界体系的困境之中。在西方看来，中国是免费乘搭者，而在中国看来，已经体验到了“内忧外患”的滋味了。

　　西方对中国的期待是文明层面的期待，正如杜维明所说，儒家的大同思想仍有现代意义，而中国对西方的期待是科学上的期待，目的是“以夷制夷”。我们按照西方霸道的逻辑行事，给了他们行王道的机会。在西方王道看来，儒家的大同思想可以把近代文明提升为全球文明；而在中国看来，只有科学才能振兴中华。其实，如何俊所说，西方的“科学”也是西方文艺复兴以后人文活动的产物，要让这个东西来为东亚文明服务，需要发掘出我们文明中有现代价值的东西，来重建符合儒家治世理想的世界秩序。这样一种异质文明的融合才是世界需要的东西。

　　“中华”在广义上意味东亚文明，而这个文明的载体不只是中国大陆，还有台湾、香港、新加坡、越南、朝鲜半岛、日本等汉化地域。中国大陆周边的汉化地域为了自己的生存，也需要东亚文明整体的安全。在文明安全上，归属于东亚文明的国家与地域的利益是一致的；而当东亚文明中块头最大的中国，按照西方主权国家的话语追求国家利益的时候，周边国家就会感到在文明安全层面出了问题。这是一种最为根本的危机感，今天日本对中国“叫板”，也是出于这样的不安。

　　我们东亚人需要从西方本位的国家利益的价值立场，向文明本位的文明利益的价值立场转变，这样东亚共同体的愿景就有可能变成政治现实。东亚文明的危机是由日本的文明转轨触发的，近代中国、越南、朝鲜只是按照近代日本的方式变身为西方式的近代国家。于今要建立东亚共同体，日本须有东亚文明安全的责任伦理，才能使自己成为全球价值的发信地。

　　作者是杭州师范大学的国际关系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