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上苑有茶园：上国茶文化根植日韩

 

 茶叶在盛唐传入日本和朝鲜，这正是日本和朝鲜全面学习中国大陆文明的时期。作为舶来品的中国茶自然高贵且珍奇，洋溢着唐风的品茶是时尚，举办茶会无异于摆阔，家里有几斤茶叶那就是身份与财富的象征。可以说，文化赋予了茶特殊的意义，只要理解了茶道，就理解了整个远东文明。

 

东传朝鲜和日本的中国茶之路

茶学界专家、学者认为，中国茶传播到世界各地，主要通过三种形式:一是早期朝鲜半岛、日本僧侣在到中国学佛的同时，传去了茶叶、茶文化；二是朝廷、官府作为高级礼品赏赐或馈赠给来访的外国使节、嘉宾；三是通过贸易，输往世界各地。笔者注意到，较早东传朝鲜半岛和日本、以海路为主的海上茶路，与以后传播到欧美、独联体等世界各地的具有本质的不同，前者具有显著的文化特征，是友谊之路；后者则多为商业行为。

一、早期海上茶路是友谊之路，源于“茶禅一味”文化交流，而非商业行为

中国大陆以及香港、澳门、台湾和日本、韩国，包括朝鲜、蒙古8个东亚国家和地区，是国际上饮茶人口最多、最密集，茶文化最丰富、茶事活动最频繁的地区，尤其是中、日、韩三国，以丰富多彩的茶文化为世界所瞩目。

作为一种经济作物，中国茶传播到世界各地多为商业行为:如始于西汉，从甘肃、新疆经中亚、西亚，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丝绸之路”(地域辽阔、年代久远的“丝绸之路”肯定有茶叶传播，但始于何时尚无明确说法)；始于唐代、盛于明清，经中国西南入藏转道印度、尼泊尔等南亚地区的“茶马古道”；明清时代开始的中国与欧、美各国的海上茶叶贸易之路，清初开创的武夷山等中国东南茶区至俄罗斯恰克图的“中俄茶路”；直至19世纪宁波茶厂技术员刘峻周应邀到格鲁吉亚种茶、办茶厂，被格鲁吉亚及独联体国家誉为“茶叶之父”、“红茶大王”。显而易见，这些著名的茶路、茶事，都是以贸易为主的商业行为。

与这些商业茶路不同的是，最早通过陆路和海路东传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中国茶叶和茶文化，则是通过僧侣传播、茶禅一味的文化交流。

由于与中国接壤兼有陆路和海路的缘故，专家认为茶入朝鲜半岛要早于日本。—般推测茶入朝鲜半岛约在六世纪和七世纪，新罗时代（668-935）就有大批僧人到中国学佛求法，载入中国宋代《高僧传》的就有近30人，他们中的大部分在中国经过10年左右的专心修学后回国传教。他们在中国时，当然会接触到饮茶，并在回国时将茶和茶籽带回新罗。韩国古籍《三国史记》载: “前于新罗第27代善德女王(公元632-647年在位)时，已有茶。”善德女王属三国时代（公元前18—935）末期人，故韩国饮茶不会晚于七世纪中叶。

日本关于饮茶的最早记载见《古事记》及《奥仪抄》两书:日本圣武天皇曾于天平元年（729年）四月，召集僧侣进禁廷讲经，事毕，各赐以粉茶，人人皆感到荣幸。又记载当时有高僧行基（658一749），一生曾兴建不少寺院，并开始在寺院中种茶。但这两种记载都无法证实这些茶来源于朝鲜半岛还是中国。日本种茶有明确记载的是805年，到中国学佛求法的高僧最澄，回国时带去浙东茶籽在日本播种。

唐代以后，日本来中国学佛的僧人多于朝鲜，据日本《云游的足迹》记载，仅南宋至明代，日本来华求法的僧人就有443人。宋元时期，中国从明州赴日传经布道的高僧则有27人。

韩、日佛教源于中国，“茶禅一味”既是参禅学佛需要，更是一种境界。显而易见，与传播到世界各地商业贸易截然不同的是，中国茶叶、茶文化东传朝鲜半岛、日本之初，不论是茶及茶籽，包括茶具、茶器、茶书等，都是寺院、官府或民间赠与的，浸润着浓浓的友谊，留下了很多动人佳话，如最澄曾向台州刺史献上黄金和珍宝，被婉言谢绝；两次到中国受到礼遇的荣西，回日本后以感恩之心送来100多棵日本珍贵木材，助建明州（宁波）天童寺千佛阁；荣西好友重源和尚也曾捐木材建阿育王寺舍利殿，今仍存。到中国学佛的最澄、空海、荣西、希玄道元、圆尔辨圆、南浦绍明等日本高僧，回国时大多带着数百卷经典和各种中国特产，精神和物质都是满载而归，如今很多日本国宝级文物，都是这些高僧带去的。因此纯粹是文化交流而非商业行为，尽管以后有民间茶叶贸易，但主流仍由高僧传播，尤其是在茶文化方面。

可见，中国早期东传朝鲜半岛、日本的海上茶路，是源于“茶禅一味”的文化交流，是一条友谊之路。

二、代表人物都是佛门高僧

天下名山僧多占，自古高僧爱品茶。佛教与茶因缘深长，在我国茶业发展史上，佛教的作用功不可没。西汉甘露寺法师吴理真在蒙顶山植茶；南朝武康小山寺释法瑶“饭所饮茶”，79岁时还被孝武帝宣召进京赐茶，是茶史上记载的较早的高僧茶事。唐代则有三位高僧为茶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分别是诗僧兼茶僧、茶圣陆羽的“缁素忘年交”皎然（704—785），他首次将茶文化定名为茶道；其次是制订《百长清规》集佛门茶事大成的高僧怀海(720-814)，还有稍后创立著名“吃茶去”三字禅的 “赵州古佛”从谂（778—897）法师。

中国茶叶、茶文化东传日本、韩国，代表人物都是中、日、韩三国高僧。以下简介几位代表人物:

1、行基（658一749），日本高僧。据日本古籍《古事记》及《奥仪抄》记载，行基一生曾兴建不少寺院，并开始在寺院中种茶。由于行基知名度不及最澄、荣西等高僧，加之茶种来源不详，未被更多专家、学者所重视。。

2、鉴真(688—763年)，中国唐代高僧。俗姓淳于，广陵江阳(今江苏扬州)人。唐天宝元年(742年)，到唐朝游学的日僧荣睿和普照，受日本天皇之命，邀请一位中国高僧到日本弘扬佛法。他们久仰鉴真的学识功德，专程从长安赶到扬州大明寺请鉴真赴日。天宝十二年（753），66的岁鉴真在前五次东渡均告失败并双目失明的情况下，意志弥坚，第六次随日本国“遣唐使团”从扬州出发，一行24人乘舟沿长江至苏州黄泗浦，转登日本使船，于十一月十六日出江入海，十二月二十日抵日本萨摩国阿多郡秋妻屋浦，次年二月进京（奈良），入东大寺安置。孝谦天皇下诏“大德和尚远涉沧波，来投此国，诚副朕意。自今以后，传授戒律，一任和尚。”并敕授“传灯大法师”。

鉴真大师东渡除带去大量佛典佛具外，还有瓷器、香料、药品、蔗糖等大量物品，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顾问杨招棣先生认为，虽然史籍中没有提到茶叶，但应该认为大师一定会带上茶叶的，并传去佛门饮茶习俗。

3、永忠（743—816），日本高僧。775年随15次遣唐使来中国，先后在长安（今西安）西明寺生活30年，805年回日本崇福寺。815年4月，嵯峨天皇路过崇福寺，品尝永忠所献茶汤后，印象至深，认为比此前最澄、空海所献之茶滋味更美，两月后下令在关西地区种茶。

4、最澄（767—822），日本高僧。日本佛教天台宗创始人。俗姓三津首，字广野，先祖为东汉汉献帝的后裔，应神天皇时代去日本滋贺，登万贵王。唐贞元二十年（804）7月随藤原葛野麻吕为首的遣唐使，在海上漂泊54天，8月到达明州，由于过度疲劳，在明州休息约半月后，赴天台山学佛。期间遍访明州、越州、杭州诸寺。805年返回日本时，带去浙东茶籽，在日本广为播种，其中京都比睿山麓的日吉茶园延续至今，为日本最古之茶园。

5、空海（774—835），日本高僧。804年与最澄同船从明州入唐，后到长安青龙寺随密宗惠果（746-805）学佛。806年学成回国时除带去大量佛经外，还带回茶籽献给嵯峨天皇，今奈良宇陀郡佛隆寺，仍保留着由空海带回的碾茶用的石碾。

6、义通（927－988），高丽（朝鲜）王族高僧。后晋天福（936—947）年间游学中国，留学天台山，从明州归国时得到州官员挽留，住持城内宝云寺，成为中国天台宗第十六祖师，并宏扬天台宗禅茶文化20年。圆寂后葬于明州阿育王寺。

7、义天（1055－1101年），高丽（朝鲜）王族高僧。元丰八年（1085）自明州入宋，上表哲宗皇帝，求华严教法、天台教法，受到哲宗接见。在华大量搜集经书，深受茶禅一味的影响。从明州归国，成为高丽佛教天台宗与禅茶祖师。

8、荣西（1141—1215年），日本高僧。字千光。日本临济宗创始人。南宋干道四年（1168年）、绍熙二年（1191年），两次从明州入宋学佛。第二次在华4年多，其中2年多随师傅虚庵怀敞在明州天童寺修行。除了在佛教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他对陆羽《茶经》和中国茶文化也颇有研究，所著《吃茶养生记》是日本第一本茶文化专著，被誉为日本“茶祖”。

9、无准师范（1177—1249），中国宋代高僧。名师范，号无准，俗姓雍氏，四川梓潼人。绍定五年（1232），奉御旨主持五山十刹之首临安（杭州）径山禅寺，系该寺34代住持，号称“天下第一宗师”。有多名日本、高丽僧人从其学法，最著名的有日僧圆尔辨圆。辨圆回国时带去一幅绘于南宋嘉熙二年（1238年）、现藏于日本东福寺的师范画像，上有师范的顶相自赞:“大宋国日本国，天无垠地无极，一句定千志，有谁分曲直，惊起南山白额虫，浩浩清风生羽翼。”体现了高僧的博大胸怀。

10、智愚（1185～1269），中国宋代高僧，号虚堂，俗姓陈，四明象山（今宁波象山）人。咸淳元年（1265）秋，奉御旨主持径山兴圣万寿寺，为该寺第40代住持。9年悉心培养日僧南浦绍明，师徒清深。在日本，虚堂还被作为书法名家名闻茶道界。他的许多墨宝传入日本后，价值连城。这些墨宝大多被用作茶室字画，并且冠以收藏者姓氏、字号等，如“生嶋虚堂”、“安国寺虚堂”、“大文字屋虚堂”等闻名于世。尤其是大文字屋虚堂这幅墨迹，因稍有破损，世称“破残虚堂”，价值最高。现在都被尊为日本国宝。

11、希玄道元 (1200-1253)，日本高僧。俗姓源氏村上，内大臣久我通亲之子。荣西再传弟子，日本曹洞宗祖师。宋嘉定十六年（1233）3月入宋，4月到明州，参礼天童寺如净禅师三年。学佛期间，也学习寺院茶礼。回国后在永平寺按中国唐代《百丈清规》和宋代的《禅院清规》，制订《永平清规》，使饮茶成为僧人的日常行为，对日本佛教和茶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日本制订佛门清规之始，其中包括寺院茶礼、茶道等佛门茶事规范。前几年，日本友人在昔明州码头今宁波江厦公园内设“日本道元禅师入宋碑”。

12、圆尔辨圆（1202—1280），日本高僧。宋端平二年（1235）从明州入宋，1241年回国，师从径山寺高僧无准师范。经过师范的千锤百炼，辨圆深究参悟，学业有成。不仅学到了佛教真义，还学会了中国的茶叶种植、加工、烹煮、品茶问禅，甚至包括纺织、制药、打麦面、做豆腐等中国文化。他从南宋带去千余卷典籍，其中包括《禅苑清规》，并以此为蓝本，制订《东福寺清规》，与上文介绍的希玄道元制订的《永平清规》一样，是日本较早的佛门规范，其中包括茶事规范。

13、南浦绍明(1235—1308)，日本高僧。俗姓藤原氏，日本静冈县骏河安培郡人。1259年入宋，1267年回国，9年师从径山兴圣万寿寺住持虚堂智愚禅师。如果说圆尔辨园作为径山寺茶宴传入日本的始祖受到尊敬，那么南浦绍明则带去了茶书、茶道具而更被人关注。他回国时不仅带去了径山寺的茶种和种茶、制茶技术，同时传去了供佛、待客、茶会、茶宴等饮茶习惯和仪式，虚堂智愚还送他很多茶书、茶台子等道具。因此日本史籍中记载更多的是南浦绍明，据日本《类聚名物考》记载:“茶道之初，在正元中筑前崇福寺开山，南浦绍明由宋传入。”日本《本朝高僧传》记载:“南浦绍明由宋归国，把茶台子、茶道具一式带到崇福寺。” 日本《虚堂智愚禅师考》也载:“南浦绍明从径山把中国的茶台子、茶典七部传来日本。茶典中有《茶堂清规》三卷。”

为传播茶文化作出贡献的中日韩高僧还有多位，限于篇幅，本文仅择要介绍其中13位。他们的名字犹如屹立在海上茶路的一个个里程碑，值得后人的尊敬和怀念。

三、三国文化同根同源，相互交融，相互影响

朝鲜半岛和日本古代就同中国友好往来，中华文化影响深远，尤其是历史文献，几乎多是中国古籍。

由于特殊原因，朝鲜半岛一度曾是中国的保护国。在中国元代之前，汉语在朝鲜半岛是通用语言。明代以后，很多人仍能使用汉语。如朝鲜时代弘文馆副理崔溥（1454-1504），1488年（朝鲜成宗十九年，明弘治元年）因父丧自济州岛回家奔丧，不幸遇风暴漂流到中国台州沿海，受到礼遇送还朝鲜。他的近6万字中国见闻《漂海录》，全部用汉语写成，尽管他不会说汉语。至今韩国和朝鲜很多寺院、古迹用的仍然是汉语牌匾。分布在黑、吉、辽三省的中国朝鲜族，大多是明、清时代迁入中国的朝鲜族后裔，2000年人口普查时达190多万，朝鲜半岛也有很多华人后裔，仅孔子后裔就有8万多人。

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自秦代（公元前221—前207）徐福开始，中国历代有大批移民去日本，日本前首相羽田孜自称是徐福的后裔；上文写到的最澄先祖为东汉末帝汉献帝的后裔。应神天皇时代到日本，定居近江滋贺郡，赐姓三津首。近江一带称献帝后裔的人很多，据日本专家考证，滋贺郡确为华裔聚居氏族，皆为汉献帝苗裔，因氏族传承关系结成同族。前几年日本著名影星山口百惠曾自称是杨贵妃的后裔，这并不是玩笑，据山口百惠家族家谱记载，先祖是中国宋代台州宁海或三门到日本经商的杨姓商人后裔。由汉语演变而成的日语，人名、地名等很多关键词，至今仍然沿用汉语。被奉为日本茶祖的荣西的《吃茶养生记》分别是用汉语和日语写成的。

这些足以说明中国与朝鲜半岛、日本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

四、结出了日本茶道、韩国茶礼丰硕之果

中国茶文化东传日本和朝鲜半岛，结出了日本茶道、韩国茶礼两大丰硕之果。日本茶道、韩国茶礼都明确源于中国，尤其是日本茶道，明确源于宋代杭州径山寺的佛门茶宴、茶礼。

从国际上来看，除了中、日、韩茶文化，饮茶最普及的是英国，英国下午茶作为生活休闲节目而享誉世界，并为人们所模仿。比较之下，英国下午茶作为高雅的休闲饮茶，主要是感官享受，中、日、韩茶文化则更多精神内涵。中日韩茶道精神同根同源，都将和、敬、清、廉、美作为茶道的核心精神。

 

茶禅贯通 日本茶道的发展

 

日本茶道是在“日常茶饭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将日常生活行为与宗教、哲学、伦理和美学熔为一炉，成为一门综合性的文化艺术活动。它不仅仅是物质享受，而且通过茶会，学习茶礼，陶冶性情，培养人的审美观和道德观念。正如桑田中亲说的:“茶道已从单纯的趣味、娱乐、，前进成为表现日本人日常生活文化的规范和理想。”十六世纪末，千利休继承、汲取了历代茶道精神，创立了日本正宗茶道。他是茶道的集大成者。剖析利休茶道精神，可以了解日本茶道之一斑。

日本的茶道有烦琐的规程，如茶叶要碾得精细，茶具要擦得干净，插花要根据季节和来宾的名望、地位、辈份、年龄和文化教养等来选择。主持人的动作要规范敏捷，既要有舞蹈般的节奏感和飘逸感，又要准确到位。凡此种种都表示对来宾的尊重，体现“和、敬”的精神。

日本茶道，以“和、敬、清、寂”四字，成为融宗教、哲学、伦理、美学为一体的文化艺术活动。

中国是茶的祖国，是茶文化的发源地，起源于中国的茶文化在向世界各地传播时较早地传入日本列岛。中日茶文化交流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一千多年来绵延不断。汉魏两晋南北朝以迄隋，饮茶风俗从巴蜀地区向中原广大地区传播，茶文化由萌芽进而逐渐发展。当时日本列岛可能会接触中国的饮茶，但无可靠的文字记载因而忽略。下面分四个时期来叙述日本茶道的形成和发展。

一 奈良、平安时代

据日本文献《奥仪抄》记载，日本天平元年（唐玄宗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四月，朝廷召集百僧到禁廷讲《大般若经》时，曾有赐茶之事，则日本人饮茶始于奈良时代（公元710-794）初期。

据《日吉神道密记》记载，公元805年，从中国留学归来的最澄带回了茶籽，种在了日吉神社的旁边，成为日本最古老的茶园。至今在京都比睿山的东麓还立有《日吉茶园之碑》，其周围仍生长着一些茶树。

与传教大师最澄从中国同船回国的弘法大师空海，在日本弘仁五年（公元814）闰七月二十八日上献《梵字悉昙子母并释义》等书所撰的《空海奉献表》中，有“茶汤坐来”等字样。 《日本后记》弘仁六年（公元815）夏四月癸卯记事中，记有嵯峨天皇巡幸近江国，过崇福寺，大僧都永忠亲自煎茶供奉的事。永忠在宝龟初（公元770年左右）入唐，到延历二十四年（公元805年）才回国的，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多年。嵯峨天皇又令在畿内、近江、丹波、播磨各国种植茶树，每年都要上贡。《拾芥抄》中更近一步说，在当时的首都，一条、正亲町、猪熊和大宫的万一町等地也设有官营的茶园，种植茶树以供朝廷之用。

日本当时是如何饮茶的？从与永忠同时代的几部汉诗集中可以发现，日本当时的饮茶法与中国唐代流行的饼茶煎饮法完全一样。《经国集》有一首题为《和出云巨太守茶歌》描写了将茶饼放在火上炙烤干燥（独对金炉炙令燥），然后碾成末，汲取清流，点燃兽炭（兽炭须臾炎气盛），待水沸腾起来（盆浮沸浪花），加入茶末，放点吴盐，味道就更美了（吴盐和味味更美）。煎好的茶，芳香四溢（煎罢余香处处薰）。这是典型的饼茶煎饮法。

这一时期的茶文化，是以嵯峨天皇、永忠、最澄、空海为主体，以弘仁年间（公元810-824）为中心而展开的，这一段时间构成了日本古代茶文化的黄金时代，学术界称之为“弘仁茶风”。嵯峨天皇爱好文学，特别崇尚唐朝的文化。在其影响下，弘仁年间成为唐文化盛行的时代，茶文化时其中最高雅的文化。嵯峨天皇经常与空海在一起饮茶，他们之间留下了许多茶诗，如《与海公饮茶送归山》。嵯峨天皇也有茶诗送最澄，如《答澄公奉献诗》等。

弘仁茶风随嵯峨天皇的退位而衰退，特别诗由于宇多天皇在宽平六年（894），永久停止谴唐使的派遣，加上僧界领袖天台座主良源禁止在六月和十一月的法会中调钵煎茶，于是中日茶文化交流一度中断。但在十世纪初的《延喜式》中，有献濑户烧、备前烧和长门烧茶碗等事的记载，这说明饮茶的风气开始在日本流传。

总之，奈良、平安时期，日本接受、输入中国的茶文化，开始了本国茶文化的发展。饮茶首先在宫廷贵族、僧侣和上层社会中传播并流行，也开始种茶、制茶、在饮茶方法上则仿效唐代的煎茶法。日本虽于九世纪初形成“弘仁茶风”，但以后一度衰退。日本平安时代的茶文化，无论从形式上还是精神上，可以说是完全照搬《茶经》。

二 镰仓、室町、安土、桃山时代

（一） 镰仓时代

镰仓时代（公元1192—1333年）初期，处于历史转折点的划时代人物荣西撰写了日本第一部茶书——《吃茶养身记》。荣西两度入宋，第二次入宋，在宋四年零四个月，1191年回国。荣西得禅宗临济宗黄龙派单传心印，他不仅潜心钻研禅学，而且亲身体验了宋朝的饮茶文化及其功效。荣西回国时，在他登陆的第一站——九州平户岛上的富春院，撒下茶籽。荣西在九州的背振山也种了茶，不久繁衍了一山，出现了名为“石上苑”的茶园。他还在九州的圣福寺种了茶。荣西还送给京都拇尾高山寺明惠上人5粒茶籽，明惠将其种植在寺旁。那里的自然条件十分有利于茶的生长，所产茶的味道纯正，由此被后人珍重，人们将拇尾高山茶称作“本茶”，将这之外的茶称为“非茶”。

荣西回国的第二年，日本第一个幕府政权——镰仓幕府成立。掌握最高权力的不再是天皇，而是武士集团首领——源氏。政治的中心，也由京都转移到镰仓。建保二年（公元1214年），幕府将军源实朝醉酒，荣西为之献茶一盏，并另献一本誉茶德之书《吃茶养生记》。《吃茶养生记》分上下两卷，用汉文写成，开篇便写道:“茶也，末代养生之仙药，人伦延龄之妙术也”。荣西根据自己在中国的体验和见闻，记叙了当时的末茶点饮法。由于此书的问世，日本的饮茶文化不断普及扩大，导致三百年后日本茶道的成立。荣西既是日本的禅宗之祖，也是日本的“茶祖”。自荣西渡宋回国再次输入中国茶、茶具和点茶法，茶又风靡了僧界、贵族、武士阶级而及于平民。茶园不断扩充，名产地不断增加。

荣西之后，日本茶文化的普及分为两大系统，一是禅宗系流，一是律宗系流。禅宗系统包括荣西及其后的拇尾高山寺的明惠上人，律宗系统则有西大寺的睿尊、极乐寺的忍性。饮茶活动以寺院位中心，并且是由寺院普及到民间，这是镰仓时代茶文化的主流。

日本文永四年（公元1267年），筑前崇福寺开山者南浦绍明禅师，自宋归国，获赠径山寺茶道具“台子”（茶具架）一式并茶典七部。“台子”后传入大德寺，梦窗疏石国师率先在茶事中使用了台子，开点茶礼仪之先河。此后，台子茶式在日本普及起来。

镰仓时代末期，上层武家社会的新趣味、新娱乐“斗茶”开始流行，通过品茶区分茶的产地的斗茶会后来成为室町茶的主流。

（二） 室町时代

室町时代（公元1333—1573，受宋元点茶道的影响，模仿宋朝的“斗茶”，出现具有游艺性的斗茶热潮。特别是在室町时代前期，豪华的“斗茶”成为日本茶文化的主流。但是，与宋代文人们高雅的斗茶不同，日本斗茶的主角是武士阶层，斗茶是扩大交际、炫耀从中国进口货物、大吃大喝的聚会。到了室町时代的中后期，斗茶内容是更复杂、奖品种类也更多，据记载有茶碗、陶器、扇子、砚台、檀香、蜡烛、鸟器、刀、钱等。比起中国宋代的斗茶来，室町时代的斗茶更富有游艺性，这是由日本文化具有游艺性的的特点决定的。摆弄进口货，模仿宋朝人饮茶，是一件风雅之事。当然，在室町时代的斗茶会里，也有一些高雅的茶会。室町时代的斗茶经过形成、鼎盛之后，逐渐向高级化发展，为东山时代的书院茶准备了条件。

公元1396年，38岁的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让位于儿子义持。次年，他在在京都的北边兴建了金阁寺。以此为中心，展开了“北山文化”。在他的指令、支持下，小笠原长秀、今川氏赖、伊势满忠协主持完成了武家礼法的古典著述《三义一统大双纸》，这一武家礼法是后来日本茶道礼法的基础，而观阿弥、世阿弥父子草创了能乐。公元1489年，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隐居京都的东山，在此修建了银阁寺，以此为中心，展开了东山文化。东山文化是继北山文化之后室町文化的又一个繁荣期，是日本中世文化的代表。由娱乐型的斗茶会发展为宗教性的茶道，是在东山时代初步形成的。在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建造的东山殿建筑群中，除代表性的银阁寺外，还有一个著名的同仁斋。同仁斋的地面是用塌塌米铺满的，一共用了四张半。这个四张半塌塌米的面积，成为后来日本茶室的标准面积。全室塌塌米的建筑设计，为日本茶道的茶礼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日本把这种建筑设计称作“书院式建筑”，把在这样的“书院式建筑”里进行的茶文化活动称作“书院茶”。书院茶是在书院式建筑里进行、主客都跪坐，主人在客人前庄重地为客人点茶的茶会。没有品茶比赛的内容，也没有奖品，茶室里绝对安静，主客问茶简明扼要，一扫室町斗茶的杂乱、拜物的风气。日本茶道的点茶程序在“书院茶”时代基本确定下来。书院式建筑的产生使进口的唐宋艺术品与日本式房室融合在一起，并且使立式的禅院茶礼变成了纯日本式的跪坐茶礼。书院茶将外来的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结合在一起，在日本茶道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以东山文化为中心的室町书院茶文化里，起主导作用的是足利义政的文化侍从能阿弥（1397—1471年），他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通晓书、画、茶。 在能阿弥的指导下，当时所进行的点茶法是一种“极真台子”的茶法。点茶时要穿武士的礼服——狩衣，点茶用具放在极真台子上面，茶具的位置、拿发，动作的顺序，移动的路线，进出茶室的步数都有严格的规定，现行的日本茶道的点茶程序基本上在那时就已经形成了。能阿弥不愧是室町时代的一位划时代的大艺术家，他一生侍奉将军义教、义胜、义政三代，一扫斗茶会的奢靡嘈杂，创造了“书院饰”“台子饰”的新茶风，对茶道的形成有重大影响。他推荐村田珠光作足利义政的茶道老师，使得后者得以有机会接触“东山名物”等高水准的艺术品，达成了民间茶风与贵族文化接触的契机，使日本茶道正式成立之前的书院贵族茶和奈良的庶民茶得到了融会、交流，为村田珠光成为日本茶道的开山之祖提供了前提。如果说村田珠光是日本茶道的鼻祖，那么能阿弥就是日本茶道的先驱。

应永二十四年（1417年）六月五日，一种由一般百姓主办参加“云脚茶会”诞生，云脚茶会使用粗茶、伴随酒宴活动，是日本民间茶活动的肇始。云脚茶会自由、开放、轻松、愉快，受到欢迎，在室町时代后期，逐渐取代了烦琐的斗茶会。在饮茶文化大众化的潮流中，奈良的“淋汗茶”引人注目。文明元年（1469年）五月二十三日，奈良兴福寺信徒古市播磨澄胤在其馆邸举办大型“淋汗茶会”，邀请安位寺经觉大僧正为首席客人。淋汗茶会是云脚茶会的典型，古市播磨本人后来成为珠光的高徒。淋汗茶的茶室建筑采用了草庵风格，这种古朴的乡村建筑风格，成为后来日本茶室的风格。

日本茶道的鼻祖村田珠光（1423—1502），珠光11岁时进了属于净土宗的奈良称名寺做了沙弥，由于怠慢了寺役，被赶出了称名寺。之后，他来到京都，19岁时进了大德寺酬恩庵（今称一休庵），大德寺是著名的临济禅宗的寺院。珠光跟一体宗纯（1394—1481年）参禅，获得一休的印可。他将禅宗思想引入茶道，形成了独特的草庵茶风。珠光通过禅的思想，把茶道由一种饮茶娱乐形式提高为一种艺术、一种哲学、一种宗教。珠光完成了茶与禅、民间茶与贵族茶的结合，为日本茶文化注入了内核、夯实了基础、完善了形式，从而将日本茶文化真正上升到了“道”的地位。

日本茶道宗师武野绍鸥（1502—1555年）承先启后。大永五年（1525年），武野绍鸥从界町来到京都，师从当时第一的古典学者、和歌界最高权威、朝臣三条西实隆学习和歌道。同时，师从下京的藤田宗理、十四屋宗悟、十四屋宗陈（三人皆珠光门徒）修习茶道。他将日本的歌道理论中表现日本民族特有的素淡、纯净、典雅的思想导入茶道，对珠光的茶道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为日本茶道的进一步民族化、正规化作出了巨大贡献。武野绍鸥的另一个功绩是对弟子千利休的教育和影响。

室町时代末期，茶道在日本获得了异常迅速的发展。

（三） 安土、桃山时代

室町幕府解体，武士集团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日本进入战国时代，群雄中最强一派为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系统。群雄争战，社会动乱，却带来了市民文化的发达，融艺术、娱乐、饮食为一体的茶道便受到空前的瞩目。宁静的茶室可以慰藉武士们的心灵，使他们得以忘却战场的厮杀，抛开生死的烦恼，所以，静下心来点一碗茶成了武士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战国时代，茶道是武士的必修课。

千利休（1522-1592年）少时便热心茶道，先拜北向道陈为师学习书院茶，后经北向道陈介绍拜武野绍鸥为师学习草庵茶。天正二年（1574年）作了织田信长的茶道侍从，后来又成了丰臣秀吉的茶道侍从。他在继承村田珠光、武野绍鸥的基础上，使草庵茶更深化了一步，并使茶道摆脱了物质因素的束缚，还原到了淡泊寻常的本来面目上。利休是日本茶道的集大成者，是一位伟大的茶道艺术家，他对日本文化艺术的影响是无可比拟的。

镰仓时代，日本接受了中国的点茶道文化，以镰仓初期为起点，日本文化进入了对中国文化的独立反刍消化时期，茶文化也不例外。镰仓末期，茶文化以寺院茶院为中心，普及到了日本各地，各地都出现了茶的名产地。寺院茶礼确立。

总之，镰仓、室町、安土、桃山时期，日本吸收反刍中华茶文化，民族特色形成，日本茶道完成了草创。

三 江户时代

由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开创的统一全国的事业，到了其继承者德川家康那里终于大公告成。公元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户建立幕府，至1868年明治维新，持续了260多年。

千利休被迫自杀后，其第二子少庵继续复兴利休的茶道。少庵之子千宗旦继承其父，终生不仕，专心茶道。宗旦去世后，他的第三子江岑宗左承袭了他的茶室不审庵，开辟了表千家流派；他的第四子仙叟宗室承袭了他退隐时代的茶室今日庵，开辟了里千家流派；他的第二子一翁宗守在京都的武者小路建立了官休庵，开辟了武士者路流派茶道。此称三千家，四百年来，三千家是日本茶道的栋梁与中枢。

除了三千家之外，继承利休茶道的还有利休的七个大弟子。他们是:蒲生化乡、细川三斋、濑田扫部、芝山监物、高山右近、牧村具部、古田织部，被称为“利休七哲”。其中的古田织部（1544-1615）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大茶人，他将利休的市井平民茶法改造成武士风格的茶法。古田织部的弟子很多，其中最杰出的是小掘远州（1579-1647）。小掘远州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茶人，他一生设计建筑了许多茶室，其中便有被称为日本庭园艺术的最高代表——桂离宫。

片桐石州（1605-1673年）接替小掘远州作了江户幕府第四代将军秀纲的茶道师范，他对武士茶道作了具体的规定。石州流派的茶道在当时十分流行，后继者很多。其中著名的有松平不昧（1751-1818年）、井伊直弼（1815-1860年）。

千利休去世后，由他的子孙和弟子们分别继承了他的茶道，400年来形成了许多流派。主要有:里千家流派、表千家流派、武者小路流派、远州流派、薮内流派、宗偏流派、松尾流派、织部流派、庸轩流派、不昧流派等。由村田珠光奠其基，中经武野绍鸥的发展，至千利休而集大成的日本茶道又称抹茶道，他是日本茶道的主流。抹茶茶道是在宋元点茶道的影响下形成的。在日本抹茶道形成的之时，也正是中国的泡茶道形成并流行之时。在中国明清泡茶道的影响下，日本茶人又参考抹茶道的一些礼仪规范，形成了日本人所称之的煎茶道。公认的“煎茶道始祖”是中国去日僧隐元隆琦（1592-1673），他把中国当时流行的壶泡茶艺传入日本。经过“煎茶道中兴之祖”卖碳翁柴山元昭（1675-1763）的努力，煎茶道在日本立住了脚。后又经田中鹤翁、小川可进两人使得煎茶确立茶道的地位。

江户时期，是日本茶道的灿烂辉煌时期，日本吸收、消化中国茶文化后终于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日本抹茶道、煎茶道。日本茶道源于中国茶道，但是发扬光大了中国茶道。

四 现代时期

日本的现代是指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茶在安土、桃山、江户盛极一时之后，于明治维新初期一度衰落，但不久又进入稳定的发展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日间的茶文化交流频繁，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日本茶文化向中国的回传。日本茶道的许多流派均到中国进行交流，日本茶道里千家家元千宗室多次带领日本茶道代表团到中国访问，第100次访问中国时，江泽民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千宗室。千宗室以论文《<茶经>与日本茶道的历史意义》获南开大学哲学博士。日本茶道丹月流家元丹下明月多次到中国访问并表演。日本当代著名的茶文化学者布目潮风、沧泽行洋不仅对中华茶文化有着精深的研究，并且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2001年4月，日本中国茶协会会长王亚雷，秘书长藤井真纪子等一行到安徽农业大学中华茶文化研究所进行茶文化交流。

 

以华为师 韩国茶礼的形成

韩国与中国唇齿相邻，中韩两国自古以来就有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茶文化是两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内容之一，特别是茶文化作为中韩文化交流关系的纽带，一直起着重要作用。

中国是茶的祖国，是茶文化的发源地，起源于中国的茶文化在向世界各地传播时较早地传入朝鲜半岛。中韩茶文化交流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一千多年来绵延不断。汉魏两晋南北朝以迄隋，中国饮茶风俗从巴蜀地区向中原广大地区传播，茶文化由萌芽进而逐渐发展。当时朝鲜半岛可能会接触中国的饮茶，但无可靠的文字记载因而忽略。下面从新罗统一、高丽、朝鲜三个时期来叙述韩茶道的形成和发展。

1. 新罗时期

这个时期在中国，饮茶风俗普及，中国茶道——煎茶道形成并流行，茶文学兴盛，茶具独立发展，茶书画初起，茶馆萌芽，形成了中华茶文化第一个高峰。

1） 新罗饮茶之始

在六世纪和七世纪，新罗为求佛法前往中国的僧人中，载入《高僧传》的就有近30人，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在中国经过10年左右的专心修学，尔后回国传教的。他们在唐土时，当然会接触到饮茶，并在回国时将茶和茶籽带回新罗。高丽时代金富轼《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载：“茶自善德王有之。”新罗第二十七代善德女王公元632-647年在位。高丽时代普觉国师一然《三国遗事》中收录的金良鉴所撰《驾洛国记》记：“每岁时酿醪醴，设以饼、饭、茶、果、庶羞等奠，年年不坠” 。这是驾洛国金首露王的第十五代后裔新罗第三十代文武王即位那年（公元661）,首露王庙合祀于新罗宗庙，祭祖时所遵行的礼仪，其中茶作祭祀之用。由此可知，新罗饮茶不会晚于七世纪中叶。

2）新罗饮茶的发展

在宫廷，新罗大多数国王及王子与茶相依，茶为祭祀品中至要之物。三十五代景德王（公元741-765年在位）每年三月初三集百官于大殿归正门外，置茶会，并用茶赐臣民；在宗教界，与陆羽同时代的僧忠谈精于茶事，每年三月初三及九月初九在庆川的南山三花岭于野外备茶具向弥勒世尊供茶，忠谈曾煎茶献于景德王；仙界人物花郎饮茶以为练气之用，花郎有四仙人在镜浦台室外以石灶煮茶。曾在大唐为官的新罗学者崔致远有书函称其携中国茶及中药回归故里，每获新茶必为文言其喜悦之情，以茶供禅客或遗羽客，或自饮以止渴，或以之忘忧。崔致远自称为道家，但其思想倾向于儒家，被尊为“海东孔子”。

3）新罗茶风的兴盛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兴德王三年》载：“冬十二月，遣使入唐朝贡，文宗召对于麟德殿，宴赐有差。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种子来，王使命植于地理山。茶自善德王有之，至于此盛焉。前于新罗第二十七代善德女王时，已有茶。唯此时方得盛行。” 新罗第四十二代兴德王三年（公元828年）新罗使者金大廉，于唐土得茶籽，植于地理山。韩国饮茶始兴于九世纪初的兴德王时期，并且开始种茶，这时的饮茶风气主要在上层社会和僧侣及文士之间传播，民间也开始流行。

4）新罗的饮茶法

新罗当时的饮茶方法是采用唐代流行的饼茶煎饮法，茶经碾、罗成末，在茶釜中煎煮，用勺盛到茶碗中饮用。崔致远在唐时，曾作《谢新茶状》（见《全唐文》）其中有：“所宜烹绿乳于金鼎，泛香膏于玉瓯”，描写的便是煎茶法。崔致远为创建双溪寺的新罗国真鉴国师（公元755-850年）撰写的碑文中记：“复以汉茗为供，以薪爨石釜，为屑煮之曰：‘吾未识是味如何？惟濡腹尔！’守真忤俗，皆此之类也。”真鉴国师曾于公元804—830年在唐留学，“为屑煮之”乃将茶碾罗成末煎之，且用石釜煎茶。崔致远于唐僖宗时在唐，正是唐代煎茶法盛行之时，故回国后带回大唐的煎茶法。

新罗统一初期，开始引入中国的饮茶风俗，接受中国茶文化，是新罗茶文化萌芽时期，但那时饮茶仅限于王室成员、贵族和僧侣，且用茶祭祀、礼佛。新罗统一后期，是新罗全面输入中国茶文化时期，同时也是茶文化发展时期。饮茶由上层社会、僧侣、文士向民间传播、发展，并开始种茶、制茶。在饮茶方法上仿效唐代的煎茶法。

总之，新罗统一时期，新罗接受、输入中国的茶文化，开始了本国茶文化的发展。饮茶首先在宫廷贵族、僧侣和上层社会中传播并流行，也开始种茶、制茶、在饮茶方法上则仿效唐代的煎茶法。

高丽王朝时期

这个时期在中国，点茶茶道形成并流行，茶文学和茶具文化日益繁荣，茶馆兴起，茶书画始兴，形成了中华茶文化第二个高峰。

高丽王朝时期，受中国茶文化发展的影响，是朝鲜半岛茶文化和陶瓷文化的兴盛时代。高丽的茶道——茶礼在这个时期形成，茶礼普及于王室、官员、僧道、百姓中。

1）王室及朝廷茶文化

每年两大节：燃灯会和八关会必行茶礼。燃灯会为二月二十五日，供释迦，八关会是敬神而设，对五岳神、名山大川神、龙王等在秋季之十一月十五日设祭。由国王出面敬献茶于释迦佛，向诸天神敬祷。

太子寿日宴，王子王妃册封日，公主吉期均行茶礼，君王、臣民宴会有茶礼。朝廷的其他各种仪式中亦行茶礼。

2）佛教茶文化

高丽以佛教为国教，佛教气氛隆盛，禅宗中兴，禅风大化。中国禅宗茶礼传入高丽成为高丽佛教茶礼的主流。中国唐代怀海禅师制订的《百丈清规》，宋代的《禅苑清规》、元代的《敕修百丈清规》和《禅林备用清规》等传到高丽，高丽的僧人遂效仿中国禅门清规中的茶礼，建立韩国的佛教茶礼。如流传至今的“八正禅茶礼”，它以茶礼为中心，以茶艺为辅助形式。表演者席地而坐，讲究方位与朝向。

高丽王朝时期与新罗时期的明显区别不仅以茶供佛，而且僧侣们要将茶礼用于自己的修行。真觉国师便欲参悟赵州“吃茶去”之旨，其《茶偈》曰：“呼儿音落松罗雾，煮茗香传石径风。才入白云山下路，已参庵内老师翁。”

著名诗人、学者、韩国茶道精神集大成者李奎报（1168-1241）也把参禅与饮茶联系在一起，其诗有：“草庵他日扣禅居，数卷玄书讨深旨。虽老犹堪手汲泉，一瓯即是参禅始。……”表现了禅茶一味的精神。

3）儒道两家的茶文化

高丽末期，由于儒者赵浚、郑梦周和李崇仁等人的不懈努力，接受了朱文公家礼。在男子冠礼，男女婚礼，丧葬礼，祭祀礼中，均行茶礼。著名茶人、大学者郑梦周《石鼎煎茶》诗云：“报国无效老书生，吃茶成癖无世情；幽斋独卧风雪夜，爱听石鼎松风声。”

流传至今的高丽五行献茶礼，核心是祭祀“茶圣炎帝神农氏”，规模宏大，参与人数众多，内涵丰富，是韩国茶礼的主要代表。

道家茶礼，焚香、叩拜，然后献茶，其源出于宋。

朝鲜李朝时期

这个时期，在中国明朝后期、清朝前期，弃团饼而用散茶的泡茶道形成并流行，紫砂茶具独领风骚。茶文学艺术兴盛，茶馆繁荣，形成了以泡茶道为中心的中华茶文化第三个高峰。清朝中期以后，中华茶文化由盛转衰，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茶文化衰落。

朝鲜李朝时期，前期的十五、十六世纪，受明朝茶文化的影响，饮茶之风颇为盛行，散茶壶泡法和撮泡法流行朝鲜。始于新罗统一、兴于高丽时期的韩国茶礼，随着茶礼器具及技艺化的发展，茶礼的形式被固定下来，更趋完备。朝鲜中期以后，酒风盛行，又适清军入侵，致使茶文化一度衰落。至朝鲜朝晚期，幸有丁若镛、崔怡、金正喜、草衣大师等的热心维持，茶文化渐见恢复。

丁若镛（公元1762-1836年），号茶山，著名学者，对茶推崇备至。著有《东茶记》，乃韩国第一部茶书，惜已散逸。金正喜（公元1786-1856年）是与丁若镛同时而齐名的哲学家，亲得清朝考证学泰斗——翁方纲、阮元的指导。他的金石学和书法也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对禅宗和佛教有着渊博的知识，有咏茶诗多篇传世，如《留草衣禅师》诗：“眼前白吃赵州菜，手里牢拈焚志华。喝后耳门软个渐，春风何处不山家”草衣禅师（1786-1866年），曾在丁若镛门下学习，通过40年的茶生活，领悟了禅的玄妙和茶道的精神，著有《东茶颂》和《茶神传》，成为朝鲜茶道精神伟大的总结者，被尊为茶圣，丁若镛的《东茶记》和草衣禅师的《东茶颂》是朝鲜茶道复兴的成果。

在《世宗实录》（公元1454年）里记载庆尚道有6个地方和全罗道28个地方产茶，在《东国舆地胜览》（公元1530年）记载庆尚道有10个地方及全罗道有35个地方产茶，庆尚道有3个地方和全罗道18个地方产贡茶。高宗二年（公元1885年）中国茶二次大规模渡海传入。朝鲜时期产茶遍及朝鲜半岛的南部。

朝鲜李朝时期，中国的泡茶道传入，并被茶礼所采用。但煎茶法和点茶法同时并存。朝鲜茶文化通过吸收、消化中国茶文化之后，进入稳定的发展时期，在民间的饮茶风尚走向衰弱后，反而茶精神发展到了高峰时期。朝鲜的茶文化由盛而衰，由衰而复兴。

茶道与武士

 “一碗茶里藏世界，一碗茶里蕴人生”，日本茶道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独特的风格魅力，风靡世界。它不仅是日本文化的代表和结晶，同时也是东方文化的精华。茶道最初是一种中国大陆的“舶来品”，后来却发展成为日本民族文化的一个宝藏。它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其逐渐沉淀，不断转型并走向成熟是在日本的武家时代。可以说武家时代是茶道发展历程中最为关键的一个时期,同时也是茶道的辉煌时期。

“茶道”之名出现于“明治维新”之后。在此之前，茶道被称作“茶汤”，即佛家奠茶、奠汤的略语。[1]茶初传日本之时，是和尚修行时的提神之物。而“道”字的含义在日本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起初偏重于学术、技能方面，后来“道”变成了彻悟人生之路。于是“茶汤”也被称为“茶汤之道”。到目前为止人们对茶道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下面有几种对茶道的见解：谷川彻三先生认为茶道是“以身体的动作为媒介所演出的艺术”；久松真一先生所下的定义是“以吃茶为契机的综合文化体系”；熊仓功夫则认为茶道是“室内技能的一种”等[2]，而其中久松真一的定义“得到了日本茶道界的普遍赞同。”[3]为叙述方便，本文将日本茶文化统称为茶道。

《神农本草》称：“茶味苦，饮之使之益思，少卧、轻身、明目”。陆羽《茶经》中说：“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得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掇，与醍醐甘露抗衡”。[5]可见茶最初是以其提乏，解渴等功用为人所认识和喜爱的，在中国古代，和尚由于要长时间坐禅，需要集中精神，驱除睡魔，而喝茶有提神益思，生津止渴，消除疲劳之效。因此，茶变成了僧人刻苦修行，登仙入佛的好帮手。在唐代，僧人饮茶已成为风气。《封氏见闻录》记载，“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6]文中开元即唐玄宗治下的开元年间，那时僧人喝茶之风已经盛行。不但如此，在唐代，茶还是文人雅士争先吟诵的对象。著名诗人白居易一人的传世茶诗就达到60多首。大诗人元稹还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茶诗《宝塔诗》留世：“茶。香叶，嫩芽。慕诗客，爱僧家。碾雕白玉，罗织红纱。铫煎黄花蕊色，碗转曲尘花。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后岂堪夸”。[7]一首诗将茶的恬淡可口，惹人喜爱展露无疑，更展现诗人对茶的喜爱。

许多日本僧人因为仰慕唐朝的佛法和文化，入唐学习。樱花之国喝茶的习俗就是由这些和尚带回的。公元804年，日本的最澄大师入唐学习佛法，回国时带回茶籽种植，而成为日本引种茶叶的第一人。后来被奉为日本“茶祖”的荣西禅师在宋时多次到天台山习禅，他不仅潜心钻研禅学，而且非常喜欢茶文化，对茶的效用也赞不绝口，回国后发誓要将饮茶文化普及，写出了日本的“茶经”——《吃茶养生记》，开日本茶道之先河。他还将茶籽送给拇尾高山寺的明惠上人，那里长出的茶味道纯正，被人称为“本茶”，意即正宗的茶。

日本的僧人在引进和发展茶道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武士阶层对茶道的发展和推广也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192年，武家政权镰仓幕府的出现，意味着武士成为统治阶层，同时也开创了日本的武家时代。此后，直至1867年，在这长达近700年的漫长岁月里，武士皆占据了统治阶层和社会精英的位置，成为日本文化最主要的塑造者，茶道虽不能说是武士的专利产品，但与武士的积极参与创造与大力推广是分不开，那武士如何与茶道挂上关系？

据日本最初的武家记录史书《吾妻镜》记载，建保2年2月3号，将军源实朝去参拜完神社回来，在酒宴上喝醉了酒，导致全身不适。而这时正在幕府参加祈祷的荣西禅师得知后，进献茶一盏并献上一本歌颂茶的功德的书——《吃茶养生记》，将军喝了茶以后，身体觉得轻快了许多，对《吃茶养生记》也大加赞赏。容西的这部《吃茶养生记》是日本第一部关于茶的著作。从此，茶以其药用性在武士阶层中推广开来。“容西传茶亦属于传播宋文化范畴”。[8]13世纪末开始，日本与中国元朝明朝开始了频繁的贸易往来，大量的中国文物流入到日本，新兴的武士阶层凭借其雄厚的财力获得了大量的进口文物。此时，产生于宋代的“斗茶”现象（宋人斗茶，又称茗战，它是古人集体品评茶叶优劣的一种形式）在武士物质享乐主义与大量唐物的刺激下，迅速走向高潮。（斗茶即武士们聚集在一起，大吃大喝，以辨别本茶和非茶游戏为主游乐会，本茶指的是拇尾地区生产的茶，其他地区的茶被称为非茶）。

公元1396年，室町幕府的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主持展开北山文化，完成了武家礼法的古典著述《三义一统大双纸》，这一武家礼法是后来茶道礼法的基础，后来第八代将军隐居后，又将茶文化由娱乐性的斗茶会发展成宗教性的茶道。将茶事放在四张榻榻米大的茶室内进行，没有品茶比赛，摆脱拜物主义的风气，主人要庄重的为客人点茶，点茶时要穿武士礼服——狩衣等，基本形成了现行的日本点茶程序。此后喝茶之风慢慢普及开来，特别是草庵茶风发明后，连下层的老百姓都经常喝茶。尽管如此，茶文化的主要创造和推广者仍是武士阶层，武士对茶事最为热衷并有相当高的素养。

到了武家时代的中后期，茶道已经成为每个武士的必修课。天下的茶道高手也被网罗在武士身边并以侍侯高级武士为荣。高级武士可以学习茶道高手的茶技并为其推广。茶道开山者村田珠光便是将军足利义政的茶道老师。“义政与珠光颇为相投”，由于将军喜欢他的茶风，在他的大力推广下，武士阶层潜心学习，这种茶风迅速在京都普及开来。不会这种茶道的人被称为“非人”。后来茶道到千利休手中走向了成熟。此时，正是战火纷飞的战国时期，武将出征时，经常在阵地前沿举行茶事。千利休也是随大军出征的茶头，在将军的支持帮助和其自身努力下，终于达到了艺术的高峰，也使茶道达到空前的兴盛。这意味着茶道草创期的完成。千利休死后，他的弟子和子孙分别继承了他的茶道，形成了许多流派，将茶道发扬光大。从一定的意义上，武家时代茶道发展的每一过程都有武士努力的身影。茶道的兴盛与武士的喜爱和大力推广是分不开的。

那么封建时代的武士又为何成为茶道的其忠实拥蹙呢？原因很多。但我想这与日本武士的生活、身份认同和修行是分不开的。茶本身的品质和茶道所蕴涵的哲理使得武士们将其视为广交天下良友的交际工具。也有人认为茶道是标志其身份地位的高雅文化，而更多的武士将其视为个人修行得道的美妙途径,或认为其是发现美，创造美的艺术天堂和娱乐手段。总之，茶道的吸引力不只是茶自身的魅力，其中夹杂着许多的历史文化魅力。拨开历史的层层面纱，我们将会更清楚地看清它的曼妙身姿，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日本茶道，以茶道来会日本朋友。

【参考书目】

[1][2]滕军．日本茶道文化概论[M]．东方出版社，1992．

[3]张忠良，毛先颉．中国世界茶文化[M]．时事出版社，2006．

[4]（唐）陆羽，（清）陆廷灿．茶经[M]．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

[5]（唐）封野．封氏见闻录[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

[6]叶羽．中国茶诗[M]．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4．

[7]蕲飞．茶禅一味—日本的茶道文化[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8]（日）伊藤古鉴著，冬至译．茶与禅[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

 

 

“日本茶人之都” 堺市的茶文化发展史

一、“亚洲海都” 堺市的概况

堺市素有“亚洲海都”之称，是一个建于14世纪后期日本南北朝动乱时期的国家贸易港城市。据考古发掘，中世纪至近代的堺市遗址（代号为SKT-）是一个南北约3公里，东西约1公里的环濠城池，地处沙丘之上，自然排水性能好，抗震能力也比较强。堺市距离当时的国都京都较近，加上对面与淡路岛相望，港湾的两个入口处都是海峡，形成一个天然的屏障，因此，作为亚洲地区的国际贸易城市曾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考古发掘资料告诉我们，从1596年庆长伏见大地震层到1615年大阪夏季之战火灾烧土层是“亚洲海都”堺市的全盛时期。

二、“茶人之都” 堺市的茶文化发展史

堺市茶文化是日本茶文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堺市茶文化的发展和贸易形式、历史变迁、禅宗僧侣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我们不妨先对堺市茶文化的发展历史作一个概观。一般来说，堺市茶文化的发展历史可分为如下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4世纪后半叶。这一时期因南北朝战乱而有许多达官贵人和禅宗僧侣从京都移居到堺市。在参与遣明船贸易的海会禅寺（建于1332年）等禅宗寺院频繁地举行禅院茶礼是这一阶段堺市茶文化的主要特征。

15世纪的后50年是堺市茶文化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堺市茶文化受到了因应仁之乱(1467—1477年)而来堺市避难的达官贵人和禅僧的影响。在堺市海商借1469年遣明船的首次入港和1476年承包遣明船贸易之机开辟了绕道土佐的东海太平洋贸易航线之后，堺市海商便获得了直接从宁波吸收中国茶文化的机会。1567年明朝政府解除海禁之后，中国的民间贸易船来堺市港贸易，同时也给堺市带来了中国的茶文化。这一阶段是堺市大茶人武野绍鸥、津田宗伯和北向道陈为代表的时期。

第三阶段从1580年代前期到千利休、丰臣秀吉死亡的1591、1598年。在这一阶段，使用天目茶碗的禅院茶礼已日趋消亡，把茶碗置于榻榻米之上的“近世茶汤”的茶道形式开始萌芽。引领“近世茶汤形式”①发展的大茶人是千利休、山上宗二、今井宗久等有政治靠山的商人。

第四阶段是集茶道文化之大成的“近世茶汤形式”得以确立的阶段。1596年到1615年是堺市作为国际贸易都市的全盛期，这一时期堺市茶文化的主角不是诸侯茶人古田织部，而是堺市的被称为“堺众茶人”的富商茶人和被称作“堺町人茶人”的小商人茶人。

这一时期有三种形式的茶室。一种是大茶人和“堺众茶人”所喜欢的草庵茶室，另一种是“堺町人茶人”的“三阶藏茶室” ②。第三种就是和“三阶藏茶室”相连接的书院茶室。堺市的草庵茶室和“三阶藏茶室”的样子，我们可以从1605年绘制的《堺住吉祭礼图屏风》窥知一二。

1577年来到日本的耶稣会传教士罗德格里斯在他的《日本教会史》中，对堺市的被称作“市中之山居”的草庵茶室有所描述。文中所描述的“草庵茶室”、“市中之山居”以及“侘”或“寂”的理念，应是从宁波通过堺市海商传入日本的中国茶文化。

堺市的草庵茶室的源头在宁波。绘有草庵茶室的绘画，主要的有元代钱选的《浮玉山居图卷》（上海博物馆藏）、元?赵原《陆羽烹茶图》、明?文征明《惠山茶会图》、《品茶图》、《林榭煎茶图卷》以及明代唐寅的《事茗图》和《品茶图》。

这一时期的堺市茶文化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抹茶法，一种是煎茶法。据《南方录》记载，大德寺第117世古溪宗陈禅师曾向千利休提议能否进行“茶汤形式”的煎茶法。考古发掘也曾出土过仿宜兴窑的备前茶注2个、福建广东窑的茶注1个和景德镇窑的小碗，为我们了解堺市的煎茶道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堺市的“茶汤形式”的煎茶法，作为“风炉饰” ③或“炉坛饰” ④的形式一直传承至今。

第五阶段是日本为了避免中国明末清初的混乱局势的影响而采取闭关锁国政策的1630年代。这一阶段的堺市茶文化的情况，可由描绘有抹茶制茶法的1630年代前期的《茶道画屏风》（堺市小谷城乡土馆所藏）见其一斑。《茶道画屏风》是祖籍京都相乐郡，后移居金泽的中黑家作为嫁妆而传到堺市南区丰田的小谷家的。

 

三、遣明船的东海太平洋贸易航线

1465年从日本出发的遣明船于1468年到达宁波。返程为避应仁之乱所造成的混乱局势，1469年绕道经土佐（8月13日到达），首次驶入堺市港停泊。此后，1476年、1483年、1506年？、1520年从堺市港启航的遣明船，都是通过这条绕道土佐的东海太平洋贸易航线驶往宁波的。

1469年以前，遣明船的经营实权是掌握在博多海商和大内氏手中的。自从1469年遣明船第一次进入堺市港以后，遣明船的经营权便为堺市海商和细川氏所掌握。1476年4月11日从堺市港出航的三艘遣明船于1477年到达宁波，并于1478年返回堺市港。承包这三艘遣明船的是堺市海商汤川宣阿、小岛三郎左卫门，以及和泉海商小岛林太郎左卫门尉等人。乘1483年的遣明船前往中国的金子西，于1485年坐民间贸易的商船回到堺市。此外，还有从中国回来的民间贸易船于1485年的5月15日和8月9日返回日本的记录（《蔗轩日录》）。

《蔗轩日录》中也有关于宁波府的记录。

1486年3月14日条:“……宁波府南门金湜家有日本等扬所画《三笑图》、《商山四皓图》，壁之左右挂之。”

1486年4月26日条:“……金子西至。宁波府者，古之鄞也。鄞江，浙江。猪肉之内，重其头。日本人‘ブタ’ト云也。”

1486年6月2条:“……宁波府南门金湜（集曰《皇华》），以诗鸣天下。以文鸣者，洪大人也（在宁波府也）。昏招梅侍者，料理子西事。”

1486年7月6日条:“……话及了庵之语、唐人作之事，宁波府之大人作之云云……”

在1567年明朝解除海禁以后，明朝的核心贸易国由琉球国转向了台湾。在堺市SKT3遗址出土的16世纪后期的“三阶藏茶室”墙基砖上刻画着海禁解除后来堺市的两艘中国船的形状。

四、甬堺之间的贸易商品

如前所述，宁波和堺市之间的遣明船贸易始于1469年。在此之前，博多海商进口的是龙泉窑的青瓷，但是，堺市海商掌握了遣明船贸易权以后，便转而开始进口景德镇的青花。1483年从堺市港启航的遣明船于1484年抵达宁波，1486年7月4日上午11时至下午1时之间回到堺市港。船上所载贸易商品，见于堺市临济宗东福寺派海会禅寺的季弘大叔禅师于1484年至1486年所记日记《蔗轩日录》。兹摘数则如下。

1486年正月8日:“……，皈舟多载医昏云云，圣徒（明麟）之塔……”

1486年7月9日:“……寅上主投以唐纸、唐笔、唐墨，可喜可喜。精公投以火筋一双云。……紫色北绢一端半、四角之墨一挺、笔三管之内一挺。”

1486年7月12日:“……，东归墨一挺、鍮盏子十枚、达公墨。”

1486年7月13日:“……，是药屋五郎次郎送以北绢一端（色黄）、大茶碗皿二十个。”

被禁止从宁波运往堺市的商品之中应该是有茶叶和茶树的。当时，茶叶是贵重物品。

《蔗轩日录》1485年2月29日条有“以茶二十包为赠与”、“又送抹茶一器于仁木次郎殿”的记载。根据《大乘院寺社杂记》的记载，日本濑户内海沿岸运往宁波的主要是铜、硫磺等物资。

以长崎为贸易港的《河盛家世界地图屏风》（绘制年代为1591至1615年之间）上，明代的贸易港被标记为“南京”、“福州”、“障（漳）州”和“天川”(即澳门港——译者注)。笔者认为，地图上所标记的“南京”应为明代帝都之名，其贸易港应是宁波。屏风上有以下题字:

大明国之内，南京，此国ヨリ白丝、纶子、缩缅、纱绫、缎子，色色卷物、染付皿碗、ついしゅくり、花入、万手之□物并药种书籍出。日本ヨリ铜药鑵水风□渡也。

文中所说的“染付碗皿”指景德镇窑产青花瓷器，是作为茶道的果盘或“怀石料理”器皿用的。堺市海商从景德镇购入瓷器时，是整窑整窑地购买的。堺市出土的景德镇窑白瓷垫饼为我们提供了证明了这一判断的根据。

屏风上还记有从漳州月港出口的物资。其文曰:

障州…白砂糖、黑砂糖、皿、茶碗之手之恶物出。

所谓“皿、茶碗手之恶物”，即漳州窑系的陶瓷。由此可见，制作茶道用的点心所使用的砂糖和怀石料理用的器皿、闻香用的香盒、点心盘、插花器等漳州窑陶瓷曾是堺市进口的主要商品。还必须一提的是，堺市海商伊势屋在1592年就获得了丰臣秀吉的朱印船贸易的许可。

五、甬堺之间的禅林组织网络

中日两国的海商之所以要归依禅寺，是为了通过中日禅林的组织网络获得有关国际信息和国际信誉。

众所周知，宁波是中国的“东南佛国”， 而堺市在日本则有“泉南佛国”之称。从堺市到宁波之间的东海太平洋贸易航线上的沿线港口，禅宗寺院犹如灯塔般地一个接着一个。从堺市南下，阿波的抚养港有胜瑞馆的见性禅寺，土佐的浦户港有吸江禅寺、雪溪禅寺，日向的油津有安国禅寺，坊津有海印禅寺。这些禅寺均为临海济宗。

在宁波港附近，有被称为“东南佛国”的宁波临济宗天童禅寺、舟山地区的普济禅寺和杭州径山万寿禅寺。日本的圆尔辨圆禅师于1235年至1241年7月在径山万寿禅寺师从无准禅师学禅，回国后创建了京都临济宗东福禅寺和博多承天禅寺，并把京都万寿寺改成禅宗，更名为“万寿禅寺”。

1465年由兵库起航的遗明船于1467年抵达宁泼，同船的日本僧有临济宗的桂庵玄树和同为临济宗的相国寺画僧雪舟等杨。雪舟乘同船于1469年回到了堺市港，而1473年乘民间贸易船回国的桂庵玄树却于1478年接受了承包了琉球贸易的管理权的萨摩、岛津氏的邀请。琉球的禅宗寺院圆觉禅寺，是1458年8月8日到达琉球的京都临济宗南禅寺禅僧芥隐承琥，在琉球国王尚真皈依佛门后于1492年创建的。

《蔗轩日录》还记裁了海会禅寺参与遣明船贸易的情况。包括堺市港在内的东西约321米,南北约856米的范围内，土地都是海会禅寺的庙产。乘坐1476年由堺市港出发的遣明船前往宁波的堺市海商金子西，曾是临济宗建仁寺天润庵掌管事务的禅僧，法名宗悦。他和海会禅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坐1483年堺市港出发的遣明船的禅僧东归光松、东曜利寅、光精待者和堺市海商药行老板五郎次郎，都和海会禅寺有着密切的关系。五郎次郎的儿子出家在建仁寺福聚院当和尚。由此可见堺市海商和禅宗僧侣之间的盘根错节的关系。

禅宗僧侣之所以能代替海商来撰写贸易文书，是因为日本当时处于册封体制下的汉字文化圈的缘故。1391年生于堺市的瑞溪周凤曾以京都临济宗相国寺禅僧的身份起草过外交文书。另外，据《蔗轩日录》1486年2月7日条，在堺市海商中，有人往来于堺市和九州平户之间，能“妙解唐里之语音”。

六、亚洲的大茶文化圈

东海海域是海商贸易和茶文化交流的平台，在这样的交流中，宁波和堺市的禅僧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临济宗禅僧的作用尤为重要。受到中国茶文化影响的堺市海商，既是被称为“茶人”的文化人，又是从事海外贸易的经济人。堺市的大茶人都是有政治靠山的大商人，是他们在堺市普及了茶文化。这就是在明代被禁止的抹茶的茶文化之所以能在日本得到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这么说，宁波和堺市在构筑亚洲的大茶文化圈中，具有重要地位。

注释:

①近世茶汤形式，指和现代茶道那样把茶碗直接放在榻榻米上的一种新的茶道方式。中世茶汤形式继承了禅院茶礼的做法，是把天目茶碗放在天目茶碗托上饮用的。

②三阶藏茶室，本是商店用来存放商品的三层楼瓦房，后转用为一楼准备茶水，二楼饮茶，三楼吃“会席料理”的茶楼。

③风炉饰，指的是煎茶道中用风炉和铁制茶釜烧水的方法。

④炉坛饰，是煎茶道中用地炉和铁制茶釜烧水的方法。

参考文献:

1.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编:《蔗轩日录》（大日本古记录）,岩波书店,2001

2.伊藤幸司:《中世日本的外交和禅宗》, 吉川弘文馆,2002年。

3.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办公室、宁波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科学出版社。

4.森村健一:《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堺市的煎茶的出现》,（《喜谷美宣先生古稀纪念论集》）, 喜谷美宣先生古稀纪念论集刊行会,2006年。

5.森村健一:《15世纪后期的福建海商和日本堺市的贸易商人》,《海交史研究》，2006年第2期。

作者简介:森村健一，男，日本大阪府堺市教育委员会主任，主要研究中日陶瓷贸易关系。

 

 

韩国茶礼

韩国茶礼又称茶仪，是民众共同遵守的传统风俗。“茶礼”是指阴历的每月初一、十五、节日和祖先生日在白天举行的简单祭礼，也指像昼茶小盘果、夜茶小盘果一样来摆茶的活动。更有专家将茶礼解释为“贡人、贡神、贡佛的礼仪”。

茶礼源于中国古代的饮茶习俗，但并不是简单的照搬、移植，而是把禅宗文化、儒家与道教的伦理道德以及韩国传统礼节融会于一体所形成的。早在一千多年前的新罗时期，朝廷的宗庙祭礼和佛教仪式中就运用了茶礼。创建双溪寺的真鉴国师的碑文中，就记载了有关茶的习俗:“如再次收到中国茶时，把茶放人石锅里，用薪烧火煮后曰:‘吾不分其味就饮。’守真忤俗都如此。”

在高丽时期，朝鲜半岛已把茶礼贯彻于朝廷、官府、僧俗等阶层。最初盛行点茶法，就是把膏茶磨成茶末儿后把汤罐里烧开的水倒进茶碗，用茶匙或茶筅搅拌成乳化状后饮用的办法。到高丽末期，有把茶叶泡在盛开水的茶罐里再饮的泡茶法。当时，高丽朝廷举办的茶礼大约有9种:一是燃灯会，每年阴历2月15日，在宫中康安殿的浮阶里开的燃灯会举行以下茶礼:如近侍官上茶，执礼官面向殿阁鞠躬，上酒饭时，执礼官都面向殿阁鞠躬劝酒饭，后人都随这种礼。此后给太子以下的寺臣送茶，茶到，执礼官先赞拜，太子以下再拜，执礼官先赞饮，太子以下随饮毕，揖让。二是八关会，即每年阴历11月14日，在宫中仪凤门阶梯底下的浮阶中开的八关会举行如下茶礼:左侧执礼官引太子和上公到洗手间洗手，如近侍官上茶，执礼官就面向殿阁鞠躬劝茶，如近侍官摆茶和饮食。也摆太子公侯伯及枢密两阶侍臣的茶饭，中阶的侍臣站着就餐，然后近侍官上茶。此后，太子以下枢密侍臣都再拜，接茶饮毕后揖让。

还有在11月15日举行的茶礼:如近侍官上茶和饭菜，执礼官就面向殿阁鞠躬劝茶和饭菜，此后摆太子以下侍臣茶和饭菜差不多。另外，王问时，从侧门入茶，面拜劝茶后放茶杯。迎北朝诏使仪式，在乾德殿举行茶礼；在祝贺太子诞生的仪式中，茶礼是在宫中厅幕里简单举行，宾主揖让就座上茶；在给太子分封的仪式中，茶礼在东宫门竹席上举行；分封王子、王姬的仪式中，在大观殿举行茶礼；在公主出嫁时的仪式中，在宫中厅幕举行茶礼；宴请群臣的酒席的仪式中，在大观殿举行茶礼。

高丽时期的佛教茶礼表现是禅宗茶礼，其规范是《敕修百丈清规》和《禅苑清规》。当时高丽的佛教有五宗，即法性宗、戒律宗、圆融宗、慈恩宗、始兴宗，再加上台宗、禅宗，则共七宗。其主要茶礼内容有:后任主持起义时举行尊茶、上茶和会茶仪式；寮元负责众寮的茶汤，水头负责烧开水；吃食法中记有吃茶法。4月13日摆宴会上茶汤中四节秉拂中有献茶，记有吃茶时的敲钟、点茶时的扩版和茶鼓的打鼓法。《禅苑清规》中赴茶汤、茶会邀请书，有为知事和头首的点茶、感谢请喝茶的记载。

韩国提倡的茶礼以和、静为根本精神，其含义泛指和、敬、俭、真。“和”是要求人们心地善良，和平共处，互相尊敬，互相帮助。“敬”是要有正确的礼仪，尊重别人，以礼待人。“俭”是俭朴廉正，提倡朴素的生活。“真”是要有真诚的心意，为人正派。韩国茶礼侧重于礼仪，强调茶的亲和、礼敬、欢快，把茶礼贯彻于各阶层之中，以茶作为团结全民族的力量。所以，茶礼的整个过程，从环境、茶室陈设、书画、茶具造型与排列，到投茶、注茶、茶点、吃茶等均有严格的规范与程序，力求给人以清静、悠闲、高雅、文明之感。

近年来，复兴茶文化运动在韩国积极开展，许多学者、僧人在研究茶礼的历史，出现了众多的茶文化组织和茶礼流派。弘扬传统文化与茶礼所倡导的团结、和谐的精神，正逐渐成为现代人的生活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