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兴地看到前几天举行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决定今后经济发展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从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转变为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发展；从过度依赖资源消耗，转变为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来推动经济增长，要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

中国出口引起的联想与争议

　　印裔经济学家巴尔坦（Pranab Bardhan）是我过去德里大学同事，现在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他说，过去在印度，人们说中国是比印度更好的社会主义者，后来到美国，人们又说中国是比印度更好的资本主义者。我总觉得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而以搞资本主义闻名于世有点跷蹊，现在大概到了拨乱反正的时刻了。

　　“资本主义之父”亚当斯密在他的经典著作《原富》（The Wealth of Nations）中有一段话：“仅仅为了创造顾客民众而建立帝国乍看起来是适合店主民族的设计。然而，这个设计完全不适合店主民族……。”他这“店主民族”的原文是“a nation of shopkeepers”，法国拿破仑常引用它（法文翻译成“une nation de boutiquiers”）来诅咒英国，从此出名。

　　不久前有一位美国国际专家到全国讲演，听众问题涉及最多的两个外国是中国和阿富汗，其中询问中国次数是阿富汗的25倍。这反映了中国已变成美国生活现实的一部分，差不多每个美国家庭都消费“中国制造”产品，中国变成美国“夕阳工业”关闭（造成许多人失业）的主要因素，又变成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的行情影响华尔街股票市场的波动。

　　在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名义上中性、实际上针对中国）的第二天（10月1日），《纽约时报》第一篇社论题为“给中国的信号”，一方面认为国会山保护主义特别膨胀，另一方面又觉得人民币值过低伤害美国利益。它并且建议美国和全世界所有“受害”国家联合起来对付中国。

　　好几个月前访问中国并与中国经济学家激烈争辩过的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诺贝尔奖得主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一贯认为人民币值过低不但对美国不利，也妨碍中国本身发展。他在《纽约时报》10月18日专栏中就中国向日本禁运稀土大作文章，认为“世界最新的经济超级大国（中国）不愿意承担这一地位的责任”。

　　《纽约时报》同日“言论”版也刊载了民主党参议员布朗（Sherrod Brown）文章，强调美国参议院表决与中国建立“永久正常贸易关系”（以前叫做“最惠国待遇”）从而使中国成为世贸成员国的十年以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增长了170%，主要因为“中国使用非法补贴来妨害自由贸易竞争及操纵货币”。人们预计，11月改选后的美国国会两院将有许多“tea party”（茶话会/茶党）新成员加入，贸易保护主义的声音将变本加厉，在中美关系上走温和路线的奥巴马将更难控制。

中国有自知之明

　　“人贵有自知之明”，国家也是这样。“知不知，上；不知知，病”（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而力求甚解就是最好的做人之道，人的通病是自己无知却大大咧咧），这是外国人经常引用的《老子》名言，应该在它的故乡普遍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勤劳刻苦、大兴（坏）土木、污染环境而变成“世界工厂”，一方面是“拼命三郎”体无完肤，另一方面也不择手段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打开血路、压倒对手，逐渐在许多领域成为众矢之的。不但美国，欧盟、印度还有其他国家都对中国有怨言与国际官司，而且越演越剧烈。

　　四分之一世纪内中国欣欣向荣与中美交好是相辅相成的。所谓互利互惠，在中美关系上具体体验出来，却有两大问题：一是中国居强势，而且越来越强；二是美国受惠者的面越来越窄，大资本家盈利，广大中产阶级每况愈下。美国在无法解决广大失业问题的时候，许多政客就把责备推到中国头上。

　　中国经济发展不是去全球当老大，而是让13亿人都享受小康生活，应该是朝内而不是朝外，应该是因地制宜地开发农村，而不是“大坏土木”去搞“钢筋水泥森林”的超级城市，使数亿农民工流离颠沛为一小撮人的五星级享乐锦上添花。

　　毛泽东说过“农村是广阔的天地”。钱学森建议利用高新科技发展新的“农产业”、“林产业”、“草产业”，真正做到“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他说，中国“每平方厘米每年有120—200大卡的能量。也就是每亩每年接受太阳的能量相当于114—190吨标准煤”，她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来“以太阳光为直接能源”，靠“植物的光合作用”发展新型绿色的生产体系。

　　中国政府应该维护市场秩序，让工商界发挥“企业精神”公平竞争、不搞特殊补贴，这样也能够减少腐败与钱权交易。在国际上要严格遵守公约与法规，增加透明度，发扬传统“恕”道（“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特别注意中美关系双赢互补。中美和谐共处，世界秩序也会宽松，“为富不仁”的怨言也会减少。无论如何，中国这“礼仪之邦”从来就不是“店主民族”呀！

 

作者是旅居美国芝加哥的印度华人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