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博士眼镜董事长，澳洲中国大陆华人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深圳红荔狮子会创会会长。1993年3月，他在深圳红荔路创立第一家博士眼镜，十几年时间迅速在全国发展到200家连锁店，在深圳就有100多家分店，是深圳眼镜行业的龙头老大。

 

采访分别在他的办公室和家里进行，这个地道的广东人风趣幽默，喜欢历史，爱看传记，平时打打高尔夫，在国外旅行比待在国内的时间要多，尤其喜欢摄影，还没采访，已经和摄影师聊了二十分钟的装备，还特地拿了小卡片寄下地址，说要去听摄影师在深大的讲座。

访谈问到企业管理，他能一会举例郎咸平，一会又谈到株式会社；在中国做个商人大不易，但他觉得在深圳做商人却很幸福；创业过程中的酸甜苦辣他说要保密，以后自己出一本书大写特写说个痛快；一旦回到生活话题上，他又谦虚的很，什么都是“不专业的，随便玩玩”，“美食美景都喜欢，美的东西我都爱”，看来，刘晓这个老板，做人低调，做企业高调，是一点没说错。

 

（U=深圳青年  刘晓=博士眼镜董事长刘晓）

 

“别人是下海，我是跳海”

——28岁开始创业的刘晓，第一家店连营业员都算不上

开博士眼镜之前，刘晓有一份很好的政府工作，属于现今社会大家都要挤破脑袋的公务员“铁饭碗”。好好的仕途不走，怎么就下海了呢？而且别人都是想好了再下海，他是想都没想先跳下去了。原因？他说他想当总统啊。

U：取名叫博士眼镜，是拍脑袋发明还是有什么典故？

刘晓：这跟我早年在广州上学有关。上学的时候有一家“大学鞋店”，我经常去那里买鞋子。我觉得那里的鞋子挺好的，又便宜又实用，名字又好记。轮到我自己创业的时候，要起个牌子，有个名号，想来想去不如叫“大学眼镜”。后来想想“大学”还不够我对这家眼镜店的定位，它需要更专业，更高层次，卖给更多博学的人，所以确定叫“博士眼镜”。后来去日本发现还真有个“大学眼镜”，蛮意外的。

U：赚第一桶金总是最辛苦的，93年在红荔路开了第一家博士眼镜，当时是怎样一个情形？

刘晓：刚开始的时候，没有请装修队，都是我自己搞的。没有样板可以抄，就拿个尺子量一量别人家的柜台，然后自己做一个。白手起家资金也少，忙的时候连饭都顾不上吃，啃个面包就算了。店员连太太在内一共是三个人，我都不算营业员。但是这个店我考察了很久，有半年多，我觉得深圳人那么多，眼镜的需求又那么大，做这行一定会成功的，这条路非走不可。

当时选址在红荔路，93年的时候连华强北都没有，整个深圳的中心是罗湖，是东门。我把店选在红荔路图书馆的边上，很多朋友不看好，太太也说干嘛开这边。不过你看，现在福田区多繁华，说明当时选址没选错。我做所有事都是一样，人家觉得好的，我都要考虑考虑，人家都觉得不怎么样的，我往往都要仔细看看，逆向思维吧。好比郎咸平买外汇，他问学生：最近美金会跌还是涨？学生说会涨，他第二天就把美金抛掉了。他说我是经济学家，你们都懂了，那市场肯定要变，我一定抛掉。

U：怎么当时好好的办公室不坐，要跑出来自己创业？

刘晓：本身在政府部门，是有一份非常好的工作。为什么要出来，大概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报复。由官至商，这种角色的转换很有挑战性。（当时是有具体的蓝图或者梦想吗？）有啊，梦想就是我要当总统啊（笑）！其实我的性格是不大愿意为五斗米折腰，出来创业可以更自由，自己的能量可以释放的更大，影响力也能变得更大。

我还不是下海，简直就是跳海，没想好要干什么，先跳下来再说。90年正好28岁，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了，工作也没了，离开单位才发现自己也没有长处、学历、人脉，一切从头开始。所以不小心发现上游漂下的一块棺材板——“有官有财”嘛，哦，官已经没了，赶紧抱住，就创业了。

 

 

“企业管理联邦制，才能像总统嘛”

——中国的底蕴加西方的管理，是刘晓开创的新模式

    摄影师在一边悄悄说博士眼镜的确厉害，每年生日第一个发消息对他说生日快乐的总是它。助理李经理在访谈前补充：我们公司非常平等，没有上级下级，各部门是联邦制的，所以刘董事长80%的时间都不在公司，他会一边打高尔夫球，一边电话给我们说新点子。

U：博士眼镜在深圳开了这么多家店，您觉得特别有自信的地方，跟别的眼镜店有所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刘晓：应该说是企业文化太强大了，进去能感觉到那种气场，员工都是在为自己做事情，不是在为老板，这是企业文化的力量，一句两句说不完。（你们会安排员工军训？）不光是军训了，企业文化是把员工当兄弟姐妹，不要摆出上司下属的样子。我比较喜欢西方的管理方式，所有的部门都是平行的，没有上层下层，好像联邦制一样，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主管权，随时可以跟我沟通。我是你们的总统，不是你们的老板，有不同观点跟我争论都没关系。这样，尊重就在了，员工做事也会更用心用力。

U：这个模式挺特别的，联邦制，这样的管理方式有什么明显的好处？

刘晓：好处就是我可以彻底跳脱出整个基层的管理，有更多的时间去生活啊（笑）。真的是这样，不用事无巨细的去管每一件事，把精力省下来做一些重要的决策。比如我常常会在国外打高尔夫的时候，突然想到什么点子，打电话给经理。而不是坐在他们背后，每件事情都要我去签个字。

我们的管理好像西方的三权鼎立，我是董事长，但是我不过问具体事宜，这个由总经理管。但总经理也不是总负责，还有个监事会，可以评估总经理的工作并向董事汇报。这样相互制约，职责明确，就很好管理。

要知道私有企业最容易窝里斗，搞派系。什么你是小舅子那一派的，我是哪个一派的，我们这里基本不可能，因为规则定好了，没有灰色区间存在。像我有亲弟弟在这里工作，跟一般员工起点是一样的，没特权，做错也要罚。公开、透明，这种关系奠定了我和员工之间的信任，不会说老板今天突然心血来潮要搞个什么事，推翻什么决定，不会的，职责分明。

U：您在国外考察过很多地方，有没有看到一些见闻，一些可以实际应用的例子，带回深圳，带到企业里来？

刘晓：这样的例子很多了。前不久去参观日本的尼康镜片工厂，他们的员工都是站着上班，除了非坐下不可的质检人员，其他全是站着穿制服。我们一行六人去参观，提前两个月对方已经把规划做好了。去的时候分两个车，前面三个人先到了，我们这辆车司机带错了路，晚一点才到。前面三个人一进门就看见六双拖鞋整整齐齐放在门口，还有六件工衣，六顶帽子，六份的午餐盒子都摆的好好的。参观过程有条不紊，几点结束跟计划定的一分不差。车子再把我们送到车站，六张车票已经买好了。这个就是细节，这种企业文化要是拿到国内来，一定不得了。

后来我回公司发现员工不穿制服，就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刚回来。好，我想刚回来来不及换也是有理由的。后来看看怎么个个都刚回来，都不穿制服。于是规定，如果不进卡位，你站着，没关系可以不穿，一旦进到卡位，一定要穿。这个问题马上解决，所有人都把制服穿得好好的。所以有制度就会实行，企业先把规则定好，员工就知道该怎么做。

U：博士眼镜的口号是“不求最快，但求最好”，放在深圳这样一个以速度文明的城市，很有点逆向思维。

刘晓：我们最喜欢讲这样话，“仅用了多少时间，就完成了什么事”。其实这样不好，慢中求快，慢就是快。比如验光，是可以很快搞定，但我要求员工用半小时验一个光，让顾客很放心，哪怕不配镜。如果今天不管了，抢时间，一天验20个，萝卜快了不洗泥，50度配成100度，对身体有害，那是作恶啊。我信仰基督教，害人是有会报的。

U：博士眼镜的未来大计是什么？

刘晓：五年内上市，给员工一个平台。我们最早是做红荔路第一，福田区第一，现在是做深圳第一，广东第一，以后要做中国第一，世界第一。慢慢的成长，百年大计，估计那时候我已经在天上看着这一切，仰天长笑啦（笑）。

 

“中国商人大不易，深圳商人很幸福”

——准备等功成身退再给自己著书立传的刘晓，这天说了很多

问到创业过程的波折，本想听一两个遇到阻碍又全力攻克的例子，但是刘晓一个都不爆料。他说要等到自己写书的时候，可以言无不尽的说个痛快。当了商人的这十多年，酸甜苦辣都要抖落出来，直面自己的人生！好吧，看来刘董事长还要抽版税再狠赚一笔。不过那天他是说了很多，说到中国商人的文化，说到深圳商人的幸福。

U：创业过程中肯定有很多波折，说一两个记忆深刻的例子，和仍在创业的年轻人分享一下。

刘晓：等我写书的时候再说吧。不是一帆风顺到没有例子说，而是每一步都太艰难。每个人都想知道你成功的后面是什么，到底在承受些什么，但是比较复杂。（是不是还要靠两个字：坚持？）已经不想到坚持了，都想自杀啦（笑）。会想怎么这么难啊，这么累啊，这么不被人理解啊。

中国的文化是个“贱商”的文化，中国的商人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自古评价都是“无奸不商，无商不奸。”很多人仇富，媒体也给商人不公正的评价，现代社会里商人对社会起到的促进和推动都没有人说。大众对商人有很好的评价和尊重吗？很无奈的。

不能否认有少数商人是为富不仁，投机倒把，由于先天不足，底蕴又有点问题，有点钱就受不了，从张扬到张狂。但是绝大部分的商人本意都是好的，很多资源和财富与社会共享。一直到今天，或者一直到我老，在商人这个角色，在做生意的时候，我都是如履薄冰，一点都不能放松。

商人是高危人群，以后我要写书讲真话，包括我不对的地方，我的污点，自己对自己的评价，都要畅所欲言。中国人要有这个精神，哪怕霍英东，当初走过私，他写出来人家照样都会佩服他敢于承认的勇气。包括我刘晓当时比如买过假冒伪劣产品，或者我在街头摆过摊，被城管抓过，都要写出来，直面自己的人生！

U：看来当商人不是个个数钱数到手抽筋，背后的精神压力这么大。您在深圳这么多年，怎么评价深圳的商人，有深商文化吗？

刘晓：我一直觉得在深圳当商人是非常幸福的。接近香港，有很多西方文化涌进来，加上中国人本身的底蕴，发挥的空间很大，政策也比较开明。

深圳的商人假如能够好好整合起来，潜力会更大。我在澳洲就看到商人的联盟，日本有株式会社，他们那种团结和整合的力量非常强大。搜集情报非常仔细，也很团结，比如拿矿的价格来说，澳洲的商会都抱成团，一口价，保护他们的利益。如果没有商会没有组织，那这边问一个4块半美金，那边报一个4块美金，大家都别赚了。

深圳的商业协会组织民间的好像没见过，如果有这样的协会，把竞争做成良性的，那相信在世界都会有深商的声音。

U：如何当一个成功的企业家，给点准则给时下还在创业的年轻人。

刘晓：第一是责任感，第二要力求完美，第三有毅力坚持，第四定好未来计划，第五是出色的团队，第六要有回报，懂得感恩社会。无非就是这些，都是很基本的准则。

我觉得一个成功的商人，首先是政治家，他要懂得规则，哪个是能做，哪个是不能做的。聪明的商人都会明白，凡是没有说不能做的，就是可以做的。

然后他要是个艺术家，懂得享受生活。像我真的有很多机会，可以赚得比现在多的多，房地产、股票，或者打个擦边球，搞些动作是可以的。但我觉得自己是个艺术家（笑），不想当金钱的奴隶，赚得可以供养我的家庭和孩子，跟我的朋友开心吃饭喝茶就可以了。不为五斗米折腰，为两斗米折腰吧。

在我的想象里，中国的文化做底，西方的文化做支撑，相互补充，应该会更适合现代企业。

 

“我自己？美的东西我都爱啊。”

——玩摄影，出国游，打高球，喝红酒的刘晓

其实生活家往往是那些潇洒随性的人，他们不用背书般的介绍某支红酒的产地年份酒精度，也不用觉得100杆比99杆差很多，他们就是玩，玩个自给自足，自我陶醉。讲一大番理论，吃个饭还要跟你上课的，那太累。

U：说说你的总统梦，未来理想中的企业和理想中的你自己吧。

刘晓：企业就是个很成功的上市公司。我自己？我目前在做两岸关系（呵呵），我有这方面的信心。两岸本来就是一家，通过商贸的不可分割，用我们这些小商人的力量，自然而然的让两岸融合在一起，不用这么硬邦邦的。你看像江丙坤出席什么会，都很严肃，但他跟刘晓见面就很轻松。台湾有很多协会举行商贸的交流活动，把钱都放在一个钱包里了，就自然不分家了。

U：许多企业家都爱做慈善，您也是第一批赴藏去给儿童治疗白内障。经理跟我说您做了很多善事，许多都是没有见诸报章的。比如天气冷，你就叫他买许多床被子去天桥下送给流浪人，这里面有什么故事吗？

刘晓：实实在在的说，我做慈善一方面是因为信仰，能够得到心灵上的安慰，另外可以的的确确帮助需要帮的人。有没有为企业做宣传，肯定也有了。社会认可度提高，企业形象提升，是多赢的好事。企业也是要常被人惦记的，你像有些明星，一段时间不被关注，他就要搞点绯闻传传，是不是（笑）？

U：您说您想当个生活的艺术家，能不能描述下生活中你的角色？

刘晓：生活中——不抽烟，喝一点红酒。喝完就去酒庄，买几箱存着。没有品牌，好的红酒我就爱喝，名字说不上来，品质能尝出来。说起红酒那有一本书可以说啦，糖分产地酒精度什么的，其实跟咖啡雪茄一样，还是凭感觉最准，自己觉得好就是好。比较简单的辨别红酒好坏，你拿一张纸巾，倒几滴红酒。渗出均匀的红色就可以，像水一样的，颜色深浅不一赶紧倒掉。酒精和色素勾兑的，喝不得。

体育运动也不行啦，不会跑不会跳的。（经理在旁边补充：打高尔夫谁打得过你啊！）高尔夫喜欢打，也打得一般。（可是我听说您为了打高尔夫还特地买了个房子，住都没住过）哦，那是房子在装修。正好爱打球就买了房子在那边，可以更方便打球嘛。

摄影比较喜欢，因为以前的工作也跟摄影有关，主要是记录自己在国外的生活吧，记录家人的成长。随手一拍，没有太大研究。（摄影师擦汗道：刘董的装备跟我一样，就别谦虚了。）

U：您的书架上放了许多历史人物的传记，家里的大茶几上全是各种传纪和历史剧影碟，办公室里有张很大的拿破仑像，是不是对历史特别感兴趣？

刘晓：没错，我喜欢历史。有很多事情在历史上都发生过，都是有案可查的，能够熟知历史就可以避免很多问题。我喜欢从中吸取经验，包括管理经验。

U:那再总结一下，刘晓的一天吧。

刘晓：每天8点起来，一般有个简单的神祷，然后吃点东西去公司，安排下事务，跟同事们聊聊天。下午去店里看下，200家店都会看，抽着看，发现的问题会跟他们去讲。

下班时间正常，跟朋友吃饭去，聊天喝酒吹吹牛。没事就回家看碟，我一般会看很多碟，历史的，纪录片的，商业管理的，书也看得很多很杂。连我儿子都觉得奇怪，我是一边看新闻，一边看报，有时还一边吃饭。看个连续剧也不坐着，一边散步当运动一边看完了。主要是我对自己的要求太高（笑），所以觉得远远不够，要不断学习啊！

——《深圳青年》菁英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