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怎么产生的？如果从大学与城市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大学因城市而生！城市的出现，意味着人口的集中、经济的发展、财富的集聚、生活方式的进化、文明文化的传播……这些都是教育、尤其高等教育发展前提条件。大学虽脱胎于城市，可是大学并非依附于城市。原因很简单，大学一开始就是高人一等。拉丁语universitas是宇宙的意思，高等教育在英语里是“higher education”还是个比较级。为什么？因为大学一开始就与上流社会、权力阶层有着密切的联系。现在世界上最著名的高校诞生的时候都是具有非常浓厚的教会背景，牛津、剑桥、巴黎大学就不用说了。探寻美洲大陆使基督教徒们对上帝的理想都在大学那里得到了表达：哈佛是清教的、耶鲁是公理会的、普林斯顿大学受长老会影响、布朗大学受浸礼会影响。大学最初职能只有一个：为教育名门望族的子女，把他们培养成为神职人员或贵族。这就是所谓自由、自主、自治的学术传统能在大学生根的社会基础。

这个社会根基有多么厚，我们从牛津大学与牛津城的关系就可以看出来。牛津大学的诞生最直接的原因是12世纪中后期英法两国矛盾的激化，英王亨利一气之下召回了在巴黎大学的所有学生。并决定成立自己的大学，而此时牛津城已经是英国第六大城市，并且在此前一百多年就有人在此讲学了。当时的大学更像是一些学院的联合，而这些学院更多的是教堂和为师生提供食宿的地方，所以学院与学生就逐渐遍及到牛津城的各个角落。随着学生越来越多，学生与市民之间就逐渐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解释，其一是直接矛盾，大学是追求闲逸好奇的所在，而市民不懂这些，觉得你们这些人整天无所事事东游西逛还勾引良家妇女，看不惯；其二是根本矛盾，即阶级对立。大学代表的教会、贵族是统治者，而市民是被统治者；第三个是主要矛盾，即政治冲突。当时的英国，大学代表的是教会，市民代表的是国王，而教会和国王又分很多教派和势力。牛津大学与牛津城之间的矛盾冲突持续了至少七百年，著名的几次冲突双方死伤都很多，可是市民的伤亡常常是微不足道，而大学方面的死伤不但清清楚楚地记录下来而且每次赔偿的代价都不低。最著名的一次冲突发生于1355年，后来由英王爱德华三世亲自主持判决，牛津市民付给大学的巨额罚款要分500年付清（实际上用了470年）。所以几百年来，双方的每一次冲突都好像今天的巴以一样，大学总是获得更多的权力和自由。这种紧张的关系直到上世纪后半叶才达到真正的和解，1977年牛津大学才放弃了自己独立的法律机构。而此时世人早已根深蒂固的是只有牛津大学而不知道牛津城——牛津城在牛津大学中。当然我们现在看牛津城，其地位也不容小觑，牛津大学带给它的出版业、旅游业，使它成为绿色GDP的典范，可是牛津城的市民在沐浴着大学带给他们的阳光的时候会不会想起自己的先人曾为此流过多少鲜血呢？

举牛津大学与牛津城这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自由、自主、自治是大学的灵魂，也是它存在的社会基础。没有这三个，我们就不要谈大学。

反观我们中国，有这个社会基础吗？如果我们看中国的文化发展史，我们会吃惊的发现，凡是中国的乱世却经常是思想与文化异常繁荣的盛世。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在齐国出现了一个让我们现代学者无比向往的“稷下学宫”；魏晋南北朝，五胡乱华，孕育了书院；清末诞生了大学。民国是我国大学最为繁荣的时候，我们叫得响的大同大学、辅仁大学、震旦大学、光华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哪一个不是我们向往的好大学？持吴贻芳签署的金陵女子大学的学士学位毕业证书可以申请欧美任何一所名校的硕士，甚至一些名校可以直接免试入读，中国的大学教授可以在全世界顶尖的大学流动。可这些昙花一现在中国历史上似乎是注定了的——每当政府无暇顾及的时候都是文化得以喘息的时候，大学亦不例外。因为只有这个时候大学赖以生存的根基：自由、自主、自治才有可能在岩石的缝隙里长出来。所以北洋政府通缉鲁迅，鲁迅就可以跑到厦门大学，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当不下去了，可以出走德国，北大的学生也可以轰走一个又一个北洋政府派来的校长。

所以，在中国，大学不是建起来的，（我们不要老说“建大学”好像搞建筑一样）大学是培育出来的，而最需要培育就是大学的精神。这就好像在沙漠里种树。本来沙漠里没有土壤，可是就有这么一两种树可能生存下来，于是当计划种十棵树的时候，就种一千棵，往往不到三天就倒下一大半，可是最终总会有些树会存活下来并长起来。如此反复，当顽强存活的树种形成一定的规模的时候，我们看原来的沙漠变成了土壤，一些原本没有生存可能的树种、灌木、草皮便有了生存的根基，于是在大树之间种上这些树种，若干年后，我们走进树林深处，甚至可能看不到一粒沙子，因为沙漠已经变成了土壤，而有了土壤，就有了绿洲，有了绿洲，我们还怕没有参天大树吗？所以我说，大学与城市是一个互生的哲学存在，他们就好像树与土壤的关系。虽然是先有城市再有大学，可是大学一定会反过来滋养这座城市。

土之不存树将焉附？一所大学就是一座城市的品位，也是城市的文化高地。有什么样的城市就有什么样的大学。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深圳的高等教育，我们就会发现：不是我们的大学与城市不适应了，恰恰是我们的大学太适应这座城市了，以致于失去了存在理由和灵魂。我们看深圳发展的特殊历史就知道，深圳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两点：一个是政策，一个是投资。这个又跟我们的国情有密切联系，当时最迫切的是发展经济，只要经济发展了，才能带动其他事业的发展。对城市的发展（当然也包括对大学的发展）缺乏高瞻远瞩。如果从高等教育发展的角度来看，深大最辉煌的八十年代，其实办学的层次比较低，走的就是应用型、职业化的道路。偏偏深圳那时候百废待兴，最需要这种上手快、适应性强的应用型人才。加上改革的宏观背景，所以深圳与深大，很快就发展起来了。时过境迁，今天我们发现深圳的发展后劲不足了，城市缺乏内涵了，“四个不适应”了。好像这深大是在别人家长起来的孩子？如果我们研究深大的校史就会明白：深圳高等教育的发展除了投资比较大外，政策并没有什么变化，甚至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开过倒车，葬送了深圳高等教育发展的一段难得的机遇。

作为城市，我们一定要知道：大学是什么？怎样办大学？如果这个问题回答不好，那至少要回答：大学不是什么？不要怎样办大学？笔者反而认为，不谈办大学没有问题，我们需要高职就办高职，需要研究机构就办研究机构。拿来主义，用得好也是可行的，组装的城市发动依然也可以走得很远。但如果说要办大学，那么就一定要摆脱暴发户一样的急功近利和鼠目寸光，一定要有高远的调子和足够的信心！治大学如烹小鲜，尽量给予大学一点自由。否则的话，大学就没有时间养成自己的品格和精神，没有精神凝聚的大学就好像一个没有灵魂的人——大学局而已。

当然，谈体制不是为大学找一块遮羞布。体制，从外看大学深受束缚，从内看大学本身也做得也不够。大学是城市的孩子，他已经深深嵌入了城市。这就是我们的城市，这就是我们的大学，我们可以思考他、研究他、培养他、激励他，但永远不要嫌弃他！因为他们是一个互生关系，对于这座城市，我们最需要的是“深圳的大学”（university of Shenzhen）而不是“在深圳的大学”（university in Shenzhen），尽管后者可能是一流的。有人无比向往南边的一所大学，笔者深不以为意，也是源于此处。凡事如果前提为假，那结果无论真假都没有意义，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做好自己的事情才是正经。

    好在深圳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最近的一些做法让我们看到了一些拨乱反正的希望。南方科技大学朱清时校长是通过国际猎头公司选聘的；国务院批准了深圳市提交的《综合配套改革方案》，《方案》明确提出“加大对深圳大学的支持力度，进一步扩大办学自主权，推进治理模式改革，创新内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努力把深圳大学办成高水平、有特色的一流大学，为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探索新途径、新方式”；深圳大学章必功校长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说深大要“在体制外有所创新，体制内做到最好”。最近深圳大学的教代会通过了《人事改革方案》等一系列酝酿已久的改革方案，其中很多举措在国内具有破冰意义……。我们看到了深圳、深圳的大学一系列动作。希望这些动作都不是花拳绣腿，都是奔塑造深圳的大学精神而去的，都有在沙漠种树的勇气和准备。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看深圳的大学花上二十年、五十年，甚至是一百年成为世界一流又有什么打紧，因为我们走在正确的路上。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大学亦然，明天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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