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地产评论人戴欣明先生抛出深圳房价未来3—5年内将达到6万元每平米的观点之后,邹健民先生感觉这个判断太离谱,愿以1000万元人民币与戴欣明对赌。邹健民先生我不认识,与戴欣明先生却比较熟悉——在好几个地产论坛有过交流。知道戴欣明先生在房价问题上是唱多的,并且这些年房价的走势也一直如戴欣明先生的判断一样,节节攀升。
我也一直在为某地产公司做基础性调研分析,知道戴欣明先生做的是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判断。记得在09年的同一个地产论坛上,我也与戴欣明先生在这方面有一致的结论:在全球经济增长动力未失、中国继续保持对外开放政策、当前制度结构下财富分配方式不变的前提下,中国城市房地产价格的攀升是一个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挡的趋势。就毗邻房屋均价每平米远超1万美元以上的香港的深圳而言,未来房价达到每平米人民币5—6万元并不是什么让人吃惊的事。
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判断前面有很多限制条件。在全球经济增长动力方面,我们是大可以抱乐观态度的。因为就全球经济而言,经济增长的动力不外乎两个条件:1、能源保障;2、科技进步。在能源方面,上帝还是很眷顾人类的,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在价格信号的指引下,断不会出现掉链子的情况;只要科技在不断进步,就能为人们提供更多便捷的商品与服务。而人们当前正在面临的全球金融危机,并非上述两个领域出了问题,只不过是在人为设置的制度层面有些不适应信息化时代需求罢了——只要有意愿和决心,只需要做某些全局性或局部性制度调整就可以解决。所以,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无需过多担心。
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就中国自身而言,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是参与全球经济循环,以低位优势获得经济快速增长。而经济增长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也是政府履行职能的合格与合法性重要依据。因此,开放之路应是重要国策的理性延伸。就外部而言,虽然包括高额的外汇储备以及庞大的国有资产的行业垄断导致市场不稳定因素继续扩大,但合作依然是全球经济的主流;局部摩擦会发生,经济交流却是共同利益的需要。因此,在这方面,也无太大的问题。
至于财富分配方式方面。只要制度结构不变,利益分配方式就不会改变。尽管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年中国政策向中西部、农村、贫困人口倾斜,但这并非需求者的主动,而是权力机构高风险下的自我减压。这不足矣改变东部地区、城市、高收入者继续扩大财富占有量的基本态势。也就是说,在东部城市中,一大批高收入者将继续保持强劲的购买力——尽管由此继续反衬出低收入者的无奈与绝望。这正如戴欣明先生所说:“我们有很多套房子,这很正常,因为我们是社会精英”。
当然,戴欣明先生在“精英”这个概念使用上是有些模糊的。因为戴欣明先生将具有强大购买力的消费者都当作“精英”了。事实上不是这么回事。像戴欣明先生这样通过自己的学识与智力劳动获得财富的,可以算精英,这些精英的购买力强劲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合乎市场经济原则的。因为通过知识创造个人财富的过程,必将为经济体提供更多的财富。通过这样的激励机制,市场进一步繁荣,经济进一步增长,我们谓之市场进入良性循环。但有很多购买力强劲者,并不是如戴欣明先生一样通过知识与劳动获得财富的,这部分当然指的是在当前市场与法治尚不完善的现实中,通过权力运作获得个人或集团利益者。如果这样的人数占有一定的数量,则市场就缺乏激励机制,导致强劲的购买力来源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而是消解激励机制、损害市场的祸害。举例来说,大量并非市场获益的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必将导致房地产市场价格出现信号混乱,任何一个专业研究者都对这样的“非线性”状态市场在理性判断上无能为力。
虽然我与戴欣明先生的“六万论”结论接近,但推理过程有些不同。而邹健民先生以租金比和香港元朗房价来判断深圳房地产价格走势,我觉得这中间是缺乏有效的逻辑推论过程的。在一个不完善的市场环境中,用市场供需关系看商品价格也是不可靠的——简单说是用错了工具;香港元朗的房屋价格也并不是深圳房价走势的指导性因素,除元朗与全香港房屋均价差距甚远以外,财富分配结构不同,不同商品领域显现的购买力也完全不同。
看上去,邹健民先生做的是应然判断,也就是说,实际上邹健民先生说的是未来房价“不应该这么高”。就大多数人而言,当然很同意这个判断——希望这个判断为真。
两个人的赌局,谁会获胜呢?显然,现在要做的不是经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