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国之要政 中原文化的无声扩散

茶马贸易始于唐，兴于宋，盛于明，衰于清。通过茶马贸易这一互补型经济文化交往，中原农耕文明与与边疆地区的游牧文明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牢牢联系在一起，中华文明的疆域也随着茶马之路的延伸不断向外拓展。

文成公主入藏 带来离太阳最近的茶香

雪域高原上的第一缕茶香

公元641年，一位16岁的汉族女子离开唐都长安，踏上了前往雪域高原的路途，她将要去的地方，是在今天的人们看来都很遥远和神秘的拉萨，这条漫长而艰苦的进藏之路，她和她的队伍整整走了三年。这位女子就是文成公主，应当时吐蕃王国使者的求婚，唐太宗将她许配给了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唐王朝派出以江夏王李道宗为首的护卫队护送文成公主进藏，随着这位信佛的女子离开故土千里迢迢来到西藏的，有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和唐代大量的科学文化技术。

有历史学家认为，正是不远万里从长安来到风雪高原的文成公主带来了中土的茶叶并推广了唐王朝的饮茶方法，让雪域高原上的人们逐渐形成饮茶的习惯，并慢慢普及开来。但亦有学者反对这一说法。

唐代的李肇在《唐国史补》中写到过一篇和茶叶有关的藏地故事:吐蕃王朝日渐强大后，曾侵入四邻各国，兵马到达中原王朝的边州，获得茶叶之类的饮料，运回吐蕃本土。但是当时的吐蕃人还不知道此物的称谓，也不知其用途。有一次，一个叫常鲁公的大臣，出使吐蕃，烹茶于帐篷之中，吐蕃赞普甚觉奇怪，便问:“这是何物？”常鲁公答道:“此物乃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听后恍然大悟，点头说:“我也有此物！”便命人拿出七、八种茶来，摆在常鲁公面前，—一指过:“此乃寿州的，这是舒州的，靳门的，那是昌明的……”

这段历史上著名的对话发生在公元7世纪末到8世纪初，从对话中不难看出，当时的吐蕃已有很多种茶叶，只是藏人尚不知道它的名字，也不知道如何使用它。而这时的文成公主早已进藏多年，如果说她已经带来了茶叶以及茶叶的饮用方法，那么吐蕃赞普不可能有此一问。

历史的真相也许只有留给历史了，不过，从历史的吉光片羽中，我们可以解读出另外一些信息。

西藏学者赤烈曲扎在《西藏风土志》中记载:大约在公元3到4世纪，吐蕃居民喝的并不是茶，而是一种用树皮熬成的水。这种“茶水”虽然没有茶叶的清香，但胜于开水。也许这就是高原上最早的“茶”。

随着文成公主进藏带来的唐朝先进文化技术和物资的援助，吐蕃当时的生产事业飞速发展起来，以牧业为主的藏族人主要的食品是肉、奶、油，而茶叶以其“通利”、“疏滞腻”的药用价值，迅速得到了藏族人民的喜爱，藏区对茶叶的需求大大增加，中土的茶叶开始大量进入西藏，汉族人民开始用茶叶和藏族人民交换马匹和土产。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茶马互市”，而这些把输入藏族地区的茶叶，被人们称之为“边茶”、“藏茶”、“边销茶”。

从“茶马互市”到“边茶贸易”

北宋年间，由于少数民族契丹和西夏的日益强大，而西夏更是频繁地侵扰北宋，北宋政府积贫积弱，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当时的统治者宋神宗在改革派王安石的支持下，果断地起用王韶为镇洮军节度史，执行削蕃战略，以斩断西夏右臂。王韶不负朝望，率兵收复了熙河等州，让宋境向西部拓展了二千余里，取得了宋朝立国后开拓边境的最大胜利。

王韶收复熙河后，看见吐蕃人赶着大群马匹，到边州交换茶叶，而且茶叶还供不应求，他以一个军事家的眼光意识到吐蕃人大量的战马可以作为北宋王朝的战略资源，于是他向皇上献策，主张以茶换马，这个建议很快被采纳。宋神宗甚至在1074年专门下诏设立“茶马司”，这一机构的主要职能就是管理边茶换马事业。

当时最受吐蕃等民族所喜爱的是四川茶叶，特别是名山茶。针对这一点，朝廷甚至专门规定，名山茶只能用来与吐蕃人换马。为了确保茶马贸易的正常发展，宋王朝还制定了一系列具体办法和措施，例如在管理上设立专门机构买茶司、买马司、茶马司、盐茶司、都大茶马司等；采取招马、降低茶价和提高马价等优惠政策；在制度上实行官营茶叶专买专卖的榷茶制。四川成为当时最大的茶马市场。

到了元朝，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将西藏也纳入了中国版图中。由于元朝的统治者蒙古族本身就是游牧民族，对战马的需求也没有宋朝那么大，所以元朝对汉藏茶马贸易管理开始有所松弛。后来，更是发生了几起因为政府统购的茶叶在藏羌地区售价太高，引起当地少数民族不满的事件，政府索性停止了统购统销，听任民间自由买卖。

而在明朝时，“茶马互市”现象空前繁荣。一方面，明朝统治者对茶政十分重视，认为茶法和马政都是“军国要政”，甚至推行一种“金牌信符”制度来确保茶马贸易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明朝当时对外战争频繁，大量的战争带来了更多的战马需求，特别是明神宗时期，荣马司的年易额竟然达到四万多匹。

不过，我们仔细梳理历史的痕迹，却可以发现:明王朝并非真的需要这么多战马来维持战争的需要。朱元璋的一个御史刘良卿当时曾给朱元璋献策说:“番人以茶为命”，“应严法以禁之”。另外一个御史杨一清则赤裸裸地道出了明王朝重视茶马互市的真相:“戎人得茶，不能为害，中国得马，足为我利。且金城以西绵亘数千里，以马为科差，以茶为酬价，使之远夷皆臣民，不敢背叛，如不得茶，则病且死，以是羁縻，实贤于数万甲兵矣，此制西番以控北夷之上策也。”

这番话表明:明王朝以茶易马的主要目的，并非如宋朝一样备马以战，而是借以实现对各少数民族的有效控制，达到“以茶奴番”的政治目的。这种以茶治边的民族政策，长期以来是富了当地统治阶级，却使广大劳动人民受到比西藏封建农奴制更为残酷的剥削和统治。

公元1661年，清世祖批准达赖喇嘛的请求，在云南永胜县开设茶马互市市场，但此时的茶马互市由于各种原因时常中断，已是强弩之末。到了乾隆年间，茶马互市制度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与茶马互市有相同意义的边茶贸易制度。

边茶贸易完全改变了以前由政府控制的情况，变官营为商营。除了茶叶之外，其他藏族人民需要的生产、生活资料也进入了市场，而藏区的交换产品除了马以外，还多了皮革、药材、黄金等一系列产品。当时的四川因为边茶贸易的迅速发展而成为了整个川藏商贸的中心，而且在藏区也出现了不少像打箭炉、松潘这样的商贸集市地，除了最初的以物易物，货币也开始出现在边茶贸易中，甚至出现了“茶票”。

从唐代的“茶马互市”到宋代的“榷茶制”，到“金牌信符”制和“引岸”制，再到明代的“贡马赐茶”制，及至清乾隆以后取“茶马互市”而代之的“边茶贸易”制度，“茶马互市”的基本形式和贸易范围经过了不断地演变和扩大，川藏茶马古道所形成的“茶马互市”文化自成体系，成为一道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撇开封建统治者狭隘而残酷的民族政策不谈，茶马互市关系，从唐代到清朝、民国以来，一直盛行不衰。这一历史事实，既是祖国民族大家庭中经济关系、文化生活关系十分亲密的重要体现，又反映出一种政治上的一统关系。

事实上，无论是唐代开始的茶马贸易阶段，还是后来的边茶贸易阶段，历史上内地与西藏贸易全过程，始终没有离开茶，茶始终发挥着中心的作用。

英国殖民者的茶叶野心

18世纪中叶，在海外探险的英国殖民主义者发现了茶叶在藏族人民生活中的重要性，企图利用茶叶来切断西藏和内地政治、经济上的联系。而此时，英国在印度最大的殖民机构——东印度公司所派出的商业间谍也盗取到了中国的优良茶树品种并学到了中国的制茶技术，开始在印度的阿萨姆邦和锡金大量种植和制茶。每一次海外殖民行为都能获得极大利益的英国在1888年到1904年连续多次武装侵藏，殖民者们更是妄图利用茶叶来控制西藏的经济，并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东印度公司还在亚东开埠通商，印度的茶叶开始源源不断地倾销西藏，这不仅严重冲击了汉藏边茶贸易，对四川的茶叶生产也造成威胁，并造成西藏土特畜产品的大量外流。

英印茶叶在西藏倾销的状况和殖民者们的野心，受到了西藏各界的反对和抵制。十三世达赖喇嘛就曾经在给朝廷的信中专门提及此事，认为会妨碍到藏区的政治、经济、民生等诸多方面，应该禁止英国人销售印度茶。而且，藏族人民喜欢饮内地的茶，认为印茶性热苦涩，不解油去腻。因此，他们宁愿舍近求远，到雅安、西宁等地驮回茶叶，也不愿买侵略者经营的茶叶。

1906年4月29日，新任驻藏帮办大臣张荫棠抵达拉萨。这位刚参与了和英方就所谓《拉萨条约》的修改问题进行谈判的大臣有着多年出使外国的经历，尝够了弱国外交的苦痛。他清楚地看穿了英国图谋西藏的企图，极力主张迅速整顿藏政，维护主权。向清廷提出《请速整顿藏政收回政权》的建议，受到重视，被破格提升为第一位担任驻藏大臣的汉族官员。张荫棠一方面从外交上周旋，使印茶入藏无法取得合法手续，另一方面，他试图用对印茶课以重税的方法来保障四川茶叶的利益。此外，他还提倡在藏区试种茶树，就地发展茶叶生产。

除了茶业方面的举措，张荫棠还效法欧美资产阶级变法图强，向清廷提出治藏建设十九条及西藏地方善后问题二十四款，即所谓“新政”，这一系列改革措施因为种种原因虽然当年没有成功，但他提出的发展工商事业、开发矿产、便利交通、发展教育等主张，对西藏后来的发展和建设大有裨益。藏人为了纪念他，将他当年种过的一种花取名为“张大人花”，由此可看出藏族人民对他的称赞和敬仰。

除了川茶以外，在抵御印茶的经济侵略上，滇茶的作用也不小，甚至可以说，滇茶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英帝国主义对西藏进行经济侵略的步伐。辛亥革命后，印茶大量侵销西藏，川茶在西藏的市场日渐缩小。在政治上，康藏数度发生纠纷，使传统的康藏贸易受到阻碍，这一时期，西藏地区的川茶紧俏，广大藏族人民不愿饮用“有机油味”的印茶，而滇茶则大量通过滇藏山道和滇缅道等运至西藏，压制了印茶在西藏的影响。在那个茶贵如银的年代，各族人民的运茶马帮，走荒山，爬野岭，在川、青、滇、藏险道上的民间往来，从未断过。顽强不息，斗争不止。

辛肉之食，非茶不消；青棵之热，非茶不解

藏族有句谚语，叫:“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还有句谚语叫“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从藏族大量和茶有关的谚语可以看出，藏族人民和茶的关系是多么密切。茶叶在藏区是跟哈达一样珍贵的礼品。尤其是在藏族人民的婚礼上，亲朋好友最为普遍的馈赠就是哈达和茶叶，而逢有重大节日庆典，举行赛马、摔交等比赛时，茶叶也往往是作为优胜者的奖品。

生活在高原上的藏族人民平时的主食是糌粑，我们知道，糌粑粉非常干燥，这就需要茶水来帮助咀嚼和吞咽；前面提到过，以牧业为主的藏族人主要的食品是肉、奶、油，这些高脂肪、高蛋白食物的消化更是离不开茶叶中的茶碱，因为茶碱有着溶解脂肪、消食化腻的作用；除了这些，长期生活在缺乏新鲜蔬菜和水果的高原居民也极其需要茶中所富含的维生素和其他微量元素。

藏族人民饮茶有清茶、酥油茶、奶茶、面茶、甜茶、油茶等好几种方法，这其中，酥油茶是最受人欢迎的。奶茶则在夏秋季节的半农半牧区和纯牧区最为流行。甜茶最初据说是从印度和尼泊尔传来，如今也成了藏族人民喜好的饮料，但不管哪种茶，藏族人民都喜欢热饮，特别是带油的酥油茶和面茶。所以藏族家庭中，火盆或灶塘内总常备灰火，并将茶罐或茶壶置于灰火上，以保持茶温，随时饮用方便。

清茶是最基本最普遍的一类，熬制方法比较简单。藏族人民一般先在锅内掺入适量的冷水，然后放入茶叶，待水沸腾，掺入少许冷水，继续熬煮，如此数次后，一锅茶汤熬得浓浓，茶香溢出放入盐巴即可。

酥油茶是藏族最有名的茶。众所周知，油是不溶于水的，但藏族人民就是发明了这种将水、油融为一体的茶。制作酥油茶的茶桶一般都很讲究，需要特制，酥油茶的主要原料是清茶、酥油和盐。制作时，先将酥油和盐放入专门制作酥油茶的茶桶内，掺入小半桶热清茶，用木制带柄的活塞( 藏语称“甲洛”) 上下反复用力提按，将酥油、盐、茶搅合均匀，成为粉乳色液体。过去藏区经济条件较差，往往酥油茶里酥油的多少就体现着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而现在，藏族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有的人制作酥油茶的原料还加上核桃仁、奶粉、芝麻酱等东西，这样做出来的酥油茶更为浓香可口。

奶茶制作一般为两种。一种是事先将茶叶捣成细细的粉末，放入锅中与水同熬煮，待茶色、茶味熬出后，放入适量鲜奶和盐，搅匀后即成。而另一种是用熬好的清茶，用茶罐或茶壶盛装，再放入适量鲜奶和盐，摇动茶罐或茶壶，待奶、茶、盐均匀后，就成了一杯热气腾腾的奶茶，捧在手中，仿佛整个高原温暖的阳光都照耀在了身上。

茶叶最初是不是文成公主带进西藏的这个问题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已经不是最重要的。延续了一千多年的高原茶文化，就像文成公主留下的大日如来佛像一样，成了藏汉两族人民无价的财富，将永远流传下去。我们不妨大胆猜想:一段唐代的姻缘，让一千多年后的整个高原大地上都弥漫着茶香……

唐代：初创边疆茶马贸易

一、引子

互市，是我国历史上不同民族或不同地方割据政权之间的一种特殊经济交往与沟通形式。互市在我国历史上有不同的称谓，如“边境互市”、“合市”、“和市”、“榷场”、“榷场贸易”等等。在一般情况下，互市主要包括绢马贸易或茶马贸易等内容，其内容变化主要取决于特定时期贸易双方的需求。互市的产生，实际上是由内地与边疆生产结构的差异所决定的，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农耕经济与畜牧业经济的分工。互市出现的时间比较早，而茶马互市则兴起于唐宋，盛于明清，维系时间长达千余年之久。茶马互市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以物易物的一种特殊性贸易形式，系一种互补性经济，在我国商贸史和民族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茶马互市曾经对繁荣农牧业经济，改善农业区和牧业区的生产和生活结构，促进民族间的和平共处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茶马互市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具有禁榷的性质，一度曾由政府实行统购统销，并完全由政府垄断；即使商人从事经营，也必须在官府的严格控制下进行。

茶马互市首先兴起并主要发展于我国西北地区，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原因。我国古代的西北地区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交汇地带，这里亦农亦牧，农牧相间，民族经济的交往是当地民族须臾不可或离之事，正如史书上所言，西北地区是“华戎所交”之地，农业经济和畜牧业经济二者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互补性。从历史的角度看，西北地区又往往是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分界线，或者说是农耕经济和畜牧业经济的分界线，不同类型的经济互补是这里自始至终存在的一个特色。至迟自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开始，丝绸之路便贯穿于西北地区全境，民族贸易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民族经济交往已经初具规模。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总结道：“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①]，西北地区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是历史上人们的共识。由此可见，古代西北在中原王朝和少数民族之间的贸易交往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历代的互市重点均在西北境内，茶马互市亦不例外是不难理解的史实。

西北地区包括茶马互市在内的民族贸易具有持续时间长久、分布范围广、内容丰富等特点，它除了民族间的互通有无的商贸含义外，还具有政治的、军事的、国防的意义在内；除了境内民族间的互通有无外，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还与境外民族发生着商贸活动，系一种特殊的民族贸易形式。下面是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只是将西北地区唐宋时期互市的主要形式之一的茶马互市的基本情况和演变及不同特点作一简要概括，敬请方家赐教。

二、唐代西北地区的茶马互市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随着大一统国家实力的进一步加强和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一体化关系的逐步确立，以及丝绸之路的畅通，唐代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隋代在周边民族中是以“圣人可汗”[②]的姿态出现在舞台上，而唐太宗时期更以“天可汗”[③]的地位受到各族的拥戴。再加上当时国力强盛、文化活跃、百姓生活水平比较高，各民族之间的往来比较频繁，主客观形势要求进一步加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而在绢马贸易和贡赐贸易基础上出现的茶马贸易，也开始在唐代中后期出现，唐代民族互市的内容进一步丰富。

唐代互市的基本内容是丝绢贸易和茶马贸易。实际上，隋唐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民族贸易的转型时期，即贡赐贸易与互市同时并存的重要时期。贡赐贸易作为民族贸易史上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唐代西北民族贸易中仍然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据不完全统计，安史之乱前，西域前来唐朝的朝贡多达170余次。即是如此，当时的互通有无的互市已经发展起来。

在历史积累的基础上，唐代的社会经济有了比较大的发展，国势有了进一步的加强，其中唐代实行了历史上少有的比较务实、开明的民族政策，这是唐代经济繁荣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从今天的角度看，唐代当时实行比较开明、务实的民族政策，从决策者的主观愿望来说，无非是想扩大统治阶级消费品及奢侈品的来源，提高政治影响力，因此难免具有粉饰、做作的成分在内。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唐代的民族政策，在客观上达到了鼓励少数民族商人来内地从事交易的社会效果，也为吸收外来资金和商品、提高内地商品的影响力，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大量少数民族商人的接踵而至，使得唐代内地的商品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活跃起来。包括互市在内的唐代的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是唐代国势强盛的基本条件之一[④]。唐代最高决策者的“胡越一家”[⑤]的意识，开创了唐代民族贸易的新局面。

隋唐时期，互市有专门的政府机构，如隋代设有“交市监”机构管理包括民族间贸易之事宜。[⑥]唐代初期沿用隋代的“交市监”互市管理机构，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年）将交市监改名为“互市监”。武则天垂拱元年（685年），曾经一度改称为“通市监”，但是不久又恢复为“互市监”。[⑦]机构的多次调整，表明最高决策者对民族互市的重视以及对理顺互市管理渠道的积极态度。

在唐代茶马互市出现之前，中原王朝或农耕民族主要用金银、绢帛及各种手工业品来交换周边少数民族的马匹及其它畜产品，历史上将这种互通有无的民族贸易称之为“绢马贸易”。绢马贸易在历史上维持的时间比较长，它曾经是中原王朝或农耕民族同周边少数民族进行政治联系和经济交流的主要形式之一。我国有关茶叶的记载比较早，而茶叶作为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必需品，则是唐代或准确说是中唐以后的事。

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至开元天宝（713－756年）之间，稍稍有之，至德大历（756－779年）遂多，建中（780－783年）以后盛矣。[⑧]

据《封氏闻见记》载：唐代除南方盛产茶叶并普及饮茶外，中原地区也无处不卖茶和饮茶。不仅如此，当时饮茶已经到了“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于中地，流于塞外”的程度，唐代就有“因南临茶山，县以为名”的例子。[⑨]有唐一代，“荼”去一划，始有“茶”字；陆羽撰写经典著作《茶经》而标志着出现了茶学；茶始征收税，意味着有了比较系统的茶政；茶叶开始销边，开始了茶马互市。[⑩]唐代我国的茶叶生产进一步扩大、饮茶之风更加盛行，饮茶习俗已经从南方地区扩大到广大北方地区，甚至连周边少数民族也以饮茶为生活的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唐代茶叶专家陆羽撰写的不朽著作《茶经》，不仅仅在内地广为流传，而且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影响也非常深远[11]。

唐高祖武德八年（625年），突厥、吐谷浑等西北少数民族请求和市，百废待兴的唐王朝下令批准了这一要求。唐朝同意在承风戍（今青海省贵德境内）互市。唐朝曾经派遣使者李远等人出使吐谷浑，“与敦和好”。有的学者指出，这次吐谷浑与唐朝的互市，实际上首先是由唐朝主动提出的，与其说是吐谷浑请求互市，不如说是唐朝主动要求互市，[12]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恢复和发展农业和畜牧业生产是唐王朝所面临的当务之急，另外对战马和畜力的迫切需求，以及缓和与强大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也是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唐朝及时恢复了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互市”，在较短时期内就收到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出现了“杂畜被野”的盛况。[13]我们今天已经难能确定当时双方用何物进行互市的，但是至少有一点是比较明确的，这就是内地所产的丝织品和茶叶是唐王朝用于互市的基本内容，而牲畜则是少数民族用于互市的主要商品。唐玄宗开元（713～741年）年间，长安政府曾经“发使及典缣等，大赉缯锦，将于石国和市犬马”[14]。这里已经明显地具有官方组织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互市的性质，而不是政治色彩浓厚的贡赐贸易。当时互市不仅仅是中原王朝的愿望和要求，少数民族方面同样也有这一方面的需求。如唐玄宗开元（713～741年）时期，突厥突骑施可汗苏禄，就曾经派遣牙官送马1，000匹到安西互市。[15]虽然因具体环节出问题而没有成功，但却反映各族之间要求互市的强烈要求。

唐代前期，最高统治者已经对正常的民族贸易有了比较深度的认识，清楚这是和平年代互惠互利的经济活动，正如唐玄宗在开元九年（721年）所指出的：“国家旧与突厥和好之时，蕃汉非常快活，甲兵休息，互市交通，国家买突厥马、羊，突厥将国家彩帛，彼此丰足，皆有便利”。[16]实际上，按唐玄宗所言，当时已经认识到民族互市的作用远远超过了经济意义。即是如此，唐代中央政府和少数民族之间的民族贸易――诸如绢马贸易――只能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才能使中央王朝的财政负担接受，如果出现逆差，则必然会成为经济上的一种压力。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唐玄宗就对与突厥之间的绢马逆差表示不满和担忧：

往者先（毗伽）可汗在日，每年纳马不过三四千匹，马既无多，物亦易办。此度所纳，前后一万四千，缘儿初立可汗，朕又结为父子，恩义相及，不可却回，所以总留，计物五十万匹，兼属国家大礼，并放天下租调，用度无穷，非特和市，缘此马价，通容稍迟，处罗达干未还，不是故为留滞，念悉此意，当复宽心。今见续续市易，不久望了，即当发遣，回日非赊，在此还如当家，去住亦何异也。此后将马来纳，必不可多，还如先可汗时，约有定准，来使交易，发遣易为，事须长久，不是限隔。[17]

按唐玄宗的看法，当时唐朝与突厥的绢马贸易中以年3，000－4，000匹马数为宜，如果年交易额达14，000匹马，则须花费绢帛达50万匹，这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唐王朝正常的承受能力。当然，我们也能从唐玄宗的这到敕书中看出，唐代前期中央政府与突厥的绢马贸易是相当活跃的。

安史之乱后，唐代政治、经济和军事各个方面均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其中民族方面的变化尤其显得比较突出。经过长期的争战，突厥的势力受到了致命的影响，其影响明显减弱。相对而言，吐蕃和回鹘的势力却有了发展。这样，唐代与吐蕃、回鹘的互市相应有了长足进步。相对而言，唐代在与吐蕃和回鹘的贸易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的差异，这就是唐与吐蕃的贸易是民间贸易与官方贸易同时进行，但以民间贸易为主；唐和回鹘贸易是民间贸易和官方贸易相得益彰，而以官方贸易为主。回鹘虽然系游牧民族但具有经商的传统，其一再要求与唐朝进行互市，互市内容是以自己生产的马匹换取唐朝的绢帛，当时绢马贸易的比价是：“马一匹易绢四十匹”。马价明显高于市场价格，对于这种高于市场价格的马价，在当时是唐和回鹘之间的一个相对固定的比价，唐朝方面没有进行单独调整的权利。马绢比价为1：40，严重背离了商品的价值。这其中有特殊的历史背景，长达7年之久的安史之乱使唐王朝陷入了非常被动和尴尬的局面，骁勇剽悍的回鹘曾经应邀出兵帮助唐朝平定了安史之乱，在收拾残局过程中建立了功勋；后来吐蕃曾经占领西北广大地区并且一度占领了唐朝国都长安，同样回鹘具有为朝廷解围的功劳。因此，唐朝与回鹘的互市，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方面的考虑，具有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因素在内。正因为如此，唐王朝对于回鹘来说是有求必应，即为了满足回鹘提出的互市要求，不得不按照高比例的马价从事不合理的绢马贸易，“回鹘马”成为唐代后期捉襟见肘的财政上的又一大沉重负担，唐与回鹘的绢马贸易成为困惑唐朝的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唐德宗曾经以帛10万匹、金银10万两偿还回纥马价；唐文宗太和元年（827年），中央政府支付回纥马价绢达20万匹；太和三年（829年）正月，唐朝又支付回纥马价绢23万匹。[18]史称回纥“岁送马十万匹，（唐）酬以缣帛百余万匹”，使唐朝“财力屈竭，岁负马价”。[19]但是，我们不可忽视唐与回鹘绢马贸易的意义，而这种贸易的实际意义已经超出了中原王朝与西北民族回鹘之间的互通有无的经济意义，因为人人皆知的事实是，自丝绸之路畅通以来，丝织品历来是中西民族贸易的基本内容之一，而在唐与回鹘所进行的数额巨大的绢马贸易中，回鹘所获得的绢帛，除了本民族自己消费外，还有相当部分是用于出售至中亚以西的国家和地区，赚取巨额利润。[20]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外民族经济贸易，或者说回鹘民族在特殊历史背景下扮演了中外国际贸易的中转的角色，广大了唐代的对外影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史书记载茶马互市正是始于唐与回鹘的交往。唐朝盛行饮茶之风，此风也逐渐向回鹘民族蔓延，回鹘“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21]这是我国历史上有关茶马互市的最早记载。[22]尽管如此，也应该指出，这一时期的互市中茶马交易并不普遍，茶叶还只是少数民族上层享受的高级奢侈品，普通牧马一般无缘享受茶叶，饮茶之风还没有在游牧民族普遍形成，所以才有“往年回鹘（纥）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23]的记载。可见，当时唐代的茶马互市还是零星的、小规模的，并没有引起统治阶级的特别关注，相对而言，绢马贸易仍然占有统治地位。即使如此，我们还是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唐代中后期割据政权林立，战无宁日，唐王朝为了平定各路叛乱，亟需马匹。这样，朝廷便主动利用茶叶与回鹘民族进行马匹交易。当唐朝使臣又与回鹘使者在交界处商谈有关茶马互市事宜时，唐朝表达了需要马匹的意向，而回鹘使者则表示不想直接用马匹换取茶叶，而愿意拿1，000匹良马交换一部由陆羽撰写的《茶经》。这时陆羽早已作古，《茶经》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广为流传。索马刻不容缓，唐朝有关部门只好任命使臣千方百计地寻查此书。就在举朝急不可待时，诗人皮日休献出了一个《茶经》手抄本，总算换取了回鹘的马匹，解决了唐朝需要马匹的燃眉之急。从此，《茶经》便在今西北地区广为流传。这一故事说明，唐代后期茶叶在回鹘牧区开始比较流行，人们的饮茶知识已经相当丰富，品茶质量明显提高，回鹘对于中原地区茶叶论著的信息也相当清楚，其不仅仅只是需要茶叶，而且对于茶叶的产地、质量、生产、加工、饮用等方面的信息也非常关注，回鹘对于茶叶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甚至说回鹘等民族在这一方面与中原地区保持着同步也不过分。

另外，唐代与党项族进行的互市也是当时的民族贸易的内容之一。《新唐书》卷114《崔融传附崔从传》记载，9世纪初“党项互市羊马，类先遣帅守，（崔）从独不取，而厚慰待之，羌不敢盗境”。这条材料还向我们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这就是在一般情况下由唐代政府主持的在周边地区的互市，往往派遣军队维持秩序，以保证互市的顺利进行；而开明官吏采取优惠措施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则被作为一种惠政受到褒奖。

唐代人对于茶叶“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24]茶叶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与柴米油盐一样不可须臾或离。“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竭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切”。[25]也正是在这种饮茶风尚的影响下，逐渐由内地向周边少数民族地区蔓延，[26]而吐蕃民族就是一个受内地茶叶影响颇大的民族之一。开元（713～741年）年间吐蕃与唐在赤岭、陇州等处互市，双方的交换物品主要是马匹和茶叶、绢帛等。唐代中后期，吐蕃上层已经非常盛行茶叶，他们对于茶叶的了解非常全面。据记载，唐德宗建中（780—783年）年间，朝廷遣使至吐蕃：

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雇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滬湖者。”[27]

从这条材料中可以看出，烹茶至少当时已经在吐蕃上层社会中相当流行，吐蕃赞普对茶叶的知识非常丰富，已经能够说出茶叶的具体产地，而且他所具备的茶叶已包括了内地茶叶的主要产地。另外，这一条史料也说明，流入吐蕃的茶叶，首先不是通过官方互市或贡赐，而主要是通过民间这一途径。茶叶在吐蕃地区的流行，除了其具备解渴祛乏的基本功效外，还与吐蕃当地盛行佛教有关，这是因为佛教徒坐禅者需要饮茶驱困。随着吐蕃饮茶之风的盛行，其对于茶具的需求也就日益迫切。据《汉藏史集》记载，吐蕃赤都松赞普为了获得饮茶的器具，曾经专门派使者向唐朝请求赐与茶碗等。皇帝没有直接满足赞普的要求，而是派遣一位工匠前去吐蕃。这位能工巧匠到达吐蕃后，用赞普从内库所取的陶土等原料，制造出了就连内地也罕见的茶碗，这种碗具有口宽、质薄、足短，光滑精细，有蓝色光泽等特点。第一口碗上绘有吐蕃关于茶叶来源的传说，其他碗则绘有各种动物图案。赞普对唐代工匠制造出来的茶碗非常满意，亲自给茶碗起了名字。[28]这是唐与吐蕃文化交流方面的一段佳话。据传说，文成公主对吐蕃饮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西藏政教鉴附录》记载，内地首批茶叶是随文成公主进入吐蕃地区的。唐代人陈陶在《陇西行》诗中写道：“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看来其中包括在吐蕃地区流行饮茶之风在内。[29]

唐代西北民族地区对于马、牛、羊、骆驼等牲畜以及家禽乳汁的提炼加工，已经取得了相当成效，在丰富当地民族生活的同时，对于农耕民族也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西北民族贸易的内容。唐代用牛乳或羊乳加工而成的“酥油”，将马、牛、羊和骆驼乳汁提炼而成的“酪”，由牛乳炼制而成、以脂肪为主为主的食品“醍醐”，将家禽、牲畜乳汁加工为被称为“乳腐”的乳饼，以及由奶酪发酵而成类似今日酸奶的“浆水”等。[30]有的少数民族还创造性地生产出“马乳发酵的乳酒”。[31]乳制品作为一种营养丰富的食品，不但是游牧民族的生活必需品，而且在内地也逐渐流行起来，深受人们的普遍欢迎。少数民族地区乳汁加工技术的提高，对于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意义重大。尤其一提的是，乳汁加工品尤其加工技术传入内地后，对于丰富内地的食品内容 ，改善食物结构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不仅如此，乳制品加工技术的引进，还对于促进内地牲畜和家禽食品深加工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们应该将此看作当时民族贸易交往的一个额外收获，这也加深了我们对于民族交往往往是双向而非单向的理解。

实际上，唐朝与吐蕃的互市并非均是吐蕃首先提出的，这种在政治上、经济上的互惠互利，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主动的。据汉文献记载，从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年）至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年）的209年间，吐蕃入唐朝的使团达百余次之多，而唐朝入吐蕃的使团也有52次，平均16个月唐和吐蕃之间就有一次使团往来，有的年份往来使团多达4次之多。尽管每次的主要任务包括和亲、告哀、修好、吊祭、会盟、封赠、朝贡等等，但是不可否认其中具有购买货物的内容，[32]互市是其中的基本内容之一。正因为如此，唐代人在判文中就有吐蕃和市的内容。[33]当时唐朝和吐蕃之间“金玉绮绣，问遣往来，道路相望，欢好不绝”[34]，正是两者之间贸易往来的真实写照。

上面所讨论的，主要是指见于记载的由政府进行或主持的民族贸易，实际上，当时民间正常的民族贸易尽管受到官府的限制，依然存在，甚至在一定时期或一定地区是民族贸易的主流。我们知道，唐代一开始就对广大居民在周边民族地区的商贸等活动进行严格限制，其限制已经超过了单纯商贸的范畴，具有政治控制的因素在内。唐代建立伊始，就对居民在西北民族地区的活动进行硬性规定，其中包括唐代法律明文规定，凡是通过周边民族地区关卡者，须持有当地政府发放的通行证――“过所”，方可“度关”。对申请过所的度关者要求必须提供如下具体的材料：性别、年龄、居住地、家庭状况、度关理由、度关时间、保人姓名等内容。度关超过一个月时，只有及时申请更换由政府发放的“行牒”才有效，否则要受到不同程度的法律制裁。[35]

实际上这并非只是唐代前期北方边境局势紧张的一种权宜之计，而是终唐之世的基本国策。即使在唐玄宗开元盛世，这种限制也没有解除。我们从有关出土的文书中得知，当时凡是唐境内的居民，若要经过边境从事贸易或从事边境贸易活动时，只是对其手持的过所严加勘验，方可放行[36]。唐代在对民族贸易互市中对内地商人进行严格控制的基本国策下，商人与周边少数民族商人之间的正常的商品贸易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当时规定若干商品属于严格控制的范畴，如规定金银铜铁不许随便与少数民族进行交易，就连纺织品中的绫织品也在限制范围之内：绫织品“不得度西边、北边诸关，及至缘边诸州兴易”，违法者不仅仅要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还要追查当地官吏的连带责任。唐律规定，“共化外蕃人私相贸易”者，“一尺徒二年半，三匹加一等，十五匹加役流”，[37]处罚是非常严厉的。这样，公开或正常的民间民族互市受到限制，而各种走私活动则显得十分活跃，民间民族贸易自始至终存在，构成了当时边贸互市的基本内容。其中唐玄宗时期安禄山管辖之下的何明远就是典型的一例。史书记载开元（713—741年）时期何明远的情况是：

定州何明远，大富，主官中三驿。每于驿边起居店停商，专以袭胡为业，赀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远年老，惑不从戎，即家贫破，及如故，即复盛。[38]

何明远“家有绫机五百张”的记载在唐代文献中比较少见，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的解释。何明远有如此多的绫机，是特指他在定州三驿附近组织500绫机户，而他是以包买商的身份出现的。而何明远将数量巨大的绫专门与少数民族商人进行交易，这样何明远因生产有保证、销路有着落而“大富”。何明远公然将高级丝织品向周边少数民族商人进行特供，以获取巨额利润，尤其何明远身为政府“三驿”主持，为什么居然置中央政府的明文法律于不顾呢？

原来安禄山在唐玄宗天宝（742—756年）初年任平卢、范阳、河东节度使后，恩宠有加，“刑赏在己”，为了做好公然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准备，他除了厉兵秣马外，还采取各种措施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其中途经之一就是与周边少数民族商人直接进行贸易。史称安禄山不顾中央政府法令的限制，“潜于诸道商胡兴贩”；“每商至”，“遂令群胡于诸道潜市罗帛”。[39]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与少数民族商人进行以高级丝织品为主要内容的互市，在安禄山的统治区辖内是不受任何限制的，这正是何明远“专以袭胡为业”的特殊历史背景。“专以袭胡为业”就是将绫这种高级丝织品专门用来与“胡商”交易；而何明远作为交通要道“三驿”的主持者，无疑又是与少数民族商人直接从事交易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定州正好在安禄山的势力范围之内，在这里，唐代中央政府关于限制与少数民族商人直接从事贸易的法令不能奏效，何明远“专以袭胡为业”不仅不会受到限制，相反还会得到鼓励。或者说何明远正是在安禄山“令群胡于诸道潜市罗帛”的环境下，通过“专以袭胡”来使自己“赀财巨万”的，这是安禄山积累经济实力的主要途经之一。何明远作为“主官中三驿”的带有军人色彩的地方官吏，又是“赀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的作坊主。何明远之所以家资实力雄厚，主要是靠控制了数量可观的绫机，而其产品又向少数民族商人对口销售，正是这种商品的产销对路，才保证了其有厚利可图。同时，何明远的大型手工业作坊能够得到正常维持，除了上述的产销对路的因素外，还要一个绝对不可忽略的有利条件是，他主持“三驿”实际上意味着由他垄断了交通要道以及与少数民族商人进行贸易的特许权。“惑不从戎”，即不再主持三驿后，便失去了与少数民族商人直接开展互市的有利条件，立“即家贫破”；一旦重操旧业主持三驿后，“即复盛”。

从上面对何明远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何明远作为家有绫机500张的大型作坊的作坊主，是在安禄山控制河北地区时鼓励与“胡商”直接进行贸易的特殊情况下出现的，是藩镇割据势力对工商业利润追求的直接结果。这是一个私营手工业作坊与官吏结合的典型例子，是在藩镇势力膨胀下鼓励当地商人与少数民族直接交易条件下的一个特例，并不反映唐代民间民族贸易的正常水平。不过，安禄山统治下何明远与少数民族商人从事大规模的边贸互市，足以说明民间正常的民族贸易自始至终都存在。

五代时期，西北地区的民族贸易依然存在，农耕民族以所生产的农产品及手工业品换取畜牧民族所生产的畜牧产品的情况比较普遍。如唐代安史之乱后逐渐强大起来的党项族，其所生产的“党项马”在全国范围内非常有名，五代时期党项族主要以自己生产的马匹换取农耕民族生产的茶叶、粮食和各种手工业品。据专家研究表明，党项诸部，包括河西地区的党项均争先恐后前来灵州(治今宁夏灵武西南)用牛马等进行民族贸易，一年之内的马匹交易高达5，000匹。[40]这种情况在五代时期比较普遍，绝非个别现象。五代十国时期，各政权对于马匹的需求与日俱增，但是在战时经济形势下官营牧场遭受到严重创伤，茶马互市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各政权不得不更弦易辙，采取一系列措施从民间征集马匹。如后梁开平四年（910年）十月，颁布《夺马令》，规定“冒禁者罪之”，[41]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再如后唐同光三年（925年）六月，为了做好攻打蜀地的准备，“诏下河南、河北诸州和市战马，官吏除一匹外，匿者坐罪”。[42]通过政府行为和市战马，作为国家马匹的基本来源，而绝不允许私人染指其中。总之，“发使于诸道州府，括取公私之马”，[43]是五代十国时期的普遍现象，而非个别例子。再如后唐长兴四年（933年）十月，敕“沿边藩镇，或有蕃部卖马，可择其良壮者，给券具数以闻”；[44]后汉天福十二年（947年）九月，诏“天下州府，和买战马”，[45]如此记载，不一而足。对于当时和市马匹，政府一般都比较重视，甚至往往由政府直接从事经营。这一方面说明政府对于直接参与和市程度的提高，同时也说明和市受到战争影响，不论从规模和市交易额方面，还是和市的频率上，已经难能与隋唐时期相提并论。

总之，五代时期西北地区因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使这里的民族贸易出现了与秦汉、魏晋和隋唐时期民族贸易不同的类型，同时，我们还是不可否认当时民间民族贸易的活跃性，并且成为当时民族贸易的主体，而官府控制的互市则要显得比较逊色。

本文摘自《唐宋茶马互市的演变》 作者：魏明孔，1956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the evolution of tea-horse interchange trade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by wei mingkong

abstracts: this article gives a brief account of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tea-horse interchange trade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t the

same time, epitomiz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key words: tea-horse interchange trade, national trad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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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读史方舆纪要》卷63《甘肃镇·序》

[2]《隋书》卷84《西突厥传》记载，大业八年（612年）突厥处罗可汗对隋炀帝曰：“自天以下，日月所照，惟有‘圣人可汗’。今是大日（隋炀帝生日），愿圣人可汗千岁万岁常如今日也”。

[3]《唐会要》卷100“杂录”。

[4] 参见魏明孔《唐代对外政策的开放性与封闭性及其评价》，《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5]《资治通鉴》卷194唐太宗贞观七年（633年）十二月条：随着唐代平定突厥，少数民族的首领均称呼唐太宗为“天可汗”。贞观七年，早已退位闲赋的唐高祖李渊得知平定突厥的消息后说：“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

[6]《唐六典》卷22《诸互市监》。

[7]《新唐书》卷48《百官志》三“互市监”。

[8]杨华：《缮夫经手录》。

[9]《元和郡县图志》卷29《江南道·茶陵县》。

[10]参见朱自振：《茶史初探》，农业出版社1996年版。

[11]《新唐书》卷196《陆羽传》。

[12]卢勋、萧之兴、祝启源：《隋唐民族史》第11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3]《资治通鉴》卷191唐高祖武德八年（625年）正月条：“是月，突厥、吐谷浑各请互市，诏皆许之。先是，中国丧乱，民乏耕牛，至是资于戎狄，杂畜被野。”

[14]《全唐文》卷269张廷珪：《谏停市犬马表》。

[15]《旧唐书》卷194下《突厥传》下。

[16]《全唐文》卷40玄宗《赐突厥玺书》；《册府元龟》卷980。

[17]《全唐文》卷286张九龄《敕突厥可汗书》。

[18]《旧唐书》卷195《回纥传》。

[19]《新唐书》卷51《食货志》一。

[20]于宗先主编：经济学百科全书》第1编《经济史》第313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

[21]《新唐书》卷196《隐逸传·陆羽传》。

[22]明代对西北茶马互市作出重要贡献的杨一清认为，“自唐世回纥入贡，已以马易茶”（《关中奏议》卷3杨一清：《为修复茶马旧制以抚驭番众安靖地方事》）。这一说法被清代初期的学者所接受，如梁份：《秦边纪略》（赵盛世、王子贞、陈希夷校注，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就持这一观点。

[23]《封氏闻见记》卷6《饮茶》。

[24]《封氏闻见记》卷6《饮茶》。

[25]《旧唐书》卷173《李珏传》。

[26]《封氏闻见记》卷6《饮茶》：唐代饮茶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躯名马市茶而归”。

[27]《唐国史补》卷下。

[28]才让：吐蕃社会的手工业》，《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

[29]参见魏明孔《隋唐手工业与居民生活食物结构的改善》，《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

[30]《食疗本草译注》卷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31]（美）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第30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32]参见卢勋、萧之兴、祝启源：《隋唐民族史》第502－503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页则统计：自太宗贞观八年（634年）始，至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吐蕃王朝瓦解共213年间，双方使臣来往不少于191次，其中唐使入吐蕃66次，吐蕃使入唐125次。吐蕃一年中遣使2次的凡14年，遣使3次的凡六年，遣使4次的凡3年。唐朝一年中遣使2次的凡8年。往来使团的人数多者50余人至百余人，少者也有10余人。此说可作参考。

[33]《全唐文》卷172张鷟：《鸿胪寺中吐蕃使人素知物情慕此处绫锦及弓箭等物请市未知可否》：“鸿胪寺中吐蕃使人素知物情，慕此处绫锦及弓箭等物，请市，未知可否？判：听其市取，实可威于远夷；任以私收，不足损于中国。宜其顺性，勿阻蕃情”。

[34]《全唐文》卷384独孤及：《敕与吐蕃赞普书》。

[35]《唐律疏议》卷8《卫禁》。

[36]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之诸种文书155、156号。

[37]《唐律疏议》卷8《卫禁》。

[38]《朝野佥载》卷3。

[39]《安禄山事迹》卷上。

[40]钟侃：《宁夏古代历史纪年》第120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41]《五代会要》卷12《马》。

[42]《五代会要》卷12《马》。

[43]《五代会要》卷12《马》。

[44]《五代会要》卷12《马》。

[45]《五代会要》卷12《马》。

宋朝：茶马贸易的发展与完善阶段

宋辽夏金元时期，西北相当部分地区长期处于少数民族统治之下，这与以前处于中原王朝统治下的情形大不相同。这一时期，西北地区由官府直接主持或经营的贡赐贸易、榷卖以及和民间民族贸易均有比较大的发展。与历史上略有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互市在史书上称作“和市”、“榷场”等。因榷场由国家垄断，故亦称之为“官市”，是由宋和西夏双方政府在边境指定地点特设的民族贸易机构，其有专门的官吏主持和监督，交换各自所需求的大宗商品；和市是非官方垄断性的民族贸易场所。[1]总之，榷场与和市二者之间只有性质上的区别而无规模上的差异。

在宋辽金元时期，贡赐贸易是西北地区各少数民族及中亚、西亚等地的国家或政权与宋朝所保持的重要的贸易活动。当时宋代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贸易往来，并没有因为政治分裂和军事对峙而受到多大影响，相互间不论和平年代还是战争岁月，均通过各种途经开展经济、文化交流。如西夏在赵德明时，每年“遣人至京师货易，出入民间如家”；[2]西夏“朝聘之使，往来如家，牛、马、驼、羊之产，金、银、缯、帛之货，交受其利，不可胜纪”；[3]赵德明之后，贸易往来不减，西夏“来使蕃汉之人，入京师贾贩，憧憧道路，百货所归，获中国之利”。[4]“牛、马、驼、羊之产”和“金、银、缯、帛之货”之间的交易，正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经济的互补与相互依赖。有的学者根据《宋会要辑稿·蕃夷》七及《玉海》、《山堂考索》、《文献考考》等书的资料统计，从北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至宋徽宗政和八年（1118年）的158年间，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酋长、政权和西亚、南亚国家或政权经过河陇向北宋的朝贡超过230次。其中89次是瓜、沙曹氏政权、甘州回鹘、西凉六谷族政权、秦州回鹘政权的进贡。其余主要是居住在今青海地区的吐蕃、唃厮啰，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境内的党项，今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内的西州回鹘、于阗、龟兹、高昌及帕米尔以西国家或政权对北宋王朝的朝贡。在各族或政权进贡品中，包括马匹、骆驼、羊以及牦牛尾、貂鼠、沙狐皮等牲畜和珍贵畜产品；有胡锦、白迭、花芯布、茸褐、驼褐、三雅褐、棋子褐等棉毛织品；包括美玉、珍珠、琉璃器皿、琥珀、珊瑚、翡翠、象牙、水银、玉鞍辔、勒马等奢侈品和装饰品；含有麝香、牛黄、阿魏、黄矾、乳香、木香、安息香等香料；包括玉佛、梵夹、菩提、佛骨、舍利等宗教品；有镔铁剑、甲、弓箭、宝马等兵器。其中最普遍、规模最大同时也最受宋廷欢迎的是良马。[5]有的时候在榷场购买的良马多达2，000匹之多，羊则以万计。[6]如乾德三年（965年），甘州回鹘进贡马匹1，000匹、骆驼500峰；真宗咸平元年（998年）十一月，河西军左厢副使来朝时进贡马匹多达2，000匹。

与历史上的贡赐贸易的情况差不多，宋廷要给进贡者高额回赐，一般回赐的标准，主要参照所进贡马匹等物品的数量和价值以及相互之间关系疏密情况而定，但是回赐物往往超过所进贡品的实际价值。宋廷的回赐品一般包括少数民族所缺少且迫切需要的茶叶、纺织品及其他手工业品等。按宋代规定，在一定范围内“外蕃入贡人所过州县，于法得与官私交易”。[7]为了控制直接到京师进贡的人数，宋廷对进贡人数有所限制，超出规定的进贡人数部分，则允许在停留地熙（今甘肃临洮）、秦（今甘肃天水）等地的市场上贸易。如《宋会要辑稿》“藩夷”七之三五记载，元丰元年（1078年）十二月，宋廷诏令熙河路经略司指挥熙州：自今于阗国入贡唯赏国王表及方物，听赴阙，毋过五十人，驴马头口准此，余勿解发，止令熙州、秦州安泊差人主管买卖。

对此，北宋中央政府并非一概而论，而是区别对待，如归顺宋廷又能对党项政权起牵制作用的唃厮啰首领董毡等，一般不受进贡人数和物品数量的限制，享受优惠待遇。宋代西北民族的进贡比较活跃，河陇、西域地区的少数民族以及葱岭以西的政权向宋廷进贡者可谓接踵而至，曾无虚岁，史称“朝贡不绝”[8]。这些少数民族或政权的商人、使者，往往用宋廷所赏赐的钱币，采购所需要的茶叶、纺织品及其他手工业品后，再返回原地；有的则长年累月在宋朝统治区域内从事各种贸易活动，有的“家秦、陇间”，在西北地区定居。[9]这对于民族间互通有无和民族融合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当然，宋代的贡赐贸易也不仅仅是单向的，在特殊情况下也出现宋廷向地方民族政权的进贡，这一方面典型的例子是，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议和，议和条件包括宋廷每年向西夏贡茶叶30，000斤。同时宋廷也向金进贡各类物品。除此之外，榷场贸易在当时比较活跃。[10]这些例子说明茶叶在当时的民族斗争和交往中，不仅仅起着经济方面的作用，还起着重要的政治作用。

实际上，宋代不仅仅只是少数民族前来进行交易，中央王朝也多次派遣人前去少数民族地区进行采购，因此当时的西北民族贸易的商品流向是双向的。如《宋会要辑稿·方域》二十一之十五如此记载：

太宗淳化二年（991年），权知西凉州左厢押蕃落副使折逋阿喻丹来贡。先是，殿直丁惟清往凉州（治所今甘肃武威市）市马。惟清至而境大丰稔，因为其所留。灵州（治所今宁夏灵武西南）命蕃落军使催仁遇往迎惟清。

宋代的茶叶生产在唐代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北宋茶叶产量增长幅度比较大，据专家估计年产量在5，300万斤以上，若按当时宋朝境内的人口数量及人均年0.5斤的茶叶消费量计算，其所生产茶叶的50％以上，即约2，000～3，000万斤茶叶可用来外销，以供周边少数民族的需求。所以，宋代茶叶生产的发展能够基本满足少数民族对茶叶需求的增长，这为宋代茶马互市的开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茶马互市迅猛发展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绢马贸易给历朝政府曾经造成过沉重的财政压力，为了减轻这一负担，宋王朝非常乐意以茶代绢而从事民族贸易。因为当时的自然条件和生产能力，纺织品生产的总量有限，而茶叶生产的潜力却比较大。对于少数民族来说，经过唐代数百年的普及历史，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茶叶的消食、解乏和弥补蔬菜之不足的功效，饮茶成为习惯而且有了一定程度的茶依赖，到了“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的程度，尤其西北少数民族以奶酪、肉类为基本食物结构，其对茶叶需求的迫切性已经超过了其对绢帛的需求。当然，宋代茶马互市兴起之后，并非意味着只有单一的茶马贸易，其中还包括绢帛、铁器和其他手工业品在内。这一时期西北地区民族贸易的内容更加丰富，是不可争议的事实。

早在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西夏在灵州（治所今宁夏灵武西南）、夏州（治所今陕西靖边）党项人屯聚的赤沙州、骆驼口等地设置民族贸易榷场。景德四年（1007年）七月，应西夏赵德明的要求，宋廷批准在保安军（今陕西志丹）设置榷场；庆历六年（1046年）又在镇戎军（今宁夏固原）的高平砦设置榷场，用纺织品及其他手工业品换取西夏的马、牛、羊、骆驼等牲畜及其畜产品以及高级奢侈品。另外在与西夏的交界处，还有一定数量的规模比较小的“初市”。“初市”也是得到宋朝认可的合法民族贸易市场。按规定当时官府在榷场具有优先权，只有当官府购买后才允许民间选购。当时宋夏榷场往往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正如文彦博指出的：

……自来蕃、汉客旅博易往还之处，相度设立和市，须至两界首开置市场，差官监辖蕃汉客旅，除违禁物色外，令取便交相转易，官中止量收汉人税钱，西界自收蕃客税利。[11]

除了宋夏双方规定的违禁商品外，其他商品也均可在榷场内进行交易。据记载，宋代主要用缯帛、罗绮等纺织品获取西夏的马、牛、羊、骆驼等牲畜以及玉、毡毯、甘草等；以香药、瓷器、漆器、姜桂等商品换取西夏的蜜蜡、麝脐、毛褐、源羚角、柴胡、红花、翎毛等，首先保证官府对所需商品的购买优先权，其余部分允许民间自由买卖。[12]对于西夏来说，榷场中尽管可以购买到琳琅满目的商品，而最受欢迎的商品莫过于已经成为民族地区的生活必需品茶叶。宋人田况就曾透露了这一信息：

……臣在延州见王正伦伴送元昊使人，缘路巧意钩索贼情，乃云：“本界西北，连接诸蕃，以茶数斤，可以博羊一口。今既许于保安、镇戎军置榷场，惟茶最为所欲之物。彼若岁得二十余万斤，则榷场更无以博易”。[13]

这一方面说明茶叶成为各民族生活必需品，具有非常强的购买力；另一方面也说明，民族地区的茶叶来源地是距离比较远的中原地区，在榷场内从事茶叶转手倒卖，可以获得比较高的利润，而这对于商人来说具有相当的吸引力。榷场内有宋夏各自的税吏，他们之间的分工非常明确：宋朝的税吏负责征收本国交易者的税，而西夏商人的税，则由西夏官员自己征收。这种互惠互利的做法，是根据各自政权的税收政策进行征收税，使得各自商人都比较容易接受，可称为民族交易中比较成功的范例。但是，当时这种互市往往受到政治、军事、民族和经济等形势变化的影响，时断时续，无一定制。如宝元元年（1038年）元昊建夏国以后，宋廷决定中断与西夏互市，到庆历四年（1044年）十二月宋夏议和后，在元昊的请求下，才重新开放保安军（今陕西志丹）、镇戎军（今宁夏固原）榷场。但是，到嘉祐二年（1057年）二月，因为西夏人与宋人在耕地方面发生了冲突，宋廷下诏禁止陕西4路与西夏进行民族贸易。[14]直到宋神宗即位以后，宋朝与西夏之间的榷场才又恢复正常。自元昊叛宋、宋夏开战以来，北宋从西夏购买的马匹数量锐减：“陕西、河东岁市马一万二百匹，能补京畿塞下之阙，自用兵数年，所市马比常岁特三之一”。[15]即使减少了2/3左右，北宋向西夏购买的马匹数量也达10，200匹，其数量仍然比较可观。正因为茶马贸易在当时对于民族双方来说，均是有利可图的事，因此即使受到官府的限制也照常进行，甚至三令五申也无济于事。熙宁二年（1069年）文延博《乞禁止汉人与西人私相交易》一文，颇具代表性，不妨引文略如下：

……检会累降指挥沿边诸路经略安抚使，严切禁止汉人与西界私相交易博买，非不丁（叮）宁（咛）。近访闻诸路沿边，因循习俗，不切禁止。常有番汉私相交易，盖缘官司不遵守条贯，明行赏罚，是致全无畏避，及无人发摘告陈。[16]

西夏在元昊时曾经向宋沿边地区大肆发动进攻，迫使宋廷于庆历四年（1044年）十月与西夏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其主要内容包括：宋廷每年向西夏赐绢130，000匹、银50，000两、茶20，000斤；进奉乾元节回赐银10，000两、绢10，000匹、茶5，000斤；贺正贡献回赐银5，000两、绢5，000匹、茶5，000斤；仲冬赐时服银5，000两、绢5，000匹；赐元昊生日礼物银器2，000两、丝织品3，000匹。如此不平等的条约，获得巨大经济实惠的是西夏，即是如此，当时的这种不平等条约，还是打着贡赐的旗号，我们由此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看出党项游牧民族对于中原物品的迫切需求，以及贡赐贸易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方面的意义。

马市是宋朝在与西北民族贸易过程中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宋朝除了通过设监牧养马匹和接收进贡马匹之外，还在西北地区的秦、渭、泾、环、庆、原、阶、文、熙、河等地设立马市或买马场，用货币和纺织品、粮食、茶叶、食盐及手工业品换取吐蕃、回鹘、党项等少数民族的马匹。当时一般的马市或买马场每年确定具体的买马数目。宋初每年购买马数是5，000余匹，到天圣（1023～1032年）年间，每年增加至34，900匹左右，即使在南宋初期，每年买马指标也在20，000匹左右。[17]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仅宕昌监一处就“年额买马几近万匹”[18]。既然当时买马指标比较确定，所以每年用于购买马匹的费用也相应比较固定。据记载，至和二年（1055年），宋廷令陕西转运司以100，000两银在秦州市马，并且“岁以为常”。[19]西北一地市马数量可达近万匹，秦州一地的购马款多达100，000两，如果再加上河陇地区马市每年买马所支出的茶、绢、铜币、盐钞和度牒等，其折价更是一个巨大的数目，西北地区马市之活跃因此可见一斑。[20]

相对而言，宋代的茶马互市较唐代更加严密，为了控制茶马贸易，宋朝设置有专门的机构即茶马司，设职官都大提举执掌其事。[21]实际上，宋初茶马贸易机构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开始时设有买茶司、买马司两个机构。据《宋史·职官志》、《文献通考·职官》等文献记载，熙宁七年（1074年）收复熙河后，按照经略使王韶的建议，“西人颇以善马至边，请趣买茶司买之”。这是最早见于记载的买茶司。买马司最早见于《宋会要辑稿·职官》：

熙宁七年（1074年）六月二十五日，熙河经略使王韶言：奉诏募买马，今黑城夷人颇以良马至边，乞指挥买马司素应付。

但是这一时期买茶司与买马司分合无一定制。元丰四年（1081年）群牧判官郭茂恂提出茶司不兼买马，买马司不兼茶务，二者不能密切联系，“以害马政，恐误国事，乞并茶场、买马为一司”。此后二司合为茶马司。[22]“盖茶马司始合于此时也”。设买马司“宋初，经理蜀茶，置互市于原（今宁夏固原）、渭（今甘肃平凉）、德顺（今甘肃静宁）三郡，以市蕃夷之马”；当时“茶之为利甚博，商贾转致西北，利尝至数倍”。[23]这里是指汉与藏、党项等民族贸易的市场，也是蜀茶的主要销售场所之一。宋神宗熙宁（1068～1077年）年间，茶马互市的重点逐渐转移到熙秦地区。朝廷派遣王韶开辟河湟，建置熙河路（治所今甘肃临洮），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熙河之役”。王韶早年客游陕西，采访边事，对西北地区的情况比较熟悉。王韶于熙宁元年（1068年）上疏《平戎策》，指出要制服西夏，当务之急是收复河湟，而收复河湟的关键在于以恩信安抚沿边少数民族，其中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开展历史上行之有效的茶马互市，其理由是西羌“颇以善马至边，所嗜唯茶，乞茶与市”。为了筹措资金，在今陇西城古渭塞设置“市易司”，以官钱为资本，借贷给商人，由他们与少数民族进行贸易，以商人交纳的利息充作军费。[24]在神宗和宰相王安石的支持下，遂有王韶主持的包括茶马互市在内的熙河开边的举措，宋代军队先后收复了熙（今甘肃临洮）、河（今甘肃临夏）、洮（今甘肃临潭）、岷（今甘肃岷县）、叠（今甘肃临潭南迭部）、宕（今甘肃宕昌）等州，设熙河路（治所今甘肃临洮）进行统治。在王韶的支持下，宋廷于熙宁七年（1074年）开始在四川地区榷茶，由政府统一控制蜀茶，将大量蜀茶运送到陕西秦凤（治所今甘肃天水市）、熙河（治所今甘肃临洮）两路，用茶叶与“西羌”“博马”。我国历史上定期进行的茶马互市，至此正式开始。

为了安抚当地300，000余帐吐蕃牧民，并获得战马，宋廷于熙宁七年（1074年）将茶马互市的范围扩大到了熙河（治所今甘肃临洮）地区，设置专门机构管理日益兴旺的茶马互市，在成都设置榷茶司，在秦州设置买马司，分别负责管理买卖四川茶叶与吐蕃马匹等事宜。不久，又以提举茶事的官员兼管买马。这无疑简化了机构和形式，提高了效率；元丰四年（1081年），进一步将其合并为大提举茶马司（简称茶马司），统一管理茶马互市。

北宋西北地区的茶马司经营茶马互市的主要办法是：一、在当时茶叶的主要产区四川榷茶，严格规定所有茶叶都必须按官价卖给有关部门，然后由政府统一把所收购的茶叶运送至熙秦地区换取马匹。茶马司计在四川地区设置买茶场41处，在陕西设置买茶场32处，在熙河路设置买马场6处。后来陆续增设熙河（治所今甘肃临洮）、岷州（治所今甘肃西和）、通远军（今甘肃环县）、永宁寨（今甘肃甘谷）等处买马场，以收茶买马，进行民族贸易。二、在四川至熙河沿途设立水陆茶递铺，招募附近居民并差发成都府路厢兵充当脚夫，从事茶叶运输。三、在政府开展茶马贸易的前提下，鼓励商人贩运茶叶，商人在产茶州县向官府交纳茶价和商税后，就可以领取运销一定数额的茶叶专卖凭证――茶引，按茶引所规定的具体数量，将茶叶运送到熙秦等地茶场。四、严禁内地商贩私自贩运茶叶出境与少数民族直接进行交易，同时也规定少数民族只能在官场买茶，违反者除了没收货物外，还要依法受到处理，地方官吏监督不严者，也要受到相应的处罚，采取严刑峻法来保证茶马互市的正常进行。

正如当时在熙州任知州的王韶所言，在熙河开边过程中，“通远军自置市易司以来，收本息钱五十七万余缗”，[25]收到了比较明显的经济效益，减轻了政府在军费开支方面的压力，同时也收到了一定的社会效益。据称在熙州设置市易司后，“熙河人情甚喜”，各族首领的子女“连袂围绕汉官踏歌”，他们说，“自今后无仇杀，有买卖，快乐作得活计，不被木征来夺人口牛马”。[26]茶马互市的正常开展，受到了各族的热烈欢迎。北宋西北经济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内地军事物资的大量支援，其军事和政治意义明显大于纯粹的经济意义。如当时以永兴军（治所今陕西西安）、秦州等地为重要据点的西北市场，就是与西北诸族的茶马贸易，以及为抗击西夏贵族在秦凤（治所今甘肃天水）、环庆（治所今甘肃庆阳）、泾原（治所今甘肃平凉）和河东路驻扎了40万以上的军队，这需要大量物资转输过来，于是这个地区就成为一个重要的交换场所，从而形成了西北市场网络。与西北诸族茶马互市，主要由北宋政府掌握。这是当时北宋经营陕西乃至西北的一个显著特点。[27]

在宋夏开展榷场贸易的同时，二者之间还存在传统的贡赐贸易，成为榷场贸易的一个补充，也使二者之间的政治联系进一步加强，这种贸易远远超过了经济贸易的涵义。《西夏书事》卷29记载，西夏崇宗（1086～1139年）时，西夏派遣使者“入京，赐予、贸易得绢五万余匹，归鬻之民，价值五六千。再以他物计之，一次所获不下三十万缗，故以进奉为利”。贡赐贸易尽管非等价交换，却反映了当时民族贸易形式的多样化。

南宋时，陕西熙秦（治所今甘肃天水）地区沦陷，西北地区的买马场仅仅剩下秦州买马司管辖的西和州宕昌寨买马场和阶州（今甘肃武都）的峰贴峡买马场2处，茶马互市的重点由西北地区转向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洮州蕃马或一月或二月一至焉，叠州蕃马或半年或三月一至焉。皆良种也”。[28]南宋时战马主要依赖秦州和川北地区。成都、利州路11州所属的23个茶场，每年产茶在2，102万斤左右，再加上每年买马绢帛值约合249万缗，其中的约50～80％主要用于秦州和川北购马。如果考虑由此而涉及的人力、物力及商品流通等因素，由西北地区茶马贸易所带动的是一个比茶叶和纺织品等商品的流通要广泛得多的经济领域，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十分显著的。正如史书所言，当时“皆以互市为利，宋朝曲示怀远之恩，亦以是羁縻之”[29]。这应该引起足够重视。

宋、辽、金对峙时期，民族间的贸易除了民间正常的活动外，就官方来说，主要通过“榷场”来进行，榷场成为不同民族政权间贸易的特定场所。[30]当宋太祖平定江南时，就开始了民族间的官方互市，以适应民族经济发展的需要。宋太祖曾经在宋朝的边界扬州、汉阳等处设置榷署，开展民族互市。宋朝对于辽代，则采取比较自由的互市，主要由边界守臣和商人进行。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军事攻灭北汉，但伐辽归于失败，宋朝对于榷场更加重视，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形势变化单方面决定榷场的开放或禁闭。而比较正常的榷场管理体制，随着景德元年（1004年）“澶渊之盟”之后显得正规化。辽国要求推进榷场贸易，而宋朝基于各方面的考虑，只是将官方控制的榷场限定在雄州（治所今河北雄县）、霸州（治所今河北霸县）、安肃军（治所今河北徐水）、广信军（治所今广西梧州）、代州（治所今山西代县）等地方进行。但是，辽代的民族互市并没有仅仅限于宋代，它采取了比较灵活的多边贸易，如在同南宋互市的同时，还保持着与西北少数民族乃至与高丽的贸易。[31]金朝在与宋夏无战事的和平时期，比较注意双方的民族贸易，当时主要在沿边设置榷场进行商品交换。史称：

自南北通和，始置榷场，凡榷场之法，商人货百千以下者，十人为保，留其货之半在场，以其半赴南边榷场博易，俟得南货回，复易其半以往，大商悉拘之，以俟南贾之来。蔡、泗、唐、邓、秦、巩、洮州，凤翔府置场……。[32]

金皇统二年（1142年）之后，金国在西北地区的秦、巩、洮、凤翔府设置榷场与宋进行贸易。当时南宋向金输出的商品主要是茶叶、象牙、纺织品、钱币、牛、米等，金向南宋输出的主要商品包括北珠、貂革、人参、甘草、北绫、北绢等。茶叶是其中最重要的贸易内容。金朝通过榷场或互市获得茶叶，而宋朝则通过此而获得马匹：“金人之茶，自宋岁贡之外，皆贸易于宋界榷场”。[33]各得其所，互惠互利。

“商旅多以丝绢易茶，岁费不下百万”，据不完全统计，陕西与河南50余郡，每年的茶叶消费量为36万袋左右，花费银约72万两，每袋茶叶的平均价为白银2两。如果以上引材料中50％用于民族互市的话，陕西与南宋之间的茶叶贸易额达18万袋左右，其价值不少于36万两。由此可见，陕西与南宋的茶叶贸易额非常大。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金朝在陕西也设置了榷场与西北各民族进行贸易，并且通过榷场获取西夏的马匹，有时还在西夏榷场直接换取马匹。金朝以换取牲畜作为与西夏进行贸易的重点，这和西夏占有良好的畜牧业基地牧场有关，而西夏同意与金朝互市，则因为金朝能够用当时中原商品与其交换，这正是双方经济结构互补和相互依存的最好说明。[34]

从整体上看，宋、辽、金、西夏诸政权处于一种对立的割据政权，军事方面的敌对状态和军备方面的竞争是不言而喻的，而马匹是当时最重要的战备物资，宋朝的马匹往往受到敌对政权的限制。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宋朝不得不采取措施与其它民族进行民族贸易，以获得战争所需之马匹，茶马互市在宋朝与敌对政权从事榷场的同时而发展起来。北宋的茶马互市中的马匹的获得，主要包括来自河东（今山西）和“西马”（来自西北）两部分，也有吐蕃的马匹。南宋时期的一段时期内，战马主要来自西北地区的西和（今甘肃西和）和西南地区的吐蕃。

这一时期西北各少数民族从王公贵族至一般牧民，无不嗜茶如命，其正常的经济生活中已经到了一天也离不开茶叶的程度。少数民族经常驱赶着马群到边市上，换取汉族的茶叶，或者商人打着进贡的旗号（也有随同使者），千里迢迢向朝廷贡马，渴望回赐茶叶，以获得高额利润。就连对宋发动战争，且屡屡取胜的西夏政权，最后也因边市贸易长期中断，茶叶供应没有来源，绢帛价格昂贵，严重影响了社会上层和人民正常的生活，最后不得不与宋廷议和，谋求享有“岁赐”而来的茶叶。而对于陷入常年战争的宋王朝来说，这时对战马的需求日益迫切，战马是其有效抵御北方游牧民族辽、西夏政权进攻的主要武器。由于宋王朝对于辽、西夏来说一度属于战败国，辽、西夏不用交换就可以从宋朝勒索大量茶叶，而宋朝花费了大量茶叶却不能够获得相应的马匹。这样，宋王朝只好把获取战马的途径寄托于嗜茶成性，马牛成群的西北藏族地区。由于买马制度和买马场地的确立，宋朝所需战马，有了可靠的保证，每年大约有30，000匹左右的马匹可以获得。从此以后，宋朝就专门依赖熙秦地区的茶马互市获得必要的战马。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民族政权鼎立的情况下，各政权一方面均有恢复和发展榷场的愿望和具体措施，但是同时又基于军事和政治方面的考虑，往往对榷场进行多种限制。官方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奏效，而对于大量民间正常的民族贸易官方的限制则显得无能为力，正如史书所言，“互市虽有禁，而私易者自如”。

结论

从上面对唐宋西北地区的茶马互市的简要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简单结论：

1、唐代是茶马互市的创始阶段，而宋代则是茶马互市的发展和初步完善阶段。唐宋茶马互市的过程不仅仅只是简单的继承，而是在继承中有比较大的发展。

2、唐代政府对茶马互市的控制远没有宋代那样严格，但是随着整个商品经济的活跃，宋代民间互市发展的程度却相对高一些。

3、唐代西北地区茶马互市贸易的半径较宋代大，唐代在这里的互市民族包括吐蕃、突厥、回鹘等民族，其范围不仅包括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而且还包括今中亚广大地区；而宋代在西北互市的范围要明显小得大，一般只包括与宋朝接壤的西夏等民族政权。

4、唐代茶马互市往往体现着中央政府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进贡与贡赐的关系，而宋代的茶马互市则更明确地体现着贸易双方互通有无的商贸关系，有时的所谓的贡赐贸易的角色不是十分明确，甚至还在特殊情况下出现主客体易位，这在唐代则是难以想象的。

5、唐代茶马互市结构的设置和管理没有宋代那样完善，宋代出现的正如“茶引”法，是茶马互市成熟的表现，为明代出现茶马互市中的“金牌”制准备了条件。

上面所列举的唐宋西北地区茶马互市的几点差异或演变，大体上反映了唐宋西北地区茶马互市的发展变化的脉络，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不同，既有当时民族环境、军事形势等方面的原因，也有中国社会不同发展阶段变化的因素，其原因比较复杂，关于此笔者将另外撰文论述。

本文摘自《唐宋茶马互市的演变》 作者：魏明孔，1956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the evolution of tea-horse interchange trade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by wei mingkong

abstracts: this article gives a brief account of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tea-horse interchange trade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t the

same time, epitomiz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key words: tea-horse interchange trade, national trad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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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参见徐安伦、杨旭东：《宁夏经济史》第84～85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杜建录：《西夏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2]苏舜钦：《苏学士文集》卷16《韩公行状》。四部丛刊初编集部。

[3]范仲淹：《范文正集》卷9《答赵元昊书》。四库全书本。

[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9“庆历三年（1043年）二月乙卯”条。

[5]参见漆侠、乔幼梅：《辽金夏经济史》第11页，河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李清凌主编：《甘肃经济史》第105～106页，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9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十二月己酉条：“诏保安军、镇戎军榷场，岁各市二千匹，博买羊一万口”。

[7]《宋会要辑稿·藩夷》七之四三。

[8]《宋会要辑稿·藩夷》七之二、七之三。

[9]康熙《巩昌府志》。转引自李清凌主编：《甘肃经济史》第107页，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0]《续文献通考》卷26《征榷·茶》记载：“金人之茶，自宋岁贡之外，皆贸易于宋界榷场”。

[11]文彦博：《潞公文集》卷19《奏西夏誓诏事》。四库全书本。

[12]《宋史》卷186《食货志·互市舶法》。

[13]《长编》卷149，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五月甲申条。

[14]《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八之二六至四四。

[15]《群书考索续集》卷44《兵门·马政类》。四库全书本。

[16]文彦博：《潞公文集》卷19《乞禁止汉人与西人私相交易》。四库全书本。

[17]《宋会要辑稿·兵》二四之三六。

[18]《宋会要辑稿·兵》二三之九。

[19]《宋史》卷198《兵志·马政》。

[20]参见李清凌主编：《甘肃经济史》第108页，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1]《文献通考》卷62《职官》十六。

[22]《文献通考》卷62《职官》十六。

[23]《宋史》卷183《食货志·茶》。

[24]《宋史》卷328《王韶传》。

[2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0，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二月庚辰条。

[2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1，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十二月丁酉条。

[27]·王三北、魏明孔、李华瑞、杨秀清：《西部开发决策思想史》（古代卷）第259～260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8]《宋史》卷184《食货志·茶》下。

[29]《宋史》卷184《食货志·茶》下。参见李清凌主编：《甘肃经济史》第108页，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30]《金史》卷50《食货志五·榷场》：“榷场，与敌国互市之所也。皆设场官，严厉禁，广屋宇以通二国之货，岁之所获亦大有助于经用焉”。《金史》卷49《食货志四·茶》亦言：“自宋人岁供之外，皆贸易于宋界之榷场”。

[31]《金史》卷50《食货志五·榷场》：“雄州、高昌、渤海亦立互市，以通南宋、西北诸部、高丽之货”。

[32]《大金国志》上册卷17《世宗纪》中，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5页。

[33]《续文献通考》卷26《征榷·茶》记载；可参阅《大金国志》上册卷17《世宗纪》中，中华书局1986年版。《金史》卷49《食货志·茶》亦记载：“茶，自宋人岁供之外，皆贸易于宋界之榷场”。

[34]参阅王三北、魏明孔、李华瑞、杨秀清：《西部开发决策思想史》（古代卷）第265～266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明朝：茶马贸易成为控制游牧文明的武器

在历史上，茶叶曾经被赋予了过多的含义，经济与霸权、战争与和平；茶叶这种蕴含了中国财富、荣耀和高超的政治外交智慧的绿叶，今天已回归本位，一种给人带来健康的饮品。曾经是政治性商品

由于饮食结构的问题，北方少数民族对于茶叶的依赖性远远高于中原民族。茶叶成为中原王朝用来化解或控制北方游牧民族的武器。

公元1575年，明万历三年。刚刚登基不久的大明万历皇帝还是个13岁的孩子，朝廷的政务由首辅大臣张居正主持。这一年明朝终于结束了一场历时三年的清河堡战争，这是一场典型的北方游牧民族攻击中原边境军事要塞的战争。进攻方是蒙古汗图们札萨克图率领的蒙古各部，以及女真族的建州部。打了三年，战争没有胜利者，蒙古各部死伤惨重，明军虽然最后守住了清河堡，但是主将裴成祖战死，军民伤亡不计其数。

引发这场战争的，却是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的茶叶。

限饮，就是扼制生理需求

三年前明万历皇帝刚刚登基，首辅张居正以万历皇帝的名义发出了一份诏书，下令关闭边境贸易。当时的茶叶贸易为官方垄断，官方所制定的交易价格太高，于是民间私茶、黑茶兴起。私茶、黑茶产量多，质量也更好。这对官茶贸易冲击很大，首辅张居正上任后决意打击民间走私，于是出台了暂停茶叶边贸的诏书。明王朝的本意是希望在关闭边贸茶市的同时严查贩茶私商和惩办违法官员。然而这些严厉的措施，却导致边贸茶叶供给完全断绝。

北方的蒙古及女真各部顿时陷入了一片混乱中，纷纷上书要求明王朝马上重开边境茶叶贸易。各部族并非没有进行过和平解决的努力。建州女真首领王兀堂，甚至向明朝辽东巡抚张学颜提出:只要能开放清河茶马互市，他情愿“请得纳为质子”。也就是说，把自己当作开放茶市的人质。连这个要求都被断然拒绝，何况其他部落领袖向明朝提出互市贸易的请求了。

一场茶叶引发的战争终于爆发，三年的血战让茶叶贸易回到了原点。随着明王朝宣布重开茶市，蒙古和女真各部的斗志被彻底瓦解。硝烟散尽后的清河堡再次成为茶马边贸重镇。

这种因为茶叶贸易中断而挑起的战争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

不同于其他地区的饮茶习惯，饮茶在北方民族，是一种生理需求。蒙古族等北方游牧民族饮食多是牛羊肉、奶等燥热、油腻、不易消化之物，而茶叶富含维生素、单宁酸、茶碱等，游牧民族所缺少的果蔬营养成分，可以从中得以补充。茶中大量的芳香油还可以溶解动物脂肪、降低胆固醇、加强血管壁韧性。茶叶的功能恰好能弥补了游牧民族饮食结构中缺少的环节。

饮茶对于游牧民族来说，还有一个好处体现在卫生方面。饮用滚开的热茶，可以杀灭细菌，也就减少了肠道以及血液寄生虫感染的机会。饮茶，改变了他们喝冷水的习惯。

因此，中原民族作为生活调剂品的茶叶，对于北方的少数民族就像粮食和盐巴一样，成为生活必需品。一天没有都没法生活。卡断了茶叶的供应，几乎能断绝少数民族的生命。

用茶税挽救国民经济

隋唐之前茶叶一直是皇家贵族的专属饮品，寻常百姓很难喝到这种昂贵的东西。茶叶慢慢进入中国百姓家中，是隋唐之后的事了。公元758年，唐代陆羽完成了世界上最早的茶叶专著《茶经》，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栽茶、制茶、饮茶、评茶的方法和经验，从此茶的产量也逐年增加。

真正把茶叶纳入国家经济发展，是在唐代中叶。安史之乱后唐朝皇帝的威信衰落，各地藩镇割据，为了筹措粮饷进行消灭割据势力的战争，唐德宗开始对茶叶征收什一税——茶叶销售收入的十分之一将被作为税金征收。这项税收政策执行了两年，国家财政状况就有所改善。在之后的岁月里，每当朝廷财政困难的时候，都会开征茶叶税以解燃眉之急。

唐文宗大和年初,文宗皇帝又想出了一个办法来，把所有的茶叶交易都放在官府开设的市场内，茶叶由官府统购统销就解决了定价问题。由文宗皇帝宣布的茶榷制度，使茶叶成为国家垄断的交易。这是一条对后世影响重大诏书，茶榷制度从唐文宗时期制定以来，直到太平天国以后才被取消。最初制定茶榷制度的唐文宗并没有想到，自己为了增加税收的一个举措变成了一个延绵千年的国策。

茶马交易下的战略物资

茶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被当成了战略物资。在宋代，茶叶跟战马息息相关，这时中原王朝已经失去对北方草原和河套地区等养马地区的控制，也就是说要想获得战马，只能通过交换的方式与产马地区的民族各取所需。

那么中原地区到底有什么东西，能引起少数民族的兴趣呢？

著名的丝绸之路是中西方贸易的桥梁，在丝路上运输的主要货品丝绸、棉布、茶叶和瓷器都是中原地区的特产。

并不是每样特产都能从草原地区交换到足够的战马，首先，对于逐水草而居的草原文明而言，瓷器的易碎性决定了这只是少数贵族的玩意儿。棉布和丝绸曾经是唐代后期交换马匹的主要产品。但是，布匹和棉布并不是不可替代的，皮制品和羊毛制品足以替代布匹使用。如果丝绸棉布的价格过于昂贵，边疆民族可以减少交换数量或者干脆停止进口。

茶叶，无疑更适合承担这个功能，从生产的角度来看，出产茶叶的地方往往是丘陵地区，这些地方并不适合种植其他农作物。也就是说，中原文明要想扩大茶叶产量，根本不会挤占原有的粮食、棉花等作物的产能。更重要的是，茶叶是中原文明独有的作物。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完全不合适茶叶的生长。

由于饮食结构的问题，北方少数民族对于茶叶的依赖性远远高于中原民族。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对茶叶又具有完全的定价权，于是，茶叶变成了今天的石油一样的政治性商品和战略物资，也成为中原王朝用来化解或控制北方游牧民族的武器。

茶马交易的制度，一直沿用到了明王朝，朱元璋继续推行“以茶制戎”的政策。明朝初年的茶马贸易价格是“马一匹，茶千八百斤”。然而到了明代中叶马价已经压低至“上马八十斤，中马六十斤，下马四十斤”。边境部落对此自然非常不满。辽东、宣府、甘州等地，屡屡因为茶叶贸易而起争端。为了阻止私商，明王朝政府采用关闭茶马互市的方式来惩罚购买私茶的边境部落。由此类似清河城战役这样的茶叶战争，在明代中叶之后频繁发生。

“假市易以羁縻控驭，为制番上策”。明王朝以茶马互市作为制约边患的利器，统治者们片面地认为只要控制了茶叶的供给，就能控制住游牧民族，一劳永逸地除去边患。然而，大明王朝忘了自身国力的强大，才是维护繁荣与安全的王道。明王朝内部权力斗争的倾轧，守边官兵的种种贪腐问题，使得茶马互市的天平向着关外倾斜了。

边境部落渐渐被明王朝时而靠封闭茶市作为要挟的手段感到厌倦，并且不再甘心把辛苦养大，视为生命的牛马换取少得可怜的茶树叶子。茶马贸易使得明王朝强大兴盛，然而最终由于过于相信自己对资源的垄断，整个王朝还是被原本臣服在茶叶武器之下的北方少数民族推翻。

在明王朝灭亡的同时，一个新兴的世界霸主正在欧洲渐渐崛起。

茶马贸易是经贸往来还是文化征服？

正式创建于宋神宗熙宁六年（1074年）的茶马互市贸易，历经宋、元、明、清四朝，在我国茶史和茶业经济中占有春极其重要的地位。但近年来有关茶马互市贸易方面的论述出现两种倾向:一种是将其笼统地斥之为“以制戎狄”、“以茶治边”，说成是“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另一种是罗列史料，就事论事。笔者以为这两种观点和倾向都是不可取的。

我们知道，自宋王朝建立之初就有了继承“国家大事在戎，戎之大事在马”的传统思想。至神宗朝、更是希望通过富国强兵来扭转“积贫积弱”的政治局面。在经过钱、绢、茶易马的得失比较后，毅然作出了以茶易马的最为明智的抉择。启此，茶马互市贸易便历代柏传而绵延不绝。

《宋会要·食货》指公:“袒宗设互市之法，本以羁摩远人”。“羁糜”者，笼络不便产生异心是也，而并非强权征服的意思。事实上，宋朝用茶换来的“羁摩马’:绝大多数都是短小瘦弱的马，难以用于战争。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增加边民的收入，藉以维护边境的安宁。

宋朝茶马互市贸易的价格政策是“随市增减，价例不定”和“马价分九等”，这是符合价格随商品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马依优劣而价格有别的原则的，是公平合理、互惠互利的。宋朝每年易马15000～20000匹，起了很好的调剂余缺的作用，满足了边民对茶的需求，这怎能说是“以制戎狄”、”剥削”和“掠夺”呢？元朝建立后，西藏纳入了元朝版图。元政府考虑到蒙古与西藏的关系以及西藏佛教教派林立、政教合一的特点，采取了“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委派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官，并逐步形成了一种具有地方自治特征的管理制度土司制。以后各朝大抵也沿袭此制度。从这种制度的本身似乎看不出与“以制戎狄”有多少联系。再说蒙族亦系少数民族，茶同样也不可缺少，故而不可能通过茶马互市来达到“以制戎狄”的目的。

据考，“以制戎狄”的论点是明太祖朱元璋在渝蜀王朱椿时提出来的。他说:“国家榷茶，本资易马。边吏失讥，私贩出境:惟易红缨杂物，使著人坐收其利，而入中国者少，岂所以制戎狄哉！”（《明史·食货》）。他说的意思是:用茶换来一些杂物，而且还是吃亏的交换，又怎能体现“以制戎狄”呢？为此，他提出:“西蕃之民归附已久，而未尝责其贡赋。佣其地多马，宜计地之多寡以出赋，而三千户，则三户共出马一匹；四千户，则四户共出马一匹，定为出赋，庶使其知尊君亲上，奉朝廷之礼也”（《明大祖实录》）他认为:天下和臣民都属于帝王，按地域之所产交赋税，是表示他们归附中央政权与尊君亲上而应承担的义务。足见“出赋”与茶马互市并不是一回事。然而他在强制征赋的同时，也采用象征军权的金牌制来强制推行“贱马贵茶”的茶马互市政策，这确实算得上是强权政治。但话得说回来，朱元璋不仅对少数民族是如此，对中原内地的农民也强征粮赋，而且还“大戮有民，下分臧否”（《明史》）。这是由他的残忍多疑的性格所决定的。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先生有过评论:“朱元璋不但是一个屠杀著名的军事统帅．也是一个最阴险残酪的政治家。”所以他推行的强权政治不能仅仅理解为只是用来对付少数民族。

到了清朝，金牌制即行取消，取而代之的是“酌量价值，两得其平”的价格政策。康熙帝认为经济制裁是“泥于小见”。他为了满足西藏对茶不断增加的需求，同意在四川的打箭炉和云南的北胜州两地开放新的易马市场，同时还决定增拨供应新疆茶50000kg。很显然，清王朝推行的茶马互市政策与“以制戎狄”也是不相干的。

根据以上所述，笔春认为把茶马互市贸易斥之为“以制戎狄”、“剥削”、“掠夺”并无科学依据，因而是不可取的。

另外，罗列史料、就事论事的研究方法也是不可取的。因为茶虽是商品，但毕竟牧区人民“不可一日无茶”，而各朝各代用茶换马的目的主要又在于军事，因而茶这种商品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政治的属性。其政治属性的强弱则随政治、军事与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在各朝的立国之初或在边境兵事时起的年代，它的政治属性会大大强于商品属性，茶马互市贸易也会大大得到强化。因此，在研究各朝各代推行的茶马互市政策时，必须同时研究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形势。只有这样才能看清问题的本质，下结论才会比较客观公正。

笔者经过多年的较为系统的研究认为:自宋至清的茶马互市贸易，虽然是出于政治和经济的需要，但其主流是互惠互利、互补余缺，它在历朝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及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毋容置疑，归纳起来主要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有利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统一和团结。据史料，历朝来内地易马者人众，内中既有官员、憎侣，也有平民百姓，通过与内地各阶层人士的长期广泛接触与交往，加深了了解，增进了友谊、信任和团结，从而也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稳定。如宋朝，通过茶马互市使得西蕃接受了宋王朝的统治，并与宋联手共同对抗西夏进犯；在宋与西夏对峙时，因茶马互市中断，西夏人民曾一度迫使其首领与宋议和；四川黎州青塘羌族也曾一度聚众扰边，要求复市。在明朝，通过茶马互市，使得蒙古“诸酋感德日深，赴市日众，市马日多”。清雍正时亦称:“睦邻不以金樽，控驭不以师旅，以市微物，寄疆场之大权，其惟茶乎？我之所有，彼之所无，我从而重之，彼亦习之”（见《西康经济季刊）第14、15期合订本）18世纪末，英国想利用印度茶来垄断西藏市场，进而想达到吞并之目的。但西藏人民“偏喜历尽艰辛山路而运来的中国之茶”（英人贝尔语，见《中国藏学》1988年第4期）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藏族同胞对侵略和维护祖国统一的坚强信念。这些都说明，茶马互市加深了民族之间的情谊。

第二，有利于边境地区的经济繁荣。通过茶马互市，推动了畜牧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带动了物资交流活动的全面开展，再加内地先进工具和手工业技术的传播，促成了边境地区的经济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第三，有利于发展边疆地区的城市和交通。古之川藏、青藏交通多有险道。自易茶贩茶开始，因交往多了，道路才逐步得到了修建和整治，茶道便逐渐变成为驿道，沿途的新兴城镇也逐渐发展了起来方；而城市和交通的发展反过来又对经济文化交流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茶马古道：传承千年文化的茶叶之路

茶马古道起源于唐宋时期的“茶马互市”。因康藏属高寒地区，海拔都在三四千米以上，糌粑、奶类、酥油、牛羊肉是藏民的主食。在高寒地区，需要摄入含热量高的脂肪，但没有蔬菜，糌粑又燥热，过多的脂肪在人体内不易分解，而茶叶既能够分解脂肪，又防止燥热，故藏民在长期的生活中，创造了喝酥油茶的高原生活习惯，但藏区不产茶。而在内地，民间役使和军队征战都需要大量的骡马，但供不应求，而藏区和川、滇边地则产良马。于是，具有互补性的茶和马的交易即“茶马互市”便应运而生。这样，藏区和川、滇边地出产的骡马、毛皮、药材等和川滇及内地出产的茶叶、布匹、盐和日用器皿等等，在横断山区的高山深谷间南来北往，流动不息，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日趋繁荣，形成一条延续至今的“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历史概念，它是指唐宋以来至民国时期汉、藏之间以进行茶马交换而形成的一条交通要道。具体说来，茶马古道主要分南、北两条道，即滇藏道和川藏道。滇藏道起自云南西部洱海一带产茶区，经丽江、中甸、德钦、芒康、察雅至昌都，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川藏道则以今四川雅安一带产茶区为起点，首先进入康定，自康定起，川藏道又分成南、北两条支线：北线是从康定向北，经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江达、抵达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北线），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南线则是从康定向南，经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左贡至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南线），再由昌都通向卫藏地区。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言只是茶马古道的主要干线，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茶马古道的一种约定成俗的理解与认识。事实上，除以上主干线外，茶马古道还包括了若干支线，如由雅安通向松潘乃至连通甘南的支线；由川藏道北部支线经原邓柯县（今四川德格县境）通向青海玉树、西宁乃至旁通洮州（临潭）的支线；由昌都向北经类乌齐、丁青通往藏北地区的支线，等等。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认为历史上的“唐蕃古道”（即今青藏线）也应包括在茶马古道范围内。也有的学者认为，虽然甘、青藏区同样是由茶马古道向藏区输茶的重要目的地，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确有交叉，但"唐蕃古道"毕竟是另一个特定概念，其内涵与"茶马古道"是有所区别的。而且甘、青藏区历史上并不处于茶马古道的主干线上，它仅是茶叶输藏的目的地之一。"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这两个概念的同时存在，足以说明两者在历史上的功能与作用是不相同的。正如世界上的道路大多是相互贯通和连结的，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混淆它们的功能与作用。当然，有的学者主张茶马古道应包括“唐蕃古道”，主观上是想扩大茶马古道的包融性。这一愿望可以理解，但这样做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即任何一个概念若将其外延无限扩大，则其内涵亦会随之丧失。因此，在对待“茶马古道”这一特定历史概念乃至在开发利用茶马古道过程中，采取一种科学的、客观求实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历史上的茶马古道并不只一条，而是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它是以川藏道、滇藏道与青藏道（甘青道）三条大道为主线，辅以众多的支线、附线构成的道路系统。地跨川、滇、青、藏，向外延伸至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远达欧洲。三条大道中，以川藏道开通最早，运输量最大，历史作用较大。

茶马古道中的滇、藏路线是：西双版纳-普洱-大理-丽江-德钦-察隅-邦达-林芝-拉萨。到达拉萨的茶叶，还经喜马拉雅山口运往印度加尔各达，大量行销欧亚，使得它逐渐成为一条国际大通道。这条国际大通道，在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据史料记载，中国茶叶最早向海外传播，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当时中国商人在与蒙古毗邻的边境，通过以茶易物的方式，向土耳其输出茶叶。隋唐时期，随着边贸市场的发展壮大，加之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茶叶以茶马交易的方式，经回纥及西域等地向西亚、北亚和阿拉伯等国输送，中途辗转西伯利亚，最终抵达俄国及欧洲各国。

从唐代开始，历代统治者都积极采取控制茶马交易的手段。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至千年元年，在蒙古的回纥地区驱马茶市，开创了茶马交易的先河。北宋时代，茶马交易主要在陕甘地区，易马的茶叶就地取于川蜀，并在成都、秦州（今甘肃天水）各置榷茶和买马司。元代时，官府废止了宋代实行的茶马治边政策。到了明代，又恢复了茶马政策，而且变本加厉，把这项政策作为统治西北地区各族人民的重要手段。明太祖洪武年间，上等马一匹最多换茶叶120斤。明万历年间，则定上等马一匹换茶三十篦，中等二十，下等十五。明代文学家汤显祖在《茶马》诗中这样写道：“黑茶一何美，羌马一何殊。”“羌马与黄茶，胡马求金珠。”足见当时茶马交易市场的兴旺与繁荣。至清代，茶马治边政策有所松弛，私茶商人较多，在茶马交易中则费茶多而获马少。清朝雍正十三年，官营茶马交易制度终止。

茶马交易治边制度从隋唐始，至清代止，历经岁月沧桑近千年。在茶马市场交易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商人在西北、西南边陲，用自己的双脚，踏出了一条崎岖绵延的茶马古道。

所谓茶马古道，实际上就是一条地道的马帮之路。茶马古道的线路主要有两条：一条从四川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巴塘、昌都到西藏拉萨，再到尼泊尔、印度，国内路线全长3100多公里；另一条路线从云南普洱茶原产地（今西双版纳、思茅等地）出发，经大理、丽江、中旬、德钦，到西藏邦达、察隅或昌都、洛隆、工布江达、拉萨，然后再经江孜、亚东，分别到缅甸、尼泊尔、印度，国内路线全长3800多公里。在两条主线的沿途，密布着无数大大小小的支线，将滇、藏、川“大三角”地区紧密联结在一起，形成了世界上地势最高、山路最险、距离最遥远的茶马文明古道。在古道上是成千上万辛勤的马帮，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风餐露宿的艰难行程中，用清悠的铃声和奔波的马蹄声打破了千百年山林深谷的宁静，开辟了一条通往域外的经贸之路。在雪域高原奔波谋生的特殊经历，造就了他们讲信用、重义气的性格；锻炼了他们明辨是非的勇气和能力。他们既是贸易经商的生意人，也是开辟茶马古道的探险家。他们凭借自己的刚毅、勇敢和智慧，用心血和汗水浇灌了一条通往茶马古道的生存之路、探险之路和人生之路。

历史已经证明，茶马古道原本就是一条人文精神的超越之路。马帮每次踏上征程，就是一次生与死的体验之旅。茶马古道的艰险超乎寻常，然而沿途壮丽的自然景观却可以激发人潜在的勇气、力量和忍耐，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从而衬托出人生的真义和伟大。不仅如此，藏传佛教在茶马古道上的广泛传播，还进一步促进了滇西北纳西族、白族、藏族等各兄弟民族之间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增进了民族间的团结和友谊。沿途上，一些虔诚的艺术家在路边的岩石和玛尼堆绘制、雕刻了大量的佛陀、菩萨和高僧，还有神灵的动物、海螺、日月星辰等各种形象。那些或粗糙或精美的艺术造型为古道漫长的旅途增添了一种精神上的神圣和庄严，也为那遥远的地平线增添了几许神秘的色彩。从久远的唐代开始，直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滇藏、川藏公路的修通，历经岁月沧桑一千余年，茶马古道就像一条大走廊，连接着沿途各个民族，发展了当地经济，搞活了商品市场，促进了边贸地区农业、畜牧业的发展。与此同时，沿途地区的艺术、宗教、风俗文化、意识形态也得到空前的繁荣和发展。

如今，在几千年前古人开创的茶马古道上，成群结队的马帮身影不见了，清脆悠扬的驼铃声远去了，远古飘来的茶草香气也消散了。然而，留印在茶马古道上的先人足迹和马蹄烙印，以及对远古千丝万缕的记忆，却幻化成华夏子孙一种崇高的民族创业精神。这种生生不息的拼搏奋斗精神将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上雕铸成一座座永恒的丰碑，千秋万代闪烁着中华民族的荣耀与光辉。

禅茶文化与唐蕃友好关系

吐蕃的祖先羌族从远古时代起就住在我国的青藏高原一带，汉代是称西羌，唐初赞普（君王）松赞干布统一青藏以后成为吐蕃，宋明元时期也有称西蕃的，到清时定名为藏族。

一、文成公主西嫁奠定了唐蕃友好关系的基础

唐初赞普（君王）松赞干布统一青藏一带建立起奴隶制政权以后，唐蕃双方都表现出要建立和发展民族友好关系的愿望，这是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据《资治通鉴》，唐太宗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唐政权对周边的少数民族采取了诸如怀柔、和亲、互市、朝聘、册封、招抚等一系列比较明智的政策和手段，从而赢得了少数民族的信任，增强了少数民族对唐中央政权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而吐蕃赞普则仰慕中原的封建社会制度和先进的科学文化，并于634年遣使来朝，向唐表明和睦相处的诚意和态度，同时提出联姻要求。于是唐太宗下书临抚。640年太宗委派朝中尚书大臣专程护送文成公主西行，松赞干布则亲自到青海鄂陵湖迎娶。自此唐蕃友好关系变成了更为亲密的甥舅关系而载入史册。

和平使者文成公主博学多才且笃信佛教。入蕃时随身携带了释迦牟尼真像同行，并带有大量儒家静电、佛经、医书、饼茶及珍宝饰物。随行人员中有儒士、僧侣。

吐蕃本无城邑和寺院，为了供奉来自大唐的佛祖，特地建造了小昭寺。文成公主每天都要行佛礼，由汉僧专司供奉之职。有法师专门翻译佛经。吐蕃从此开始接受佛教文化。

与此同时，汉僧还将带去的医书译成藏文，编成《汉公主大医典》，这是吐蕃最早的一部医学著作。

茶文化也是从文成公主开始在吐蕃传播。由于吐蕃以畜牧为业，食物中肉、乳较多，而饮茶恰有止渴生津、解油腻、助消化之功能，故而一开始就受到上层贵族的欢迎，并逐渐盛行，以致发展到“夷人不可一日无茶”的境界。而到如今藏胞的年人均饮用砖茶接近4千克，成了世界上人均消费茶叶最多的一个民族。可见文成公主乃是向吐蕃传播饮茶知识与茶文化的的一功臣。

在佛教传入吐蕃之前，高原各民族部落信仰本（一做“笨”，或作“棒”）教，崇拜多种神，并信仰万物有神。在思想意识中对汉族是有敌意的，把汉传佛教视为入侵之外敌和民族灾难，因而形成一股反佛力量。然而本较毕竟是在极低的原始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所崇拜的神与神之间并立平等的思想与吐蕃当时社会已经形成的等级森严、尊卑有序的奴隶制社会是格格不入的。故而经过一番艰苦曲折的较量以后，到了弃松德赞执政时期，本教终于被佛教同化了。

汉传佛教对松赞干布有很强的感染力，他根据佛家思想颁布了以“十善”、“十六要律”为内容的“民众守则”，并编入吐蕃法典，藉以强化自己的统治。与此同时，他还在大唐文化的影响下，改革了吐蕃的管制和军制。

松赞干布对唐一直持亲善友好的态度，并常以臣自居。他向大唐奉献过珍贵的礼品，以求得大唐的官职为荣。高宗继位后，为缅怀太宗为富国强兵作出的杰出贡献以及对松赞干布的恩宠，在加封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的同时，还刻其石像于昭陵（太宗墓），至今犹在。这是汉蕃亲密友好关系不可磨灭的证据。

二、金诚公主西嫁巩固和发展了唐蕃友好关系

文成公主西嫁以后，到了葛尔家族执政时期，却被论钦陵之徒进犯汉地而给唐蕃关系蒙上了阴影。

罕为人知的吐蕃女杰赤玛伦是一位武则天式的在政治上很有建树的伟人。她是松赞干布的孙女，是赞普芒松芒赞的王后。他分别以王后、母后、祖母的身份，或辅佐或摄政或主持吐蕃政事达三代之久。他非常珍视祖父与唐建立起来的亲密友好关系，因而竭力主张予以恢复并加以发展。707年，为向唐表示友好，特派使臣向唐贡献方物，并同时为孙王请婚。中宗即以宗室女金诚公主出嫁。这是唐蕃第二次和婚，它再次表明唐蕃友好终究是历史的主流。

金诚公主西嫁有锦缎珍宝及江南名茶等物作陪嫁物。由于金诚公主也虔诚信佛且素受宫廷教育，故将小昭寺的佛祖真像隆重地迎接到了大昭寺，而她则每天以高洁的茶汤供奉佛祖。据《汉藏史集》记载，随金诚公主入藏的工匠还根据神话传说中的鸟衔茶枝入蕃、用茶汤治好蕃王疾病的故事，将鸟衔茶枝图画在所制的上等茶碗上。这是吐蕃有专用茶碗之始。金诚公主西嫁以及她为传播和弘扬茶、佛文化作出的不懈努力，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唐蕃友好关系。金诚公主的丈夫曾上书唐皇，表达感恩之情和永结友好的愿望，他也仰慕中原文化，曾请赐经典古籍，“自汉地迎请和尚多人，敬信佛法。”汉僧的主要任务就是讲经和译经。

公元779年，吐蕃建成了历史上第一座剃度僧人出家的佛教寺院――桑耶寺，自此有了吐蕃出家的僧人和僧伽（众和尚）组织。佛教的规模发展，诱发了“佛、本”之争，经过一番争斗，蕃王认定本教已经不适应吐蕃的发展，于是下令本教徒归佛或返俗，并令官民一律信佛。佛教大兴，本教消失，唐蕃友好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为了大力发展佛教，吐蕃王室确立了僧侣的官阶，并制定法律保护僧侣，把僧侣的地位提高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故《唐史》有“国政蕃僧”之说。吐蕃佛教从传入到发展，直到教派林立、政教和一的局面，是经过长期艰苦努力而逐步形成的。

唐两位公主入藏，为传播茶文化和佛文化、为唐蕃友好及经济文化交流作出的卓越贡献必定为后人所敬仰。

辽金茶事

辽金是我国两宋时在北方所建立的和宋前后对峙的两个政权。辽的范围，主要占居我国北方燕、云十六州的长城以北的广大区域。其五京中:东京为今辽宁辽阳市，西京为今山西大同市，南京即今北京市，上京约在今内蒙昭盟巴林左翼旗附近，中京位今昭盟宁城县。北宋初年，在宋太宗时，曾二次出兵攻辽，企图收复长城一带辽国占地，结果二战皆败，自此辽骑也经常越界南侵，劫掠骚扰，威胁着北宋的边境。公元1004年，辽统治者亲率大军南下，一直打到黄河边，宋、辽军队在澶州（今河南濮阳）相持时，宋真宗为急于实现停战，接受了辽方提出的每年交纳银10万两、绢20万匹的撤军条件，这就是所谓“澶渊之盟”。辽宋订盟以后，宋辽之间也大体保持了一个世纪比较安宁的边界。金是女真人夺辽以后继辽与宋对峙的政权。女真人原居松花江流域，唐初时建渤海国，五代时为契丹人所灭以后，其黑水部转属契丹并改名为女真。12世纪初，完颜部首领阿骨打统一女真各部，于1115年建立“金国”；1125年金灭辽以后，金人就开始了与宋争夺中原的斗争。1127年，金人攻陷汴京，虏徽、钦二宗，北宋政权也随之灭亡。1129年，金兵主将兀术再次率兵南侵，渡黄河后经徐州泗川直逼扬州，宋高宗仓惶出逃，金兵穷追300里，一直打到杭州、越州（今绍兴）和明州（今宁波）一线，把宋高宗等王室权臣赶入海中，其时以至后来，只是中原人民不断掀起反金斗争，才使宋高宗又回到临安，从而重新出现了一个金、宋南北对峙的局面。前面四节，我们都是讲的宋和南方的茶业情况，北方辽金的茶事、茶政情况又怎样呢？下面我们用不长的篇幅附作一说。

契丹人建辽之前是否饮茶？文献中未见反映，但是，在辽国的有些地区，至少南京、西京和燕、云十六州一带的原来汉人居住区，饮茶是在中唐时便转相仿效，形成风俗了。至于契丹人，则至迟在五代时就已有饮茶的习惯，据称早在南唐时，契丹就有驱“羊三万口、马二万匹”至南唐“价市罗绮、茶药”的记载。入宋以后，特别是澶渊订盟的百年对峙时期，北宋政府在边界上设立了不少专与辽国通商的“榷场”，宋人以茶叶（包括茶具）、盐、铁、丝绸和各种器物，来换取契丹的牲畜、毛皮等土产。在这一长期交易中，输辽宋货，尤以茶叶为大宗。这即是说，在北宋时，由于我国南方茶叶能源源不断运销辽境，所以在广袤的辽国北土上，饮茶和茶叶文化，也明显有一个较大的发展。这一点，近年在河北宣化下八里村发掘辽代墓群时发现的多幅茶事壁画，就颇能说明问题。

在宣化下八里村6、7和10号辽代墓壁画中，其画面都有茶具或与茶事有关，过去报刊对此称之为“茶道图”。这里插说一句，关于把这些壁画名之为“茶道图”，似可斟酌。以大家报道和研究较多的7号墓中的壁画为例，实际是一群孩童到书房和茶室的戏闹图；既无内蒙赤峰沙子山元代墓葬壁画那样烹煮、冲点过程，也不见主人会客品饮的场面，恰恰是仅有茶和茶具并未展示或体现饮茶之道的一幅图画。笔者认为这与其说是“茶道”，不如称之为“茶寮”或“茶室”图为好。从所附7号墓东壁这张壁画的画面来说，我归纳为“三一、二”:即一套食盒，一套茶具，二张桌子，一圈人。画的中间，是桌子、食盒、茶具和站在其间的一位年轻主妇。在画面外围的7个男女孩童（四汉三契丹装束）分成二组，右面三个孩子为一组，一个稍大些的男孩跪在地上，肩上站着一个正在从挂篮里“偷取”桃子的女孩，附近另站着一个弯着腰用衣襟仰接女孩抛下的桃子的男童。左上角的四个孩子，见大人的突然来临，害怕地相偎躲在食盒后面的桌旁，既想躲避一场责骂，又不忍离开那衣兜里的已经到手的几只桃子。下面再讲讲物的摆设。在一叠盖放好的食盒后面，相邻放着二张桌子。一张桌上放有几本书籍和几件文房四宝；另一张桌上放的是饮食器，有6只白瓷碗、4只白瓷碟、1只白瓷托和1把执壶及果盒等。在食盒和桌子右边地上，一排放有茶碾、茶盘和茶炉三组茶具。茶碾有碾槽和碾轴二个组件；茶盘中放有曲柄锯、茶刷和饼茶各一；茶炉则分炉座和炉身二层，另外上面还置有一把银执壶。

那么，上面图中这些器物，又能向我们说明些什么情况呢？其一是前面已提到，根据此屋陈设，既不是卧室，也不象一般的书房，而当是接待来宾或专门饮茶的客厅和茶寮。第二，由食盒、果盒、茶盘和茶炉的施漆和造型等情况来看，这些辽国地区的殷富之家，不但茶叶、茶具来自南方，其饮茶的礼俗，也大致达到与南国相仿的程度。很明显，客厅或茶寮中设置的食盒，除存放各色茶叶和茶食以外，当还有一些点茶用的配料和药物。这就犹如北宋时朱凇镀贾菘商浮分兴担骸敖袷浪?客至则啜茶，去则啜汤。汤取药材甘香者屑之，或温或凉，未有不用甘草者。此俗遍天下，先公使辽，辽人相见，其俗先点汤、后点茶，至饮食亦先水饮，然后品味以进。”①在唐宋的文献中，常见“茶药”和“茶汤”联用，这显然是以茶、汤待客礼俗俗语的一种反映。辽国先汤后茶，这和南方有些地方待客的风俗正好相反；但这正如朱方流传辽国的。第三，这时辽国不仅形成了与宋土基本相近的饮茶习俗和茶叶文化内涵，而且在茶文化的地区化、民族化方面，也已取得了不少进步和发展。如图中所出土的白色瓷碗和瓷托之类，就和南方特别是建瓯一带崇尚黑盏的风气不同，这些瓷器，很可能是定窑、磁窑和辽境内各窑所生产的。其次，其碎茶用具有锯不用锤，这可能是适于游牧需要的一种适应性改革。再是“辽墓壁画中煮汤器不用金属制的，而用银铜执壶直接煨于炉口之上，这一点和中原不同，可能受了游牧民族用银、铜壶煮奶茶的影响有关。”②由上面几点，我们对辽时我国北方饮茶和茶叶文化的概况，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二点结论:即辽国至迟到辽国后期，不但燕云十六州农区的汉族和契丹人具有了和南方相差不多的饮茶习俗和文化；就是留居在塞北广大草原游牧的契丹牧民，也已形成了适合自己的饮茶方式和文化内容。

宋代我国茶业发展的形势，犹如南宋时《铁围山丛谈》所载:“茶之尚，盖自唐人始，至本朝为盛；而本朝又至祐陵时，益穷极新出，而无以加矣。”①“祐陵”不是年号，大致系指宋哲宗和徽宗之交的这段时间。这也即是说，我国对茶的崇尚，是盛于宋，而尤以宋徽宗接位前后，达到了最高潮，另外，辽国的南疆只到燕云长城一线，金国南进不只占有中原，一度还握有淮北若干茶叶产区。根据这二点，照理北方在金人统治时期，茶叶饮用较辽应该还要发展。但是，事实不然。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此时南宋虽只有半壁江山，但我国经济重心已经移到南方，在农业上，江西、安徽、江苏和浙江圩田的大量兴修，不但增加了耕地面积，也较大地提高了粮食产量；再是这些棉花也由两广和福建开始慢慢传到长江流域，在农业发展的同时，手工业、商品经济也有进一步发展，所以在南宋时，特别在一些城市，出现了表面的繁荣。如京城临安，迅速发展为有39万户、100多万人口的消费城市。所以，南方饮茶和茶业的持续发展，是有其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北方则不然，因为金人进兵中原的过程，本身就是对广大黄河流域的一次摧残和破坏过程，在金兵占领的有些区域，史书中往往形容为“荆榛千里”的荒凉之境。留在中原的汉人，由于金国统治者硬性把“猛安、谋克”（女真族军户）派到各地监视、治理大家，这些军户自己不劳动，强迫农民为他们耕种。在一些城市如中都（今北京）附近，金国统治者甚至圈占民田当牧场或猎场；再是运用滥发纸币的手段来进一步进行掠夺，结果，使物价不断上涨，人民损失无法估计。因为这种糟糕的经济，所以金国在茶的饮用上，尽管明知是一种倒退，但也不能不取“禁”的姿态。

据《金史·食货志》记载，金人的茶叶供应，“自宋人岁供之外，皆贸易于宋界之榷场。世宗大定十六年（1176），以多私贩，乃更定香茶罪赏格”①。这即是说，金初，其茶叶来源，一是宋政府的输纳，二和辽国一样，主要通过榷场的民间贸易，至大定十六年起，由于金政府感到有点承受不了南方茶叶的大量涌入，就对这种榷场茶叶贸易，提出一些限制和规定。一方面对南茶北销加以限制，另一方面，金人如在泰和元年（1201）二月，“去造土茶律”②，在其统治的范围内，对凡可以栽培和制茶的地方，又大力提倡生产茶叶。如金人在泰和“四年三月，于淄（今山东淄川）、密（今山东诸城）、宁（辽宁州在今辽宁境内，金密州不详，很可能在鲁南或豫南）、海（今江苏连云港）蔡州（今河南汝南），各置一坊造新茶。依南方例，每斤为袋，直六百文，以商旅卒未贩运。命山东河北四路转运司，以各路户口均其袋数，付各司县鬻之。”不但金地新建茶坊生产的茶叶，通过行政渠道实行包销，而且皇帝也亲自尝试和加以提倡。

据记载，是年章宗谓“宰臣曰，朕尝新茶，味虽不嘉，亦岂不可食也，比令近侍察之”③。不过，由于新设的这些茶坊，作伪严重，第二年曾一度“罢造茶之坊”。不过，金章宗也随即传谕:“今虽不造茶，其勿伐其树”，关且在泰和六年，“河南茶树槁者，命补植之”；这些都说明金统治者面对社会对茶的迫切需要，确实也想出了不少对策。但上述措施，还是远远不能满足北方饮茶的需要，这就不得不使金人由限制茶叶输入，进一步提出禁止百姓饮茶的问题。

《章宗本纪》称，泰和六年“初定茶禁”，七年春正月，“有司奏更定茶禁”。金人禁茶，主要在章宗完颜璟和宣宗完颜殉这段时间。据记载，在泰和六年十一月，尚书省上奏说:“茶饮食之余，非必用之物。比岁上下竞啜，农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属，商旅多以丝绢易茶，岁费不下百万，是以有用之物，而易无属之物也，若不禁，恐耕财弥甚。”这样，完颜璟才正式下令:“命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许食茶，仍不得卖及馈献；不应留者，以斤两立罪赏。”宣宗时，茶叶走私的情况更严重，于是在元光二年（1223）三月，又一次发布茶禁①。“省臣以国蹙财竭奏曰:‘金币钱谷，世不可一日阙者也，茶本出于宋地，非饮食之急。而自昔商贾以金帛易之，是徒耗也。泰和间，尝禁止之，后以宋人求和乃罢。兵兴以来，复举行之，然犯者不少衰，而边民又窥利越境私易，恐因泄军情或盗贼入境。今河南、陕西凡五十余郡，郡日食茶率二十袋，袋直银二两，是一岁之中，妄费民银三十余万也，奈何以吾有用之货，而资敌乎？！，”乃制“亲王、公主及见任五品以上官素蓄者存之，禁不得赏馈；余人并禁之，犯者徒五年，告者赏宝泉一万贯。”金宣宗把允许饮茶的对象，由七品压缩到五品以上的要员，实际也只有女真贵族才能饮茶。金人对茶叶的一禁再禁，实际不说对官府，即使对民间豪富，也是禁断不得的。不过，这虽说在金也是一种临时措施，但从整个对茶的政策和态度来说，金人和辽不同，不是实行放开而是一种紧闭的政策，这对北方过去那种饮茶和茶叶文化的发展势头，不能不是阻遏。所以，在南宋我国茶业和茶叶文化继续蓬勃发展的同时，在金人统治的区域，社会上饮茶的情况，较辽时还要冷落一些。

我国中原和北方饮茶的再兴，是在元朝统一全国以后。南宋时我国基本也处于分裂割据的局面。公元1227年，蒙古军首先攻取了我国西部的西夏，1234年，联合南宋又灭掉了北方的金国，接着征服了吐蕃、大理和交趾后，于1264年把其统治中心由和林（今内蒙和林格尔）迁至燕京（今北京），1271年正式改国号为元，1276年攻下临安，共用了40多年时间，才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所以，元和辽、金不同，非产茶的茶叶消费区和南方茶区，尽在同一的版图之中。应该承认，元朝在攻占各地和统治的过程中，有不少如占夺大量土地，废农为牧和把百姓隆为奴隶、驱丁等破坏社会生产的做法，但另一方面，也推行了某些有利农业生产的措施。如其由官府编写和多次印发《农桑辑要》一书，就是一例。《农桑辑要》编撰于灭金但宋尚未亡的时期，所以书中也未涉及多少茶事。但在元朝其后出版的另二部农书——王祯《农书》和《农桑撮要》中，就都把茶树栽培和茶叶制造作为重要内容来介绍了。由唐及宋，茶业和茶学著作有很大的发展，但是在农书中提及茶树栽培的，只有五代韩鄂的《四时纂要》一书。所以，由王祯《农书》和《农桑撮要》特地增添茶事内容之举，可以看出，元朝统治者不但对茶的生产和贸易没有什么禁止或限制，而且是取一种支持和倡导的态度。所以，尽管从总的来说，元代对农业是有“摧残”①的话，但对特别是中原和北方的茶业和茶叶文化，还是呈恢复和上升之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