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主义者说香港的政府效率并不能证明比大陆高，还说香港的行政成本比大陆高，一个香港公务员每年几百万，他们做了什么事情？

这种说法依据何在？

以我所知，举例来讲，香港的廉政公署的效率肯定比大陆的纪委系统、预防腐败局系统、监察部系统、检察院反贪局系统加起来的效率高10倍。

香港的各级法官加起来大概没有超过200人。深圳的两级法院系统有多少法官？过去四十年中，全体香港法官中被查出有问题的人数，具体我不知道，但加起来肯定还不如深圳中院去年一个窝案所抓的人数。

虽说采取高薪养廉政策，香港公务员的总体待遇比起私营机构待遇的平均数不会超过20%。其特点是下级公务员相对社会平均收入要高得多些，而高级公务员与社会上私人机构的高级职员比就要低许多。我女儿今年港大毕业。听她说按照港大的调查统计，该校毕业生就业工资收入平均约为1.7万港币，全港大学生这个数字是1.2万元左右。但是公务员的起薪点约为2万，高于全港大学生平均起薪点60%。即便如此，凡是有能力者，通常不愿意进政府，就算在经济不好的时候找工作难，入职公务员比较有吸引力，但优秀人才很快就流失到私人机构去，因为公务员的待遇是封顶的，而且不像内地那样不断增加机构，香港政府机构编制很严格，升职机会越往上越小。你所说一个香港公务员每年几百万，那是极个别的职位，例如特首，每年300万。曾荫权当年当公务员时是高中毕业生，考不上大学才进入政府，后来靠在职培训取得学历。说明公务员并非热门就业机会。

某种意义上，在香港做公务员才是依靠信念在工作。例如，香港当法官，通常是从律师中遴选。凡是做律师，水平和操守高到能够被提名当法官的，无不是出类拔萃者，收入比当法官要高至少一倍。我认识一位顶级的大律师，原来在政府当检察官，后来辞职当大律师，他告诉我，他当年下海后接办一个案子的收入，已经等于他当检察官一年的收入。这绝不是由于他以前当检察官认识人脉资源的关系，香港打官司完全凭真本事，最多有点运气，绝没有人情讲的。

香港律师如果获邀出任法官，那是莫大的荣誉。我还没有听说过有有哪位律师拒绝当法官的邀请。他们出任法官完全不是出于经济考虑，可以说是信念和荣誉感。有一个基层法院的法官，原来是我朋友的律师楼的一位律师。他说他当法官后，去街市买菜都要到远离其住所的地方去买，免得同卖菜的街坊熟了，日后万一这些街坊邻居上法庭，有人情之碍。

从经济学上来讲，比较两地政府的效率和行政成本不能单讲工资。两地的生活指数本来就差很远。你必须综合考虑到其它因素，例如，公车私用，在香港是没有的，在大陆每年这一项就是一个三峡大坝的成本都不止。招待费，香港政府是极少的，大陆政府每年又吃掉不止一个三峡大坝。腐败造成的市场扭曲，对社会经济的损害不知道有多少个三峡大坝，你是经济学博士，我就单讲经济损害，暂且不提社会公平、道德价值观、幸福指数等非经济因素。

今天我太太常去的发型店的老板告诉我，他开这么个小小的个体户生意，工商局的人经常来帮衬，理完发站起来就走，没有一点表示。去年由于深圳两次火灾事故，检查消防。他的店办过消防证，但是找不到了，到消防局去了不知多少次，要求查回原来的记录补办，没有人理会。最后通过关系请吃饭，来的人按照级别塞红包，为首的两千，跟随的一千，连埋单花了九千大元。一个小小的发型店，你要人家怎么活！你说大陆低级的公务员是靠信念工作，收入菲薄，你这是脱离群众远了。四川的公务员不能同深圳比，只能同当地的百姓比。就算低级公务员，你也要将他们去理发店不给钱、收受红包不交税等等隐性收入计算进去。当然对于他们孝敬上级的红包是否可以在计算总收入时扣除，经济学家们也许有不同意见。我算不上是经济学人，我的观点是，那些是他们的消费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