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之外的客家人文化石 

——在风雨中屹立200年的苏州嘉应会馆 

    今年初夏时节，我们从梅州出发，专程前往千里之外的吴越之地苏州，寻访已经沐浴了200年历史风雨的嘉应会馆。

    6月11日一早，由上海客家知识分子联谊会副会长庄兆祥、党支部书记兼秘书长张军等人和我们一起，驱车从上海出发前往苏州市。从沪宁高速公路下来，进入苏州，穿越老城区，古旧的街景匆匆映过眼帘，在这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处处散发着水乡迷人的书卷气，显得温馨、宁静。

    临近目的地，陆续出现了一大堆古色古香的名字：“闾门”、“胥江”、“枣市街”、“泰让桥”、“盘门”……嘉应会馆就位于胥江的尾段、泰让桥头，正规的地址是：苏州市胥门外枣市街9号（搬迁前是22号）。

    苏州嘉应会馆始建于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建成于嘉庆十八年，距今已经200历史。系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所属程乡（今梅江区、梅县）、兴宁、平远、长乐（今五华县）、镇平（今蕉岭县）五县商贾集资建造，由当年旅居上海、苏州的邹敬邦、罗润琴等人牵头，参与集资的有600多人。建好后，除用于议事及方便往来寄宿外，还办有留医所、义冢等善举。每逢良辰佳节，众商则在此聚会欢庆，演戏酬神，饮宴作乐，以联络同乡情谊，同时作为客家贤学上京考试的据点。当时，人员往来频繁，活动不断，直至解放。1954年根据政策，会馆移交苏州市政府，便停止了活动。

    会馆附近为何会有那么多古色古香的名字呢？“泰让桥”是为纪念“泰伯让贤”而留下的名字。“泰伯让贤”、“泰伯奔吴”的动人故事让吴文化在苏州的生根更添了几分传奇的色彩。而“闾门”、“胥门”、“胥江”、“盘门”这些名字则印证了苏州水乡的绮丽色彩。

    水是苏州的魂，多条水系纵横贯穿古老的苏州城，在城墙处就形成了“门”。如果说太湖是苏州的母亲湖，那么胥江就是苏州的母亲河。它东西贯穿市区，东接护城河，西至京杭大运河。沿河有条在古时就很有名且热闹非凡的小巷，名枣市街，系因古时的枣子批发集市而得名。这一带曾经是苏州甚至江南最富庶的地方。旧时候江南大宗运输，都经河道，大运河与胥江交汇，连系京杭。沿胥江口枣市街就是东西一线，成为苏州水路十字大街。清朝人记载当年盛况：店铺以能进入这条商业街而自豪。无数大船在这里停停又走走，然后无数紫红的小果实几天后便出现在苏州人的八宝饭，粽子，汤羹中。同样的，不久之后，全国的茶壶里都飘出了碧螺春的清甜味道。苏州嘉应会馆正是位于枣市街的胥江边上，其左肩正对泰让桥。以前嘉应会馆门前的河沿还砌有船埠踏步，东西两侧立照壁，其后各建货栈一间，以便让货运进出，可见当年会馆的选址考虑到了商业的因素。而门口码头的胥江与京杭大运河相连，又为客家学子赴京应考提供了中途寄宿的好场所。可以浪漫地发挥一下想象力：嘉应才子宋湘当年上京赴考，或许曾经寄宿于此呢！
    我们到来之际，炎炎烈日炙烤之下，古运河泛着浊浑的流水，泰让桥水泥青石，当年的“枣市街”已改建成一排排别墅式崭新的楼房，……只有嘉应会馆依旧以其端庄肃穆的姿容静静地立在胥江边上，青草紫篱、粉墙黛瓦、深深院落，无一不溢现其绝代芳华般的雍容，仿佛一位古装的女子，安坐于那十里尘嚣的现代都市。

    嘉应会馆占地1000多平方米。会馆内主要建筑为头门、戏台和大殿。头门面阔五间，上层即为戏台后台，向北伸出为前台，上覆卷棚歇山顶。大殿坐北朝南，与戏台隔庭院相望，面阔三间15米，进深15米，前檐配以满天星格子明瓦长窗12扇。殿北还有楼房三间，楼前有砖雕门楼，整个会馆建筑布局仍较完整。

    记者与附近一位姓沈的老人攀谈，他自小在那里长大，据其回忆：会馆以前的高墙门面朝南，石库门上嵌砖上刻苍劲有力的隶书“嘉应会馆”，两侧原有石狮望柱一对，现已不存，毁于文革之中。儿时只知那里是一个会馆，门前的地方他们都叫“会馆上”。门前的枣市街，1980年代以前还比较热闹，和山塘街南浩街齐名，沿街有好多商行，后门的街叫“长春弄”。印象中在会馆的门前是一片场子，邻居都在那里晒衣服乘凉。正对大门的河边是一个水码头，洗衣洗菜、装卸货物，一直都是比较繁忙的，夏天孩子们到河里游泳就把那里当作上下水的地方。1980年代前，会馆一直是苏州日杂公司的仓库，主要存放各类民用铁锅，1980年代初上海电影制片厂曾在会馆门前拍过名叫《大泽龙蛇》的电影，将会馆当作国民党的县党部。

    现在我们所见到的，已是经过一次整体搬迁、数次重修的会馆新貌。虽其早在1982年就被列为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进行东移10米的整体搬迁，也是按照原有风格进行原材原建的，但是由于会馆原有功能的客籍人士管理、经营、聚集等活动，解放后就已停止；而由于种种原因缺乏保护，馆内碑刻损毁严重，许多碑文已模糊不清难于辩认；加上2007年由台湾佛教人士星云大师出资重修会馆之后，经政府允诺冠名为“嘉应会馆美术馆”，不时举办美术书法等各种展览，赋予了会馆新的功能，馆内由一批佛教义工在打理，因此今日的苏州嘉应会馆已经难觅客家族群新的声音，只似一块客家的人文化石，沉积在遥远苏州水乡的胥江边上，闪现着历史的光芒。

江南水乡，那一拨游移的客商背影……  

芒种已过，夏至将临。2009年6月中旬，我们来到素有江南水乡之称的姑苏城外，尽管今日的苏州，早已是一座工业文明、经济发达的长三角重要城市，但一眼望去，仿佛到处依旧尽是垂柳轻烟，粉墙黛瓦，给人气爽神清的感觉。

在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座城市，我们却始终感受着抱憾的美而陌生，因为无论我们如何打听，在今日苏州，在那些一片甜腻的吴侬软语中，都难于寻觅到一些重要客家商人的影子，甚至包括客家人今日在苏州生活的情形，都显得零落稀疏。而轻轻地拨开笼罩在苏州上空的历史雾幔，古嘉应州的客家商人，却早已在那里留下穿梭忙碌的身影。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区域问长距离的贸易十分频繁，全国性统一市场逐渐形成。嘉应商人适应这一社会大环境的变化，积极投身于商海潮流。商业会馆是明清时期商人在异地经营商业的重要活动基地，也是跨地域商贸往来的重要物证。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经济相当发达，长江与海运直达江南的便捷交通，吸引了广东各地商人云集江南地区从事商业活动，其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商业会馆的建立，苏州就有7所广东各地商人建立的会馆，其中的嘉应会馆正是在嘉庆年间建成的。

嘉应商人在苏州经商至少在清初已颇具规模，据嘉庆十八年(1813年)的《姑苏鼎建嘉应会馆引》称：“吾嘉一郡五属，来此数千里而遥，坐贾行商，日新月盛。惟向未立会馆，成以为缺事，泰等托足此地二十余年，承各位乡台及先达来往者，咸不以为不才而嘱倡其事。”嘉郡五属指程乡（梅县）、兴宁、长乐（五华）、平远、镇平（蕉岭）等县，“托足此地二十余年”说明，嘉应商人在苏州已有至少20年以上的从业时间。就是至少从乾隆年间开始，苏州已成为嘉应商人在江南地区进行商业活动的重要集散地。从后来嘉应会馆选址苏州枣市街胥江边的商业中心的位置来看，也体显了当时的苏州客家商人的群体已有相当的经济实力。

然而，当年客商在苏州的情形，与潮商等商帮有着很大的不同，早期缺少一个像苏州的潮州商人那样“士为商用”的官宦人物，潮州会馆一开始就和仕宦人物结合非常紧密。而嘉应会馆直至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才出现“士为商用”的现象。这一年的《重建嘉应会馆碑志》由赐进士出身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加一级李载熙撰写，这是嘉应会馆碑文撰写者出现官方人物的第一次。正是因为这种原因，兼有“商会”功能的嘉应会馆，缺乏官宦权力的依靠而显得涣散，只能靠不断的立碑来维系。嘉应会馆的碑刻文献数量多达17块，是广东在江南地区留存碑刻文献数量最多的一个会馆。

而从嘉应会馆设置“义冢”功能的善举可以看出，嘉应商人客死苏州时，已不是将骸骨运送到故土安葬，而是就地葬在苏州，体现了客商对新家乡的认同，和客家人“久在他乡作吾乡”的立地生根精神。

历史的烟云，时代的际遇，由来都是让人唏嘘的。尽管今天前往苏州寻访客家会馆，也许因为时间的匆促而“乡音渺茫”，但就在100公里之外的黄埔江畔，在上海客家联谊会、商会的牵系之下，联结了一大批上海客商的精英：伟良企业的钟伟良、兆祥建筑装饰的庄兆祥、裕同机器的钟翔君、红科建材的钟名生、唯创印务的侯锦章、福产置业的张奕彬……在那叠跌宕涤荡的历史长卷中，在长三角波澜壮阔的经济大潮下，在我们的眼中，由古至今，分明呈现着，那一拨游移而焕彩的客商群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