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真的是上帝：绿色黄金的世界之旅

虽然喝茶的习惯源自中国，但在东方与西方，却由于本身环境和风俗的差异，产生了不同的茶文化。西方是典型的红茶文化——洋溢着布尔乔亚气息，带着商业主义的色彩，西方人对饮茶的需要也更显得迫不及待。欧洲强权为满足对茶叶的刚性需求，不远万里来到东方，以求与中国进行茶叶贸易。

 

中西茶叶贸易 牵动世界历史的海上黄金之路

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茶叶种植历史更悠久？中国云南山丘上的茶叶？抑或是印度大吉岭陡峭斜坡上的茶叶？

还有什么能比得上18世纪法国著名画家弗朗索瓦布歇的油画如此精妙地再现出欧洲下午茶时间的情景？

还有什么能比17至20世纪的海运贸易公司更能代表欧洲航海业的黄金时期，他们的船员绕过好望角，远渡重洋到达亚洲，带回琳琅满目的商品，还有那一箱箱利润巨大的茶叶？

17世纪，以东印度为媒介，茶叶开始出现在欧洲大陆。是荷兰东印度公司首次将茶叶引入欧洲。

18世纪，欧洲人只能在马塔维亚（今印尼首都雅加达）和广东购买茶叶。由于当时中国的对外贸易仍处于半封闭状态，许多中国商贩都是乘坐小艇前往爪哇的港口被迫对外开放。同一时期，英国人把中国政府割让给他们的香港建成港口，从此，欧洲船只可以直接从此进货。

各国的快速帆船在大洋间展开的激烈竞赛表现了当时欧洲人对茶的迷恋以及茶叶贸易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19世纪，印度——欧洲的海洋之路是商船们最不常走的路线。

茶叶的海洋历史随着荷兰和英国向美洲移民而逐渐在大西洋上展开，可是不久，商人们由于无法忍受北美茶叶的沉重赋税，开始抵制进口，直到1773年12月的一天波士顿茶叶工党揭竿而起……

葡萄牙与中国的初期贸易往来

与一个传播甚广的观点恰恰相反，茶叶在欧洲的最初传播并非通过英国人。在欧洲，首先是因为航海强国葡萄牙和荷兰，然后是法国和英国，欧洲的皇室才形成了品茶的习惯。

1517年葡萄牙的一支船队在中国广东靠航，从而打开了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贸易。当时正是中国明朝时期，葡萄牙人在中国沿海建立了一个葡萄牙机构。当时的明王朝，把茶叶当作主要的出口商品。

1580年至1640年之间，葡萄牙与亚洲之间的贸易因葡萄牙的归属而受到严重影响，葡萄牙的殖民地位严重减弱，海外贸易活动大受影响，使得新教势力荷兰和英国得到了好处。

茶叶通过荷兰进入欧洲

1640年左右，在荷兰，草药医学推荐人们喝茶，并把茶叶这种稀少昂贵的植物当作退烧药和补药。茶叶在药店出售，并被作为“贵族的乐趣”与朋友共品。从17世纪60年代起，一场真正的饮茶风潮被掀起，茶叶进入了全国的贵族家庭。渐渐地，茶叶也成为了阿姆斯特丹整个社会的饮品。

在十七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在通过巴达维亚的茶叶贸易确立了霸主地位并保证了用她自己的船只将茶叶运往欧洲港口。茶叶通过更曲折的途径从中国、马尼拉和中国澳门运达。茶叶贸易的金额非常巨大的，每年为东印度公司带来100000盾到500000盾。

茶叶在英国的产销首次成功

英国茶叶贸易的开展要晚于欧洲大陆上的国家（葡萄牙、荷兰和法国）。他们之间的差距用了一个世纪才被消除，到18世纪末期，英国成为了茶叶消费量最大的国家。最简朴的阶层包括农村的居民每天都要喝两次茶。

英国的船只在1637年就曾到广州，但是直到17世纪末期通过东印度公司英国才与中国大陆建立了稳定的贸易往来，并马上在广州建立了商务处。

在17世纪61年代，伦敦市场上的茶叶主要来自于荷兰，茶叶还没有能够直接由英国商船从亚洲引入英国。茶叶是东印度公司一种其数量持续增长的进口商品。东印度公司档案记载:茶叶可能是借1661年英国的查理二世与葡萄牙凯瑟琳公主的婚礼之际才被引入英国皇室的。到18世纪，茶叶在英国极大的成功，从1720年开始，茶叶的需求量迅猛增长，茶叶受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的追捧，成为全国性的新型饮品。

17世纪欧洲的茶叶进口

欧洲的茶叶进口发展于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地位。这些强大的欧洲贸易公司从当局获得了在欧亚之间的商品运输的“特权”。从17世纪下半叶起，英国、丹麦、法国、荷兰和瑞典都建立了各自的东印度公司。

在法国，进口的茶叶有四分之三被再出口。进口茶叶在法国只能消费其中的一部分，其余的转卖的国外，从中赚取高额利润。

由于昂贵的价格，饮茶的主要求是首都或者外省大城市的精英人士。茶叶自1630年登陆法国以来，一直就受到上流社会人士的青睐，尽管茶价昂贵，但它还是在欧洲站住了脚，法国人或者荷兰人到中国的远航也促进了欧洲对茶叶的需求。

英国的进口茶叶不同于欧洲其它国家。欧洲国家的进口茶叶中，70%到80%属布衣品种，也就是说其质量是大路货的品质:价格不贵而且能够保存较长的时间。而英国正好相反，布衣茶所占比重还不到一半，大部分茶都是上等茶。这种差别明显体现出了各种消费者的需求。

欧洲大陆再出口的茶叶，最终流入了英国。英国的茶叶关税一直在提高:18世纪上半叶进口关税为进口价格的53%，而到了1783年，涨到了114%，这导致走私的猖獗。18世纪，茶叶走私淹没了英伦群岛，数量巨大。走私成为了中国和欧洲之间茶叶贸易的一大动力。

18世纪80年代，走私活动已经威胁到了岛上的整个经济，从1783年起，茶叶的关税大幅度降低（从售价的106%降到了12.5%），同时茶叶的销售价格也在下降，这些促使茶叶销售在四年里增加了两倍。

中国的茶叶出口

在18世纪，中国唯一开放的对外贸易口岸是广东。当时的欧洲商人没有权力在中国到处流动，一旦进入广州，必须告知行商。“行商”是享有特权的中国商人，是唯一能和外国人通商的人。行商们属于十三行，负责与外国商人洽谈生意，负责为国家征收货物和船只赋税。当时对茶叶至少要征收40%的从价税。

1880年，中国的茶叶出口的发展达到了顶峰，数量达到了大约10万吨。茶叶需求量的升高使中国开始大面积种植茶叶，中国商人在价格居高不下的情况下降低了大宗交易商品的质量。因为茶叶在英国的卖价有所下降，进口商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这促使他们去印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寻找市场更好及质量更高的茶叶，以更有效的方式与中国茶叶进行竞争。

 

荷兰：揭开中欧茶叶贸易序幕的海上马车夫

饮茶在中国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至唐朝时饮茶之风盛行，“滂时浸俗，盛于国朝”（注:陆羽:《茶经·六之饮》），“田闾之间，嗜好尤切”（注:《旧唐书》，卷一八三“李珏传”）。中国饮茶习俗逐渐外传，并出现茶马贸易的活动。随着中国向外移民活动日益增加，茶叶被华侨带至海外。15世纪末东西航路开通之后，西方人对茶叶慢慢有了直接的接触，终于在17世纪初开始中西茶叶贸易的活动。

一、最初作为药物放在药店出售

欧洲人最初关于茶叶的知识来自阿拉伯人。现存最早记述茶叶的书籍是1559年意大利人詹巴蒂斯塔·拉莫西奥（Giambattista Ramusio）写的《航海与旅行记》（Navigatiane et Viaggi），在这本书中，拉莫西奥引用阿拉伯人哈兹·穆罕默德（Hajji Mahonmed）有关中国茶叶的记述（注: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上册， 中国茶叶研究社1949年版，第14页。）。随着中西交往的扩大和加深， 欧洲人对中国茶叶有了感性认识，16世纪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加斯帕·克路士（Gaspar daCruz）和利玛窦（Matthien Ricci）根据自身经历将中国饮茶习俗较详细介绍到欧洲（注: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98页；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18页。），到16世纪末，许多欧洲人写的关于东方的著作都述及中国茶叶的知识。

1595年，霍特曼（Cornelis de Houtman ）率领第一支荷兰远征东方的船队达印尼万丹，之后，荷兰纷纷组织公司，掀起东方贸易热，单1598年就有5 支船队共 22 艘船到达亚洲（注:J.C.Van Leur，Indonesian T rade and Society，Hague，pp.144～145.）。1602年，荷兰组织联合东印度公司，全权负责在东方的殖民事业。荷兰东印度公司企图像葡萄牙人一样在中国沿海地区建立殖民据点，多次用武力侵犯澳门和澎湖，一度占领台湾，但均被击退。1619年，荷兰人占领印尼雅加达，并将雅加达改名巴达维亚，从此巴达维亚成为荷兰在亚洲的殖民统治中心，荷兰对华贸易也主要通过巴达维亚来进行。

尽管荷兰人到达东方的时间比葡萄牙人整整迟了一个世纪，但首先将茶叶输入欧洲的是荷兰。1607年，荷兰从澳门运茶至印尼万丹，然后于1610年带回荷兰（注:G.Schlegel，First Introduction of Teainto Holland，in “T'ong Pao”，Series Ⅱ，V.I，1900.）， 从而揭开中国与欧洲茶叶贸易的序幕。

早期中荷茶叶贸易的形式是中国——巴达维亚——荷兰的间接贸易形式。以巴达维亚为中心的间接贸易有赖于来往于中国和东南亚的中国帆船贸易。在荷兰占领印尼以前，中国与印尼就有十分密切的贸易关系。葡萄牙占领马六甲后，东南亚的贸易中心从马六甲转至巴达维亚。每年中国帆船运载陶瓷、丝绸、茶叶等物品到巴达维亚交换胡椒、香料等土产。17世纪20～30年代，平均每年到达巴达维亚的中国帆船有5 艘（注:伦纳德·鲍乐史（Leorard Blusse）:《荷兰东印度公司时期中国对巴达维亚的贸易》，载《南洋资料译丛》，1984年第4期。）。1683 年清朝解除海禁后，中国帆船到达东南亚的数量有明显的增加，从1690～1718年间，平均每年有14艘中国帆船至巴达维亚（注:C.J.A.J＠①ry，Pore celain and Dutch China Trade，Martinus Nijhoff，1982，p.20.）荷兰人除从巴达维亚进口中国茶叶外，还通过波斯进口部分中国茶叶（注:D.W.Davies，A Primer of Dutch Seventeenth Century Overseas Trade，Martinus Nijhoff，1961，p.100.）。

茶叶在欧洲最初不是被当作饮料，而是被视为药物放在药店出售。茶价相当昂贵，如1684 年阿姆斯特丹每磅茶叶的价格高达80 荷盾（ Florijn）（注:Kristof Glamann，Dutch—Asiatic Trade :1620～1740， Martinus Nijhoff，1981，p.212.），一般人是消费不起。饮茶的荷兰人主要是来往东方的商人、水手及达官贵人。欧洲人对饮茶是否有益争论不休，不少博物学家、医生、教会人士卷入争论，意见尖锐对立。荷兰莱顿大学教授科内利乌斯·博特科伊（Cormelieus Bottrekoe）力排众议，于1649年写了《茶、咖啡和巧克力》的论文， 推崇饮茶的好处（注:Joseph M.Walsh，Tea，its History and Mystery， HenryT.Co.，1892，p.19.）。关于饮茶的争论，其结果是使人们对茶叶有更深刻的认识。饮茶在1638年传入法国，1645年传入英国，1650年传入德国。17世纪中叶，荷兰人将饮茶传至美国（注:威廉·乌克斯上揭书，上册第18、19、28页；F.W.F.Staveacre,Tea and Tea Dealing， Sin Isac Pitman &Sons.Ltd.，1933，p.2.）。到17世纪末，荷兰的饮茶已较普遍，茶叶不再放在药店出售，改在杂货店售卖。很多人家专辟茶室品茗啜茶，将此当作一种高尚的消遣。饮茶习俗的兴起，为茶叶贸易的发展奠下基础。

在整个17世纪和18世纪初，荷兰是西方国家中最大的茶叶贩运国。1651～ 1652 年度， 荷兰阿姆斯特丹开始举行茶叶拍卖活动（注: Kristof Glamann，op.cit，p.220. ），茶叶成为独立的商品。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的茶叶供应中心。荷兰从中国进口的茶叶，除自身消费外，还贩卖至欧洲其他国家和北美殖民地。1666年，英国贵族奥索雷（Ossory）和阿林格顿（Arlington）从阿姆斯特丹带一批茶叶到伦敦变卖，获得可观的利润。当时阿姆斯特丹每磅茶叶售价为3先令4便士，而伦敦则高达2英镑18先令4便士（注:Osbert Lancaster，The Story of Tea，in “The Geographical Magazine”，Vol.V Ⅱ，No.2，June 1938.）。至17世纪末，荷兰的茶叶贸易规模已较大，168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在给荷印总督的指示中，要求供应2万磅新鲜上等茶叶 （注: G.Schlegel，First Introduction of Tea into Holland， in “T'ong Pao”，Series Ⅱ，V.I，1900.）。进入18世纪，中荷茶叶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171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要荷印当局订购6～7万磅茶叶，次年又要求增加到10万磅，到1719年，荷兰的订茶量达20万磅（注:Kristof Glamann，op.cit.，pp.220、221.）。茶叶贸易的发展，导致茶价下跌，1698年荷兰每磅武夷茶的售价是7.75盾，至1701年跌至2.32盾。阿姆斯特丹的茶叶交易十分活跃，1714年拍卖的茶叶有36766磅（注:Ibid.，p.273.）。

欧洲饮茶风在18世纪已很盛行。茶叶贸易的巨大利润吸引欧洲国家竞相加入茶叶贸易的行列。英国在17世纪末开始大量运载茶叶回国，法国、丹麦也派船到亚洲收购茶叶。奥斯坦（Ostend）商人更是异军突起，以快速的运输、价廉质优的茶叶打入欧洲茶市。1719年，奥斯坦商人在广州定购了1500担茶叶，超过其自身的运载能力，企图垄断广州茶市（注:H. 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The Clarendon Press，Oxford，1926，Vol.Ⅰ，p.147. ）。奥斯坦商人在欧洲倾销茶叶的结果，使荷兰茶叶在欧洲市场上滞销，阿姆斯特丹甚至出现街头叫卖茶叶的惨象（注:C.J.A.J＠①ry，Porecelain and Dutch China Trade，Martinus Nijhoff， 1982，p.20）

面对这种竞争局面，荷兰为维护其地位，竟采取肆意压低在巴达维亚向中国商人收购茶叶的价格。1717年3月2日，荷印当局决定将松萝茶价格压为每担40荷盾（rixdollars），珠茶每担60荷盾，一等武夷茶每担80荷盾。虽然中国商人进行抗争，最后迫于无奈有14艘中国商船按荷兰的定价出售茶叶，但发誓不再与荷兰交易（注:Kristof Glamann，op.cit.，pp.216～218.）。从1718年～1722年间， 没有中国商船到巴达维亚。葡萄牙人趁机介入，单1718年从澳门到达巴达维亚的葡萄牙船就有23艘（注:C.R.Boxer，Fidalgos in the Far East:1550～1770，Hague，1948，p.211.）。荷兰为维持在欧洲茶市的地位，被迫以比1717年贵75％的价格向葡商收购茶叶，从而导致严重亏损，单1720 年荷兰茶叶贸易的亏损额就多达3万荷盾，但也只买到茶叶需求量的一半。 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对此忧心如焚，指令荷印当局设法招引中国商船重来贸易，并准备直接派船到广州购茶。1722年，中国商船又运茶到巴达维亚。（注:Kristof Glamann，op.cit.，pp.217～218.）

尽管巴达维亚的间接贸易重新恢复，尽管荷兰纠集英、法、普鲁士迫使哈布斯堡朝查理六世解散奥斯坦公司，但对荷兰来说，中国商船罢驶造成的损失记忆犹新，奥斯坦商人对荷兰茶叶贸易的冲击历历在目，在欧洲国家竞相直接从中国买茶的情况下，继续通过巴达维亚采购缺乏竞争力的陈茶已无法保护荷兰在欧洲茶市上的地位。另一方面，荷印当局为了自身的利益，没有按照公司董事会的旨意行事，以各种藉口迟迟不派商船到中国买茶，双方的矛盾日益激化。在此之下，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决定开辟对华直接贸易。

二、暴利的中荷茶叶贸易

1727年10月29日，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决定派2 艘船直接到中国买茶（注:C.J.A.J＠①ry，op.cit.，p.21.）。 这样，中荷茶叶贸易便由中国——巴达维亚——荷兰的间接贸易形式改为荷兰——中国的直接贸易形式。阿姆斯特丹商会受命筹划荷中直接贸易的事宜，并为此新造2艘商船。1728年12月初，科斯霍恩号（Coxhorn）离开荷兰向中国疾发，稍后的布朗号（Buuren）却因港口结冰未能启锚（注:C.J. A .Jory，op.cit.，p.21.）。科斯霍恩号载着价值30万荷盾的白银于1729年8月到达广州，8月9日便以武夷茶每担24.6银两的价格与广州行商签订第一个买茶合同，茶叶在100天后交货。1730年新年过后， 科斯霍恩号启锚回国，7月13日返回德塞尔（Texel），共运回茶叶27万磅，丝绸品570匹以及陶瓷等物，总值27～28万荷盾。货物脱手后， 扣除各种费用，净得利润32万5千荷盾（注:Kristof Glamann，op.cit.，p.234. ）。首航的成功，使公司董事会和荷兰商人深受鼓舞。热兰商会不甘落后，向公司董事会提出派船参加对华直接贸易的要求（注:C.J. A.J＠①ry，op.cit.，p.21.）。从1731～1735年，荷兰共派出11 艘商船至中国，其中属于阿姆斯特丹商会的船只8艘（注:Kristof Glamann，op. cit.，p.234.）。

荷兰从对华直接贸易中尝到甜头。茶价在广州与荷兰相差2～3倍，以武夷茶为例，1733年在广州每磅0.73荷盾，而在荷兰每磅卖到1.44荷盾（注:C.J.A.J＠①ry，op.cit.，p.81；N.W.Posthumus，Inquiry into the History of Prices in Holland，E.J.Brill，Leiden，1946，Vol.Ⅰ， p.189.），茶叶贸易成为利润丰厚的买卖。1729年，荷兰在广州购买茶叶的总值是242420荷盾，在荷兰售卖后获利355681荷盾，利润率达147％。1733年， 荷兰在广州购买价值 336881 荷盾的茶叶，到荷兰后却卖得988510荷盾，获利651629荷盾，利润率高达194％（注:C.J.A.Jory，op.cit.，p.81，Table 3.）。因此，从1729～1735 年间，茶叶贸易在荷中直接贸易中始终占据绝对重要的地位。

但是，荷兰对华直接贸易存在不少问题。首先，荷兰与中国贸易主要用白银作为支付手段，不像巴达维亚拥有中国所需要的胡椒、香料、铅锡等物。贸易进一步发展的结果，造成荷兰白银大量外流，使公司银库空虚，出现信用危机并损害其垄断地位。其次，船员走私现象严重，上至大班、船长，下至水手都不同程度参与走私。他们为避开检查，在船未到荷兰前便在其他地方卸下私货，其茶叶走私的规模多达250 万磅（注:Kristof Glamann，op.cit.，p.239.）。第三，管理贸易的大班等职员谎报采购价格，虚报额达20％（注:C.J.A.J＠①ry，op.cit.，p.25. ），从中贪污中饱。第四，航运成本高企不下。商船每走一趟的维修费十分惊人，如1731年伊宾罗德（Ypenroode）号的维修费多达22804荷盾（注:Ibid.，p.24.）。公司支付船员的工资也不少，以一只商船四个大班的工资总额而言，一个航程（约一年半）就要付5 千多荷盾（注:C.J.A.J＠①ry，op.cit.，p.25.） 。贪污、走私、费用多使公司利润不断下降。1731年达伊费号（Duijfie ）的贸易利润率与科斯霍恩号相比下降了20％（注:C.J.A.J＠①ry，op.cit.，p.25.）。

1729～1733年阿姆斯特丹对华茶叶贸易（单位:荷盾）

年代 进口中国货物总值 茶叶价值 茶叶所占比例
1729 284902 242420 85.1%
1730 234932 203630 86.7%
1731 524933 330996 63.1%
1732 562622 397466 70.7%
1733 448349 336881 75.2%

资料来源:C.J.A.J＠①ry，Porcelain and Dutch China Trade，Martinus Nijhoff，1982，p.217。

拥有公司股份但又被排斥在对华贸易之外的其他商会对此十分不满。1731年秋，鹿特丹商会强烈抨击阿姆斯特丹商会和热兰商会一手遮天的做法，要求公布贸易收支详细情况（注:Ibid.，p.22.）。公司董事会为改善对华直接贸易的状况，于1732年3月决定采取减少白银输出， 尽量推销荷兰产品，裁减大班人数，节省航运开支等措施，并计划在广州设立商馆（注:C.J.A.J＠①ry，op.cit.，p.25.）。 可是，实践无情毁灭这个计划。最后公司董事会于1734年春决定停止对华直接贸易，由巴达维亚荷印当局每年派2只船至广州，然后一只直接回荷兰， 另一只先至巴达维亚再回荷兰（注:Ibid.，pp.26～27.）。

新的贸易形式从1735年起至1756年止，共存在21年。这种形式是过去间接贸易与直接贸易的混合物。其目的在于减少白银输出，减轻公司对荷印殖民地的财政补贴，保证公司从对华贸易中得到更多的利润。为更有效控制贸易活动，公司董事会破例任命大班罗伊兰·布洛克（ Roeland Blok）和伊索·达·温德（Eyao de Wendt ）为公司董事（注:Ibid.，p.28.）。

在这一时期，茶叶走私十分严重。对于这种欲禁不能的走私活动，公司于1742年规定公司职员只要交纳运费就可以从巴达维亚带茶回荷。非法一旦合法化，情况益发不可收拾。单1747年私人带茶回荷的数量就达1837500磅（注:Ibid.，p.28.）。私茶大量涌入， 造成荷兰茶价不断下降。1746荷兰武夷茶每磅1.52荷盾，至1750年降为0，97 荷盾（注:N，W.Posthumus，op.cit.，p.189. ），公司茶叶贸易利润随之减少。更严重的是，来自巴达维亚的茶叶品质低下，售价比欧洲国家从广州进口的茶叶低40％～50％（注:C.J.A.J＠①ry，op.cit.，p.34.），这使荷兰在欧洲茶叶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

为扭转这种颓势，公司董事会和荷印当局不得不限制私人带茶并派更多的商船到广州买茶（注:Ibid.，p.209.）。1753年， 公司首次派试茶师到广州，以提高购茶质量（注:H.B.Morse，op.cit.，Vol.Ⅰ，p.292.），但这也无济于事。1754年荷兰茶叶贸易利润率跌至7％，到了危机的边缘（注:C.J.A.J＠①ry，op.cit.，p.81，Table 3.）。经过权衡利弊，公司董事会于1755年又作出恢复对华直接贸易的决定。

1736～1756年对华茶叶贸易统计表（单位:荷盾）

年 代 进口中国货物总值 茶叶价值 茶叶所占比例
1736～40年 2957034 1767707 59.8%
1742～50年 8808457 5936858 67.4%
1951～56年 14234595 10524017 73.9%
资料来源:根据C.J.A.J＠①ry；op.cit.，pp.217～218编制。*缺1747年数字。

三、独一无二的中国委员会

荷兰东印度公司吸取以往的教训，专门成立负责对华贸易的中国委员会，这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它反映出对华贸易对荷兰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中国委员会每年秋天开会，根据上一贸易年度的情况决定新的贸易活动。荷兰东印度公司给每艘来华的商船配备约30万荷盾的银币，规定商船先至巴达维亚以便装载锡、铅、香料等土产，至广州贸易完毕后即直航回荷。至于荷印殖民地，公司每年给一笔财政补贴，不足部分由荷印当局自行解决（注:C.J.A.J＠①ry,op.cit,p.35.）同时严禁巴达维亚私派商船至中国贸易（注:伦纳德·鲍乐史（Leorard Blusse）:《荷兰东印度公司时期中国对巴达维亚的贸易》，载《南洋资料译丛》，1984年第4期。）。为加强控制和监督， 公司董事会任命一名董事随船掌管具体贸易活动，并取消以前大班及其助手所享有的私人仓位特权，代之从利润中提取一定的比例予以奖励，防止他们走私（注:C. J. A.J＠①ry,op.cit,p.35.）。

荷兰对新的对华贸易抱着很高的期望，中国委员会一成员甚至制作一钱袋，上写“1756年恢复阿姆斯特丹对华贸易特志”（注:C.J.A. J＠①ry,op.cit,p.37.）的字样，等待财源滚滚而来。1756～1763年英法七年战争为荷兰提供天赐良机，荷兰趁机大量运载茶叶，大发战争财。1758年荷兰茶叶贸易的利润率高达196％，达到18 世纪荷兰茶叶贸易最高点。荷兰从广州购买的茶叶价值在1758年是777409荷盾，到1765年增加至2199097荷盾，增长幅度几达3倍（注:C.J.A.J＠①ry,op.cit.，p.81， Table 3.）。当七年战争即将结束时，荷兰加紧增派商船至广州大购茶叶（注:C.J.A.J＠①ry,op.cit,p.37.）。1759～1762年，茶叶贸易占荷兰对华贸易总值从78.9％～89.6％不等（注:Ibid.，pp. 218～219.）。

七年战争结束后，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对华贸易再次活跃起来。荷兰遂调整对华贸易的政策。1766年规定每年到中国的商船数为:阿姆斯特丹2只，热兰1只，北方或南方地区1只。1774 年为弥补公司力量的不足，允许小商会加入对华贸易活动，但每4年只轮1次（注:C.J.A. J＠①ry,op.cit,p.37.）。从1756～1762年，荷兰年均进口茶叶 16441担，1763～1769年年均28546担，1770～1777年年均34818担（注:Louis Dermigny，La China et L'Occident:Le Commeroe àCanton au XVⅢ[e]siècle 1719～1833，S. E. V. P. E. N. 1964，TomeⅡ，p.539.），1778～1780年年均35497担（注:H.B.Morse op.cit,Vol.Ⅱ,pp.35、40、50.）。

荷兰所进口的茶叶大部分流入英国。由于英国对茶叶科以重税，造成茶价比其他国家高。以武夷茶为例，1756～1762年，伦敦的茶价比阿姆斯特丹高43.91％，1763～1769年高30.11％（注:Louis Dermigny，op.cit.，Tome Ⅱ,p.639.）。因而英国成了荷兰走私茶叶的对象， 而热兰更是走私茶叶的重镇。但是，荷兰不肯出好价购买质优的茶叶，所售的茶叶大都是质次陈茶或在欧洲茶市上属于档次较低的茶种，所以荷兰茶在欧洲声名狼籍，荷兰一名儿成为劣茶的同义语。

进入18世纪以后，英国不断对荷兰海上霸权进行挑战。1780～1784年英荷战争使荷兰海上霸权遭到沉重打击，荷兰对华贸易在1781～1782年基本停顿。荷兰商船受到英国战舰的掳掠，被迫以第三国名义进行贸易。在广州的荷兰商人由于得不到及时财政补充，被迫举债过日（注:C.J.A.J＠①ry，op.cit.，p.40.）。荷兰对华贸易陷入困境。

战争结束后，荷兰马上恢复对华贸易以弥补损失，可惜今非昔比。英国在1784年通过减税法，大幅度降低茶税。与此同时，美国派中国皇后号也于1784年到达广州，荷兰又多了一个竞争对手。不过，由于英国此时尚不能完全满足本国对茶叶的需求，英国东印度公司卖给本国茶商的价格仍较高，如武夷茶每磅44 便士，熙春茶每磅121便士，而法国、荷兰、丹麦、瑞典的走私茶价只是19便士和69便士（注:H.B.Morse，op. cit.，Vol.Ⅱ，p.116.）荷兰继续向英国走私茶叶，单J.J.Voute &Sons公司在1784～1786年走私入英国的茶叶多达800 万磅，占英国茶叶市场的40％以上。荷兰对打入英国茶市仍持乐观态度，甚至计划将阿姆斯特丹变成欧洲的茶叶中心（注:C.J.A.J＠①ry,op.cit,p.41.）。

这个计划只是荷兰一厢情愿的梦想。

首先，英国在1784年后对华茶叶贸易有了飞速的发展，1786年英国占广州茶叶出口总额一半以上，超过其他国家的总和（注:H.B.Morse， op.cit.，Vol.Ⅱ，p.119.）。其次，在荷属东印度殖民地，当地人民不满荷印当局的残酷压榨，以“走私”土产的形式进行斗争，使荷兰无法获取足够的土产用于对华贸易，同时，中国帆船不堪荷印当局的横征暴敛，转驶他处，使巴达维亚的贸易急剧下降。 （注:伦纳德·鲍乐史（Leorard Blusse）:《荷兰东印度公司时期中国对巴达维亚的贸易》，载《南洋资料译丛》，1984年第4期。）。第三， 荷兰东印度公司本身存在严重经济危机，1791年公司的赤字高达9600万荷盾（注:D.G.E.Hall，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MacMilllan & Co.，London，1968，p.341.），公司拿不出足够的现金购买较好的茶叶，只能在广州采买在欧洲茶市不再属于热门货的武夷茶，而且还大量赊帐，1788年荷兰欠广州行商的债款多达250万荷盾（注:C.J.A.J＠①ry,op.cit.，p.42. ）。荷兰在中国商人中信誉扫地，无法与其他国家争购茶叶。第四，美国于1789年开始对欧洲转口茶叶征进口税，堵住荷兰茶的去路。荷兰本身没有征收茶税，欧洲国家抓住这一点将茶叶反销至荷兰（注:Ibid,p.43.）。外茶倒灌，实际上敲响荷兰茶叶贸易的丧钟。

1784～1794年中荷茶叶贸易统计表

年份 船数 茶叶量(担) 占广州出口总额(%)
1784 4 40011 20.6
1785 4 33441 14.4
1786 5 44774 18.5
1787 5 41162 15.4
1788 4 31347 13.8
1789 5 38302 18.5
1790 3 9964 5.3
1791 2 15385 10.8
1792 3 22039 12.2
1793 2 17130 9.1
1794 4 30726 14.5

茶叶值(荷盾) 占进口国货物总值(%)
2225619 70.9
1768428 67.9
3342391 73.7
3435415 72.5
3171942 78.5
3316479 76.7
367316 53.7
1017519 66.3
1821461 80.2
2150190 79.2

资料来源:根据C.J.A.J＠①ry，op.cit.，pp.219～220；H. B.Morse， The Chronci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g Trading to China，Vol.Ⅲ编制。

1795年，荷兰发生政权更迭，社会动荡不安，荷兰对华贸易急剧下降。存在近200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也于1799年12月31日寿终正寝。 这一时期荷兰的茶叶主要由美国和荷兰商人贩运。1802年，荷兰有一只商船到广州，购茶2290担（注:H.B.Morse，op.cit.，Vol.Ⅰ，p.389. ）。1815年荷兰重新获得独立后，整顿对华贸易事务，成立一家公司（注:R.M.Martin，China，Political，Commercial and Sociel， JamesMadden，Londen，1847，Vol.Ⅱ，p.159.），企图继承东印度公司的衣钵。是年荷兰有两只船到广州，购茶5131担（注:H.B.Morse，op.cit.，Vol.Ⅲ，p.228.）。1817年该公司解散，改由尼德兰贸易公司（ Netherland Trading Co.）主持对华贸易（注: C.J.A.J＠①ry，op.cit.，p.45.）。从1817～1824年没有荷兰船到广州的记录。1825年后荷兰每年均有商船到广州，少者1只（1825年），多者13 只（1832年），1829年的购茶量1是7860担，1832年是12000担，分别占广州茶叶出口总额的2.4％和3％（注:H.B.Morse，op.cit.，Vol.Ⅳ，pp.104、 123、145、162、185、223、253、325、340.）。荷兰在广州外销茶中已微不足道，而荷兰驻广州领事馆也于1840年关闭（注:C.J.A.J＠①ry ，op.cit.，p.45.）。

综上所述，鸦片战争前中荷茶叶贸易的发展，以1795年为界，分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垄断贸易和自由贸易二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分为四个阶段:（1）1610～1726年以巴达维亚为中心的间接贸易；（2） 1727 ～1734年荷中直接贸易；（3）1735～1756 年荷兰——巴达维亚——中国三角贸易；（4）1757～1794年荷中直接贸易。在中荷茶叶贸易中， 中国帆船贸易在早期占有重要的地位。巴达维亚和广州是中荷茶叶贸易二个基点，这是中荷茶叶贸易一个显著的特色。被誉为欧洲海上马车夫的荷兰，是欧洲和美国主要茶叶供应商，对中国饮茶习俗在欧美的传播和近代世界茶叶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因此，鸦片战争前的中荷茶叶贸易在近代中西关系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波士顿毁茶事件触发北美独立战争

中国茶叶在西方大行其道

茶原产于中国，中国是茶的故乡，茶作为日常的饮料是从唐代开始的。由于古代王朝实施封建固守政策，明朝的茶禁甚严，“建茶铢两不得出关”，严令“载建茶入海者斩”。直至明朝太监郑和下西洋，携带大量茶叶出国作为礼品，才打开茶叶“闭关”之门。

明神宗万历三十五年（1607），英属东印度公司开始从澳门、岭南、厦门收购茶叶，经爪哇输往欧洲试销，不久中国茶叶便名噪英伦三岛，很快成为欧洲人的日常饮料，欧洲科学家以Varbohea（武夷山变种）为中国茶叶之名称。1659年英国会条例上就有关于茶的记录。17世纪后半期，喝茶在英国上流社会己成风尚。18世纪在西欧各国掀起一场争论，焦点是喝茶到底有没有好处；越是争论，喝茶越是盛行，一些欧洲的作家、诗人还创作了赞美武夷茶或借以抒情的诗歌。如著名的诗人拜伦在其巨著《唐璜》中写道：“我一定要去救助于武夷红茶”。

英国对输入美国的茶叶征收重税

自17世纪至18世纪前半期，英国在北美洲大西洋沿岸建立一系列殖民地。由于意识到茶叶是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英国政府开始在北美殖民地对茶叶征税，先通过1765年的《印花税法案》，规定凡殖民地所用茶叶及其它物品均需课税。两年后，又通过了《汤文森得》法案，在废除其它物品税的同事，对北美人民喜爱的中国茶叶，每磅仍需课税3便士。

1773年英政府为帮助濒临破产的垄断殖民地茶叶运销权的英属东印度公司，英议会又通过救济该公司茶叶的条例。调低销价，准许他们在北美殖民地销售积压的茶叶专利，坚持输往北美50万磅的计划。同时重申禁止殖民地人民购买走私茶。由于拥有茶叶生意的垄断权，英国东印度公司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富兰克林指出“自从法案实施五年来，单茶叶一项，就有250万几尼进入该公司的金库”。

美国人民不堪茶叶暴政发动起义

这个法案引起了殖民地居民的强烈不满，他们通过不喝茶或改喝别的饮料来抵制该法案，彼得卡母讲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富兰克林曾经用胡桃木的叶子来代替茶。然而，还没有人发现任何能与真正的中国茶一样可口美味的东西。于是一些著名城市如波士顿、纽约、费城、格林威治等地人民团体纷纷组织抗茶会。波士顿青年们在韩寇克（绰号走私王）和知识分子萨姆尔·亚当斯的支持下，组织波士顿茶党。经常举行集会与示威活动。茶迷们宁愿放弃饮茶嗜好，改饮咖啡与其他代用品，或宣布停止饮茶；并提出凡为东印度公司藏茶，装卸茶叶，出售茶及买茶者，当视为公敌。

1773年11月27日，第一艘运载茶叶的“达特默斯号”到达波士顿港口，波士顿群众便在范乃依教堂集会，愤怒要求原船将茶叶运回，不得卸茶上岸、按海关规定，抵港船只超过20天不卸货，便将货物拍卖。“达特默斯号”和相继到达的“爱琳娜号”、“河狸号”3条载茶船，一直停泊在港内无法卸货。

在波士顿港事件的前两个星期，富兰克林作为从北美殖民地代表，为平息殖民地人的不满，尽力使英国国会发“使到北美洲茶叶免费的临时执照”。国会拒绝了这一请求。殖民地居民认识到，他们不可能从和平谈判中得到任何东西。愤怒的殖民地居民开始走上街头，游行抗议。

12月16日，波士顿茶党又一次在老南教堂组织群众集会，参加者达5000多人。集会决定令茶叶船须在当天下午驶出波士顿港，要船主再向海关交涉，仍遭海关拒绝；又要船主向总督交涉，又遭总督拒绝。当船主返回会场转达总督的答复时，群情激愤，高声抗议，涌向波士顿港口的格林芬码头。有数十名打扮成印第安人，手持短斧，分三组登上了茶叶船，打开船舱，劈开木箱，把那批有瓷器和漆器精装密封的五夷茶叶倾人海里。他们在岸上人群围观下，把3艘船上价值18000英镑的342箱茶叶，3个小时内全部倾入海。人们摇铃相告，无不拍手称快。这就是闻名世界的波士顿茶党毁茶事件。

这一事件是北美殖民地人民对英国殖民暴政的反抗，仅仅在殖民地的爱国者把茶叶到入波士顿河中的一年半之后，列克星敦的第一枪爆发，北美独立战争正式展开。1776年7月4日，美利坚合众国宣告成立。

影响北美历史进程的饮茶习惯

1784年，经过浴血奋战，美洲人民终于赢得了胜利。独立以后，美国人又可以在桌旁享受中国茶叶了。一名在18世纪90年代到宾夕法尼亚的外国参观者告诉人们，茶叶已经成为将家庭成员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朋友，熟人甚至陌生人都被邀请来喝茶”。南茜在她的日记中提到，在1783年12月的一个下午，她非常荣幸同华盛顿将军一起喝茶。

在北美殖民地茶叶如此重要，以致于影响了它的历史进程。自从十八世纪早期以来，茶就已经成为殖民地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饮料。根据18世纪中期到访北美的彼得卡尔姆记载，茶代替了牛奶作为早餐饮料。喝茶由家庭走向了社会。由于喝茶为相互结识提供了机会，年轻的男女们都非常喜欢它。喝茶已经变成了许多社会集会的借口，被邀请去喝茶也成了殖民地居民的重要事情。

 

茶叶贸易帮助美国摆脱困境

中国皇后号资料图片

2009年11月1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来华访问期间在上海演讲时，特意谈道:在225年前，也就是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当时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派出的“中国皇后号”商船，开启了中美最早的商业贸易。奥巴马说:“美国与中国的纽带，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过去，追溯到美国独立的初期。1784年，乔治·华盛顿组织了皇后号的下水仪式。这艘船成功前往大清王朝，华盛顿希望看到这艘船前往各地，与中国结成新的纽带，希望中国开辟新的地平线，建立新的伙伴关系。”

“中国皇后号”商船究竟是为何与如何驶往中国的呢？

最初的中美贸易缘自茶叶封锁 

美国在它刚刚开始迈出独立的步伐时就与中国货结下了某种情缘。18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这时英国东印度公司通过法令，要垄断进入美国的中国茶叶，美国民众组织了许多秘密社团，希望冲破垄断，直接从中国进口茶叶。1773年12月16日，化装成印第安人的“波士顿茶叶党”成员，秘密登上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货船，将成箱的茶叶倾倒在大海之中，这就是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这一事件成为北美殖民地人民反英起义的导火索。1783年英美《巴黎和约》的签订，标志着北美十三个州经过浴血奋战，终于摆脱了英国殖民统治而成为独立的国家。几箱来自中国的茶叶，居然在北美引发出一场独立的狂潮！

对于那时的大清王朝而言，新生的美国还是一个蹒跚学步的穷国。当时美国流行着这样一个传说:在美国西海岸，以6便士购得的一件海獭皮，在中国的广州可以卖得100美金。于是，到遥远的中国去寻找财富，成了当时美国商界的迫切愿望。就在美国独立战争获胜的第二年，第一艘远航中国的帆船便从纽约放洋了。

那是1784年2月22日，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生日这天，由几个美国商人合资购置的一艘载重360吨的木质帆船，装满大量纯正的美国货，从纽约起航，驶向古老的华夏帝国。在这艘帆船上，用英文标注着“中国皇后号”。

运回数百吨茶叶的首航

“中国皇后号”帆船，经华盛顿政府特批，从美国国会那里领取了一张海上通行证。在那个时代，从大西洋到印度洋，辽阔的海域全被英、葡两国所控制。“中国皇后号”为防范海盗和确保安全，原封不动地保留了船上的海军装备，作为护航的全部武器。帆船满载着可供清朝大员缝制长袍的皮毛和宾夕法尼亚州的花旗参、胡椒、酒以及松脂等等，总价值达12万美元，全船上下共有43人。“中国皇后号”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划出了第一道水线，建立起东西方最古老与最年轻的两个大国之间的直接联系，开启了中美贸易的先河。

这艘木帆船，穿行大西洋，绕过好望角，跨越印度洋，驶入南中国海，行程1.13万海里，历时188天，于1784年8月28日缓缓驶进了它此行的目的地——广州黄埔港。帆船自豪地鸣炮13响，代表由十三个州组成的美国向华夏帝国致敬。这艘在当时看来并不起眼的帆船，在中国的南疆广州升起了以前从未见过的美国星条旗。

在当时的广州，有一个专门经管外商贸易的组织叫十三行。这个广州十三行，与晋商、徽商一起称为清代中国的三大商团。它是清政府旨令只准在广东“一口通商”的特殊国策下，整个中国惟一合法经营中西贸易的垄断组织。不论是外国商船带来的西方各色洋货，还是中国商人想要出口的茶叶、瓷器、丝绸，都要交给广州十三行来经手办理。对于已经有长期外贸经验的广州十三行洋商来说，“中国皇后号”这艘挂着古怪旗帜的商船来自于一个新的国家，船上带来的美洲大陆特产，因为新奇而格外受到欢迎。

当时，“中国皇后号”帆船上29岁的船长山茂召，后来成为首任美国驻广州领事，他在旅行日记中写道:“虽然这是第一艘到中国的美国船，但中国人对我们却非常的宽厚。最初，他们并不能分清我们和英国人的区别，把我们称为新公民，但我们拿美国地图向他们展示时，在说明我们的人口增长和疆域扩张的情况时，商人们对于我们拥有如此之大可供中华帝国商品销售的市场，而感到十分的高兴。”

“中国皇后号”通过广州十三行的商人，在四个月的时间里，把船上的货物全部售罄，于1784年12月27日起航回国。从当时船上的一张货单上可以看到，这次运回美国的货物有:红茶、绿茶等数百吨，瓷器四五十吨，还有丝绸、桂皮、牙雕、漆器、漆扇、雨伞、紫花布、印花布、手贴墙纸等一大批中国土特产。  

1785年5月11日，“中国皇后号”回到了纽约。船长山茂召的航行日记在波士顿发表，顿时轰动了全美。船上的货物，也立即被抢购一空。其中，有一只绘有中国飞龙图案的茶壶，被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看中，他如获至宝，珍藏起来。这把茶壶现已成为美国国家博物馆的珍藏品。在美国新泽西州的博物馆中，我们至今还可以看到当年专门从广州十三行订购的印有“中国皇后号”字迹的瓷器。

“中国皇后号”首航中国的成功，犹如为刚刚取得独立的美国经济注入了强烈的兴奋剂。华盛顿总统宣布，对华通商予以优惠和保护。美国国会给“中国皇后号”的全体船员授予极高的荣誉。纽约的大小报纸，接连不断地长篇报道“中国皇后号”的远航。街头上更是出现了推销中国红茶、绸缎和瓷器的大型广告。

当“中国皇后号”第二次开赴中国时，在启锚前收到华盛顿总统开来的一份订单，要求为他的夫人采购中国的“白色大瓷盘、白色小瓷碗和好看的薄棉布”。一纸订单，透露出美国总统和第一夫人对中国瓷器、纺织品的情有独钟。

利润高达1500%的茶叶贸易

史料记载，“中国皇后号”一个来回，其利润高达1500%，这实在令美国官方和民间喜出望外。

巨额利润的吸引，使美国掀起了远航中国的热潮。在通往广州的航线上，从几十吨到300吨的木帆船，纷纷举帆远航，穿梭于波浪之间。美国学者乔治·斯蒂华特在一本研究美国地名的著作中提到，在美国的23个州里，都有以广州(Canton)命名的城镇或乡村。美国的第一个“广州”出现在1789年，这是马萨诸塞州东部诸福克县的广州镇。俄亥俄州东北部的广州市，是美国最大的“广州”。

中美通商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经济利益。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美商赴华贸易每年所得利润高达3000万元之多。在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代富豪中，因对华贸易而显赫一时的大有人在，金融巨子摩里斯就是从广州贸易开始的。

1786-1833年，美国来华的船只就达到了1004艘，是英国来华船数的一半，超过了欧洲其他国家来华船只总数的四倍。由大西洋沿岸的大商埠纽约、波士顿、费城等直航广州的对华贸易圈逐渐形成。

1792年，中美通商不到十年，美国在中国的贸易额便跃居第二位，仅次于英国，而此时，英国在华通商已历经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到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欧洲由于拿破仑战争，美国成为在中国最大的商家，美国人在广州开办的柏金斯洋行、旗昌洋行，都是名噪一时享誉近代的。

可以说，历史上中美之间的早期贸易，由“中国皇后号”装载的茶叶而得以迅猛发展起来。

中美茶叶贸易助美摆脱困境

“中国皇后号”首航广州的巨大成功，在美国掀起了第一次“中国热”。为了推动对华贸易，美国国会向全国发布了对此次航行的通报表扬信。各大报纸争相报道此事，并发表大篇幅的评论，称此行是“一次有远见卓识的、成果丰硕的航行”，“美国商业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政府推动与巨额利润的刺激下，一时间，通往中国的航线上，美国商船绵延不断，成为一大奇观。从此，美国对华贸易从无到有，迅速超过荷兰、丹麦、法国等国。18世纪90年代以后，已经仅次于英国排在第二位。

早期对华贸易使美国迅速积累了经济建设所需的大量资金，帮助美国打破了英、法、西等国的封锁和半封锁。进入19世纪以后，英国等国家再也无法对美国进行贸易禁运了。

而广州，也成了美国许多富翁的发迹之地。

 

遍及全球的明清茶叶贸易

明初，对周边邻国采取友好政策，建立邦交，互派使节，尤其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最密切，惟双方实施“朝贡贸易”禁止私人贸易。明政府为管理对外贸易，特在浙江宁波、福建泉州、广东广州设立市舶司。当时东南亚各国输华商品多属奢侈品和药品如犀角、象牙、玳瑁、玛瑙、香料等，中国输出的商品主要是茶叶、瓷器、丝绸等。

明成祖为宣扬国威和发展对外贸易，特派郑和下西洋（今之南洋及印度洋），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先后七次，到达的地方遍及爪哇、东南亚、印度半岛、阿拉伯半岛更远至非洲东海岸。郑和的船队，满载瓷器、茶叶、丝绸、金银等中国特产、用以换回亚、非各国的奇珍异宝。郑和七次下西洋，使华茶能够在亚、非诸国得到广泛的认识，对华茶的传播有正面的效果。

明太祖废团茶兴散茶，散茶壶泡法或撮泡法的沏饮方式在十五、十六世纪兴起并流传，为明清以来中国饮茶方式的主流。十七、十八世纪传入日本，形成沏泡法的煎茶道；十八、十九世纪传入朝鲜，经由草衣禅师等的倡导，韩国茶礼以沏泡法再度兴盛。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签定尼布楚条约，华茶源源进入沙俄，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签定恰克图界约，确定恰克图为中、俄互市地点、华茶（先是武夷茶，后是荆湖茶），以舟船、挑夫、牛帮、马帮相继，经由福建、江西、湖北、河南、山西到河北张家口再以驼队经由内蒙、外蒙到恰克图交易运往莫斯科。其运输途径为:

武夷山→江西铅山河口镇→船运（信江）→（鄱阳湖）→九江→（逆长江）→武昌→（溯汉水）→樊城（襄樊）→唐河→社旗→洛阳→泽州（晋城）→潞安（长治）→祁县→忻州→张家口→归化（呼和浩特） →库伦（乌兰巴托）→恰克图

一条自武夷山至恰克图的中俄茶叶之路兴起，清干隆、嘉庆、道光年间，中俄茶叶贸易繁盛，茶叶之路上的驼队，驼铃之声数里可闻。这是继丝路之后，代之兴起的国际茶叶商路，是华茶经由陆路走向东欧之路，促进了武夷茶的发展及提高了武夷茶的名气。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沙俄积极发展本土茶叶，由中国引进茶籽、茶苗，并于1893年聘请以刘峻周为首的茶叶技工在高加索，格鲁吉亚开辟茶园，设厂生产茶叶，至今高加索，格鲁吉亚地区，仍是欧州唯一的产茶地区。

16世纪初，葡萄牙开辟了绕过非洲的新航线，葡萄牙的殖民势力也从非洲延伸到亚洲，1553年葡萄牙人获得澳门的居住权，随后荷、英、法、美、俄等势力纷纷来到中国，这些殖民者以探险家、传教士名义、进入中国内地，对中国茶叶产生浓厚兴趣，学习饮茶，记录茶事见闻，十六世纪末西欧逐渐认识中国有一种奇特的饮料叫茶（发Cha音）。

1596年荷兰人在爪哇建立了东方产品转运中心，1602年成立荷属东印度公司，并于1610年首先将茶（绿茶）运到西欧。饮茶习俗遂由荷兰传至法国、德国及英国，华茶（尤其是武夷茶）引起西欧各国的瞩目。

英属东印度公司于1600年12月31日经伊丽沙白女王特许成立，在东起南非好望角西至南美合恩角，含盖印度洋及太平洋的海岸线，有贸易垄断权及政府所授予的公权力。1669年英国立法禁止茶叶由荷兰输入，授予英属东印度公司茶叶专卖权，当年英属东印度公司即由爪哇转运华茶到伦敦。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开放海禁，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开放港口对外贸易。1689年英属东印度公司首次由厦门直接运送华茶至英，开始中英的茶叶直接贸易。

清干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下诏“遍谕番商，嗣后口岸定于广东”。集中于厦门的英国商船全部转向广州，法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丹麦、瑞典及后起的美国等国商船齐集广州，广州成为华茶出口的唯一口岸。福建、江西、安徽等内地名茶（以武夷茶最负盛名），在江西铅山河口镇装船，由信江向西顺流而下，运至鄱阳湖，走赣江至赣南，由挑夫运过大庾岭（南岭），至韶关转运至广州，经由洋行（行商）交易出口，船运至西欧及美洲。武夷茶由海路进入西欧，再创高峰，甚至成为中国茶的代名词。1685年成立粤海关，首次将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划分开来分别征税。凡经营洋货入口和出口土货的均称为“洋行”，由于行商须经政府批准，发给行贴，具有官商性质，当时称广州既有的十三家官商为十三行，茶叶是十三行与西方贸易的主要商品。由于当时除领贴的官商外，还有未经批准的散商，遂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成立官商的组织“公行”，垄断茶叶的出口经营，外商购入茶，只能委托公行代购，并在公行货栈中过秤、打包、加戳，并代缴关税才能出口，直至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南京条约签定之时，始将公行制废除，开放自由贸易及五口通商，广州失去了茶叶唯一出口港的地位，至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上海、福州的茶叶出口值已超越广州。清政府因鸦片战争失利，1842年签定南京条约，开放五口（广州、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其后汉口、镇江于1858年，九江于1861年，杭州于1896年相继开放，欧美列强争夺营销茶叶之重利，华茶源源输出欧洲及美洲，1886年华茶外销量高达13.4万吨（268万担），创历史新高。十九世纪初，英、荷、法相继在其亚洲殖民地发展茶产业，最初也是从中国引进茶籽及制茶技工，继而大力发展及推广阿萨姆大叶种红茶而取代了华茶的地位。

美洲有英属、法属、及荷属殖民地，最早饮茶者为荷属阿姆斯特丹人民，（约在十七世纪中叶）。1690年波士顿已有领有执照的茶叶销售商。1773年英属东印度公司获得在英国及其殖民地对中国及印度贸易特权的特许书，同年英国颁布茶叶法，授权英属东印度公司直接运输茶叶至美洲殖民地，每磅抽税三便士，遭殖民地人民群起反对抵制英茶输入，而于1773年12月16日发生闻名于世的波士顿茶叶事件，此举引起英国会决议封锁波士顿，不久酿成美国独立战争。1783年英国承认美国独立。

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经由纽约开往广州，开始中美的茶叶直接贸易，此后华茶源源入美。美国率先设计建造三桅快速帆船（Clipper），1845年750吨级的彩虹号首航至中国载运茶叶等土特产，缩短茶叶海运时间，引起西欧各国的瞩目，竞相发展快速帆船，引起茶叶海上运输之竞赛，大大缩短新茶海运时间。直至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蒸气轮船才取代快速帆船由东方载运新茶之欧美。

明清乃至民初纵横中国西南的茶马古道，是连接滇、川、藏，以马帮运输茶、盐及土特产的古商道，是中国内地通往西藏、西亚、南亚、东南亚的重要纽带，是中国西南对外经济贸易和文明传播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古驿道，对华茶的向外传播亦有着重要地位。

 

茶、瓷、丝——华夏帝国三位一体的器物贸易

茶、瓷、丝，器物的三位一体，典型的华夏帝国制造。跟“四大发明”截然不同，它们不是基于物理学原理的技术发现，而是三种包含独立技术的商品，属于远东农业文明，并一度构成全球贸易的坚硬核心。郑和的宝船舰队，使用指南针技术、火炮技术、装载大量《烈女传》和《历书》之类的印刷品，尽管这些器物都源于“四大发明”，却不是朝贡贸易的对象。它们看起来只是一些忠诚的仆从，为茶、瓷和丝的远洋运输而辛勤工作。

茶是一种自然饮料，被用以矫正存在的状态——提唤精神，激发思维，同时保持内在的理性，跟酒的功能形成鲜明的对比。作为酒神的对偶，茶神的纤弱身影，率先出现在华夏文明的腹地。根据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称，当年周武王（？～公元前1043年）伐纣，从巴蜀之国得到了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等贡物。文中的另一段记载还说，在那些种植园里，生长着嫩香蒲和香茶（“园有芳弱香茗”）。据说这是人工种植茶树的最初记录。茶神面容安详，从此走进了远东民族的日常生活。

茶在华夏地区的全面兴盛，可能源于佛教寺院的发达。大唐帝国弘扬佛法，导致和尚阶层大规模扩张。而茶受到禅宗的大力推崇，成为彻夜谈玄的工具。它最初只是一种刺激神经的药材，令僧人们的哲思和对话变得激动人心，而后才被注入士大夫的高尚趣味，升华为文人精神的象征。诗僧皎然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诗中如此描述它的功用:“一饮涤昏昧，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这是饮茶改变存在状态的话语证据。寺院的钟声和茶香，反复修理和尚、官员和文士的灵魂，把它们导向清静宁馨的状态。

茶神在明代已完全融入士人的灵魂，进而成为隐逸人格的化身。茶道日益成熟，俨然成为独立的亚宗教。茶神精神散射着前所未有的光辉，文人撰写的茶经达几十种之多，从茶叶制作和储存、水的选取、器物的功能、煎煮方式、茶寮修造和品茶趣味等方面，精细地构筑茶的伟大道路。茶道是中国饮食宗教的最高形态。

茶神是收敛而含蓄的，她意味着一种有节制的超越；越过冰清玉洁的瓷盏，她呼出了理性存在的淡香。徐渭在《陶学士烹茶图》里赞美说:“醒吟醉草不曾闲，人人唤我作张颠。安能买景如图画，碧树红花煮月团。”这是奇妙的精神镜像，我们就此观看到明丽清澈的图画:在碧树和红花之间，煮茶的程序正在悠然展开。吟诗和书写，酒醉与苏醒，癫狂与理性，所有这些对立的元素，都在茶的领地里获得统一。徐渭透露了一个文化事实:茶与酒的轮值制度，是中国饮品文化的最大机密。文人交替饮用这两种饮品，在清醒与癫狂之间摆动和涨落。这是耗散式的结构，它从对立的两极出发，机巧地调节着中国人的心灵。

茶神精神的本质就是孤独。基于士大夫的信念，她始终坚守着自身的纯洁性，拒绝跟其他物质苟合。这贞操就是茶神的特征，也是维系其全部趣味和信念的基点。忙碌的士人们洞察了茶的这一本性，并要从水质、盛器和操作程序等方面来维系这种本性。这是一场茶神精神的保卫战，它制约了市井阶层发明奶茶的冲动，并最终演化为东方人的终极关怀。

欧洲人对此一无所知。他们对绿茶和团茶没有兴趣，却在19世纪发现了红茶的魅力。由于葡萄牙公主凯瑟琳的宫廷示范，红茶的兼容性被揭示了:它能够跟牛奶与糖结盟，由此构成香气浓郁的奶茶。此前，早在13世纪甚至更早，鞑靼人就已发现了这类动植物原料混合的魅力。而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这种茶奶香气，更放肆地弥漫于宫廷和贵族沙龙之间，成了奢靡生活的象征，继而又蔓延为平民的下午茶狂欢。它还是大英帝国开明专制下的新式茶道，迅速升华为关于教养的隆重仪式，优化着帝国臣民的日常举止。

英国对茶叶的接纳和依赖是一个里程碑事件，它改变了中国出口贸易的丝绸本质，向以茶为核心的茶、瓷、丝的三位一体飞跃。而在那场狂热的单边贸易中，瓷器的价值也得到了重估——它是贮存和品辍茶叶的最佳容器。但跟郑和时代不同，它不再是形单影只的容器，而是茶叶的最亲昵的伴侣。

瓷器是陶器的成熟样式。它像陶器一样保持可塑的面貌，却比陶有更精细光滑的表皮。那些釉层在高温下发生窑变，产生出奇异的纹理和色泽。瓷器是所有器物中变化比较激烈的一种，从柔软的泥土升华为坚硬秀丽的事物。在漫长的岁月里，它始终是饕餮民族的专用容器，用以盛放那些绵绵无尽的琼浆与美食。

汉代的茶器只有碳炉、碳铗、捣茶石舀、杵、茶饼、陶罐和陶碗等少数几种。但到了明代，就在器物大爆炸的时刻，它完成了自我繁殖的程序。高濂《遵生八笺》一书里，罗列的茶具达23件之多，已经到了繁复的地步，但它的核心器件只有茶盏和茶壶两种。

明代茶盏由黑釉渐变为白瓷，而且拥有“甜白”的诨号，这揭示了其瓷质趋于洁白细腻，由此跟景德镇的青花和宜兴的紫砂，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但在国际贸易的版图上，白瓷最终还是让位给了青花。白底青纹的色相和多变的器型，不仅受到北方满族猎人的喜爱，也搏得了欧洲君主的青睐。

从朱棣时代开始，青花瓷已成为景德镇瓷器生产的主流。郑和下西洋后带回“苏麻离青”的钴料，能于烧造中呈现出宝石蓝的色泽，并在花纹上形成晕散和黑铁晶斑。这起初是典型的工艺瑕疵，最终却转换成了独特的美学标记。

这种出现于古瓷学领域的破绽，加剧了我们的疑虑:青花也许是一种在美学上被蓄意夸大的纹饰。它的价值被因贸易的需要而被越位提升。跟现代英国和日本骨瓷相比，青花瓷器有着粗陋的形态，但它却是第一个在白瓷上绘画的瓷种，鲜明地表达了远东绘画艺术的风格。那些被大肆渲染的幸福生活场景，被烧结在白色瓷胎上，散发出青色的温润光辉，为欧洲人展开东方想象提供凭据。

茶汤在青花瓷盏里散发着热气。茶神站立在里面，犹如一位隐形的女神。青花瓷就这样跟茶叶构成了奇妙的互生关系。它们是彼此印证的，仿佛是一种天然的联姻。青色暗示着红茶的来历——它既是大自然的色泽，也是华夏帝国的胎记，就像中国婴儿臀部的“蒙古青”那样。欧洲人后来发明储茶的锡罐与铁盒，因轻盈而便于携带，却难以还原东方器物的光晕。

茶叶和青花瓷的伟大结盟，得到古老的丝绸制度的声援。在明清的全球贸易体系中，丝绸越过数千年岁月，继续扮演雍容华贵的角色。它是制作衣物、桌布和茶巾的原料，融入了奢华的饮茶制度，形成一体化的东方效应。这其实就是“瓷－茶－丝”的“三位一体”。瓷是茶的容器，而丝绸则是它的柔软服饰，犹如一个用弧线和S线构成的梦境，为洛可可（rocaille）风格提供非凡的灵感。瓷－茶－丝，此外还应当包括明代家具和亭阁，就是欧洲人展开东方想象的核心语词。

但英国人最终以自己的美学改造了青花。我们已经看到，在细腻的皇家骨瓷表面，浮现出英国本土的青色植物图像。英式青花瓷跟纯银茶壶、茶匙和蕾丝桌布，形成新的器物小组，它们进驻维多利亚风格的茶室，环绕在耳语的绅士和淑女四周，验证着他们的高雅趣味。这跟中国儒士的饮茶礼仪，产生了某种内在的呼应。英国人得意洋洋地宣称，这就是两种文明的伟大合作。

茶叶跟烟草一样，令饮服者产生深刻的依赖。但茶瘾是更为温柔的绑架，像丝绸一样般细软，却酝酿着严酷的市场危机。长期以来，西方一直在用贵金属购买丝绸和香料。18世纪中叶到末叶，英国和美国先后成为全球最大的茶叶买家。在1700年到1753年期间，仅英国商船就向清帝国输送了两千万两白银，全球白银都因茶叶贸易而流入中国。欧洲爆发严重的白银危机，这就是全球茶叶连锁效应的开端。

本文摘自《城市中国》7月号

 

广州和澳门：明清时期的全球化贸易中心

 

中国是贸易全球化的大市场

15-16世纪是世界历史史发展的重大转折时期。1405-1433年中国郑和七下西洋；1492利大利人哥伦布（C·Colombo）发现美洲新大陆；1498年葡萄牙人达·伽马（VascodaGama）绕过好望角开辟欧洲到印度的东方航綫；1519-1522年移居西班牙的葡萄牙人麦哲伦（F·deMagalhāes）作环球航行等航海壮举，从地理范围上使分散隔离的世界各国逐渐变成了联系爲一体的世界，人类历史也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爲全世界的历史，爲商品贸易全球化提供了人文地理的条件。

但是，作爲贸易全球化所赖以运转的基础即商品流通来説，则是有赖於中国强大的商品制造能力和生産出来的丰富商品。据史料记载，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的经济规模上看，15世纪中叶（明中叶）至1796年（明嘉庆元年）以至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期间，中国是世界经济发达的国家。据统计，1522-1566年（明嘉靖年间），中国的生铁産量达到45000吨，居世界第一位，而英国到1740年才达到20000顿。〔1〕1750年（干隆十五年），中国工业总産量占世界工业总産量的32%（全欧洲仅占23%）；国内贸易总值爲四亿银两。〔2〕直到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中国的GDP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4%〔3〕，居世界各国的第一位。所以，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的更先进和优越〔4〕，“中国乃是一个伟大、富饶、豪华、荘严的国家。”〔5〕就是説，直到1820年左右，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是占着首要地位的，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当时中国的商品如生丝、丝织品、瓷器、茶叶、棉布、砂糖、粮食、药材等，在国际市场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正如当时一个西方作家所报导：

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料——棉布、丝织品及皮货。拥有这些主要物品和数不尽的其它次要的物産。〔6〕

特别是中国的丝货，外国商人更是赞叹不絶：

从中国运来的各种丝货，以白色最受欢迎，其白如雪，欧洲没有一种出品能够比得上中国的丝货。〔7〕

1629年（崇祯二年），荷兰驻台湾第三任长官讷茨（Nayts）在给其国王的一份报告中説：

中国是一个物産丰富的国家，它能够把某些商品大量供应全世界。〔7〕

确实如此。根据史料记载，16-18世纪，中国向全世界出口的商品约有236种之多，其中手业品有137种，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其中又以生丝、丝织品爲大宗，其次是瓷器和茶叶等。

而在这个时期，欧美各个国家由於“价格革命”的冲击，加上多战乱、灾荒、瘟疫流行，经济日益萧条，各类商品极爲匮乏。所以，这些国家根本没有甚麽民生産品可以打进中国市场。它们只好携带大量银子来中国买购货物贩回国内倾销。所谓夷船“所载货物无几，大半均属番银。”〔9〕在1830年（道光十年）以前，当中国对外贸易经常是出超的时候，白银不断地从印度，不列颠和美国输入中国。据统计，自1553-1830年，西方国家到广州贸易而流入中国的白银达五亿两以上。〔10〕1585-1640年，日本因到中国贸易而输入中国的白银达到14899000两。〔11〕可见，直到鸦战争前夕，中国在当时商品贸易全球化中，是遥遥领先於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12〕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来中国购买价廉物美的商品，使中国成爲贸易全球化的大市场。

广州是贸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场

15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叶，中国明清政府基本上实行“时开时禁、以禁爲主”的海外贸易政策，禁止沿海商人出海贸易，却对广东（广州）实行特殊政策。嘉靖元年（1522），“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广东市舶司”〔13〕。干隆二十二年（1757），撤销江海关、浙海关和闽海关，规定外国番商“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14〕。因此，自嘉靖元年至道光二十年（1522-1840），广州一直是中国合法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而且是“印度支那到漳州沿海最大的商业中心。全国水陆两路的大量货物都卸在广州”〔15〕。因此，全世界各国商人来中国贸易，都聚集到广州进行。1798年（嘉庆三年），瑞典人龙思泰（AndersLjungstedt）曾记述外国商人来广州做生意的实况：

广州的位置和中国的政策，加上其它各种原因，使这座城市成爲数额很大的国内外贸易舞台。……中华帝国与西方各国之间的全部贸易，都以此地爲中心。中国各地的産品，在这里都可以找到；……东京、交趾支那、柬埔寨、暹罗、马六甲或马来半岛、东方群岛、印度各港口、欧洲各国、南北美洲各国和太平洋诸岛等地的商品，都被运到这里。〔16〕

据不完全统计，从康熙二十四年至干隆二十二年（1685-1757）的七十二年间，到广州贸易的欧、美各国商船有312艘〔17〕；干隆二十三年至道光十八年（1758-1838）猛增至5107艘〔18〕，平均每年爲63.8艘。

与此同时，中国各地和广东省内各地的商人也集中到广州进行进出口贸易，名曰“走广”〔19〕。1629年（崇祯二年），荷兰驻台湾第三任长官讷茨（Nugts）在给其国王的一份报告中即有记述：

中国人把货物从中国各地运到他们认爲最有现款购买他们货物的市镇和海港。……後来他们运往广州市集上的货品的数量如此之多，以致葡萄牙人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参加这些市集的商人们看到他们的货卖不出去，就用他们自己的船，责任自负地把货运往马尼拉、暹罗、望加锡等地去。〔20〕

龙思泰於1798年（嘉庆三年）来到广州，也看到中国内地商人云集广州经商的情形：

中国各地的産品，在这里（广州）都可以找到；来自全国各省的商人和代理人，在这里做着兴旺的、有利可图的生意。〔21〕

明清政府爲了发展集中於广州的对外贸易，除了设置广东市舶司和粤海关进行管理外，还“官设牙行，与民贸易”〔22〕，以至於後来发展成爲专门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业团体“三十六行”和“十三行”，同外国商人直接贸易。在当时外国商人不熟悉中国情况和不懂汉语以及不了解中国政府管理外贸的制度的情况下，此种商业团体的设置，成爲外商与中国商人进行贸易的中介者，使外贸做得更活更好。所以，当时外国商人普遍感到在广州做生意比世界其它地方更方便更好做。正如英国议会於1830年（道光十年）对广州贸易的英国商人进行调查後得出结论认爲：

外国商人对於这个广州制度（它在实践中经过种种修正）是怎样看待呢？1830年英国下议院关於对华贸易的极爲重要的审查委员会会议中，几乎所有出席的证人都承认，在广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上任何其它地方都更加方便和容易。〔23〕

这麽一来，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叶，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人都络绎不絶地前来广州做生意，使广州成爲商品贸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场，呈现出对外贸易一片繁盛的景象。其时有人赋诗称颂云：

广州城郭天下雄，岛夷鳞次居其中。

香珠银钱堆满市，火布羽缎哆哪绒。

碧眼蕃官占楼住，红毛鬼子经年寓。

濠畔街连西角楼，洋货如山纷杂处。

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

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24〕

澳门是贸易全球化的中转港

澳门是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珠海市）海边的一个小渔村，古时不足爲港。但自从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人进入和租居澳门後，他们就利用明清政府允准开放广东对外贸易的特殊政策，以澳门爲基地开展对中国的贸易。同时，明清政府也明文规定：凡外国商船来广州进行贸易，必须向澳门的中国海关（明代守澳官及清代粤海关澳门关部行台）领取进入广州的“部票”（入港许可证），并缴纳关税，聘请通事、买办和引水员，最後由引水员引航进入广州贸易。这样一来，澳门就成爲中国广州对外贸易的外港和贸易全球化的中转港。所以，从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叶香港崛起之前的280多年，世界各个国家到中国和中国到世界各国贸易所开辟的航綫，都必须经澳门港中转。下面我们将当时中国唯一合法出口港广州经澳门开往世界各国的航綫简略阐述，以见一斑。

一、广州—澳门—果阿—欧洲航綫

自从葡萄牙人於1533年（嘉靖三十二）进入和以後租居澳门後，他们就利用明朝政府独准广东市舶司开放对外贸易的政策，开展对广东的贸易，从1578年（万历六）始，每年春夏两季到广州海珠岛（今长堤广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处）参加爲期数周的定期市（交易会）贸易，直接向中国商人购买生丝、丝织品、瓷器、茶叶等商品运往澳门，然後转运到日本、东南亚国家以至欧洲国家出售。正如1629年（崇祯三）荷兰驻台湾第三任长官讷茨（Nuyts）在给其国王的一份关於中国贸易问题的报告中所説：

[GK2！][HTF]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同中国贸易已有一百三十年历史了。他们……每年两次到广州（那边每年举行两次盛大的市集）去买货。他们的确从这种通商中获得比马尼拉的商人或我们更多的利润；因爲他们在中国住了很久，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这使他们所得到的货品质量比别人好，品种比别人多；他们有机会按照他们的特殊需要定制货品，规定出丝绸的宽度、长度、花样、重量，以适合日本、东印度和葡萄牙市场的需要。〔25〕

当葡萄牙人同广东的贸易打开局面之後，葡萄牙人又以明朝皇帝的子民和服从明朝官府管辖的前提下经营海上贸易〔26〕，大力开展澳门与印度的果阿（Goa）直到里斯本的贸易，开辟了广州—澳门—果阿—里斯本的贸易航綫。

果阿是印度迪斯瓦迪（Tisvadi）小岛上的一个市镇，有河道与内陆相通，是16世纪中叶印度西岸仅次於卡里库特（Calicut）的一个商业中心，是波斯和阿拉伯马匹运入印度次大陆的一个枢纽。自从1510年11月25日葡萄牙占领果阿之後，即成爲葡萄牙在东方殖民地的总部，也是葡萄牙东方贸易的基地。因此，葡萄牙人进入和租居澳门之後，自然地要开辟澳门与果阿之间的贸易航綫，并以果阿作爲中转站与里斯本以至欧洲各国进行贸易。

这条航綫分爲两段：

第一段，从广州啓航，经澳门出海，西行横过印度西海岸的果阿，然後按唐、宋原来的老航綫到欧洲，第二段，由果阿啓航後，又分爲两条航路前往里斯本和欧洲。一条走印度洋的官屿留（今马尔代夫群岛，Male），西航经木骨都束（Mogadishu，今索马利亚首都摩加迪沙）和莫桑比克海峡，绕好望角（CapeofGoodHope），沿大西洋非洲海岸北航到摩洛哥（Morocco），抵里斯本；一条离果阿後，从克亚丁渡海，绕葛得儿风（今亚丁海东南面索马利亚的瓜达富伊Guardfia）角，和哈甫泥（今索马利亚东岸的哈丰角，Cape·ha-fun），沿东非海岸下木骨都束、不刺哇（又称卜刺哇，今索马利亚东岸布腊瓦，Brava）、麻林地（今肯尼亚东岸的马林迪，Malindi）和慢八撒（今肯尼亚南岸的蒙巴萨Mombasa），南至坦桑尼亚、莫桑比克海岸到南非，绕过好望角，沿大西洋非洲海岸北行到摩洛哥巴特港，抵里斯本，转至欧洲各国。这一段是新开辟的航綫。这条从广州出发经澳门出海到里斯本以致欧洲各国的海上航綫全程长达11890里（约2196公里）。

据陈忠烈先生的研究，当时自广州至欧洲的航綫，还可以从广州起航後，经南海到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直接横渡印度洋到好望角，然後沿大西洋非洲沿岸北上抵里斯本。〔27〕

从广州经澳门出口到印度、非洲和欧洲各国的商品有生丝、各种顔色细丝、各种顔色绸缎、各种陶瓷器、各种中草药、砂糖、金、黄铜、各种生活用品等数十种，其中以生丝和丝织品爲最大宗。当时有外国资料记载：

葡人在澳门、广州之贸易输出品以绢爲大宗，每年由葡人输出之绢约计五千三百箱。每箱装繻缎百卷，薄织物一百五十卷。〔28〕

《葡属亚洲》一书断言，他们每年的出口达5300箱精制丝绸，每箱包括100匹丝绸、绵缎，和150匹较轻的织物（卫国在他的《中国新地图集》中説有1300箱）。〔29〕

由广州经澳门出口到印度、欧洲的商品中，就价值而论是以丝货爲最大宗。另据有关资料统计，在万历八年到十八年（1580-1590）的十年间，每年运往印度果阿的丝货爲3000担，赢利达三十六万两；崇祯九年（1636）达到六千担，赢得爲七十二万两。〔30〕

[HJ48x]由里斯本和欧洲运经澳门输入广州的商品有胡椒、苏木、象牙、檀香和银子，其中以银子爲最大宗，据统计，自万历十三年至十九年（1585-1591）的七年中，由欧洲经果阿运经澳门输入广州的银子约九十万两。〔31〕万历三十七年（1509），一位曾经营超过二十五年东西方贸易的马德里商人説：“葡萄牙人从里斯本运往果阿的银子几乎全由澳门流入中国。”〔32〕

二、广州—澳门—马尼拉—拉丁美洲航綫

继上述广州—澳门—果阿—欧洲航綫之後，又开通了自广州到南美洲巴西的巴伊亚（Bahia）港的航綫。〔33〕到了1571年西班牙侵占菲律宾之後，於万历三年（1575）又开辟了自广州起航经澳门出海，到马尼拉中转直至拉丁美洲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Acapulco）和秘鲁的利马（Lima）和巴西巴伊亚航綫。《三洲日记》一书记述：

查墨（西哥）记载，明万历三年，即西历一千五百七十五年，（墨）曾通中国。岁有飘船数艘，贩运中国丝绸、瓷、漆等物，至太平洋之亚冀巴路商埠（即阿卡普尔科），分运西西班牙各岛（指西属拉丁美洲各殖民地，特别是指加勒比海诸岛）。其时墨隶西班牙，中国概名之爲大西洋。〔34〕

万历十二年（1583），西班牙允准葡萄牙商人和中国商人自澳门到马尼拉贸易合法化。这样，一条世界上最长的大三角海上贸易航綫得以形成。全程分爲两段：第一段，冬季由广州啓航，经澳门出海，再经万山向东南行，东航至东沙群岛附近，再折东南方向，循吕宋岛西岸南下，航至菲律宾马尼拉港。第二段，从马尼拉啓航，经圣贝纳迪诺海峡、进入太平洋，乘六月中下旬的西南季风北行，到北纬37°和39°之间的水域之後，借西北风横渡太平洋，其中北太平洋航綫一段，向北推移到北纬40-42°之间的水域（即今美国中部海岸约300-400公里）时，折向南航，以便更好利用日本至美洲间由西南方的海流——“墨潮”，加快帆船航速折向南行驶，再利用盛行於海岸的西北风、北风直达墨西哥西海岸的天然良港阿卡普尔科和秘鲁的利马港。〔35〕这条航綫的全航程平均需时半年左右，若航行顺利，有时三四个月亦可到达。在整个航程中，可以看到的岛屿有关岛、火山群岛（又名硫磺列岛）、金岛（RicadaOro）、银岛（RicadaPlata）等。在北美海岸，通常最先看到的陆地是谢德罗斯岛（Cedros，位於加利福尼亚海岸北端），继而看到灰岛（Cenizas）、圣鲁卡斯岬角（SanLucas，拉於加利福尼亚湾口处），科连第斯岬角（Corrientes）等。〔36〕广州—澳门—拉丁美洲新的远洋航綫的开辟，使广州得以与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通航往来贸易。由於当时经这条航綫输出的主要商品是中国的丝货，所以称爲“太平洋上的丝调之路”，又由於行驶於这条航綫的多是西班牙的大帆船（GreatShip），故又称“中国—马尼拉—阿卡普尔科大帆船贸易”，简称“马尼拉中国大帆船贸易”。

从广州经澳门运往拉丁美洲的中国商品有生丝、丝织品、瓷器、铁锅、糖、棉布、中药等数十种，其中以生丝、丝织品爲大宗。

从墨西哥经菲律宾马尼拉运经澳门而入广东的商品有白银、苏木、棉花、蜂腊和墨西哥洋红等。其中也是以白银占多数，计万历十四年（1586）前爲340000西圆（Pesos），万历十四年爲500000西圆；二十六年（1598）爲800000-1000000西圆；三十年（1602）爲2000000西圆；三十二年（1604）爲2500000西圆；崇祯六年（1633）爲2000000西圆，总计从万历十五年至崇祯十三年（1587-1604）的五十三年间，运经澳门运入中国的白银达到20250000西圆，占马尼拉运入中国白银29420000西圆的68.9%。〔37〕当其时，“银至广州，揽头者就舶取之之，分散於百工之肆，百工各爲服食器物价其值。承平时，商买所得银，皆以易货度梅岭者，不以银捆载而北也。故东粤之银，出梅岭十而三四。”〔38〕

三、广州—澳门—长崎航綫

葡萄牙进入和租居澳门後，亦开辟了广州—澳门—长崎贸易航綫。每年6至8月，日本船队自长崎出海，经马六甲驶来澳门，在澳门停留至11月或12月，一方面等候西南季风，更重要的是等候从广州采购的丝货、瓷器等货物，然後於次年6至8月初，载货驶回日本长崎，完成交易後於10月或11月初，乘东北季风返航澳门，在澳门卸下银子，购买从广州运来的丝货，又返航日本长崎，进行新一轮的贸易。正如万历二十二（1594）许孚远记述：

日本长岐（崎）地方，广东香山澳佛郎几番，每年至长岐（崎）买卖。装载铅、白丝、扣钱、红木、金物等货。〔39〕

据统计，自万历八年至崇祯三年（1580-1630）来往广州—澳门—长崎正常航行的商船达94艘，平均每年1.8艘。这些商船的载重量一般都在1000顿左右，甚至有高达1600-2000吨者。

从广州经澳门出口到日本的商品有白丝、丝织品、棉綫、棉布、金、铅、锡、水银、红木、砂糖、麝香、茯苓、大黄、甘草等，数量是相当大的。我们以万历二十八年（1600）广州经澳门出口的一艘葡萄牙商船运往日本长崎的货物列表，以见一斑。

上表所列十六种出口商品，就其价值而论，也是以丝货爲最大宗。据另外一个统计资料，崇祯年间（1628-1644）每年由广州经澳门输往长崎的生丝2460担，价值银达1476000两。〔40〕葡萄牙商人从中赢得相当惊人。上述十六种商品中，利润率超过100%以上者就有十种，其中茯苓的利润率超过300%以上。

从日本长崎运经澳门输入广州的商品基本上是银子，正如顾炎武所説：“过洋之船，……自倭回者，……日本无货，只有金银。”〔41〕据外文资料统计，万历八年至崇祯三年（1580-1630）的五十年间，由长崎输入澳门的银子共五十万至三百万两。〔42〕

四、广州—澳门—望加锡—帝汶航綫

这条航綫是广东与东南亚国家贸易的老航綫，但到了万历年间（1573-1620），广东与东南亚地区贸易关系进一步巩固。首先是澳门商船定期到帝汶岛收购檀香木，然後运经澳门入广州以至中国内地贸易。席尔瓦（F·PedrodaSilva）主教在1590年曾经记述经澳门运载檀香木入广州稍售的情况説：

檀香木在中国很受重视；虽然其一般价格是每担20帕塔卡（Pataca），但有一段时间，当由帝汶开往澳门的船只不足时，其澳门售价将达到150帕塔卡。〔43〕

随着澳门与帝汶檀香木贸易的不断发展，位於苏拉威西岛（Salaweisiisland）西南面的望加锡（Markasar），也成爲澳门至帝汶之间的货物集散地。至16世纪晚期，葡萄牙人被驱逐出摩鹿加群岛；由於望加锡地理位置方便，葡萄牙人便把贸易活动转向那里。在1605-1607年间，葡萄人与望加锡的统治者的关系得到加强，他们终於在东印度群岛找到了连接印度和远东的环节，以便提供运往中国的商品。望加锡已成爲葡萄牙人巨大的东方商业体系中的一个主要的和必不可少的中间站和贸易港。1625年，一位英国商人对澳门在这一地区的贸易状况作了如此描述：

每年有10-22艘葡萄牙单桅帆船（galliot）自澳门、马六甲和科罗曼德尔海岸（CoromandelCoast）的港口来到望加锡停泊，有时上岸的葡萄牙人多达500人。这里的穆斯林苏丹允许他们自己奉行其宗教。他们在11-12月抵达，次年5月离开，把望加锡作爲销售中国丝货和印度棉纺织品的转运港。他们用这些货物交换帝汶的檀香木、摩鹿加群岛的丁香和婆罗洲（Borneo，今称加里曼丹）的钻石。……他们的贸易值每年达500000两西班牙古银币，仅澳门几艘单桅帆船载运的货物就值60000圆。……葡萄牙人把望加锡视爲第二个马六甲。〔44〕

由於葡萄牙人在望加锡商业地位的巩固，广州—澳门—望加锡帝汶航綫成爲海上贸易的一条固定航綫，每年秋冬间，澳门葡船乘着东北季风，载着丝货和瓷器等中国货物抵达望加锡；来年春夏间，乘着西南季风，将檀香木、丁香、钻石等货物运回澳门。从上述记载看，澳门与帝汶和望加锡的贸易额尚不算大，然而这条航綫的重要价值在於它是一条巩固的利润渐增的航綫。葡萄牙人与望加锡的苏丹及其实权人物建立起稳固而良好的合作关系，葡人鼓励苏丹个人经营有利可赚的望加锡—马六甲贸易，更使他们与苏丹的合作有了相当牢固的物质基础。荷兰东印度公司自1625年起采取各种措施企图加强对丁香贸易的控制，甚至制定了以武力摧毁色兰（Ceram）和帝汶丁香生産基地的庞大计划。但结果却与公司的愿望相反，前来望加锡贸易的葡船继续增多，望加锡作爲葡国在该地区的商业基地仍然发挥着作用。据时人记述，澳门葡人在檀香木贸易的利润呈增长趋势。席尔瓦主教在1590年称：檀香木贸易的利润爲100%；而兰熟尔主教（Rangel）在1630年则估计爲150-200%。〔45〕

明清时期，葡萄牙人利用这条航綫，主要是到帝汶岛购檀香经澳门运入广州出售，然後购买中国的生丝和丝织品等货物经澳门运往世界各国。葡萄牙人在广州做的檀香生意，利润达到150-200%。〔46〕

五、广州—澳门—纽约航綫

广州—北美洲的航綫主要有两条，一是从广州—太平洋—合恩角—沿南美洲海岸北上到纽约；二是从广州—异他海峡—好望角—大西洋—纽约。

干隆四十九年（1784），美国商人开辟北美洲至中国的航綫。1783年7月，英国国会颁布法令，大幅度提高美国运往英国货物的关税，给美国商人以沉重打击。同时，英国还禁止美国船只驶入加拿大和西印度群岛，从而断絶美国与这些地区的贸易，掐断美国商人的财路。西班牙也采取不友好态度，法国因本身困难而爱莫能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陷入了没有资源、没有资本、没有商业、没有朋友的窘迫境地。絶望之中，美国商人産生了与中国通商的强烈欲望。一时间，广东成了美国人心向往的地方。1783年冬天，曾任大陆会议最高财政监督官的罗伯特·摩里斯（RobertMorris）和以丹涅·巴驾（DanielParker）爲首的一群纽约商人，合资购置一艘360吨的木制帆船。爲了取悦中国人，他们将该船定名爲“中国皇后号”（TheEmpressofChina，以下简称皇后号），投资120000美元，装载了大量的花旗参，首航广州。皇后号於1784年2月22日从纽约啓航，绕过南非的好望角，跨越印度洋，於同年8月23日到达澳门，再溯珠江而上，28日到达广州黄埔港（今海珠区琶洲街黄埔村），航程13000多英里。美国商人将所载货物顺利出售，获利30000多美元，约爲投资的25%。同年12月28日，皇后号从广州黄埔港返航，次年5月11日抵纽约。皇后号从广州采购的丝绸、茶叶、瓷器等货物深受美国人喜爱，很快抢购一空。据説美国总统华盛顿（G·Washington）也购买了一批瓷器。皇后号首航成功轰动了美国社会，皇后号的货物管理员山茂召（SamuelShaw）向美国外交部部长约翰·杰伊（JohnJay）报告中国之行的经历，受到国会欢迎。议员约翰·杰伊以国会的名义写信对山茂召大加赞扬，认爲他们对华通商的成功，使政府莫大欣慰。不久，山茂召被任命爲美国驻广州领事，他任此职达九年之久，直至1794年第四次返华途中病故。皇后号是第一艘到达中国的美国商船（见下图），也是中美直接贸易的开始。〔47〕

1798年，美国商人又开辟了纽约至广州的太平洋航綫，即从纽约港出发，沿南美洲最南端的合恩角，取道太平洋直达广州。该航綫的开辟与“北皮南运”有直接关系。1787年9月，美国船只“哥伦比亚号”和“华盛顿女士号”从波士顿啓航，两个月後到达位於大西洋的威德角群岛（CapeVerdeIs）。由於这是美国商船首次前往西北海岸，航綫漫长而陌生，航行较爲缓慢。在群岛上补给之後，船只向西南绕过合恩角，再经诺特加湾的友谊海岬（FriendlyCove），1789年7月离开西北海岸，途径夏威夷群岛，前来广州。在广州卖掉毛皮，装载中国货物回国。回程时横越印度洋，绕行好望角，於1790年8月回到波士顿。这是美国船只首环球航行所开辟的航綫，成爲参与“北皮南运”贸易的美国船只支所采用的典型路綫。由於航綫迂回且受季风影响，所以完成这条航綫须依次经过美国—美洲西北海岸—中国广州—美国的循环三角贸易，时间至少需要三年。〔48〕

此後，美国的重要港口波士顿、沙伦、普罗淮登斯、纽约、费城等地的船只也络绎不絶地来到广州贸易。那些美国商船均获得高额利润，如“希望号”的资本爲8860镑，由广州返航後的货值竟增至37000镑；“大士克号”的资本原爲7138镑，由广州返航後货值增至23218镑。高额的利润驱动大批美国人到广州贸易，从1784-1833年，由美国前来广州贸易的商船达1040艘，仅次於英国而居来华贸易商船的第二位。波士顿的普金斯公司、纽约的托马斯·斯密斯公司等均在广州开设洋行，沙墨尔·罗塞尔在广州开设的罗塞尔洋行（後更名爲旗昌洋行）更是名噪一时。美国对华出口贸易额也不断上昇，从1784年的27000银两增至1833年的1760000银两。〔49〕

六、广州—澳门—大洋洲航綫

嘉庆二十四年（1819），詹姆士·孖地臣从广州向新南威尔士的杰克逊港开出了第一艘满载茶叶的商船“哈斯丁侯爵号”，广州到大洋洲的航綫由此开通。据国外学者研究指出：

在1819年，新到中国的詹姆士·孖地臣，就从广州向新南威尔士的杰克逊口岸（PortJackson），放出一条第一次装载茶叶的船只“哈斯丁侯爵号”（MarquisofHastings）。这是条从加尔各答开来的鸦片船，正苦於找不到一种运回印度的有利的回程货，到1830年，当威廉·查顿的一个老船伴拉德（Ladd）船长在“奥斯丁号”（Austin）三桅船上装了茶叶和生丝驶往贺伯特城（HobartTown）和悉尼（Sydney）的时候，广州行驶在这些口岸，就有了经常的代理人。他们每一个季度都要派出几条船到那里去，但是在这种贸易的进一步开展上有一种障碍，那就是在澳大利亚缺乏适当的回程货。〔50〕

魏源在《海国图志》引《万国地理全图集》也称：哈斯丁侯爵号“船只现赴广州府贸易矣”。

七、广州—澳门—俄罗斯航綫

中俄贸易历史悠久，双方贸易地点过去主要集中在北方陆地边界的恰克图。清代，俄国人感到仅靠恰克图一地很难满足贸易的需要，於是沙皇於1803年（嘉庆八年）五月，组织了以克鲁任斯泰伦爲指挥官率领商船“希望号”和“涅瓦号”作环球航行。这两艘商航从俄国的克隆斯达港啓航，横越大西洋，绕过南美洲南端，经过合恩角，进入太平洋，然後朝西北方向航行，抵达夏威夷群岛，再横渡太平洋，於1805年（嘉庆十年）11月“希望”号先期到达澳门，12月，“涅瓦号”也到达澳门会合。克鲁任斯泰伦向清政府提出进入广州贸易的请求。两广总督那彦成以俄国人来广州贸易的目的在於探索海道及内地情报爲理由，拒絶了这一请求。後克鲁任斯泰伦玩弄两面手法，通过英国商人向粤海关监督延丰疏通关节，得到开舱卸货的许可。此时，清廷於1806年（嘉庆十一年）1月底向沙俄发出两道谕旨，晓喻俄国人：

以尔国向止在恰克图通市贸易，本有一定界限，不可轻易旧章，即将船只货物驶回本国，不许在广州逗留。〔51〕

同时责备延丰等人，但谕旨直到2月8日才传递到广州，所以俄国人赢得了在广州进行两个月的贸易机会，把价值190000西班牙银圆的毛皮在广州销售殆尽，又在广州购买了价值110000西班牙银圆的茶叶、丝绸等中国货物，於1806年2月7日离开黄埔港经澳门返航俄国。关於这次俄国商船经澳门至广州贸易的情况，时人王之春亦作过记述：

乙丑嘉庆十年冬十二月，禁俄罗斯商船来粤互市。先是，有路臣国（即俄国）商船二来粤请互市，总督那彦成驳不许，监督阿克当阿不候答复，遽令开舱卸货，有旨将阿克当阿同前监督廷丰、巡抚孙玉庭议处。〔52〕

从这条史料看，阿克当阿、延丰、那彦成、孙玉庭等人因违犯朝廷定制而受到惩罚，但广州—澳门—俄罗斯的海上贸易航綫毕竟开通了。

从上述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叶由广州起航经澳门中转的七条国际贸易航綫的历史事实看，广州和澳门在贸易全球化中确实是处於中心市场和中转港的重要地位，并且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对推动当时贸易全球化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值得广州和澳门在今後推动经济全球一体化过程中借鉴和发扬的。

注释：

〔1〕世界银行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主要报告》第7页，1981年。

〔2〕戴逸：《论康雍干盛世》，2003年2月23日，北京图书馆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的讲稿。

〔3〕AngusMaddison，ChineseEconomicPerformanceinthelongRun.DECDDevelopmentCenter，Paris，1998.

〔4〕保罗·甘乃迪着、蒋葆英译：《大国的兴衰》第7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

〔5〕考太苏编译：《皮莱斯的远东概览》第1卷第31、32页，序言。

〔6〕RobertHart，ThesefromtheLandofSinim：EssaysontheChineseQuestion，p.61.

〔7〕GeoPhilips，EarlySpanishTradewithChangChew，戴《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7年第4期。

〔8〕转引《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第119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9〕《文献丛辑》第176辑，《福建巡抚常賫奏摺》。

〔10〕荘国土：《16-18世纪白银流入中国数量估算》，载《中国钱币》1995年第3期。

〔11〕C·R·Boxer，TheGreatShipfromAmacon：AnnalsfromMacaoandtheOldJapanTrade，1555-1640，Lisbon，1963.

〔12〕贡德·弗兰克（AndreGunderFrank）着、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Reorient：GlobalEconomyintheAsianAge）》，中央编译局2000年版。

〔13〕《明史》卷七五，《职官四》。

〔14〕《清高宗实録》卷五五0。

〔15考太苏编译：《皮莱斯的远东概览》第1卷第116页，序言。

〔16〕原载ChineseRepository，vol.II，p.289，1833年11月号，亦见吴义雄等译：《早期澳门史》第301页，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17〕黄啓臣：《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

〔18〕根据《粤海关志》卷24，第34-40页的数字统计。

〔19〕胡宪宗：《筹海图编》卷十二。

〔20〕转引《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第115、119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1〕原载ChineseRepository，vol，II.p.289，1833年11号，亦见吴义雄等译：《早期澳门史》第301页，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

〔22〕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三一。

〔23〕格林堡着、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51页，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24〕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上卷，《官守篇》：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

〔25〕《荷兰贸易史》，转引自《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第115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6〕万明：《试论15-17世纪中叶澳门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贡献》，载《文化杂志》2002年第43期。

〔27〕陈忠烈：《相会在星空——15-17世纪的中西航海天文》（未刊稿），致谢。

〔28〕AndersLjungstedt，AHistoricalSketchofthePortugueseSettlementsinChinaandoftheRomanCatholicChurchandMissioninChina，Boston，1836，HongKong，1992.

〔29〕龙思泰着、吴义雄等译：《早期澳门史》第100页，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

〔30〕（31）（32）C·R·Boxer，TheGreatShipfromAmacon：AnnalsofMacaoandtheOldJapanTrade，1555-1640.Lisbon，1963，p.144；p.7；p.182.

〔33〕TheCambridgeHistoryofLatinAmerica，ColonialLatinAmerica，Vol.1，1984，p.459.

〔34〕张荫桓：《三洲日记》卷五第12页。

〔35〕WilliamLytleSchurz，TheManilaGalleon，NewYork，1959，p.366.

〔36〕《菲岛史料》第四卷，第21-22页；第十六卷，第200页；第二十八卷，第309页。

〔37〕参閲王士鹤：《明後期中国—马尼拉—墨西哥贸易的发展》，载《地理集刊》1964年第7号。

〔38〕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

〔39〕《明经世文编》卷四零零，许孚远：《请议处倭酋疏》。

〔40〕C·R·Boxer，TheGreatShipfromAmacon：AnnalsofMacaoandtheOldJapanTrade，1555-1640，Lisbon，1963.pp.17-18.

〔41〕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十三。

〔42〕C·R·Boxer，TheGreatShipfromAmacon；AnnalsofMacaoandtheoldJapanTrade，1555-1640，.Lisbon，1963.p.144.

〔43〕（45）（46）H·J·deSantosLeitao，OsPortuguesesemSolor，de1515a1720，1948，p.175；p.175；p.175.

〔44〕C·R·Boxer，FidagosintheFarEast，1948.p.177.

〔47〕（49）袁钟仁：《广州和美国的早期贸易》，载《岭南文史》1999年第1期。

〔48〕周湘：《“北皮南运”与广州口岸》，载蔡鸿生主编：《广州与海洋文明》，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0〕〔英〕格林堡着、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86-87页，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51〕《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一）

〔52〕王之春：《清朝柔远记》卷六，第152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本文摘自原载《文化杂志》2005年第5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