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中国社会有关精英的负面话题令人应接不暇。早前有“官二代”扎堆官场，实现政治精英后代在官场内部的权力自肥和世袭化；接着是作为经济精英的唐骏“学历门”，使得“海龟”博士和野鸡大学成为调侃对象；最近则是陈青蓝“捉奸门”、肖传国“锤子们”和天师大副教授“日记门”的接连出现，将曾经占据道德高地的知识精英迅速“下流化”和“流氓化”。笔者姑且将上述种种“怪”现象称之为转型中国精英的“衰变”迹象。毫不夸张地说，这些“衰变”迹象凸显出当前中国社会在基本价值观、道德底线和伦理责任等方面上都出了大问题。这需要进行理性分析和深刻反思。

　　在物理学中，“衰变”亦称“蜕变”，指的是放射性元素放射出粒子，转变为另一种元素的过程，这表明其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本文的精英“衰变”，即是出于对当前中国部分精英在性质上的变化而得出的基本判断。首先，必须承认政治精英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政治精英的下列表现却很难尽如人意：官员贪腐弥散化、政治权力私有化和世袭化、官僚主义、广泛特权、能力低下、自私自利等“衰变”迹象，使他们丧失了曾经受到的尊重。官员掌握公权力的合法性一直都没有完全解决好，在发展中又面临新的合法性危机。这些是当前中国精英体制存在的最大风险。

　　同时，中国社会大转型带来了深刻的利益分化和结构调整，一个由经济、政治和知识精英组成的精英联盟渐趋成型。这三大精英集团的结盟，实现了对权力和利益的垄断，加剧了同社会底层的对立态势。同时，一些富豪，特别是“富二代”为富不仁的行为，也激起了大众的强烈反弹。可以说，许多经济精英虽然得到了财富和社会地位，但却失去了整个社会对他们的尊重，反而是一种“仇富”的心理在普罗大众中不断蔓延。

　　此外，中国的精英在道德上已经被严重的“污名化”，这最典型的莫过于“专家”被称为“砖家”，“教授”沦为“叫兽”。一些知识精英在“市场社会”的冲击下政治信仰瓦解，同时在金钱法则的规训下成为老板。不学无术、利益熏心和大量的学术腐败，都表明了知识精英在迅速“衰变”。此外，1990年代以来的学院化体制，将大批知识精英吸纳到学术金字塔内，变成职称头衔的奴隶，使得公共知识分子日益减少。居于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对权力和金钱卑躬屈膝，失去了反思和批判社会弊病的优良传统，一些人甚至成为体制豢养的哈巴狗。

　　可见，转型中国部分精英在迅速“衰变”是不争的事实。他们不在占据人格魅力和道德的高地，大众对他们的调侃、污名、戏谑和唾弃，不仅仅是社会反智主义的体现，而是对整个精英治理体制排斥性和等级化特性的一种叛逆和反动。

不改良将导致社会对立

　　在当代中国这样一个处于“千百年所未有之大变局”的大转型时代，主流精英特别是身居高位的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不可推卸。没有这些精英阶层的道德担当和社会责任意识，中国这么个超大社会要实现现代性的转型是难以顺利完成的。所以，中国的精英必须从上述“衰变”状态走向“重生”；而要想实现“重生”的可能，必须经历“凤凰涅盘”般的考验，这需要在下列四方面做出革新。

　　首先，政治精英作为国家的“统治阶级”，他们的基本责任在于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而非自身特殊利益。在现代国家中，政治精英一般是由人民选择或选举授权产生的。他们行使权力必须接受全方位有效的监督，这需要自由舆论、公民社会等制衡性因素的成长。

　　其次，精英阶层应该在保持其高度专业的同时增强其内外流动性，要彻底改变现行体制的排斥性弊病，建立一个真正的开放社会。

第三，重建精英阶层应当从重建精英阶层的责任意识做起，这首先是对知识精英而言的，因为他们作为社会的守望者，必须对推动社会良性发展承担应有的责任。

　　第四，在当前资本贪婪以及资本与权力、知识联盟的情况下，必须通过法治和制度建设的方式去制衡资本力量，即需要如郑永年等人所谓的“有效的国家制度建设”。在这之后还必须积极推行民主化，因为如杨继绳所言：“现代民主制度也是驾驭资本比较有效的制度。”

　　在当今大众民主不断发展的时代，社会发展事实上仍然是由精英来主导或决定的，但是精英必须回应和表达大众的欲求。这样才能使得精英具有向下的可能，并扎根于社会和民众之中。

　　同时，精英的视野、抱负和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成长的进程。他们必须具有历史主动性、责任性、超越性和公共性，在价值、能力、道德和意识形态上拥有自己牢靠的基础和制高点。只有由这样的精英来操控和运转的社会制度，才算是理想型的“善”的制度。通过有效的民主协商机制建设，精英和大众、国家和社会之间才能达成有效的和解、协商和良性互动，这个国家的成长才会有持续的动力和希望！

　　否则，遭受利益剥夺和权利侵害后难以忍受的底层弱势群体，最终会联合起来进行抗争，他们同精英联盟之间的的冲突必将造成革命性的后果。这是任何人都不想看到的。从长远和根本来看，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需要重构社会的核心价值和建构一个公正的宪政体制。这些无疑都还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作者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