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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见证“后危机时代” |
|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 |
| 来源：WWW.InterHoo.Com 类型：商帮之旅 ,
2010/5/26 20:58:36 点击3355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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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春节前后到广东东莞，呆了两周左右，借机了解了东莞这一另类城市的真面目。 2008年东莞在城市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上夺得了第1位—30,275元（2 深圳26,729；3 上海 26,675；4 广州 25,317；5 宁波 25,196 source：CEIC）。根据2005年9月由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测评结果中，东莞28个镇全部上榜，11个镇名列前100强。其中，虎门摘取千强镇桂冠，长安与塘厦分别居于第3位和第5位，常平、厚街和凤岗等8个镇入围前百强。 我曾多次到过这些镇。在那里，五星级酒店等高楼鼎立，很多还在大力建设中，住一晚500元左右。这让我突然想起迪拜。打出租车是不打表的，即使是不超过起步价的近距离，乘客也随便给20元，否则司机不会拉你。反正，那些地方一定让你怀疑：“真的是一个镇吗？” 富裕镇也面临着不少问题。不少居民向我举报说，“这里有很多台湾商，大部分都属于黑道，赌博、非法交易、抢劫、杀人等现象很普遍，治安特别恶劣”。到了常平、长安等镇的街头，那些“卖春”的女孩子随处可见。东莞名副其实的“娱乐场所”全国领先，早就形成一条产业链，明显感觉到娱乐产业正在支撑着这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我很好奇：它究竟在东莞GDP中占多少比例？固定答案当然是没有的，具体统计应该也是不存在的。但一位本地大地主勉强地告诉我：“大概5%到8%吧”。 这些年来，东莞市领导在其著名的“黄赌毒”之蔓延面前感到巨大压力。有关部门已经出台了《东莞市公安局查禁“黄赌毒”若干规定》，政府高度重视遏制不良行为和现象的蔓延，维持良好、健康的城市面貌。但据我对有关人士的采访，政府的努力也似乎没有起到缓和作用，无能控制基于市场原理的自然现象。春节前后，我在街上遇到过来自重庆，遭受薄熙来“打黑”政策，无路可走，集体坐车到东莞“谋生”的50多个女孩子。 娱乐产业的异常繁荣与东莞独特的发展模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东莞户籍人口160余万，外来人口700万至1000万，是以外向经济为主，以加工贸易为主。目前东莞拥有16000多家外资企业，14000多家是搞加工贸，其中9000家是来料加工的。作为全球著名的“制造基地”，“东莞模式”依靠的经济拉动方式无非就是“三来一补”，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由外商提供设备、原材料、来样，并负责全部产品的外销，由中国企业提供土地、厂房、劳力。“耐克鞋”恐怕是其中的代名词。诺基亚、三星等国际知名企业也以东莞作为制造基地，压低成本，扩大规模，提高利润。 严重依赖外向型经济的东莞遭受金融危机的冲击最大。2010年3月5日，市长李毓全接受《羊城晚报》和凤凰网的联合采访时描述金融危机后的复苏状况：“整个加工贸易这一年多转型的力度很大，效果也比往年好。去年加工贸易转型有400多家为独资或合资合作企业，更重要的是，去年有120多亿元被投入技术更新，比正常年份增长一倍多，看得出来，企业技术调整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比较高”；“我们感到担心的时期、最困难的时期，基本上过去了。今年1月，东莞规模以上工业增长10.8%，财政总收入增长42%，一般性预算收入增长14%，出口增长34%”。 然而，加工业老板们对现状的认识与对未来的预期并不乐观。一位长期拥有政府关系的国企老板对我说，“金融危机后，至少35-40%的外企撤出东莞，富裕镇的三分之一工厂倒闭”。这段时间，我也参观了后危机时代的东莞加工业面貌，许多工厂确实是“空”的，显然处于“停工”的状态。一家为俄罗斯品牌加工内衣的老板跟我介绍说，“金融危机后，员工减少了五分之一，缺工是不得不承认的现实问题”。 “民工荒”是袭击东莞的典型范例。春节前后，为了应付普遍蔓延的缺工现象，“不差钱”的政府采取了不少紧急措施，比如跟人才中介机构有机互动，在媒体上登广告等方式，组织型地展开招聘工作。据我对本地企业家的采访，东莞最低工资迄今为止从原来800元左右上升到920元左右，再加加班费，民工的月薪最起码达到2000元，有的还超过3000元。“那些民工变得越来越聪明，不给2000元，人家不给你干活儿。但你想想，我们给的条件都是包吃包住，待遇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差”。 我观察到，依靠外来流动人口保增长的东莞政府非常重视打工者的社保以及其子弟的上学等问题。“我感到，他们打工不光为了自己的一日三餐，很多是为了下一代。所以这几年，我们会加大民办学校的建设，加大公办学校的招生等，帮助在东莞的新莞人、外来人解决孩子读书的问题”，市长李毓全表示说。 不过，从根子上解决“民工荒”，东莞就务必面对所谓产业升级的问题，否则一切措施以短命为告终。市委书记刘志庚曾说过充满哲理的一句话：“没有品牌永远是替别人打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是必需的。“东莞不转型，就没有未来”，一位政府官员对我说。在后危机时代，东莞再也不能依靠“三来一补”来粗放、盲目地保增长，而正式进入“调结构”的阶段。“三来一补”才是阻碍东莞始终无法实行自主创新，自力更生的“内因”。 然而，基于本土化、国产化的品牌建设过程并非那么容易。绝大多数企业无法承担为创建品牌所付出的人力、研发、市场等必要成本，而陆续撤退。来自政府、市场及舆论过快的转型需求正在削弱企业的竞争力，加剧企业之间的互相淘汰率。“东莞从中央政府采取的4万亿紧急拨款中得到的恩惠太少，相对于内地许多城市，东莞的优势已经不明显了”，一位水利工程企业的老板对我说。 难以创建自主品牌，政府就开始靠招商引资来弥补空白。据悉，这两年，东莞政府高层多次访问外国展开“招商之旅”，但似乎不太顺利，没有奏效。不难想象，东莞领导人的压力极大，正陷入非常尴尬、无家可归的两难处境，即既要保增长，又要调结构。官员的天生素质首先是为上级服务，追求政绩。对有关领导人来说，既然后者暂时无法去落实，就不得不把政策优先顺序投放于前者。 据内部人士透露，东莞市政府在未来5年内计划投资7000亿人民币，来促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积极的财政政策必然有利于政府保增长，能够保证就业，抑制失业率，维持社会稳定，却绝不利于政府面对产业升级、创建品牌、城市化等转型命题。一位曾负责城市建设的官员表示担忧说，“政府主张，只有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才能引进更多外来资源。但这只是自上而下的借口而已，只好把转型任务无限期地拖下去”。
此文刊登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第三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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