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之下的中国“富人问题”

[2849]　(2010-09-12)

九月底，美国两位世界顶级富翁沃伦·巴菲特与比尔·盖茨，将来到中国，与50位中国富豪共赴一场“慈善晚宴”。在接到邀请后，很多受邀富豪都反复确认是否会在晚宴上被“劝捐”，甚至有一小部分人因此拒绝参加晚宴。这种态度引来了媒体的关注，成为众多媒体报道的重点。联系近年不断有富豪“落马”、关于富人问题的大讨论，以及为数不少的富人刻意低调、成为“隐形”富豪，这些现象无疑折射出了中国富人生存的某种困境。与近代以来的情况类似，这种困境的消除方式将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一、中国富人面临的困境

　　 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突出的社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贫富差距逐渐扩大，并有两极化的趋势。在这个背景下，不断有富人因各种罪名而锒铛入狱、家财尽破，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归纳起来，富人受到追究的原因不外乎两类：一类是其第一桶金的来源，即媒体所谓的“原罪”；一类是因权钱交易和企业经营过程中的不正当操作。不论怎样，这些都折射出了富人生存面临的某种困境。

　　与上面这种困境相比，另一个与富人纠缠不清的现象则更值得关注，这就是目前针对富人明显有敌意的舆论氛围。在公众的眼中，那些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 而富起来的人，与那些通过种种不正当途径富起来的人的区别正变得日渐模糊；“富人”个体间的差别被忽略，而他们一致性和共同利益则被更多地强调，富人作为整体的形象已逐渐清晰地展现在公众面前。但是，对在“拥有大量财富”意义上的富人进行明确的区分，是中国社会继续向前发展所必须要完成的一项工作。

　　二、造成困境的原因

　　中国富人目前受到的消极评价，颇有些类似于托克维尔和阿伦特笔下的贵族和犹太人的处境。在他们看来，贵族和犹太人原来都属于等级制社会中拥有特权、受到保护的特殊阶层。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贵族、犹太人渐渐都失去了对其所属社会的作用，也丧失了特权，变成了“有钱但没用”的人，是社会的“多余人”。在没有特权保护的情形下，他们最易于受到攻击，成为发泄的对象，因为人们不能容忍一个有钱但没用的寄生阶级的存在。根据阿伦特的分析，人们对失去权力或无权的群体的迫害，与权力的本质有关，这就是说，人们愿意服从和容忍真正的权力，却仇恨无权而有钱的人。1等级制无论合理与否，对维护社会的稳定是有用的。现今中国富人也逐渐陷入了这种不妙的境地。一方面，那些通过不正当途径富裕起来的人，是最为公众所痛恨的人，在为数众多的公众眼里，这些人是名副其实的“多余人”。另一方面，由于富人们的确拥有更多的共同利益和诉求，也由于像缘于历史和家族地位的贵族和缘于宗教信仰的犹太人所具有的优越感一样，一些富人也因财富带来的优越感而刺痛了其他人，妨碍了公众对富人群体的辨别与区分。

　　三、这种困境可能产生的后果

　　 面对现代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的压力，富人们再也无法无动于衷。对身处一个对自己并不友善的环境里的富人来说，寻求安全感是再正常不过的。虽然2004年把“保护公民合法收入”的条款写入宪法，但在中国，法律从来都没有获得人们足够的信赖与尊重。况且，在一个有着悠久均贫富传统的国度里，在一个有着鲜明的共产主义理想的政党领导之下，富人的安全需要很难仅由法律就得到满足。也许是出于对这种情况的恐惧，现在出现了一种怪现象：看起来富人好像在尝试与所有人结成同盟，在寻求自身以外所有人的支持：权力的，法律的，制度的，还有他表面上的相对者——穷人的。但是，当富人作为一个群体在这样做的时候，无论意识到与否，他实际上都在对大众制造这样一种印象与认知：他与我们不同，他是区别于我们社会多数的现象——比如富人做慈善时。而这正是受到迫害之前的犹太人和贵族的处境的特征之一。

　　这样的局面，是多种因素合力造成的。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是需要所有人都具备正确理解自己利益的能力。当需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候，也产生了借助权力而富起来的人。公众的愤怒首先便起源于这类富人：他们是真正的“多余人”，是寄生者，是为社会所不需要的人。然而，无论是出于对历史上官商勾结的警惕，还是由于对现实分配秩序和政策的不满，现在的舆论正在形成一种阴谋论：富人（无论是有用的，还是多余的）正在收买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在不断地愚弄、欺骗大众。如果这种舆论氛围形成，并影响到底层人民，那么“富人”作为一种区别于人数众多的“我们”的符号，必将为公众所不容，而不论其是何种意义上的富人。奇怪的是，好像所有人——穷人、富人、中间阶级，都在促成这种局面的形成。

　　四、消除困境的方式及留下的思考

　　确立私人财产权不可侵犯的地位，确保所有人在起点上平等，是消除这种困境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历史仿佛在此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点，原先被越过的问题，现在又出现在了面前，要人们去解决。而注定了的是，中国社会在这个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又会成为历史，去影响社会的进一步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