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中的宗教其实就是“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有用则信，没用就不信，完全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什么东西最有用呢？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朋友”最有用。按照王学泰先生的研究，中国文化的一个最大秘密就是，中国人真正的崇拜的从来就不是“文圣”，而是“武圣”，是关公。为什么崇拜关公呢？其实就是崇拜关系，崇拜义气，小圈子里朋友之间的义气。但这种世俗的义气其实并不值得这么崇拜。道理很简单，小圈子里的义气的代价或者反面就是剥削圈外的人、掠夺圈外的人、虐待圈外的人。好莱坞电影《完美陌生人》里的一句台词，把这点说得很清楚，主人公说，她的原则是personal loyalty（个人忠诚），因为这是law of universe（宇宙法则），对方不同意：是law of jungle（丛林法则）吧。把个人之间的忠诚当作一切的准则，最高的标准，这其实人类最原始的做事方式，是丛林原则。但可惜，很多中国人崇拜的就是私人关系。所以，有华人处就有关羽，不管多偏僻的地方，你找到一个中餐馆，你都能发现这位关圣爷的足迹。

一个文明社会崇拜的应该是原则，一些亘古不变的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平等，契约，等等，而不是不讲原则的私人关系。一种文化，如果只讲关系，不讲原则，或者先讲关系，再讲原则，老实说，就凭这一点，就可以判断这种文化的未来是不足乐观的。黄仁宇说：“一只走兽，除非脱胎换骨，否则不能兼任飞禽”，很多人也都感慨中国人就像走兽，什么时候才能脱胎换骨，变成飞禽，好像一时看不到希望，包括一些最有见识的学者，在这方面，都觉得要实现这个转变，实在是太难，只是有些学者话说得比较温和，或者是因为自己是局内人，有些话不好多说而已。比如钱颍一有一次说，以中国现在的制度框架（广义的制度包括信仰和价值观），大概只能支持六千到七千美元的人均GDP，而现在沿海地区已经是七八千了（全国平均数低一些），所以他这个话其实很沉痛，只是用一种很委婉的方式说出来。

中国有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儒家、道家到底是不是宗教，学术界一直在辩论。我的观点是，我们的儒教、道家的道理本身都不错，根本的问题在于，应用的时候用错了地方。秦晖沿用严复当年在《群己权界论》的对公域、私域的划分，强调公域要讲民主，私域要讲自由。我们却全反过来了。应该用在公共领域、用来治理国家的清静无为（让民做主，让老百姓自己做主）的道家，反倒用到私人领域去了。汉初的黄老之治，与民休生养息的政策，从此就成了千古绝唱。相反，应该用在私人领域的儒家的自我修养、自我实现、内向超越（积极自由），反倒用到公共领域去了。所以儒家在中国逐渐发展成了一种统治工具，一种系统地洗脑和奴役被统治者的工具。统治者们天天讲“修己安人”、“克己复礼”，，矛头对准的都是弱势群体，目的都是控制这些被统治者，“修己”、“克己”，全是借口，要害全在“治人”、“安人”，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自身“家天下”的统治，也就是所谓的“阳儒阴法”。

相反，道家却变成了疗养手段。做奴隶主，做奴隶做累了——做奴隶主和做奴隶都挺累的。做奴隶连自由都没有，当然累；做奴隶主的，每天都要看着，别让这帮奴隶造反，也累；最累的是奴隶头子，又怕下面造反，又怕上面不高兴。大家都很累――累了怎么办？就要靠道家来做私下的疗养手段。什么吸纳术、炼丹术、性命双修、采阴补阳之类，都属于道家的疗养手段了。尤其是那些靠科举制度上去的奴隶头子，所谓“阳儒阴道”，表面上讲文死谏，武死战，精忠报国，最在乎的，其实还是自己那身臭皮囊。这其实也就是南怀瑾所说“儒家是粮店，道家是药店”的意思。但南怀瑾这样说是夸赞，他觉儒家是粮店，道家是药店是好事咧。

相比而言，佛教是最博大精深的，但以管窥豹，挂一漏万地说，其精髓还在于一个“空”字。梁漱溟认为印度文化的核心是取消，是一种向后看的、强调放弃的文化。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当作如是观。佛教中最中国化的禅宗的最大秘密之一在于“对时间的某种顿时的神秘的领悟”（李泽厚语）。总之，不要去试图去把握世界，不要去把握人生，而是把握瞬间，通过一霎那来堪破生死，超越因果，这也是一种典型的放弃的哲学。熊十力比较佛儒得失说，与孔子看见“生”相比，佛学只见到“灭”。梁启超说，佛说法五十年，一言以蔽之，曰“无我”。虽然“无我”也可以解读为爱自然，爱他人，慈悲为怀，但我估计大多中国人还是把“无”当作了弃绝。当然也有入世的人间佛教，强调儒释互补，通过力行来改变周折遭的世界，但总体而言，强调放弃的比例还是更大一些。

归根到底，宗教要解决的是人类行为的方向问题和动力问题。解决了方向问题，才能保证大多数人走大道、中道和正道；解决了动力问题，才能让大多数人长亭接短亭，一亭一亭走下去，让整个社会实现持续的发展。我们的儒家和道家，应该来讲，首先是没有把方向问题解决好的。聪明、才智都不缺，可惜都用错了地方，把儒家用到公域的结果是无穷无尽的权谋和权力游戏，把道家用到私域的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种种得道成仙的幻想。方向问题没解决好，动力问题，更是提不上日程了。私心以为，在动力问题上做得最好的应该还是宋明理学，不仅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气魄，也有“我心光明，亦复何言”的自信，更有“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的境界。然而，儒家这种所谓的“内向超越”是否能够普遍地化为的日复一日的庸常行为，化为包括贩夫走卒之类的普罗大众“苟日新，日日新”，“日拱一卒、功不唐捐”的践行精神，实在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龚鹏程老师在这里讲的儒家的社会与生活实践，从大的范围来讲，其实也属于这个问题。这里我们不可能展开讨论，但仅就儒释贯通的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的那一代大师的最终选择看来，最终的出路，应该还是在宋明理学基础上新儒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