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几乎毁灭中国：盛世之宝，衰世之证

 

在近代史上，茶带给英帝国的是健康与财富，带给中国的却是耻辱与灾难。英国政府为平衡国内巨大的茶叶需求带来中英贸易逆差，不得不诉诸于武力与鸦片贸易等行径。同时，出于价廉物美的考量，英国也直接在在印度、斯里兰卡等地发展茶叶栽培业，对中国茶来个釜底抽薪。与英帝国的崛起同时，中国茶叶经济与中华文明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由盛转衰。

 

鸦片战争？不，是茶叶战争

1710年到1760年的半个世纪，英国相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非常巨大，这个国家的白银几乎耗尽，因为后者只接受这种支付方式，在此期间，英国向中国支付了2600万英镑的白银。如果要把它换算成中国方式的“两”计量单位，那就在后面至少乘以四。

茶与鸦片的战争

18世纪，中国的茶叶成为全球贸易链条的关键一环。它不仅改变了世界风尚，还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独立战争和鸦片战争。但这个帝国对游戏规则的迷失，使大航海时代的最后可能性从此消失了。

1773年4月，来自太平洋的湿润季风，为福建武夷山区带来了开年的第一场雨。清晨，一个茶农将顶着露水的三片鲜嫩茶树叶子摘下。已经是山区的烟雨季节，武夷春茶迎来了一年的采摘季。

中午时分，那三片鲜嫩的叶子，走进武夷山区的星村镇，这里是武夷山区的茶叶集市，每年第一场春雨过后，茶市开埠，这里就开始热闹起来，南来北往的茶商纷纷聚集。清人刘靖曾经在《片刻余闲集》中记述，“山之第九曲处有星村镇，为行家萃聚。”在这里，那些鲜嫩的叶子被集货、炒制、包装，做成武夷茶。

腰缠万贯的茶商们，从这里进行茶叶集市贸易，然后运走。南下广州，再由行商交给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们。

整个早上每个茶农只能采摘不到两斤的鲜嫩叶子。他们从集市交易现钱，这些年武夷茶的行情日益见好，越来越多的茶农们追逐这项交易。而他们不知道，自己日常生活中普遍流通白银竟然来自美洲，他们更不知道，从那一刻起自己已经进入了国际贸易大循环。

贸易圈

18世纪的全球贸易遵循海洋季风的洋流，周而复始，宛如一轮逆时针行走的旋转木马。动力是商业利益，载体是横行世界的快速帆船。在大航海时代的航海地图里，中国正处于这场游戏的地理中心。

大约是在每年的1月，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借着冬季洋流的尾巴，开始远航。在伦敦，满载本土制造品和烈酒的快船开始起航；在广州，上个交易季换来的茶叶和瓷器装满帆船开始返航。新的一轮全球海洋贸易循环正式启动了。

按照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计划，他们几乎不用自己花费白银，就可以通过一连串的三角贸易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前提是只要有船。

东印度公司代表了一群海洋野心家们的梦想，而在英国国内，工业革命刚刚启动，消费抬头，那些醉心于食货的人们，对一切中国趣味趋之若鹜，中国茶自然首当其冲，泡在茶杯里的正是上一个贸易季从武夷山采下的鲜嫩叶子。

那些年，一部荷兰话剧《茶迷贵妇人》，已经在整个欧洲风靡了半个世纪，不止是话剧本身，还包括话剧里的主角们。下午茶，已经改变了英国人的日常起居生活，也随之改变了整个贸易格局的重心。

季风吹到了印度洋，满载着茶叶的快船飘香海岸，18世纪的印度半岛已经成了英国人的殖民地。作为经济贸易的副产品，文化已经在这里登陆。

1773年的夏天，第一任印度总督哈斯丁斯把莎士比亚的戏剧带到了这里。夜晚，《仲夏夜之梦》正在加尔各答的剧院里上演，在印度这部巨著的名字被翻译成《爱神的春梦》。

作为英国的贵族，哈斯丁斯保持着饮中国茶的习惯。他在品味武夷茶和莎翁喜剧的时候，心里正在盘算着，整个全球贸易的平衡。也就是在那一年，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取得了鸦片贸易的独占权。那个夏天，困扰在这个英国绅士心头的一个大问题是，该不该和中国进行鸦片贸易。

起先，出于道德或者是这种非法贸易的恶劣影响，这个英国人对鸦片贸易选择了否决态度，他说，这种毒品不是生活的必须，仅仅是奢侈品中的有害物，不应该被允许。但这种道德没有持续多久，英国人就改变了主意，从表面看，好像还是武夷茶的原因，因为英国人为购买这种叶子，几乎耗尽了所有的白银。

那一年，最终英国人倒向了以鸦片换茶叶的政策。

 

 

季风吹到大西洋，满载着中国茶的船只到达西岸的波士顿，已经是1773年的冬季了。这一年的海洋贸易季已经趋近尾声。12月，冰冷的海湾充满着暴力的味道，一伙印第安人打扮的青年人，正在预谋着事件。前一年4月份，从武夷山采下的鲜嫩叶子被封存在锡纸包裹的茶箱里，长途航行让它们香味弥足。夜晚，那些青年人冲上东印度公司的快船，将价值18000英镑的342箱茶叶倒入大海。那些来自中国的武夷茶，经过了9个月的海洋旅程最终没有被冲入茶杯，而是被冲入了海洋。

这次事件最终引发了后来美国的独立。追问历史的细节，人们发现导火索竟然不是在那些印第安打扮的青年手里，而是在中国武夷山的茶农手中。而整个事件的最终后果，却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没有料到的。

封闭的茶路

腰缠万贯的茶商从福建星村镇的集市走出来，带着鲜嫩的茶树叶子，开始寻觅南下的路子。事实上，他们和身后数以万计的茶叶担子，可以选择的行走方式只有一条。18世纪的中国，茶叶的出口交易，只在广州一处。通向广州的路途千辛万苦而且花费不小。一如茶商在回忆录里记述的那样，从武夷山到广州，那些鲜嫩的茶树叶子要换七次船，交四处税。

从福建星村搬运一担(100斤)武夷茶到广州的代价大约在3.8两银子左右，这差不多占去了最终交易价的三分之一多。

旅途充满了波折，茶商们先用竹筏将茶叶运到崇安。之后，再由挑夫挑过山岭，到达江西的铅山。再经过多次转运到河口镇，到南昌。到达江西界经九江关，过赣关，经过大庾岭过梅岭到达广东，最终从韶关进入广州。

倒不是没有其他的替代路线，武夷茶从厦门走海路，到达广州的成本每担只在0.4两左右。

而不幸的是，从产地到出口，途中帝国政府可以征收四次关税。为了这个目的，清政府规定福建本省所产的茶叶，禁止从厦门出口，只能走这条路。

直至每年的十月，千辛万苦的茶叶担子才在广州西关茶市聚集，这里早有行商云集。在广州，行商作为官方特许的海外贸易经营机构，垄断着茶叶的出口。

后者通过注水式的加价最终将茶叶交到东印度公司的大班手里，这时候，一担子武夷茶的价钱已经到达到了9两银子。而其中行商的利润就有5两。

事实上，行商的这些利润最终也没有形成一个有力的阶层，炫耀式的消费和官府的不断榨取，最终让这些行商们都走上了经营不善相继破产的路子。

大约在来年的1月，新鲜的武夷茶装船运离广州，进入全球海洋贸易的网络。源源不断的茶叶贸易，为帝国换来的是白银。

作为茶叶贸易的起点，18世纪的中国却是白银的终点。

那时候与中国进行贸易的欧洲国家，几乎同样面临着一个问题，用什么来支付购买茶叶的费用？

不久，他们随即沮丧地发现，源于这个古老帝国一向自给自足的习惯，欧洲产品几乎在这里找不到任何市场！

除了白银，这个国家好像一无所求。

而另一面英国人对于茶叶的广泛爱好更是有增无减，起先他们还可以维持微妙的平衡，而到1773年，一切出现了变数。

 

1773年的变数

英国与茶叶的情缘早在1664年就已经结下，那一年，国王查尔斯二世接受了从中国带来的两磅气味怪异的黑叶子。之后，不到半个世纪，茶叶已经成为英国最普通的饮料，每年消费大约在1200万磅。英国人渐渐离不开这种温和刺激的饮品，与此同时，英国的经济也开始依赖茶叶，因为财政部针对茶叶的税率高达100%。

1710年到1760年的半个世纪，英国相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非常巨大，这个国家的白银几乎耗尽，因为后者只接受这种支付方式，在此期间，英国向中国支付了2600万英镑的白银。如果要把它换算成中国方式的“两”计量单位，那就在后面至少乘以四。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生活并不富裕，一个警官每星期的收入是一英镑，一个码头工人每小时的微薄收入是6便士。

而那时候每磅茶叶的最低价格也在二分之一英镑。

起先，英国通过非洲、美洲的三角贸易获得银子。英国货船先从本土装上制造品、烈酒等物品，运到非洲海岸卖掉，完成第一笔交易；再用得到的钱买下非洲黑人，装上船，运到中美洲，把黑人做奴隶卖给那里的农场主，这是第二笔交易；这些利润一部分用来购买美洲白糖、棉花、咖啡，剩下的是以银子的形式运回来。那时候，美洲是全球最大的白银产地，而每年这里产出的白银，有一半最终留在了中国。

到了18世纪70年代，美洲的白银产量持续减产，英国人依靠白银购买茶叶的希望看来越来越小了。

而与此相对应的却是中国人对于英货一如既往的冷漠，整个18世纪，白银占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出货值的90%。

随着英国国内茶叶消费的不断扩大，通过东印度公司，漏向中国的白银也是节节上升。到了七年战争以后，英国和法国在海外殖民地的这场世界大战，搞得英国财政捉襟见肘。战争结束，英国立刻爆发了金融危机，政府极度缺钱，将手伸向了海外殖民地。1764年，针对北美殖民地颁布的一系列的税收，第二年再颁《印花税法》。

到了1773年，英国人的《茶叶法》引发了波士顿那场针对中国茶叶的运动，两年后美国独立战争打响了。

 

茶党的余波

七年战争后，英国虽然在北美大地上打败了欧洲列强，但要治理好北美洲的大片殖民地却非易事。为了加强对北美的控制，减轻由战争带来的沉重债务负担，英国在北美实行了一系列不得人心的税法，其中最主要的有《印花税法》和《汤森税法》。

《印花税法》将殖民地的报纸、书刊、营业执照乃至学生毕业证书等等，举凡印刷之物，均须缴纳印花税。

税法一出，激起了殖民地人民的强烈反抗，各殖民地在纽约召开了反印花税大会并发表了抗议书。

面对这种局面，英国议会被迫取消了这一法案。

然而，不两年英国又颁发了《汤森税法》，对输入殖民地的一切物品课以重税。这一税法使殖民地物价大涨，再次引起民众抗议。

英国政府出于无奈，于1770年废除了《汤森税法》的大部分项目，但对茶叶税一项却予以保留。

到了1773年，英国政府为倾销东印度公司的积存茶叶，通过了《救济东印度公司条例》。这部条例给予东印度公司到北美殖民地销售积压茶叶的专利权，免缴高额的进口关税，只征收轻微的茶税。

条例明令禁止殖民地贩卖“私茶”。而在此之前，新大陆的茶叶进口被走私垄断，位于大西洋西岸的波士顿更是个桥头堡，当地富商约翰·汉考克号称走私王。条例的颁布直接触动了这些富人的利益，以汉考克和知识分子萨姆尔·亚当斯为首，组成了波士顿茶党。茶党在咖啡厅聚会，号召人们远离茶叶。

1773年11月，当装载342箱茶叶的东印度公司船只开进波士顿港，引起了茶党的注意。12月16日，波士顿八千群众集会，要求停泊在那里的东印度公司茶船开出港口，但遭拒绝。当晚，在茶党组织下，化装成印第安人的青年闯入船舱，将东印度公司三只条船上的342箱茶叶(价值18，000英镑)全部倒入大海。

茶党事件引发了两年后的美国独立战争，英国彻底丧失了国内商品的北美市场。到了1807年，英国和美国通过法律，严禁贩卖奴隶的行为；1811年，西属美洲爆发独立革命战争，美洲银路受挫。英国人之前位于美洲的“三角贸易”链彻底受阻，手里可以控制的白银资本已经中断，面对中国茶叶的贸易逆差日益增大，让英国人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

而也是在1773年他们在印度看到了希望。

 

鸦片市场

那两年，来自国内的金融危机和北美的一系列问题，让英国人不得不开始尝试寻找新的出路。

是否有一种中国人也迫切需要的东西，这种东西就像英国人对于茶叶的需求一样，使他们愿意为此支付白银。

1772年，带着这个疑问，首任印度总督哈斯丁斯赴印就职。英国议会对他的最大期望就是寻找钱路，解决英国财政。

英国人起初选择了棉花，但这个办法效果不明显。最终，他们看上了鸦片。

在此之前，鸦片在中国上层社会已经开始流行，因为治疗痢疾这个东西效果明显。从数目字看，18世纪50年代，中国每年进口鸦片的数量维持在15吨左右，而到了1773年，这个数字有了一个显著的增长势头，达到了75吨。而到了1820年，竟然升至900吨。

这期间英国政府处于一个微妙的转变过程。

1773年之前，英国东印度公司针对中国的鸦片贸易，时而为之，但是他们随即选择了阻止。因为这种非法的贸易影响了他们在中国正当的茶叶贸易。为此这家公司设在广州的代表处曾经向新的印度总督哈斯丁斯发出请求，停止从印度的鸦片贸易。后者在1773年表示同意，他说，鸦片是种毒品，不是生活的必需，不应该被允许。

但是随后，这位英国绅士的理想主义很快让位于财政和政治上的现实需求。白银已经在美国的革命中消耗一空，而那时西班牙与反叛的殖民地结盟，英国人再也拿不到可以变通的货币购买茶叶。

在哈斯丁斯禁止鸦片贸易十年后，他开始矛盾的放开了鸦片贸易。1782年，他允许用两艘船出口了3450箱违禁鸦片。其中的一艘到了澳门，而那时候鸦片在中国还找不到热切的买主，这个国家还没有上瘾。而这个上瘾过程只用了15年，18世纪的最后十年，每年从印度销往中国的鸦片约为2000箱。到了19世纪初，英国每年开始向中国出口的鸦片达到了4000箱，为此后者每年将为鸦片支付250万两白银。

在18世纪的最后一个年头，中国政府意识到了鸦片的严重性，开始强烈谴责了这种贸易，朝廷的告示写道，外国人显然赚取了丰厚的利润和好处，但中国人购买这种毁灭性的毒品，的确可恨可憎。

19世纪的前二十年，吸食鸦片上瘾的人数在中国增长缓慢，这一时期每年5000箱的贸易，正好与英国对于茶叶的需求维持了一个微妙的平衡。

随后，英国的技术革新彻底打破了这个平衡。前一个世纪蒸汽机的发明，导致了市场上大批机械化棉纺品的出现，剩余产品倾销到英国殖民地印度。为了为不断增加的棉纺品买单，印度人开始疯狂的种植、出售鸦片。

一个新的三角贸易链开始形成，在这个英国、印度与中国的三边贸易圈里，东印度公司的货船依旧充当着载体，他们从英国装上制造品，运到印度卖掉，再装上印度盛产的鸦片，然后，运到广东沿岸，把鸦片在中国卖掉，换成茶叶、丝绸，装上船运回英国。

一个新的东亚贸易的旋转木马自此启动，也随后拖垮了中国。

茶的战争

1793年马戛尔尼爵士，带着乔治三世的使命出使中国，他希望在北京建立英国使馆，以便英国船只获准在广州以外的港口停靠。在当时，广州还是中国唯一一个允许外国船只停靠的港口。这个人满为患的地方，让英国人感到局促，他们试图打开更广阔的中国市场，以便销售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剩余价值。

他们甚至打算为此放弃不道德的鸦片市场，他们授权马戛尔尼爵士可以终止英属印度出口到中国的鸦片贸易。前提是中国打开大门。

马戛尔尼的东方之行最终因为一套滑稽的客套礼仪而破产。公使团一行花费了8万英镑，中国也丧失了最后一次主动开放的机会。马戛尔尼两手空空的离开中国时，对这个国家做出了片面的评价，他认为这个帝国老迈、疯狂，已经漂泊无依，最终将在岸边撞成碎片。

25年以后，1816年第二任英国公使安赫斯特再度访华，他依旧在礼仪的问题上碰了钉子。最后，这个英国公使离开中国的时候，甚至没有和中国的皇帝见上一面。

这期间，英国驻华商人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继续恶化。

到了1833年，英国议会废除了东印度公司的在华垄断特权，所有的英国商人都可以经营对华贸易了。那一年，出口到英国的茶叶增长了4倍，为平衡茶叶贸易的鸦片也极具增长，数字一下子飙升到3万箱。

这个数量的鸦片对于中国的毁灭性影响怎么说都不过分。那两年，武夷茶的出口达到了顶峰。茶叶换回的不是白银，而是鸦片，在中国，鸦片的流通程度已经赶上了之前白银。

1840年的那个4月，部分中国人试图中断那个不道德的鸦片贸易链条，而他们看到的也只是贸易链条中的一部分。英国人对于中国茶的兴趣已经成为习惯，而他们手里当时仿佛也只有鸦片能够维持这种习惯。英国货在中国依旧没有市场，这仿佛更是关键。

在第一场春雨后，茶农们忙不迭地将最鲜嫩的三片茶树叶子摘下，一场战争也自此打响。

本文摘自《先锋国家历史》第7期 作者：王钢

 

 

 

 

 

 

 

茶叶和鸦片导致中国19世纪的全面危机

18—19世纪经济全球化突出表现为市场的全球化。在19世纪中国被卷入全球化的过程中，茶叶贸易和鸦片贸易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因为这一时期英国是世界霸主，而英国统治和压榨东方的方式与这两种商品密切相关。英国人正是非常巧妙地控制了这两种商品的销售和生产，才从东方获取了巨大利润，并成功地成为东方霸主。在这次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主要通过茶叶和鸦片等商品同世界发生经济关联，但最终的结果是成为列强的牺牲品，并导致中国19世纪的全面危机。

一、经济全球化与特殊商品

如同其他成瘾性消费品一样，茶叶和鸦片既是早期经济全球化的产物，也是早期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因素，19世纪中国社会经济与这两种特殊商品密切相关。更准确地说，这两种商品贸易的兴衰不仅对中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对世界厉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植物的传播史看，一般植物的传播大多是偶然因素造成的，如美洲植物玉米、马铃薯、花生等即是在新大陆发现后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其所导致的结果是补充了人们食物的不足，解决了很多地区的粮食饥荒问题，欧洲和亚洲的人口迅速增加与此有直接关系。然而，与一般植物传播史不同，含有精神刺激成分的植物及其加工技术的传播，却较少出于偶然。“例如酒类、烟草、含咖啡因植物，以及鸦片、古柯叶等瘾品的全球性流通，都是蓄意促成，也是以营利为出发点。这不仅改变了数十亿人口的日常生活，也连带影响了环境”。

中英两国相隔万里，但在19世纪的百年间，两个国家的关系却是异常密切，联系的契机主要就是因为茶叶和鸦片这两种特殊商品。从18世纪末开始，英国就采取各种手段试图建立同中国商业往来的通畅渠道，因为茶叶在英国已经成为人民的日常生活必需品，如果茶叶供应不能保证，则可能影响社会安定和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中国是唯一的茶叶供应国，因此英国对中国的依赖性很大。此时的英国日渐强盛，是全球化进程的引导和推进者。中国在19世纪被卷入全球化大潮之中，背后的主要推动者就是英国，其诱导因素是中国的茶叶。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中国茶叶，如果英国人民没有养成饮茶的习惯，那么英国对中国可能就没有如此大的兴趣；我们还可以大胆设想，如果不是因为英国为得到中国的茶叶而想方设法敲开中国大门的话，中国社会还可能会继续在原来的轨道上行进，至于能行进多远，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在这里，历史的偶然性又得到了充分的显示。

鸦片流毒在中国的蔓延同样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历史的偶然性。如果英国有足够的商品卖到中国用以支付茶叶货款，如果英国的棉纺织品在中国市场没有碰壁，那么英国有可能就不会在印度大量生产鸦片，也就不会有如此大量的鸦片走私到中国，因此中国人民也就不会受到那么大的侵害。因为鸦片的历史几乎同人类的文明史一样长，但其产生巨大危害却是在19世纪，且发生在过去对鸦片相对比较陌生的中国。

偶然性往往在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候发挥重要作用。但从历史长河看，所有的偶然性又最终汇合为必然性。仍以鸦片为例，英国人一旦发现向中国兜售鸦片既能解决从中国购买茶叶、又能向印度倾销商品并从印度得到原料的秘诀后，他们就对这项贸易青睐有加并倾全力促之了。进一步说，英国在19世纪通过印度对中国的鸦片贸易，是维护其在整个东方的利益的基础。对此，格林堡有较为深刻的论述，他说，鸦片贸易对英国的“全部经济意义不能用它所带给对华贸易商的利润来衡量，而是在于它同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和在中国的事务上的——領土上的和商业上的——关系”；“鸦片贸易作为一种散商贸易，是有更深一层意义的。它是外国商人团体在中国兴起的经济基础”。对英国人来说，鸦片贸易是一个魔方，只要他们能自如地转动这个魔方，就能控制整个东方贸易，进而控制东方。

茶叶与英国，鸦片与中国——两种嗜好品与两个国家的命运如此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看似偶然，其实必然。两种嗜好品在两个国家的不同命运，正好见证了两个国家不同的发展历程。由于中国与英国在19世纪因为这两种商品而发生了特殊的关系，因此进行茶叶与鸦片的比较、中国和英国的比较，就显得非常有意义。

茶叶对欧洲的巨大作用在英国体现得最为充分，因为正是中国的茶叶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英国人的生活习惯。从18世纪开始，饮茶已经成为英国人的民族习俗，英国人的日常生活离不开茶。相关研究表明，茶叶在促进英国的“勤勉革命”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英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居功至伟，突出表现在改善了英国人的膳食结构。到18世纪后期，茶叶已经成为英国工人阶级新的饮食习惯中的主要食品之一；到19世纪后期，英国劳动者阶层一般要花费其食物总开支的10％在茶叶和糖的消费方面，相比之下，肉的支出为12％，啤酒的支出仅为2．5％，茶叶以及面包和奶酪构成日常饮食的核心部分。对收入非常有限的劳动阶层来说，“面包+茶叶”就成为他们非常理想的食谱。如果没有更便宜而且能够提供足够热量的日常消费品，在肉和啤酒价格飞涨的时代，很难预测能发生什么。18世纪的一位牧师写道:“感谢上帝赐我茶叶，若无茶叶，世界不知将若何!余生逢此有茶叶时代，深以为荣也。”当时英国产生了很多歌颂茶叶的作品，歌颂茶叶的巨大作用。

麦克法兰指出，“一杯甘甜温热的茶可以让人心情舒畅，重新恢复精力。在以人力为中心的工业化时代，一杯美好的茶已经成为人们工作的重要推动力，它的重要性犹如非人力机械时代的蒸汽机”。他甚至认为，“如果没有茶叶，大英帝国和英国工业化就不会出现。如果没有茶叶常规供应，英国企业将会倒闭”。此话可能不是夸张。饮茶不仅使英国成为世界茶叶贸易中心，茶叶的贩运还推动了英国造船业的发展，喝茶时加糖则又带动了殖民地制糖业的发展。因此，我们说英国的扩张与茶叶贸易有极大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实际是说，茶叶贸易促进了英帝国的扩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茶叶成为英国人日常必需消费品、英国人痴迷于茶叶的同时，中国人却在几乎相同的时间沉迷于鸦片，形成鲜明的对比。对于后者，我将专文论述。

二、茶叶与鸦片:三角贸易的关键商品

英国一印度一中国之间的三角贸易在近代国际贸易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在这个三角贸易中，英国居于主导地位，因为三角贸易的形成完全是英国人操纵的结果，是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中国应该是居于中心的地位，因为其中的两种关键商品茶叶和鸦片皆与中国有关；在这个复杂的交易网中，英国是最大的得益者，中国是最大的牺牲品，印度则只不过是英国人手中利用的工具而已。

(一)茶叶贸易对英国经济的重要性

茶叶贸易对于英国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茶叶已经成为英国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二是茶叶税收是英国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一些内容前已略述，这里再作简单补充。

早在18世纪初，茶叶对于英国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因为此时在英国人的生活中，茶叶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日常生活消费品。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茶叶已经开始代替丝成为贸易中的主要货品”。保证国内茶叶供应是英国政府同中国贸易的首要目的，因为如果没有足够的茶叶供应，即会引起茶叶价格上涨，茶叶走私难以控制，甚至引起社会恐慌。其实，早在1787年，英国政府在给第一次派往中国的使臣卡恩卡特中校的训令中就说:“最近政府从其它欧洲各国手中夺回茶叶贸易的措施，已经收到预期的良好效果，这种商品合法输入大不列颠的增加额，虽然没有三倍，最低限度有两倍；其次要注意到我们在印度领地的繁荣，要改进该地的产品和制品在中华帝国的销路，同时，要使出售这种产品的贷款足以供应现在每年达1300000镑以上的欧洲回程投资所需。”可见保证茶叶供应是英国维护东方贸易的根本考虑。

在18世纪，中国作为英国制造品的一个市场来说，是几乎不存在的。相比之下，英国在印度的市场则比在中国的市场大20倍。从18世纪末开始，英国对中国的贸易额激增，到19世纪初，中国作为英国的销售市场已经同印度差不多。此间，英国东印度公司将英国的工业制成品如毛织品等运往东方，但奇怪的是，公司不仅未从出口英国工业品的生意中获利，反而经常无利可图甚至亏本，公司真正的利润几乎全是从垄断进口贸易中得来的。从中国进口茶叶是公司获利的法宝，甚至是公司维持东方贸易的基础。到后来，东印度公司越来越把交易限制在茶叶这一能够获得最高利润的商品上，“简而言之，这就是一个世纪以来在东印度公司的垄断之下和中国通商的记录”。正是在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贸易之下，英国才能从与中国的贸易中获取利润，这也是东印度公司得以存在的理由。“1793年到1834年的整个时期中的出口贸易，根据董事们的说法是赔了很多钱……如果不是从中国的物产中取得利润，那么对中国的贸易就不能继续下去，而且东印度公司的整个情况也会受到严重的损害，即使它幸免了那些拥护垄断权的人所预言的那种崩溃的话”。东印度公司从进口中国的茶叶中获得利润之高，甚至使得那些坚决主张自由贸易、反对东印度公司垄断东方贸易的人也哑口无言。在东印度公司持有特许状的最后几年，公司只从中国购买茶叶，对其他商品不屑一顾，把其他商品全部让给私商去经营。其获利方式是低价从中国购买茶叶，高价在英国国内出售或转口，贸易数额增长。从18世纪后期到垄断贸易结束，东印度公司在茶叶贸易中可获30％以上的纯利润，更重要的是公司90％以上的利润来自茶叶贸易，有的年份甚至是100％。

茶叶贸易不仅关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生存，而且茶税还是英国相当一个时期中财政收入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早在18世纪，“英国人渐渐离不开温和刺激的饮品，与此同时，英国经济也开始依赖茶叶，因为财政部门对茶叶征收的税率高达100％”【11】四此指1784年“抵代税条例”之前。即使在税率降低之后，因为进口量巨大，茶税仍是英国政府的重要财政支柱。实际上，此后英国为了进行与拿破仑的战争，茶税征收额依然居高不下，有时仍高达100％。英国政府从茶叶进口税中得到的利益比中国从茶叶出口中得到的利润高得多。【12】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的最后几年，茶叶带给英国国库的税收平均为每年330万镑，相当于英国国库总收入的1／10和几乎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利润；【13】在东印度公司结束后的多年，英国政府每年从国内茶叶消费中获得的税收仍然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见表1)。

(二)鸦片是英国东亚贸易的关键商品

英国在19世纪前期输华的主要商品增长不快，有时还呈倒退之趋势，而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数量却在飞速增长。这其中的原因，一是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很低，根本没有消费英国工业品的能力，英国生产的美观、昂贵但并不耐使用的工业品，如毛绒织品、羽毛、呢绒、印染棉布、白布、棉纱等在中国没有销路，就是很好的证明；二是英国商人不了解中国人的生活习惯，许多工业品不受中国人欢迎，即使在通商口岸开辟以后，这种状况也没有明显的改善，当时很多英国商人的狂热和盲目使之遭受重大损失。

英国在东方两个最大的贸易伙伴是印度和中国，相比之下，输印商品总值增长较快，输华商品总值则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图1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从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对华贸易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工业品始终在中国找不到销路，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英国那么顽固地坚持对华鸦片贸易，因为只有用鸦片才能解决英国对华贸易逆差的问题。“在中国的鸦片销售，仍是特选委员会主要赖以获取他们回程茶叶投资的资金供应”。这是19世纪20年代东印度公司垄断时期的情形。直到1854—1858年间，英国对华贸易逆差每年仍高达7192759镑，而印度输华鸦片贸易每年为6365319镑，仅鸦片一项就可弥补逆差总额的89％。另外，鸦片贸易投资少、利润高，英国政府和商人双双获利，也鼓励了鸦片贸易的进一步扩大。如19世纪50年代，政府花在每箱鸦片上的费用为250卢比，而在加尔各答市场的拍卖价是每箱1210—1600卢比，高出其购买成本的4．8—6．4倍。在西印度和中印度地区，英印政权征收通行税更是没有成本的纯收益，而且输出越多，收益越高。鸦片商人也从对华鸦片贸易中获得暴利，一般来说，鸦片在中国的销售相当于在印度离岸价格的5倍左右，扣除成本，获利仍是非常可观的。正是因为鸦片走私有暴利可图，才吸引了众多鸦片贩子从事鸦片贸易。

鸦片贸易对英国人来说还有更深刻的意义，决不仅仅在于鸦片解决了英国对华贸易逆差和回程茶叶所需资金的问题。对此，格林堡有精彩的论述，他说，鸦片的“全部经济意义不能用它所带给对华贸易商的利润来衡量，而是在于它同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和在中国的事务上的——领土上的和商业上的——关系”；“鸦片贸易作为一种散商贸易，是有更深一层的意义的。它是外国商人团体在中国兴起的经济基础”。【16】的确如此，19世纪在华经营的大公司几乎无一不同鸦片贸易有关，或就以经营鸦片贸易为主，如怡和洋行、宝顺洋行等。

(三)茶叶和鸦片在三角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如上文所指出，在英国一印度一中国之间的三角贸易中，英国居于主导地位，三角贸易之所以存在，完全是英国人操纵的结果；中国居于中心地位，因为如果没有中国提供茶叶和接受鸦片，三角贸易就没有任何价值；印度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完全是为英国利益服务的，在三角贸易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是英国人从中国取得茶叶的必经环节。三角贸易充分体现了世界经济发展的相关性。

众所周知，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在印度输往中国的货物中，棉花退居次要位置，鸦片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唯一重要的东西。如果没有鸦片，其他输华商品又不能增加的话，那么从中国运往印度的白银将大大减少，以1818年为例，则“将会从6000000元减为1000000元”。英国人庆幸的是，鸦片每年都有很大的涨幅，而且在中国有很好的销路，这保证了英国有足够的白银购买中国茶叶，而中国由茶叶所得外汇又全部流进了印度以购买鸦片。另外，原来英国利用向中国输人大量印度棉花来弥补购买中国茶叶资金的不足，鸦片产量提高后则不需要了，正好这一时期英国棉纺织业的发展需要大量进口棉花，印度棉花于是大量运至英国。很显然，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衡量，在三角贸易中最终的收益者都是英国。只是到19世纪后期，因为中国自种鸦片产量提高，才严重影响了印度鸦片向中国的出口，并进而影响了外汇价格，这种情况也“充分说明了全世界贸易的相互依赖性，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的鸦片贸易在调节汇价的突然波动上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当然，主角和配角仍是区分鲜明的。

为了使英国一印度一中国之间的贸易能够顺利进行，东印度公司创设了一整套资金汇划方式:如汇票、运费豁免、钱财过户、预付款、收据等，“通过这些复杂的资金汇划方式，个人贸易与港脚贸易在广州的出超余额变成了东印度公司用来购买中国商品的资本，东印度公司用这些资本购得茶叶后运回英国卖出，再支付各种汇票。对于港脚商人而言，他们则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将自己在亚洲的财产安全顺利地转运回本国的目的。个人贸易、港脚贸易以及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就这样被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纳入了英国一中国一印度三角贸易的体系中”。总之，三角贸易最根本的一点是，无论买或卖，基本都要求在伦敦结账，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所有的财富都必须在伦敦才能实现。

英国一印度一中国三角贸易最清晰简洁的路线图是:英国将印度的鸦片出口到中国，英国从中国进口茶叶到本国，英国棉纺织品出口到印度。这个路线图的要点是，每个环节都由英国人控制，财富自然也都流往英国。

三角贸易中最核心的商品既不是白银，也不是茶叶和棉织品，而是鸦片，只有鸦片才是“造成19世纪中国与西方‘世界贸易’全局变动”的商品，印度鸦片比中国的茶叶、美国的原棉和英国的棉纺织品具有更大的战略重要性。这其中的主角是英国人，英国通过三角贸易统治印度，控制中国，既从中得到了财富，又得到了茶叶，还得到了本国棉纺织业发展最需要的原棉。有学者总结道，英国一中国一印度三角贸易的基本特征是:“印度鸦片输给中国，中国茶叶输给英国，英国统治印度!”只有这样，才是“这个三角贸易的平衡状态”。当然，所有这一切都必须经过中国才能实现。

三、经济全球化与中国

(一)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市场

经济全球化是19世纪全球化的一个主要内容。在对工业革命的研究中，学者普遍对工业技术的各项重大突破比较重视，而对市场尤其是世界市场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就工业革命的策源地英国而言，对外贸易，或者说前景无限广阔的海外市场，是英国国内工业发展的最大动力，因此“建立世界市场是十九世纪英国工业发展的一个主要部分。在用机器生产的大规模工业的发展中，出口商人和制造业者是同样的角色，但工业革命的历史家却专心研究工艺技术和组织的内部变革，有把这一事实弄得隐而不彰的趋势”。【22】格林堡对某些历史学家的批评并不过分，因为至今许多历史学家仍只将技术突破和新能源的发现利用看作工业革命的动力。实际上，市场的扩张对于工业革命的作用丝毫不亚于技术的突破和新能源的发现，因为如果没有市场尤其是海外市场对工业品的吸收，新的机器就无法继续运转。在近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世界贸易对经济的贡献率越来越大，愈到后来，先发工业化国家对海外贸易的依赖性就愈强(见图2)。

印度和中国被纳入早期全球化，是西方先发国家市场扩张的一个重要过程。除了列强的武力征服外，商业贸易无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早期全球化主要角色的英国之所以将触角伸至东方，主要目的就是寻求市场。

英国既是工业革命的始作俑者，也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早在19世纪前半期，英国就率先放弃了传统的经济政策，转而奉行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由贸易政策，这一划时代的转变当然是以其强劲的经济增长实力为基础的，在那个时代英国不存在竞争对手，这种强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上半期。而且，“在19世纪的英国政坛上，大部分政治家都认为

贸易是国家的命脉，自由贸易对英国商人和消费者都有好处”，因此“工业发展一直没有成为英国最受宠的事业”。里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当时的许多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贸易和市场是国家的命脉，其重要性可能超过生产和新机器的发明；第二，英国奉行的自由贸易政策是其称霸全球的基本手段之一，也是造成早期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原因。以东印度公司为例，1833年前，东印度公司独占东方贸易，包括对中国的茶叶和鸦片贸易；公司解散之后，对中国的茶叶和鸦片贸易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大大增加，尤其是同中国的鸦片贸易更是增加迅猛。这向英国人显示了自由贸易的正当性、必要性和重要性，使英国人坚定不移地认为拓展海外市场是制胜法宝，更成为英国人向拒绝自由贸易国家宣战的理由。

客观分析，自l9世纪起市场才成为配置资源的占支配地位的制度。这一制度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最关键的因素之一。从近代历史发展进程看，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在英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如矿产资源与毛纺织业的关系。然而，随着工业革命的迅速发展，国内市场已经显得太狭小，远远不能适应商品增长的需要了，开辟海外市场势在必然。地广人众的中国曾经使英国工业家和商人欣喜若狂，他们幻想如果英国商品能卖到中国，英国的每个工厂都得加足马力生产。马戛尔尼使团和阿美士德使团来华，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说服中国皇帝，使中国的市场能够对英国开放。经过多次碰壁后，他们最后终于理解，因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以及经济增长方式、历史文化习惯、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差异，通过现代的(即西方的)外交方式根本不可能达到目的。于是英国人根据自己制定的所谓自由贸易规则，向中国诉诸武力。客观事实也正是，英国的海外市场主要是依靠武力征服的，英国的工业革命模式即市场加武力。在东方，先是印度，后是中国，成为英国最主要的市场扩张对象。

(二)中国在19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角色

16世纪以后中西贸易开始逐渐增多。但众所周知的是，因为明清两朝尤其是清朝实行保守的对外贸易政策，因此除部分沿海地区外，广大的内陆地区鲜受影响。在中国人看来，与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做生意，只不过是传统的华夏与夷狄交易的继续，只不过是多了几个“红毛夷”而已。事实上，中国人直到鸦片战争前夕，还分不清荷兰与英国、西班牙与葡萄牙。其实不仅中国，在各个大洲中，“亚洲受到的影响最小，也最晚，因为亚洲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已强大到足以避免直接或间接的征服。亚洲大部分地区完全没注意到正出现在沿海地区的、固执的、令人讨厌的欧洲商人”。说亚洲受到影响最晚是实，但说影响最小却不实，比如英国对印度的殖民占领。以及英国对中国的鸦片倾销和战争，就几乎改变了亚洲的历史。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开始于18世纪，但真正对中国经济和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是从19世纪开始。中国社会的根本性变革亦开始于19世纪。沃勒斯坦所说“现代世界体系”与本文中所谓“全球化”有密切联系，他的理论阐述以及对中国的看法，对我们有启发意义。他说:“现代世界体系是一历史体系，发端于欧洲的部分地区，后来扩展到把世界其他一些地带也纳入其中，直至覆盖了全球。我认为，直到19世纪中国才被纳入了这一世界体系。”将“现代世界体系”看作是一个“历史体系”，充分显示了沃勒斯坦独特和敏锐的眼光。因为无论是“现代世界体系”还是“全球化”，都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又极大影响了历史的发展。他指出中国至19世纪才被纳入全球体系，更是非常独到的看法。

那么，中国在近代全球化过程中充当了什么角色呢?第一个角色是试图阻止西方势力向中国内地的渗透，以捍卫中华文化传统。从西方人到东方探险以及来华寻求贸易，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拒斥，尤其是不赞成西方商人和中国商人的直接交易。十三行作为清朝官方制定的对外贸易机构，目的是把洋人限制在广州一隅，避免洋人对内地产生影响，同时也是为了限制中国商人为趋利而过多同外国商人接触。清朝当政者逐渐意识到他们遇到的新对手已经同原来的“蛮夷”大不相同了，可他们并没有想出新的对策。第二个角色是被逼充当配角。文化优越论和大国心态，使中西交流之初的中国人不可能有平等外交的心理和思想准备。可双方较量的实际结果却是，中国不仅在武力对抗中不堪一击，而且在商战中也是一败涂地，最后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签订屈辱性条约。从原来历史的主角变为任人宰割的配角——中国人在19世纪并没有做好这个准备。

中国19世纪危机源自于世界历史的巨大变动，而中国人对如此巨大的变动几乎毫无所知。沃勒斯坦认为，大约从15世纪末16世纪初开始，以西欧为中心的欧洲经济体产生了，这个经济体与历史上的帝国迥异，它不是一个政治实体，而是一个经济实体。其“范围(很难说是边界)囊括了帝国、城邦和正在出现的‘民族国家’。它是一个‘世界’体系，并非由于它囊括了整个世界，而是由于它大于任何从法律上定义的政治单位”；而相比之下，“帝国却是一个政治单位”。在这里，沃勒斯坦将新兴的欧洲资本主义体系称之为“世界经济体”，强调其相互间的经济联系；而将传统的有影响的大国称为“帝国”，强调其政治上的重要性，是极有说服力的。这个理论可以充分帮助我们理解19世纪中国与西方冲突的本质:中国不仅仅是同某个西方国家或某几个西方国家的冲突，而是一个传统帝国同一个新兴的世界共同体的冲突；更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正是因为他们之间的经济利益相关，才使他们在对付中国的时候步调一致。经常两国或多国联合对中国宣战或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从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看，18世纪中期以前，西方受中国影响较大，在历史、艺术、哲学和政治等领域，西方曾对中国“完全入迷”；而反过来，“除诸如天文学之类的某些专门的知识领域外，欧洲人对中国文明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从18世纪后期开始。欧洲人对中国的敬佩感开始消失，并从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转移到对中国资源和市场的兴趣上来。在19世纪，西方国家以其强大的武力和股份公司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开始影响和统治全球。正是在这个世纪，中国从历来都是影响其他国家的角色彻底变为被别人影响的角色，到19世纪中后期，中国更成为西方列强任意宰割的对象。弗兰克曾说，在18世纪中期以前，西方只不过是在“亚洲经济列车上买了一个三等厢座位，然后包租了整整一个车厢，只是在19世纪才设法取代了亚洲在火车头的位置”。在这里，弗兰克的话只说对了一半，这个比喻也不一定恰当。因为在18世纪以前，亚洲只是孤立地发展，其对西方的影响非常有限，而且都是间接的影响，东西方并没有在一趟列车上行进，而是在各自的列车上行进。到18世纪后期，尤其到19世纪，西方的发展却影响了全球，以英国为火车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将全球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或为之提供原料，或为之提供市场，或为之提供劳动力。西方的列车在高速前进，东方却并未搭上西方这趟高速行进的列车，只是为之提供燃料和服务而已。

关于19世纪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学术界多注意于政治、主权、赔款等方面，于经济方面注意较少。其实，西方经济的变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甚巨，只是因为中国经济体过于庞大，以及中国对西方的企图存有戒心，因此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和渗透有一个过程。比如，英国的银行业对中国产生影响的时间就比较晚。英国的海外银行业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为伦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国际银行联系网，可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无法渗入中国。这种状况在此后20年都没有完全改变。然而，自从产业革命以来，欧洲经济的变革和巨大的市场推动力不断叩敲着自给自足的中国紧闭着的大门，对于西方的影响中国不可能长期加以抵拒。而这种影响一旦产生，全球性关联就势在必然。1853年后，多家大银行在中国设立分行。当然，在中国从事汇兑业务的大多是英印银行，因为中国和印度间的贸易额巨大，这使银行无法弥补印度对伦敦直接开出的汇票。因此其具体做法便是:“其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将对英国本行开发的汇票售卖给中国的鸦片进口商，用这笔收入购买英镑汇票，然后将汇票寄往伦敦，用以弥补印度本行的英镑提款。”银行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中枢，对于中国传统市场和商业的影响将是根本性的，愈到后来这种影响就愈深刻。

可无论清政府怎样设法自闭，在19世纪中期后，随着经济全球化速度的加快，世界经济发展对中国的影响程度日渐加深，诸如苏伊士运河通航、中西海底电缆接通等，皆引起全世界经济变动，中国自然也不例外:

盖自运河通航后，从前驶华之各国帆船。即在淘汰之例，而旅华洋商，势难再用从容不迫之方法处理业务。至中西之直接通电，益使洋人治事有因时制宜之必要。总之，中国至《天津各约》订立后，渐与全球之经济组织发生连带关系，故南北美之争，伦敦金融之恐慌，及普法之战，虽其产生之地域均离华甚遥，然中国对外贸易，则已受影响，是则中国已不克遗世独立闭关自守，而与世界各国发生国际贸易之关系，本期已肇其端矣。

以茶叶为例，自1863年起，美国内战而导致中国出口美国茶叶锐减，此对中国绿茶生产造成较大影响，因为中国所产绿茶的近三分之二出口美国(红茶出口英国，砖茶出口俄国)，并占到全国出口茶叶的近六分之一。不过，因为本时期欧洲进口中国茶叶数量增长，因此对中国整个茶业并未形成重大威胁。但是，这个时期的许多重要技术突破对世界贸易格局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长时间占中国第一位出口商品的茶叶当然首当其冲。如上文所说，苏伊士运河通航以及伦敦上海间海底电缆的完成，预示着中英茶叶贸易将发生重大变化，因此中国茶叶的生产和经营亦须随之发生变化，可中国人并未意识到这种即将到来的变化。此前，世界茶叶价格向以中国为风向标，基本决定于上海、福州、汉口等埠茶叶的供求状况，外商一半要通过茶栈以及中国商人才能了解到详细情况；加之路途遥远，运输没有保障，因此伦敦须经常有大量的存货。新的通讯技术产生后，伦敦可以随时了解中国的茶叶行情，并派人直接来华采办。运河通航后，路程大大缩短，伦敦没有必要再大量囤积茶叶，完全可以根据国内需求数量来决定存货多少。总之，“从前产销双方，远隔重洋，不通声气，全赖一般侨商，居间贩卖，彼等操其计赢，往往数年之间，立成巨富，荣膺大王之号，至是营业方法，已由间接变为直接，谓之茶叶革命，亦无不可也”。确切地说应当称为茶叶贸易的革命。

在全球性的经济关联中，中国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变化反应迟缓，因此亦就谈不上什么有效应对。国内庞大的市场和丰富的物产基本满足了生存需求，中国人也没有感到有向外国学习的需要。当时在华外国人就感叹，“我们想代替马来人或印度人的各种家庭手工业是完全可能的，并且我们实际上已经几乎做到了，但是要想代替中国人坚定的家庭劳动则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他们对中国的传统经济制度既惊叹又反对，“中国南部省份的产品和北部省份的产品互相契合——各省的劳动互相依存，使得外国人和他的新奇产品无法进入。这是一个无法侵入的完美的经济制度，其他国家是无法企及的”。更有学者认为，中国在传统农业知识和实践方面已经很先进，中国不但有了西方的大部分农作物，而且谷物在生产上超过了西方，早在18世纪，中国“已很难取收西方的技术了”。这里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在有着几千年文明熏陶的国度里，接受新事物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

本文摘自《中国经济史研究》(京),2009。1．96—105 作者:仲伟民

 

鸦片战争中道光君臣的“以茶制戎狄”

一般说来，两国相争，不外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经济斗争，直至外交斗争，思想斗争等。但在鸦片战争前夕，道光君臣却提出用中国的茶叶、大黄抵制鸦片的东进和列强的入侵。真是可笑荒唐梦呓。

茶叶、大黄，是两种具有一定药用功能的植物。茶为山茶科常绿灌木，产于我国中部、东南部、西南部等地区。茶叶含咖啡碱、茶碱鞣酸、挥发油等，有兴奋大脑和心脏的作用，除普遍被充作饮料外，还是制茶碱和咖啡碱的原料。大黄，属蓼科．系多年生高大草本，分布于我国湖北、四川、陕西、云南、青海、甘肃等省。医学上从根状茎入药，可攻积导滞、泻火解毒，主治便秘、腹痛胀满、痢疾、黄疽、目赤口疮、痈肿等症，外敷可治烫伤。

在清代以前，居住在中国西北部的诸多游牧民族，由于其生活习惯的特殊性，使茶叶、大黄成了他们生活中常用的饮料和药品，甚至北方邻国俄罗斯也对茶叶和大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至于西方列强，据说是在明朝嘉靖年间才知道中国产茶。18世纪初．东印度公司每年从中国运到英国的茶叶约40万磅。东印度公司将中国茶叶进贡给英王，颇受青睐，贵族亦争先仿效，不久，饮茶之风迅速向民间普及。到鸦片战争前，说茶叶开始成为英国人生活中的必需品，有一定道理，但若说西方人离开了中国的茶叶、大黄便不能活命，自然是谬之千里了。

运用茶叶和大黄控制外夷的主张，是在清廷内部热烈讨论严禁鸦片输入，防止大量白银外流的时候提出的。最早的倡导者是江南道御史周顼。他在道光18年（1838）4月上给道光帝的《通商以银易货不准鸦片抵交折》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据调查，外夷洋人对于中国内地的茶叶、大黄，一旦数月不吃，就会双目失明、肚肠堵塞，直至丧命，与鸦片之害比较起来，威力当然要大得多。内地中国人并不都吸食鸦片，而外夷洋人却必需食用茶叶大黄。外夷拿无用害人之物，尚能控制中国的利权，为什么中国不能用有益于人的东西，换来外洋的银币呢？今请皇上降旨，令沿海各省总督、巡抚，认真计议，对外夷购买茶叶、大黄，定出价格，只准用银购买，不准用鸦片抵交。

在这里，周顼以为，西方人离不开茶叶、大黄，否则就有性命之忧，中国完全可以用茶叶、大黄控制洋人。洋人要买茶叶、大黄，就拿银元交换。这样，既可免中国白银外流，又可防止鸦片输入。道光看过周顼的奏折，觉得一举两得，比起弛禁、严禁的方案来，都来得高明，何乐不为呢！于是急忙给军机大臣发去一道廷寄:

有人上奏，说茶叶大黄是外夷洋人的必用之物，要求酌定价格，只准用纹银交易，所奏似属可行。命两广总督邓廷帧、广东巡搅怡良、粤海关监督豫堃，审时度势，相机办理，以茶叶、大黄，震慑外夷。

此后不久，漕运总督周天爵也递上了一份议奏查禁鸦片章程折，这道奏折与周顼的奏折提出了相同的见解，其中有这样一段:

对夷人的操纵之法，可以先禁止中国的茶叶、大黄出口，至多不过损失几十万两白银的商税。当夷人因断绝了茶叶、大黄来源时，必然向大清乞求救命，保证以后不敢再向中国输入一勺鸦片。到那时，我们再将其为首者杀掉数十人，将内地汉奸杀掉数百人，然后，网开一面，准许茶叶、大黄出口。但仍要有所控制，权力操在我大清手中。这样，夷人的阴毒之计，就不敢施行了。

继周天爵之后，还有一位福建巡抚，叫魏元烺的，他在参与鸦片问题的大讨论中，也曾经肯定地指出“外夷洋人，离开了中国内地的大黄、茶叶就无法生存。”

不仅如此，就连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当他以钦差大人身份，肩负禁烟使命，来到广州后，也曾经迷信过茶叶、大黄可以制夷的神话。他在“通谕各国夷商人稿”中就曾明确地说过:

“中国内地的茶叶、大黄二项，是你们外国必需之物，关系到你们的生死问题，你们不知道吗?”“如果中国的茶叶、大黄概不出口．就能立刻将诸国夷人置于死地。”“一旦天朝震怒，杜绝鸦片入境，严禁茶叶、大黄出口，你们不能不认真考虑这一后果的严重性。”

只是随着中外交往的不断增多、对外国知识的了解不断深入，林则徐等人才逐渐放弃了茶叶、大黄制夷论的可笑偏见，开始了较为实际的禁烟与备战。

今天看来，用茶叶、大黄致敌于死命的企图当然是慌谬的．它反映了鸦片战争前夕，道光群臣对世界大势和外国知识的混沌无知，特别是英国政府，正在大洋彼岸阴谋策划一场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时，清朝政府的高层决策集团却发出了茶叶、大黄制夷论的荒唐梦呓，其结果必然一败涂地。

 

中国茶叶：没有它就可能没有大英帝国

茶叶与大英帝国

如果我说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与东西方的贸易有关，大概不会有人反对。但是如果我要说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与茶叶贸易直接有关，则可能有人怀疑。其实历史的实际还远不止此，我甚至还要说，不仅英国革命的发生与茶叶贸易有关，英国近代文化的形成和重新铸造也与茶叶贸易有关。

这是一个颇有意味的问题。此前我们较多注意了丝绸、瓷器、漆器等对欧洲的影响，而较少注意到茶叶对欧洲的影响。事实上，到今天为止真正仍然对世界产生影响的已不是丝绸、瓷器等等，而是茶叶，所以值得我们花较多的精力去探讨它。英国学者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最近出版的专著《绿金:茶叶帝国》一书，向我们揭示了茶叶对英国及整个西方世界文化的影响，提出了许多振聋发聩的问题，作为茶叶原产地及茶文化发生地的中国读者，掩卷沉思，感慨良多也。

读过《玻璃的世界》（商务印书馆，2003年）一书的读者可能已了解作者麦克法兰写作的特点和独辟蹊径的思考方式。与《玻璃的世界》相比，《绿金》更是一部有震撼力的作品，尤其是对于中国的读者。

作为一位茶叶种植园主的儿子，麦克法兰在印度著名的茶叶产地阿萨姆（Assam）度过了他难忘的童年，茶叶的芳香一直留在了他的记忆中，特殊的经历使他日后成为了一名杰出的社会人类学家。虽然他对茶叶非常熟悉，但他对茶叶文化的真正理解却是在对日本进行了多次访问和在许多地方进行了深入的人类学调查研究之后。日本的茶道文化对他震动极大，为了真正理解茶叶文化，他广泛查阅了有关茶叶的书籍，并对茶叶文化和世界饮料的发展史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命题，撰成了《绿金》一书。如果他提出的这些命题能够成立，那么我们说“茶叶改变了世界”，可能一点都不为过。

麦克法兰在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他近年所做的研究及进行的思考都是为了探讨一个大主题:工业革命的起源。工业革命这个前所未有的、改变人类文明模式的重大历史事件为什么首先发生在18世纪的西方？为什么首先出现在英国？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间发生？麦克法兰认为，这一切显然都与茶叶有关。他进而发问:茶叶是怎样传遍全世界的？茶叶是怎样进入英国人生活的中心位置的？茶叶对世界其他文明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等等。一个更有意味的问题是:茶叶的传播与文明的勃兴有必然联系吗？如果没有，为什么在18世纪几个经济最发达最活跃的地区即中国、英国和日本，同时也是茶文化最得到宏扬发展的地区？而且令人深思的是，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至今仍是充满活力。把茶叶的传播与经济的发展甚至与新文明的诞生联系起来，可能有人不会同意他的见解，但这却是本书最富启发意义的创见。

在世界三大饮料茶叶、咖啡、可可中，只有茶叶成功地征服了全世界。而今，在世界各地茶叶无处不在，茶叶在世界上的消费超过了咖啡、巧克力、可可、碳酸饮料和酒精饮料的总和。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如果没有茶，那简直成为不可想象的事情，“宁可一日无油盐，不可一日无茶水”绝非夸张之辞。所以我们今天无论怎样强调茶叶的重要性，都是不会过分的。

茶叶为何如此之快地成为全球性的饮料？很显然，与其他饮料相比，茶叶具有以下优点:容易种植和比较快的生长，从而能保证足够的产量；口味容易为大部分人所接受，而可可、咖啡味苦，需要加糖；有安全保证，开水冲茶或煮茶不仅达到了消毒杀菌的作用，而且长期饮用对身体有益，茶叶的诸多药效也已为今天的科学所证明，而其他饮料如牛奶在冷冻设备发明以前是非常不安全的，酒则不适宜于妇幼饮用；还有一条很重要，即价格比较便宜，相对于其他饮料，茶叶在世界各地广泛种植后，价格已能为大多中下层人民所接受。总之，与咖啡、可可相比，茶叶的优点显而易见，与含酒精的饮料相比，茶叶更是具有老少咸宜的特点，因此茶叶完全有理由成为全球性的文明饮料。

茶叶影响英国文化

茶叶对英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尤其深远，对此麦克法兰有切身的体会。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传统的英国社会中妇女的地位很低，无论在公共场所还是在家里，妇女都只是男人的陪衬。在早期的酒馆和咖啡馆里，一般只能看到男人潇洒的身影，妇女没有表现和发泄自己的场合。英国的饮茶风气形成后则完全不一样了，家庭里的下午茶为女主人提供了一种表现自己的特殊场合。在这里，男女老少亲朋好友围坐在一起，只有这时妇女才成为了真正的主人。尤其是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妇女无须外出工作，因此邀请女友一块儿喝茶是她们摆脱孤独的最好的办法。久而久之，英国下午茶发展成为一种类似日本茶道的仪式，并成为本民族的生活习惯和文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以这样说，英国家庭妇女地位的提高与饮茶风气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

茶叶为产业革命提供了健康劳动力

麦克法兰提出了一个更有意义的问题，即饮茶不仅形塑了英国中上层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饮茶对促进英国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工厂或矿山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工人以及在其他场合工作的人们在劳累了一天后，虽然只能吃些简单的饭菜，即面包以及少量的蔬菜、奶酪、偶尔有一点肉，但如果能美美地喝上一大杯茶，则不仅有利于恢复体力，而且还不需太高的花费，更避免了饮酒可能引起的酒精中毒。对于众多的英国劳动人们来说，因为有了茶，甚至连沉闷、辛劳、艰苦都成为可以忍受的事情了。

在工业化初期，矿物能源和机器的作用远未像现在这样重要，工人的体力劳动在工厂或矿山生产中仍起着重要的作用，工作极为繁重。只有让工人集中精力且保持充沛的体力，才能提高产量，保证安全。这时就需要一种提神解乏、价廉物美的食品，茶叶加面包恰恰符合这一需要。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威廉逊就说:“如果没有茶叶，工厂工人的粗劣饮食就不可能使他们顶着活干下去。”麦克法兰认为，中国茶叶的适时到来，正好适应了英国工业化生产的需求，并大大促进了英国工业的发展。麦克法兰思考问题的视角是颇有启发意义的。总之，把茶叶的引进与工业革命的发展甚至与文明的进步联系起来，能够加深我们理解茶叶文化及其传播在近现代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能够更好地反思中国茶叶文化怎样发扬光大。

茶叶对英国文化的影响是一面镜子。

饮茶的普及使英国的文明程度显著提升，甚至改变了英国人的民族性格。英国人在知道饮茶之前，少数上层人家可以享用咖啡、可可等饮料，多数人主要饮用杜松子酒、啤酒等，经常饮用这些带酒精的饮料，使许多男人养成了一种好斗的性格，举止粗鲁（欧洲的决斗传统可能与酒精作用有关）；习惯饮茶之后，英国人的性格气质逐渐从好战、寻衅转变为较为温和、较少的暴力倾向，“养成彬彬君子之风”，即我们经常所说的绅士风度。由此也可以想见，中国人较为温和的性格与长期饮茶也可能有直接的关系。饮茶还改变了英国人的生活节奏和饮食结构。原来中上等人家早餐要吃很多的肉和啤酒，而今改变为吃少量的肉，伴之以面包、糕点和热饮，尤其是茶；以前晚餐较早，而今加入了富有诗意和民族特色的下午茶（下午四五点钟），晚饭一般推迟到了七八点钟。深入人心的饮茶习俗以及颇具特色的茶文化，使得英国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如此的不同，是一件颇为耐人寻味的事情。

“茶叶改变了一切”

麦克法兰认为，对茶叶的礼赞怎么高都不过分，他甚至说:“茶叶改变了一切。”（Tea changed everything）如上文所说，这一评价对英国而言尤其贴切。英国历史上的许多新鲜事物都与茶叶有关，比如广告，在伦敦媒体（当时主要是报纸）上出现的第一个广告就是关于茶叶的广告，此后广告成为市场经济中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可以这样说，茶叶改变了英国，就像茶叶在中国和日本的影响那样。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转变发生在历史上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即人类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以乡村为基础的文明向以城市为基础的文明转变之时，茶叶作为人们最喜爱的饮料传遍全世界。想一想吧，在1650年代时除亚洲以外还很少被人知道的茶叶，一百年后成为英国人最受欢迎的饮料，而恰恰在这个时期，英国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庞大的殖民体系。人类学家Sidney Mintz感叹说:“英国工人饮用热茶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因为它预示着整个社会的转变以及经济与社会基础的重建。”在Mintz看来，随着工业社会的到来，人类的命运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根本转变，其中茶叶无疑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茶叶，已然的历史进程可能会是另外一副样子。

我不知道茶叶能不能承受得起这样高的荣誉，但我们可以确认一点，即茶叶在东西方所起的作用是不完全一样的，这一点颇耐人寻味。

在西方工业社会蓬勃发展的早期，人们想方设法寻找一切可以致富的手段及可利用的能源和动力。一想到能源，我们自然首先想到煤、铁、水等等这些可以转化为机械动力的能源，这当然不错。然而，怎样使人自身产生更多的能量则较少为人关注。当然有人注意到了饮食结构的改变，如摄入的肉、蛋、奶类食品增多对人身体机能所产生的重要作用，但茶叶对提高和改变人的身体素质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人们的估计和评价显然不足。对英国人而言，茶叶的作用尤其无可替代。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恰恰在工业革命初期这段关键的历史时期，茶叶忽然普及为英国的全民饮料。我想，这样一种客观现象，不能简单地以东印度公司垄断远东贸易等原因来解释，而一定有其更深刻的原因。

茶叶带给英国财富，带给中国灾难

总而言之，在近代历史上，茶叶带给英国人的是健康和财富，带给中国人的却是耻辱和灾难。英国政府为满足国内巨大的茶叶需求，不得不采取非法手段，即如上文所说通过从印度向中国走私鸦片来换取中国的茶叶，这种卑劣丑陋的鸦片贸易严重危害了中国人民的健康。虽然中国人最早吸食鸦片可能与英国人没有直接关系，但导致如此多的中国人迷上此种毒品的却是英国人，为此英国人罪责难逃，他们应该为自己祖先这种不道德的商业行为道歉。茶叶贸易不但为英国政府带来了巨额的财富，而且英国人通过饮茶身体素质大为提高，传染病(主要是痢疾、血吸虫病、鼠疫等)大幅度减少。很多学者指出，在十七八世纪生活和医疗水平提高有限的情况下，英国人身体素质的提高和因传染病死亡人数的减少，与养成了良好的饮茶习惯有莫大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随着鸦片贸易日益遭到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反对，英国人开始试验在其他地方种植茶叶，尽管开始时并不是很成功，但巨大的利润诱使更多的英国人投资于此并终于取得成功，后来英属印度和斯里兰卡成为茶叶出口大国，竟超过了中国。近一百年来中国茶叶之不振，首要的因素当然是由于战乱、规模经营小、加工技术落后、质量无保证等，但印、斯茶叶的竞争优势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有人说，“为了一壶小小的茶叶，中国文化几近毁灭”；也有人说，“茶叶在英国的作用如同蒸汽机一样重要，它帮助英国人度过危机并创造了一个新世界”。对上述两种说法，麦克法兰持赞成的态度，他认为茶叶对英国的意义的确非同小可。饮茶对英国工业革命的意义已如上述，对战争的意义也非常重大。在1720年代英国人广泛饮茶之前，英国仅有北美、西印度殖民地及部分对印度和远东的贸易，而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英国的殖民地不仅囊括了澳大利亚、加拿大而且还拥有了非洲的很多地方及南美洲、印度等地，真正成为日不落帝国。期间，茶叶代替酒类成为英军重要的必需品，因为人们已经确信，饮茶能保证战士的身体健康，增强其战斗力。当时就有人说，如果没有茶叶，英国人就根本无法打赢这场战争。正是因为茶叶能给人们带来好的身体、好的心情、好的文化，因而茶叶随着大英帝国的铁蹄而迅速传遍全世界，成为名副其实的“帝国饮料”，除英国本土外，加拿大人、美国人喜欢饮茶，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也喜欢饮茶。正如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法国人在扩张殖民地的过程中提供他们的饮料——葡萄酒和咖啡——一样，英国人在扩张过程中则推广并依赖茶叶。

麦克法兰在书中多次提出这样的观点，即如果没有茶叶，就可能没有大英帝国和英国工业化的出现。看了作者的论证，我们大概就不再会简单地认为这样的观点是危言耸听了。然而，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切记，即不能把茶叶与中国划等号，夸大英国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作用。正如中国虽然发明了火药、指南针，但真正发现其价值、使之发挥巨大作用的却是别人。在这里，发明者可能是无关紧要的。因此，如果仅仅骄傲于某些发明创造，而不深刻反思这些发明创造为何于己无用、于人有大用这样奇特的历史现象，那我们永远只能处于为人所用的地位而自己无所作为。对于茶叶及其影响，我们尤其应当作如是观。（仲伟民）

本文摘自Green Gold:the Empire of Tea,Alan Macfarlane and Iris Macfarlane,Ebury Press,2003

 

茶与鸦片：改写两个帝国的命运

 

茶最初进入英国，是作为一种神奇的、包治百病的药品，具有浓厚的异国情调的昂贵的饮料。对于绝大多数英国人来说，此时茶更像是某种传说中的仙草。1664年，东印度公司的普罗德船长从万丹回来，送给国王查理二世一小包“贵重的茶叶”和一点肉桂油。

中国给英国提供了茶，英国回报给中国的却是鸦片。这两类轻飘飘、如水似烟，看上去无足轻重的东西，在短短的两个世纪间，成就了一个帝国，毁灭了一个帝国：鸦片从贸易到战争，最终摧毁了帝制中国；而茶，促进了英国的发展，而且还建立了以毒品（鸦片）贸易为基础的殖民帝国体系??体现了一个“水深”“火热”的世界：英国人喝茶，中国人抽鸦片烟，而联结起这两个世界的正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由此制造了世界现代文明一段辉煌又惨痛的历史。

“仙草”进入英国 一种包治百病的药品

1650年前后，茶进入英国。1650年牛津城里出现了第一家咖啡馆，是一位名叫雅各的犹太人创办的。咖啡馆出售咖啡、巧克力、土耳其饮料（可可）和中国茶。到1700年，这类咖啡馆在伦敦已有近500家，而几乎每家都卖茶。

茶最初进入英国，是作为一种神奇的、包治百病的药品，具有浓厚的异国情调的昂贵的饮料。对于绝大多数英国人来说，此时茶更像是某种传说中的仙草。1664年，东印度公司的普罗德船长从万丹回来，送给国王查理二世一小包“贵重的茶叶”和一点肉桂油。

荷兰东印度公司将第一批中国茶贩回欧洲是1610年。而英国东印度公司则从1660年前后开始贩茶。1687年，“光荣革命”前一年，英东印度公司规定，每艘从孟买到厦门的商船，都应该运载“150担茶”。因为莎士比亚的乡亲们已经开始对茶着迷，而且，价格昂贵，1磅茶的售价可以高达10英镑。

一种来自遥远地球的那一边、又苦又涩的树叶，怎么突然就变成了不列颠岛时髦的饮料？越来越多的人喝茶只是为了追逐时髦，一种昂贵的、奢侈性的时髦。喝茶往往不是因口渴或头痛，而是因为王后或某个伯爵喝茶，喝茶体现出一种高贵的异国情调。在那个扩张的时代，异国情调是令人羡慕的。

从奢侈品到日常饮料

有东印度公司不辞艰辛地贩运，有上流社会乐此不疲地引导，喝茶逐渐变成一种奢侈的行为。

咖啡、茶、巧克力，这三种异域饮料都有一种苦味，到英国后都进行了加奶加糖处理。茶一旦可以充饥，加上糖、牛奶、鸡蛋，就可能成为英国人的饮食结构中的必需品。这在消费文化上具有双重意义，一是茶的本土化，二是茶的实用化。谁能够剥夺人们在吞食干面包与咸肉时以茶为佐餐饮料的权利？

茶叶进入日常饮食生活的同时，消费阶层也从上流社会进入中产阶级甚至下层百姓中。1750年前后，英国中产阶级黄油烤面包的惯常早餐中，已经少不了茶佐。

在短短的一个多世纪，英国变成了一个喝茶的国家。1750年前后反茶呼声高涨的时候，茶在英国生活中的地位，似乎已经不可动摇了。反茶主义者攻击喝茶损害个人健康、国家经济，更荒唐的是不仅有钱有闲的人有附庸风雅的恶习，连农夫工匠们也跟着赶时髦。

慈善家翰威抱怨：“这个国家真是倒霉透了，农夫工匠总是喜欢效仿贵族生活……且看这个国家愚蠢到什么地步，普通百姓已经无法满足于本国的大量食物，想入非非，要跑到世界上最遥远的地方去运茶，贪图一点味觉上的堕落的享受……你经常看到，连街头的乞丐都在喝茶……吃不上面包的人竟喝得起茶……”

这位慈善家才是真正的想入非非。茶在农民或劳工那里，不是附庸风雅的奢侈，而是生活最基本的需求。中下层百姓喝茶，不是因为奢侈，而是因为贫困。戴维斯1795年在《农工状况考察》中说：“在恶劣的天气与艰苦的生活条件下，麦芽酒昂贵，牛奶又喝不起，唯一能为他们软化干面包得以下咽的就是茶……茶不是造成贫穷的原因，而是贫穷的结果”。

“曾是富人餐桌上的时尚，如今变成穷人的食粮”，100年间茶已普及到英国全社会，成为社会中下层百姓的经济型佐餐饮料。19世纪，已经没有人再倡导戒茶了，茶叶越来越便宜，喝茶也更普及了。

茶进入英国社会生活，在消费价值与消费阶层上，都经历过三个阶段的转变；药品、奢侈品、大众佐餐饮料，三个消费阶层是上流社会、中产阶级、下层百姓。研究茶的引进、饮用方式与社会普及过程，不仅是在研究饮食营养学，也在研究社会结构、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研究英国现代文明的工业化、城市化、文化精雅化的过程。

“烟霞”弥漫中国 以药品身份进入中国

中国给英国提供了茶，英国却给中国送来了鸦片。茶叶并没有使英国衰落，而鸦片却与中国的衰败相关。欧洲商人从中国那里获得白银，而交给中国人成千上万的使人疲软无力的鸦片，从而使中国衰败。

鸦片进入中国始于唐代。波斯僧人在那时将蚕虫藏在竹筒里带到拜占庭帝国，也可能是他们将鸦片带到长安，还有另一个渠道，便是从海路来到广州的“大食商”。此时的鸦片是一种珍贵的药品，味道苦、气味臊、花色却艳丽，名字也很美，叫阿芙蓉。

鸦片在唐宋间进入中国，最初是作为药品。鸦片作汤药饮用，在唐宋时代的中国，似乎并不流行，其使用阶层大概仅限于上流社会与文人雅士间。李时珍《本草纲目》“谷部”记：“鸦片前代罕闻，近方有用者”，更接近于历史事实，大概直到明万历年间，鸦片作为药品，才开始流行民间。

从奢侈品变成毒品

从药品到毒品，鸦片的生化性质并没有改变，而是使用方式与仪式、使用的观念与价值改变了，这种变化是文化意义上的。

鸦片的文化意义的转变，在历史中的关键环节是从饮食到吸食，从药品到奢侈品。鸦片进入中国，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但一直“未为大害”。酿成大害的，不在于使用鸦片，而是如何使用或者说如何吸食鸦片。1689年德国医生坎姆弗洛环球旅行，从爪哇发回的报道说，他发现在爪哇，人们使用鸦片的方式很独特，他们将鸦片与烟草混在一起抽。

荷属东印度公司驻巴达维亚当局，不久开始禁止荷兰人抽鸦片，很明显，荷兰人已经意识到鸦片成为了毒品。荷兰人禁烟，只禁荷兰人，却不禁当地的爪哇人。从爪哇到台湾，都曾是荷兰人的殖民地，中国人抽鸦片，最早可能在台湾。

鸦片变成大众消费品

西方人不仅教会了中国人抽鸦片，不久还大批量向中国贩运鸦片。英国东印度公司早在17世纪就参与到鸦片贸易中来，但直到普拉西战役之后，才开始控制鸦片贸易并开创了庞大有效的鸦片贸易体系。

1773年，英国商人开始将印度鸦片直接从加尔各答运往广州，1780年，英东印度公司开始垄断经营鸦片贸易，10年以后，中国的鸦片进口量已从1770年的1000箱左右飞涨到1790年的4050箱。到1800年，印度每年出口的鸦片，已超过24000箱，其中至少三分之一销往中国。吸食鸦片的消费方法使鸦片作为享乐性的奢侈品，迅速在中国社会普及。

茶进入英国生活，从药品变成奢侈品，消费阶层首先是上流社会。鸦片进入中国生活，也是从药品变成奢侈品，消费阶层首先是上流社会。两种外来物品进入本土生活的过程基本相似，其使用价值与消费阶层，都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转变：使用价值的转变是从药品到奢侈品到大众消费品，消费阶层的转变是从皇室显贵到富家子弟再到下层百姓。

英国皇家调查团1894－1895年间对中国烟毒情况做的调查资料表明，鸦片进入中国社会与茶进入英国社会的三个接受阶段，基本相似，这是奇怪的巧合。茶进入英国社会，作为药品大概在1650－1720年间，作为奢侈品大概在1720－1790年间，最后落实为大众消费品，则完成于1790至1860年间。每个阶段的时间大概相等。鸦片进入中国社会的药品阶段，大约持续了一千年，而从药品到奢侈品则只用了一百年。最后成为大众消费品，大概只用了50年。到同治年间，中国吸烟人口已达4000万，将近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5％，而中国消费的鸦片，则占世界鸦片总产量的85％。

茶和鸦片不同的社会作用

相似的过程，相反的作用

茶与鸦片的本土化过程相同，社会历史作用却完全相反。茶进入英国社会，在民生道德、经济、政治上都对其现代文明进程起到积极的作用。鸦片进入中国，则与中华帝国的最后衰败直接相关。但也有人质疑，鸦片流传世界从西到东，为何独害中国？许多国家都成功地禁绝鸦片烟，为什么中国屡禁不绝？

鸦片到中国海岸，中国有一个加工分销的商业网散播，有一个贪污腐败的官吏网保护它，有一个有闲有钱的阶层消费它，有一个普遍绝望悲观、逃避现实的社会心理为它提供了需求的精神背景。中国不是因为抽鸦片而衰亡的，而是因为衰亡已经开始，鸦片成为社会各阶层人慰籍失望与痛苦、逃避现实的工具。实际上两种观念，都有道理而且并不矛盾。鸦片烟作为一种外来毒品，确实在各个方面危害了中国社会，直接关系到帝国的衰亡，同时，中国社会在特定历史阶段??清皇朝由盛及衰的转折点，也为鸦片进入中国提供了制度与精神上的接受条件。因此，他们应该在双向因果模式下思考鸦片对中国社会历史的破坏。这种破坏是从鸦片烟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普及开始的。

我们在茶进入英国社会生活的过程中，看到茶在营养健康、社会伦理、经济政治方面对英国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积极影响，在同一模式下，我们也可以看到鸦片进入中国在这三个方面的消极影响。鸦片烟对个人健康、对中国经济、政治的破环都是显而易见的。

晚清中国内忧外患，都与鸦片相关。鸦片对社会伦理的恶性影响，同样发人深省。就家庭伦理来说，鸦片破坏了传统的家庭秩序。上瘾者“不问儿啼饥，不顾妇无袄”，倾家荡产，富者变贫，贫者做匪。抽鸦片毁家败俗。从表面上看，鸦片烟馆作为公共社交场合，类似于英国的茶馆。实际上，坐而饮茶与卧而吹烟，作为公共活动，其社会功用完全相反。茶馆结构的公共生活是积极的，入世的，可能酿成公共舆论与民主力量，而烟馆结构的公共生活却是消极否定的、出世的。

不同的鸦片意识形态

英国人将鸦片称为药，这既赋予鸦片一种似乎合理的昂贵价格，又赋予鸦片贸易一种看上去合法的性质，甚至可能使毒品贸易具有道德肯定意义。其次，药品或多或少都具有毒性，药品或毒品的区别在于使用者选择的剂量。因此，在英国人看来，即使鸦片在中国变成毒品，也与他们贩运无关，英国人不应受到道义谴责，他们提供的是药品，而中国人把它变成毒品了，道德堕落的是中国人。

鸦片是一个相对客观的术语，药或烟土作为其代称，则赋予其明显的意识形态含义。烟可与霞联用，烟霞亦代指鸦片烟，其意味则由轻薄无形转向轻盈超脱，自由幸福；土则暗示其无价值与粗糙，但鸦片昂贵，人们“以金易土”（时人多用此语说明鸦片贸易的危害），是用最有价值的东西交换最无价值的东西。其反讽意义在于：人生最重要的自由幸福境界是通过最虚无缥缈的烟获得的，世间最珍贵的黄金用来交换最廉价的泥土，这种语义暗示的矛盾，说明人们观念与现实中的困境。

鸦片问题在英国与中国都意味某种文化困境。术语分析可以揭示现实问题。英国用“药品”指鸦片，知其害却遮蔽其害，中国以“烟土”指鸦片，表现出其害却又拿它没办法。道光时代，中国已有一百多年的禁烟历史了。但严刑酷法之下，却屡禁不止。林则徐钦差南下，动真格禁烟，委实令英国人大吃一惊，他们既没有意识到英国人贩烟的罪恶，也没有意识到中国人真会禁烟。中国人也没有想到大英帝国竟会为奸商的不法生意而出兵外洋。

随着中国禁烟，中英冲突加剧，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开始为鸦片贸易辩护：鸦片是无害的，至少对中国人无害；即使对中国人有害，也不是英国人的过错。

中英冲突加剧，林则徐在广东禁烟，英国出动远征军，战争爆发了??茶与鸦片，关联起世界两端两个帝国的兴衰，而且最终导致了一场改变帝国的命运也改变世界格局的战争。

 

大英帝国 一切瞬间为茶而停

 “茶壶送进书房来时,房间里立即弥漫着沁人心脾的芳香。一杯茶落肚后,整个身心得到了极好的慰藉。绵绵细雨中散步归来,一杯热茶所提供的温馨美妙得难以形容。” (乔治·吉辛《亨利·莱克洛夫特的一生》)

在英式下午茶文化的熏陶下,英国文学家与众不同的显著特点,就是时常表现出对中国茶的歌颂。 18世纪英国文坛泰斗塞缪尔·约翰逊(1709～1784)自称是“与茶为伴欢娱黄昏,与茶为伴抚慰良宵,与茶为伴迎接晨曦。典型顽固不化的茶鬼”。他创立的文学俱乐部便曾以茶会友,风靡一时。剧作家皮内罗(1885～1934)对品茶的精神文明更是赞赏备至:“茶之所在,即是希望之所在。”其他如诗人华兹华斯、作家狄更斯等,无一例外地对茶文化颂赞有加。茶在英国文学作品中更是频频出现,娓娓道出人物的生活及场景,比如《傲慢与偏见》中的众多主角们,用完餐后必有中国茶会。

钟敲四下,世上的一切瞬间为茶而停

英国与中国同为饮茶大国,各具独特的茶文化,代表着东西方不同的饮茶风格。然而,历史上从未种过一片茶叶的英国人,却用中国的舶来品创造了自己独特华美的品饮方式,以内涵丰富、形式优雅的“英式下午茶”享誉天下。如今,无论英式红茶、香草茶还是水果茶,世界各地的人们皆对其兴趣盎然。“英式下午茶”已成为英式典雅生活方式的象征。

一天下午四点多钟我到大学办事,只见办公室大门紧闭,所有人都不知去向。左顾右盼,发现门下角有块小牌子,上书“Tea time”(饮茶时间)。此时,即使你有天大的事也得恭候英国人喝完了下午茶再说,这是雷打不动的规矩。一首英国民谣就是这样唱的:“当时钟敲响四下时,世上的一切瞬间为茶而停。”

英国人每天“Tea time”之多,使外来者感觉英国人1／3的人生都消耗在饮茶之中了。清早刚一睁眼,即靠在床头享受一杯“床前茶”；早餐时再来一杯“早餐茶”；上午公务再繁忙,也得停顿20分钟啜口“工休茶”；下午下班前又到了喝茶吃甜点的法定时刻；回家后晚餐前再来一次“High tea”(下午五六点之间、有肉食冷盘的正式茶点)；就寝前还少不了“告别茶”。真正是以茶开始每一天,以茶结束每一天。英国人每天一丝不苟地重复着茶来茶去的作息规律并乐此不疲。此外,英国还有名目繁多的茶宴(Tea-Party)、花园茶会(Tea in garden)以及周末郊游的野餐茶会(Picnic-Tea),真是花样百出。

英式下午茶,其来有由

开风气之先带动英国贵族享受中国茶的功臣,当属1662年嫁给英王查理二世的葡萄牙公主凯瑟琳,人称“饮茶皇后”。当年她的陪嫁包括221磅红茶和精美的中国茶具,那个时代红茶之贵重堪与银子匹敌。新王后高雅的冲泡品饮的表率作用,引得贵族们争相效仿,品茗风尚迅速风行并成为高贵的象征。

此后,玛丽二世以及安妮女王也都热衷推广茶文化,举办中国茶会时,宫内特意布置得颇具中国情调,以屏风、中国茶具、银器以及先进的移动式茶几来点缀。

然而,“英举立即受到上流社会的欢迎并争相效仿。从此,有钱又有闲的大富大贵们,每天便有了一个高雅正式的名义聚在一起“说长道短”了；而贵妇淑女们又多了一个展示华美服饰的绝好机会和场所。

不过,英国人喝茶的方式却与中国人大相径庭。中国人讲究的是一杯清茶在手,清风朗月喝的就是那股清新芳香气息；而英国人复杂得多,他们要在茶水中加入牛奶和糖,同时佐以饼干、甜点等。英国人习惯晚上八九点才进晚餐,下午茶正好可以垫补一下肚子。

我每次请英国人喝茶时,都坚持强调中国绿茶不宜加入牛奶和糖,最好的享受就是品它的原汁原味。许多英国人对此倒也欣然接受。当然,也有一些胃口顽固的怯而改口道:“还是要英国茶吧。”所谓的英国茶即红茶。那么为何中国出产的绿茶,运抵英国后却变成红茶了呢？传说古时中国绿茶得坐一年半多的海船才能驶达英国,绿茶在海上漂泊期间自动发酵,到达英国时就变成恰到好处的美味红茶了。

中国茶,曾是斗富的法宝

中国茶叶是17世纪开始传入英国的,由于运费昂贵,加上英政府对这种“东方洋玩意”课以重税,最高时竟达119％,因此能享用得起茶叶的只有那些富贵阶层。既然茶叶如此金贵,喝茶便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能够用中国茶招待宾客,成为炫耀富裕的最佳方式。

当时,英国名媛淑女们腰间都藏有一把镶金嵌玉的小钥匙,用来开启特制的茶叶箱,即使是泡茶也由女主人亲自主持,怕的是佣人会顺手牵羊偷茶叶。有这样一则笑话,一位初到英国的法国外交官,被某公爵夫人请去喝下午茶,他喝到第14杯时腹胀难忍,只好求夫人手下留情,无论如何不能再添了。原来,这位法国人不懂英国人的规矩,每次“干杯”后,没有将茶匙放进杯中以示到此为止,不知底细的公爵夫人只好不停地续茶。其实,岂止那位法国人的肠胃受不了,公爵夫人更是万分痛惜她那宝贵的茶叶。

到了18世纪下半叶,英政府终于将茶叶税降到12．5％,从而结束了茶叶只是贵族富豪享受的历史。

随着喝中国茶时髦起来的是中国茶具迅速走俏,用中国瓷茶壶、茶杯冲饮中国茶,才算是正宗地道。当时英国出品的瓷器,从造型到图案花色,皆模仿中国,不过始终比不上拥有传统工艺的中国货。据说,用英国茶具沏茶时茶杯会因受热而爆裂,因此,要先往茶杯里倒些冷牛奶,然后才能用开水冲茶。有钱人为了炫耀自己用的是高价购来的正宗中国茶具,往往故意当着客人的面,先将滚烫的开水直接浇到茶杯里,尔后才注入牛奶。于是,先茶后奶被看成是有钱人家的规矩讲究。

不过当今现实令人痛心,如果你去西方购物中心逛逛,会发现在高档瓷器柜台找不到中国瓷器的影子,那些琳琅满目、精美绝伦、价格令人咋舌的瓷器,均是欧洲产品。瓷器对西方人来说,不仅仅是盛饭饮茶的实用品,更是摆在橱柜里供人欣赏的装饰品和艺术品。不幸的是,中国瓷器如今却成了廉价的同义词。

饮茶新概念

时至今日,英人对茶的迷恋一如既往,并喝出一些新花样。冬天,有些英国人热衷“鸡尾茶”,就是将威士忌酒倒入滚烫的热茶里。许多英国人甚至连洗澡也不忘冲上一杯躺在浴缸里享用。英国是世界头号茶叶消费大国,每天要喝掉1．35亿杯茶,年茶叶消费量占世界总产量的1／4。

英国每年出版一本《全英最佳茶屋指南》,专门介绍著名且有特色的喝茶场所,其中伦敦里兹饭店的茶室总以昂贵与尊贵名列前茅。该饭店是由与戴安娜王妃同赴黄泉的男友多迪之父经营的,戴妃生前时常光顾。来这里喝下午茶,男士必须打领带才能入内,并一定得事先预订座位,最忙时需提前两个星期方能觅得一席。事实上对许多人来说,到里兹喝茶,吃难得的法国点心,被视为一项不同寻常的经验。此刻,高尚迷人气氛衬托下的红茶,已与华丽的茶具、高贵的厅堂、盛装的红男绿女以及训练有素的侍者浑然一体,体现了物质与精神并重的享受。

 

1658——2009：英国人饮茶三百五十年

在今天，茶叶对人的好处实在不胜枚举；然而实际上却还有很多人对这个事实完全无知。这些年来，有的人会拒茶叶而远之，因为他们认为茶叶是一种毒药，会危害身体的东西；然而却也有很多人称赞茶叶可以说是有史以来对人类身体健康最为天然的东西。

我们对于茶叶的认知，都是凭借着那些到中国旅游的人在中国地区喝过这样的饮料而传说出来的内容。他们把他们在东方所见所闻都传给了我们，好比陆游，一位中国的作家对茶做过一些评论说:“茶可以使人心情沉静下来，心境也进入和协的地步，驱散因乏的力量，恢复疲劳，使思绪清醒，赶走睡意；使整个人焕然一新，使您的感官与知觉都能全然清澈。”今天不论您喝那一种茶，的确都有以上所提的功效存在。

我们回到公元十七世纪时代，当时对于茶叶的评论一般来说都是赞不绝口的。第一个有记录的评论是在1658年，发表于伦敦，告诉大众说茶叶是“经过所有医师认可的饮品”。1660年时，ThomasGarway，第一位在伦敦公开销售茶叶的零售商人，他在一篇文章中写下一段关于茶叶对人身体健康为诉求的句子，他说:“茶会使人的身体充满活力以及精力充沛。它对头痛也有效，晕眩沉重的问题也可迎刃而解；茶甚至可以帮您驱逐恶梦，放松心情而且增强记忆力。”

一位英国诗人，Edmund Waller，当他在工作的时候，发觉茶的效益实在非常的独特而说道:“茶是沉思的良友，更是想象力的双翅，它甚至可以把已经呈现在脑海中的思绪压制住不让它蒸发掉，因而使心灵保持在极大的平安里面。”

对于茶叶这样正面的评价一直持续了前五十年的时间，甚至到了1699年，一位John Ovington牧师写下一整篇的论文论及自然与茶叶的品质，他说:茶是对付“糖尿病，胆结石，尿路结石，肾结石，水肿，视力虚弱等”最好的良药。他一再的推荐每个人都要喝茶以取代酒；因为“在普世或是在东方国家里，饮品的习惯是一样的；我们需要的乃是一种可以使人愉悦而且清醒的饮品，并且令人觉得聪明而不会失去理智而带来危险的饮品；更是一种可以使人类的生命延长倍增的饮品，特别是可以使人完全享受的饮品，而远离许多痛苦及严重疾病……”

茶叶经常也和妇女们的喋喋不休及说长道短有关连，特别是在18世纪早期的时候；每当晚餐之后，喝茶的时间就变成一种女人们特别的仪式，Colley Cibber说道，“茶啊！你这使人柔软，清醒，睿智，可敬的饮品；滚动了女人们的舌头，轻柔的微笑，敞开心胸，沉淀过滤了兴奋；当你的味道从灿烂进入无味之时，却是我得着生命中最为喜悦的时刻。”

在十八世纪，这种对茶的好评有了很大的改变，特别是一些社会评论家开始批评茶，不是一种饮品了，而是一种邪恶的社会势力。在1757年，Jonas Hanway在他那篇极端诅咒的论述中对于茶叶他写道:“自从十八世纪开始，茶叶的普及率一直延伸到平民阶级。在1720年，由于消费量的遽增，导致法国也开始进口茶叶，而建立了贸易转销的方法销售到英伦岛上，这就是透过英国人的愚蠢，赚取他们转手的利润。”（在此作者所提及的茶叶是指那些走私进入英国的，为的是逃避由政府征收的高额税金。）Hanway又继续说道:“男士们的身材已经走样了，而且不太冷静了；女士们则不再美丽了；那些旅馆的女服务生已经失去了他们如花似玉的美貌了；这一切的原因都归咎于喝茶的坏习惯而导致的。”他也责备那些未婚女士，服务生，机械工人，制作干草的人，修路的男工人，和从事劳动的朋友们说:“这些人因为喝茶而浪费了许多宝贵时间”；他称喝茶是一种可憎的恶习惯。他更愤怒的说道:“你们的仆人，甚至是沦为乞丐的人，如果不消耗那从遥远的中国运来的茶叶，就不能满足。”

Hanway感觉到这些贫穷阶层的人，应该把钱用在购买面包或是其它主要的食物上，而不是没有急迫需要性的茶叶上。他也遍游全英国各地，所以他也写道，他拜访过最贫穷的家庭，发现说:“男人或女人也在喝他们的茶，不论在早晨或是在下午，大部份是早上下午都喝:他们宁可喝茶而不要面包...他们家庭的穷苦也无法改变他们不喝茶，而还到处跟别人说穷。”他也批评茶是最差劲的育儿品，而问说:“到底有没有一些理性的人们去怀疑这种会使人胃肠气胀的饮料，会减少人们多少的寿命啊？”他除了对茶叶的价格，及喝茶花的时间多之外，少有很严重的批评。

到了1758年，也有另一本书和Hanway如出一辙。尽管茶叶有优点也有缺点，该书建议喝茶如果不加糖和奶，就好象药一样；该书也警告说:茶叶这种饮品是很昂贵的，以致于贫穷的家庭，特别是女人，根本买不起。“这些可怜的女士们，想到很新潮又爱模仿他们的上司，却在应做的事上怠忽职守，尤其是纺织，编织之类的事等等；她们在浪费她们的丈夫劳力所赚来的金钱；小孩子们穿著破烂的衣衫，啃咬着一片棕色的干面包；她们却乐此不疲的喝茶闲聊那些整个村镇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如数家珍一样...”同样的，这本书并不是真的在批评喝茶这一件事，而是妇女们因着喝茶而浪费的金钱；而且这种喝茶方式，又鼓励妇女们整天都坐下来说长道短闲聊而不做正经事。

William Cobbett也有同样的不满。诚如在书上论及贫穷阶级的家庭经济问题一样，他也曾写信给报社及杂志社去批评这种荒谬的喝茶习惯，特别是喝茶取代了喝啤酒的习惯。他写说:“茶叶真是恶名昭彰，因为里面一点振奋的作用都没有；而且也没有任何的营养在其中；可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它会产生人们爱困的不良后果，导致神经衰弱无能。”他穷其一生之力，直到最后一文以及最后一秒还强调说:劳动阶级的英国人，如果把花在喝茶的钱去喝啤酒的话，就可以存下一笔可观的财富呢！他也更加尖酸刻薄的批评茶叶:“在我看来，喝茶这一件事一点好处也没有。因为它会损及您的健康，使您的骨质变为松软，也会让您觉得有气无力而导致懒散怠惰的坏习惯，很容易使年轻人颓废放荡，更对年老的人产生极大的危害。”谢天谢地，他的疯话并没有多少人听得进去！

就茶叶的好运来说，有另外一些人反倒是过份的称赞它了。在1818年，有一本叫做The Lady and Gentleman's Tea Table的小册子上说:“如果每一天喝两次，而且喝得很多，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后果，”但是为了确保读者们，小册子也说:“在晚餐之后喝茶，会帮助消化，并且消除因为肚子饱胀而带来的不舒服。”小册子上也记载着茶叶是:“被一些人认定过说，它的影响力会达到身体上最远的部位上，包括防止关节炎。”

到了1875年就出现了更多正面的修辞内容的作品了。W.B. Tegetmeier曾经写说:“茶是令人愉快的神经系统兴奋剂；它能增进呼吸量，及皮肤的循环作用，也能帮助消化，它更能慰藉心情的起伏；因此对付心悸及头痛问题是最好的处方。”

在十九世纪的下半叶，由于茶叶的价格下降，也变得普及化了。正因为如此，茶叶也正式成为全英国人的饮品。1863年，第一份全国食品问卷调查结果证实，“茶叶的使用已经完全普遍化了。”而且在1878年，Samuel Phillips Day说:“从前被认为是奢侈品的，如今已经变成就算不是绝对的必需品，也是每天的必需品之一了。缺少了茶叶这种东西，就会令人感到苦恼，而且变得很遗憾；好象日常生活中的正常需要被剥夺而使生活失去了味道一样。”C.H. Denyer也同意这样的看法说:“我们现在才刚刚找到正当理由，来把茶叶当做全英国人的饮品；因为我们所喝的茶叶总和，和全欧洲其它地方喝茶的总和差不多。”

到了十九世纪末，“茶”和“英国”这两个字已经难分难解了，你无法把它们拆开而找到真正的意思。George Gissing总结说，“英国人对专心家务的天赋才华莫过于表现在下午茶的礼仪当中。当杯子与盘子所发出的叮当声愈多，就有更多的人的心情进入愉悦的恬静感之中。”

到了二十世纪，就几乎没有人在说有关茶的负面评价了。相反的，研究已经证实我们每天所喝的茶，会为我们带来各种不同的好处。英国茶叶联盟（UK Tea Council）公开声明说:“每一种茶叶都含有黄酮素，及抗氧化的混合物，这些因素对身体的健康有正面的好处。这些黄酮素可以帮助我们预防许多威胁我们的疾病，例如癌症及心脏疾病。每天平均喝3~4杯茶，等于吃了8颗苹果所产生的抗氧化剂。”

所以说，要不断的喝这种众人都爱喝的药吧！

 

 

 

英国红茶的起源传说

在当今世上，除中国的茶文化之外，最有名的为东方的日本茶道文化及西方的英国红茶文化。而茶之所以能扩展成为世界性的饮料，与中国的隋唐帝国及大英帝国的扩张，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中国茶文化向外传播有着讲不完的故事。而英国对茶的贡献，也有不少的传说，是英国凭借它雄厚的国力以及积极的贸易手段，将饮茶推广成为国际性的饮料并在全世界大约50多个国家种植。

远在公元五世纪时，中国的茶叶就运输至土耳其，而在隋唐以后又与西边国家通商互市不绝。虽然茶贸易早已有之，但当时在我国只出口茶叶，不出口茶种。

那么英国是如何引种茶树并制作红茶的呢？传说种种:

传说一是，1793年，英国女王的使臣马戛尔尼对中国进行过一次不成功的访问，乾隆皇帝拒绝了英国提出的通商要求，但英国使团还是利用在中国内地游历的机会，暗地里将采集到的中国名贵茶树种带去印度。

传说二是，相传海权扩张时代，西方各国在东方争夺殖民地，战事不断，从欧洲远赴中国取得茶叶愈来愈困难。1823年，一位来自苏格兰的企业家与冒险家，罗伯特·鲁斯在印度的阿薩姆地区发现了野生的茶树，英国的红茶历史从此展开。

还有一种野史传说，说来好笑。说英国人本不知道红茶，因为英国本土不产茶，要从海外长途运输茶叶，供英国人饮用，但海路遥遥，运输茶叶船往往在要海上飘泊半年方才到达英国。海运中大海的湿润早把茶叶捂得发酵变质，叶色由绿变红变黑，喝着这种茶，英国人却以为这是茶本来的美味，为了压住那不太美妙的怪味，英国人就加奶、糖及柠檬。这种喝茶的方法延续至今，英国人就只喜好喝发酵过的红茶了。

那么在中国的红茶又是如何来的呢，闻传也有一个故事:说道光年间（1840年前后），有一队清兵过境武夷山，占住了茶厂，使茶厂采下的茶叶无法加工，因而造成茶叶积压发酵变黑。清兵撤走后，茶叶主无奈只好急忙用松柴烘干，以免茶叶报废。没想到通过这样处理的茶，远销后却意外地大受欢迎，中国红茶的制作工艺就这样无意中出现了。

这一传闻只能算是趣味故事，据史料推测，红茶的出现，肯定是在元代。海上贸易日趋活跃的时期，茶叶、瓷器与丝绸并为三大出口商品，输出至日本、朝鲜甚至南洋诸国。明代的沿海港口更加开放，茶的传播持续扩展，而茶本身更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时代，饮茶和制茶技术都有了革新和进步，新茶类得到了促进和推动。当时的茶类除了原有的绿茶外，还出现黑茶、红茶和花茶等，其中以红茶的出现最为影响深远。

其实，英国红茶的原料来自印度和斯里兰卡。大约在18世纪80年代，一位名叫罗伯特·福琼的英国植树采集家来中国，将茶树种子放入一个用特殊玻璃制成的便携式保温箱中，偷偷地带上了开往印度的轮船，从而在印度培养了十万株以上的茶树苗，形成了大规模的茶园种茶，并由此产生了英国的红茶文化。

167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将茶叶卖到新大陆。不过，早在1620年，有一批来自英国的清教徒在美国的马萨诸塞州登陆并定居下来，两年后他们向印第安人购买今日的曼哈顿岛，取名为新阿姆斯特丹城，当时他们即向荷兰东印度公司进口茶叶。到了1664年，新阿姆斯特丹城为英军所占领，改名为纽约，自此英国垄断了美国的茶叶贸易，并使美国人也承袭英国人喝茶的习惯。至17世纪末，波士顿的商店也贩卖起了红茶。

这时茶叶已成为美洲战争的导火线。为抗议英国提高红茶税金，1773年12月16日寒夜，一群激进的反英的波士顿茶叶党，化装成印第安人，爬上停泊在波士顿港的东印度公司商船，将342箱茶叶抛入海中，此举激怒英国政府，美国独立战争也因此在两年后爆发。

说红茶，道红茶，有些人对英国红茶还不甚了解，但如果提到英国著名的“立顿”红茶，知道的人肯定不少。中国茶在向西方各国传播种过程中，对许多国家仅仅是传去了茶叶，并无传播茶文化。而在英国，茶的确真正形成了一种茶的生活，茶的文化，使红茶变成了世界上产量最大、影响最广的一类茶叶。

 

结语：

从历史来看，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从中原逐渐传播到全世界的中国茶，无疑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缩影，对内意味着千年华夏文化的传承，对外承担着强势文化输出的重任。

茶以国兴，国伴茶名。茶叶作为中华文明的载体，对外输出的高峰与中华文明的鼎盛在时间点上总有着惊人的相同，对其他民族的影响也是至深且巨：一次是在盛唐时朝，向日本和朝鲜输出了茶叶及以茶为载体的文化形式，让东洋弥漫着以仿效唐风为荣的气氛；一次是在明末清初的进入欧洲，中国茶叶在西洋同时造成了文化侵略和经济侵略。尽管在茶叶引燃的鸦片战争后，中国茶失去了一枝独大的局面，却在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开枝散叶，与之同时，中国也迎来了全球化时代。

中国茶的盛衰史，就是中华国运在这片小小叶子上的投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