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的第一天，被媒体誉为“索罗斯的中国门徒”、“纳斯达克市场活字典”的金岩石在深圳参加一个由开发商赞助的论坛中再放惊世之语，似乎大受追捧。不过，在网络上，他被称之为“疯狂的石头”。

 

我们不妨先来听听他的言论：“以人为本,以宅养商,以商求地,以地造城,以城求奢,以奢求贵”，财富越集中的地方，越容易聚集人口，这是城市化，房地产的发展的脉络和规律!即使是马克思也会认为高房价是合理的；泡沫是在经济复苏、发展道路上必须要经历的一种景象，经济周期运行如潮汐，政府调控只不过是大海里的浪花，房价还会涨；货币如水，覆水难收。从理论上讲，发完钞票之后就应该回收货币，使之退出流通。但是，就目前的状况看，这批发出去的钞票非但收不回，还得印下去。政府只能是“发票票，吹泡泡”；尽管中央出台了调控政策，坚持“6月买股，12月买房”的观点不变；生产中剥削和分配中的不公，仅仅是两极分化中很少很少的一部分，而真正的两极分化就是市场本身创造的，市场本身就是一个两极分化的过程，这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市场在流通领域所创造的两极分化和在交易领域创造的两极分化，主要体体现在竞争和资产泡沫的投机当中；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就是制造通货膨胀，因为要印钞票，既然个人不可改变政府“吹泡泡”的行为，就要适应它，感谢资产泡沫、并勇敢与之共舞……

毫无疑问，与谢国忠的“唱空”标签相比，金岩石的标签则是“唱多”，其口头禅“发票票，吹泡泡”早已流行，这像是在嘲弄政府，实质对公众来说是一种理念的“强制性灌输”。金岩石擅于演讲，精于表达，极具煽情效果，但难免会蛊惑人心，扰乱人们正常的价值观。简单地说，在避免“利益代言人”阴谋论的背景下，金岩石以他一家之言对经济、货币、泡沫的理论解读本无可厚非，但其正忘乎所以地试图搅动大众的情绪，这是非常有害的，需要警惕。不可否认，金岩石对于货币、人民币、城市化等问题有着独到见解，但用在房地产上却是用力过度。“泡沫论”本不是什么稀奇，与“崩盘论”一样，都想在大众市场上争夺一席话语权之地，对赌的对象则是整个“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社会。关于稀奇之处，正如金岩石自已一语道天机：“贪欲乃财富之源”。收藏家马未都也给了经典的答案，“所有的骗子都在一个地方下功夫，那就是怎么让你贪”。

言归正传。这位“索罗斯门徒”，与其师都是“泡沫”的爱好者。索罗斯本人的专长就是找政府在货币、汇率上的漏洞进行对冲基金投资，1997年的“东亚金融风暴”就是其大手笔，令人名声扫地。在西方与巴菲特可谓是“一正一邪”。近日，媒体风传索罗斯于香港开公司大有卷土重来的意思。据香港文汇报报道，索罗斯的香港办公室将乘势在本月初开幕，成为旗下首个亚洲办公室。市场消息透露，其管理的亚洲资产多达80亿至100亿美元(约624亿至780亿港元)，当中包括投资内地A股，而且对中国概念及人民币相关的产品，相当有兴趣。而时下的香港正处在：在联系汇率下，港元跟随美元贬值，香港由于无法藉利息等工具去调节，热钱涌入大炒特炒，令香港有再度重演97资产飞升的历史，各路人马虎视眈眈。在香港前一个资产泡沫高峰时曾狙击港元的国际大炒家索罗斯进驻香港，已是风声鹤唳。

或许，市场反应有些过度。但要警惕的是，如凯恩斯所言：“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索罗斯在英国创办“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就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经济。他认为“经济学试图成为一门自然科学，但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必须面对种种自然科学所不需面对的不确定问题，从而受到人类理解力不完美的限制。”一直以来，索罗斯创造的“谬误的反射性”理论，被世人认为是，谬误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力，可以用来作为发财的终南捷径。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就是专门紧盯着各地开放市场中集体癫狂的“谬误”。狙击英镑，亚洲金融风暴中狙击1997年前后的港币，都是如此。对于这种谬误的反射性，索罗斯自认为是他的创造，是在他的精神导师波普尔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并以此来指责凯恩斯的市场有效需求说。

所以，在某种意义，我们不敢说索罗斯是凯恩斯主义者，但至少他们有碰撞与摩擦，如《财经》杂志的一篇专访中所说的：他像某些左派人士一样批判“市场原教旨主义”，对几百年来支撑经济学理论的市场自动调整假设发出质疑。他称金融市场有催生泡沫的倾向，本次华尔街危机，实由始自1980年的一个“超级大泡沫”促成，因此必须加强监管。但政府干预论的热烈拥护者，亦不必因此将索罗斯引为同道。他认为监管者比市场更不完美，只是在市场崩溃的情况下，政府成为提供信心的惟一来源，即便是反应迟缓、充满官僚色彩的监管者，也必须负起责任，避免市场再次崩溃……在他看来，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出发点在于个人利益至上，将其作为一种道德和政治，无疑会自取灭亡。

无论如何，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当市场经济受到批判，凯恩斯主义一度流行，也与索罗斯撞在了一起，碰出了火花，成为我们不得不反思的一个现象。当“金融危机”发生后，索罗斯全世界第一次发出了“金融危机百年不遇”的声音，随后便呼吁政府“救市”，耐人寻味。其在英国《金融时报》撰稿就鲜明地指出：“过去，一旦金融体系濒临崩溃，政府当局就会赶来搭救，防止其跌落悬崖。这正是我在2008年所期待的，却未能如愿。2008年9月15日星期一，在尚未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美国投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获准破产。这是一宗改变整个行业面貌的事件，后果是灾难性的……”他建议,为防止美国经济陷入萧条，奥巴马必须采取激进的综合性政策措施，这与新凯恩斯主义者克鲁格曼的观点极为相近。最近，索罗斯一边劝：美国应当推出更多的经济刺激配套,而不是同其他国家一道削减财政赤字；另一边劝人民币应该升值……

如果说，索罗斯对凯恩斯还在遮庶掩掩，那么“索罗斯门徒”就变得赤裸裸了，在参加一次深圳卫视《22度观察》时，金岩石就吐露了心声：“我是坚定的凯恩斯主义者，凯恩斯主义者第一个原则，他承认市场，第二个原则，承认政府是市场的一部分。政府不能不解决就业问题，如果你不解决就业问题，你是失职的。而解决就业问题的密码，只能靠货币和债券，那么这时候投放量是政府管的，但是走到哪儿政府就是不管，这是凯恩斯主义。”

关于凯恩斯主义的争辨在此就不赘言了，张五常在“凯恩斯的无妄之灾”一文里有深刻的论述：“很不幸，凯恩斯本人的身后声名是由凯恩斯学派带动的，或可说是跟着该学派的声望走。美国政府推出七千八百七十二亿美元救市，属凯恩斯学派的主流。今天，这近八千亿的钱花了过半，效果微乎其微，近于零。我想，这次凯恩斯学派倒下去不容易再抬头，而这样凯氏的大名给拉下去是一点无妄之灾吧……”

正是由于各种各样的贪欲使然，凯恩斯主义也变味了，自然也会产生许多悖论。金氏言论可见一斑：一边唱多房价、鼓吹泡沫，一边又对政府的调控产生极大的不信任；一边对风险的推崇，一边又对不确定的市场进行预测；一边对政府货币超发的表示赞赏，一边对政府回收流动不屑一顾……在他眼里，货币、投机意味着一切；在他眼里，凯恩主义的政府最好别干预，一旦干预，就干脆一直干预下去“发票票，吹泡泡”，政府就是“知错不改”、“一意孤行”，且无视通胀，也最好不做什么收入分配改革，不如鼓励全民炒股、炒房，更易缩小贫富差距……

如此的凯恩斯主义，我们宁可不要。

实际上，当凯恩斯主义撞见“索罗斯门徒”，不是真正坚持什么主义，而是通过政府和市场的非理性行为，来套取政策红利和市场超额利润。一如金岩石对“成功”一针见血的理解：“一将功成万骨枯！”

兼明则明，偏听则暗。抛却凯恩斯，让我们视野更开阔。看看金氏的另一面；谢国忠说：“判断经济走向，关键在于发现其中的非理性因素。”

我们也可以换一种思路来思考房地产：香港《信报》董事曹仁超说：过去四十年哪些人发大财？答案是地产商或矿产拥有者，理由是1971年8月至今美元贬值，令全球资产拥有者手上的资产价格不断升值。可惜，此时代于1990年在日本结束、1997年在香港见顶，2006年在美国亦过去，相信不久将来在中国亦过去。新一代的财富来自知识产权，例如百度、阿里巴巴、腾讯、李宁、思捷环球、ZARA等品牌拥有者。这些企业拥有的只是“品牌”，而不是“资产”。品牌较资产更值钱，例如HSBC这四个英文字价值超过汇丰在香港总行的物业价值！

中国加息周期已启动，“地产泡沫”的坚持者们该醒醒了，因为“索罗斯门徒”只与坚持信凯恩斯主义与泡沫论的人共舞！而从不管音乐是否已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