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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岁的伍杰昨天中午背着背包在深圳罗湖火车站外等候，准备搭乘傍晚的列车回湖南岳阳老家。
他告诉记者，到火车站的路上感觉巡逻的警察比往日多，他听朋友说是国家主席胡锦涛到了深圳访问，好像是庆祝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他平淡地说：“什么胡锦涛访问深圳、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也没有什么意义，深圳办得再好，我们外来工也好不到哪里去，反而还会更被边缘化。”
伍杰说，他今年春节过后第一次来深圳，然后到深圳宝安区的一家制造厂工作。尽管在深圳的工资比在老家高得多，但工厂里没有自由，“讲纪律、缺乏人情味，迟到一点也要罚钱”。
更让他失望的是，在工厂里工作没有什么晋升的机会，今天是生产线工人，过几年顶多也只是个组长，赚的钱仍然无法让自己在深圳落地生根，当个真正的城市人，更别说入户深圳。
他无奈地说：“自己个是没有什么文化的农村人，城里人瞧不起，我在深圳一点都不开心。这次回老家若能在那里找得到满意的工作，就不再回深圳了。”
伍杰的故事反映的是今天很多在深圳打工的外来工的心声，他们想在深圳闯出一番事业，但没有真正的机会；要自我提升和进修也太迟，深圳乃至整个中国，现在遍地都是大专和本科毕业生。
现在的深圳经济特区跟多年前相比很不一样，多年前，它是外来工的天堂，只要肯付出、肯努力，成功就不会太遥远。笔者印象最深刻的采访之一，就是之前与两名“创造奇迹”的深圳打工妹的访问，她们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获益者，也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0年的见证者。
今年46岁的郑艳萍1982年2月离开家乡韶关来到深圳蛇口的第一家港资企业打工，成为蛇口的第一代外来打工妹，她到了深圳后非常努力，通过自我提升和进修，做到了今天深圳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工会联合会女职工部长的位置；今年44岁的安子当年则是不会说普通话（华语）、穿着土气衬衣及塑料凉鞋的16岁辍学打工妹，今天则成为了知名的作家、诗人和企业家。
可惜的是，以上的“奇迹”今天不再重演。过去30年，深圳的竞争平台是公平的，大多时候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成功往往属于有胆识、愿付出的人。30年后的今天，竞争平台不再公平，外来工来到深圳常常一开始就被瞧不起，甚至被老板剥削，工作没有得到足够的保障，也没有什么晋升的机会。像伍杰的例子比比皆是，他们不但工作压力大，最关键的是，根本没有出人头地的希望，很多最终选择放弃回老家，也有的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例如深圳富士康不久前爆出的员工坠楼潮。
长期研究广东劳工问题的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潘毅在受访时说，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年轻外来工来到深圳找不到自己的希望。他们所能赚取的工资，无法让他们在深圳过上一个正常城市人的生活，更别说成家立业。很多外来工往往只能在厂区内活动，离开了场区就变得很陌生，根本融入不了深圳。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0年后，外来工的命运反而更艰辛了。
深圳经济特区过去30年的成功不容质疑，30年来，深圳年均经济增长率超过20%；深圳也从30年前的两万人口的小渔村，发展为目前人口超过1000万的大城市。在企业发展方面，深圳也铸造了华为、中兴、腾讯、比亚迪等一批非常成功的民族企业。
深圳一名资深媒体人兼观察家在接受本报访问时说：“胡锦涛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庆祝大会上说，经济特区不仅要继续办下去，而且要办得更好。如何办得更好呢？很多专家和学者都认为，深圳应该进一步推行政治和社会体制改革（胡锦涛昨天在讲话时也提到了这方面的改革）。我倒认为，深圳经济特区要办得更好，就必须做到更关怀、更包容外来工，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给予他们希望，而不是取得了一些经济成果后，就全面推行产业升级转型等政策，间接把很多外来工赶出去。”
温家宝总理上个月访问深圳时也说，要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特别是要保障司法公正，重视保护和帮助弱势群体，使人们在生活中有安全感，对国家的发展有信心。
一向全力支持深圳推行政治和社会体制改革的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退休教授郑天祥昨天对本报说，胡锦涛和温家宝的讲话里都提到了政治和社会体制改革，这让人鼓舞，也是个好的开始，但要在短期内取得什么较实际的进展如举行普选却是较困难的，他不抱太大的期望。
北京一群约15人的知识分子组织聚集在一起讨论温家宝上个月的讲话后也得出同样的结论，他们支持温家宝的观点，但他们不认为中央政府会有什么实际的行动。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报道，他们当中的一人，中国作者、知识分子余杰说，中国领导人一般在任期的最后两年内会避开不必要的争议。
郑天祥则说，政治和社会体制改革牵涉到官员们切身的利益，所以在执行上料会遇到很多阻力。此外，在胡锦涛和温家宝仅剩的约两年任期里，形式应该比行动多。他认为，深圳现在可以着手推行的，或许是一些较没有争议的改革，例如加强外来工的合法权益保障，其中包括完善外来工入户深圳的政策，让深圳成为一个更包容、更公平、更有希望的“特区”，这也算是社会体制改革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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