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大型深商报告《深商的精神》】

本章引言：战国诸雄，为何为秦所灭？那是因为秦的郡县制比后周的井田制更加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两千余年中，强悍的北方民族为何屡犯中原而不能治，最后占领者反而被被占领者所融合消解？因为雍容大气的秦汉之制面对粗陋的草原酋长从来就没有真正失去过自信。为什么刚刚经历了康乾盛世的满清王朝会被西方小商队的洋枪火炮打得落花流水？那是因为外强中干的封建王国根本不是建立在股份制基础上的东印度公司的对手。为什么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舰队一遇到军事实力并不如己的日本舰队就一败涂地？那是因为日本人不仅师人长技，而且师人长制。在逃避西方狮子的追逐中，日本人不仅成为东方羚羊群落中跑得最快的一只羚羊，而且主动变革，率先把自己进化成为狮子。在中国历史上惊心动魄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的近代化以惨败收场。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源于深圳的改革开放实在是中国近代以来梅开二度的重放，历史曾经把中国近代化的机遇赐给被动开放通商的上海，却把中国现代化的机遇赐给主动改革开放的深圳。

1、威尼斯：现代商业文明的原点 
凡是涉及威尼斯就是不平凡，她的容貌像一个梦，她的历史就是一部传奇。
——拜伦

尽管许多学者都乐意把西方海洋工商文明的起源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海洋地理、契约逻辑、城邦公民政治等等，都被看作是绝好的佐证，但是现代商业文明的直接的起点或者说原点应该是欧洲中世纪的新城市——威尼斯。

威尼斯原本是仅有一连串珊瑚小岛的滩涂之地，“处于咸水沼泽之中，无土地可耕，无石可采，无铁可铸，无木材可作房舍，甚至无清水可饮。”但是威尼斯城距大陆两里之遥，中间水道错综复杂，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大约在公元五六世纪，一批逃避战乱的难民在这片蛮荒之地建起了最初的城市。险要的地势、恶劣的自然条件，使得这里几乎成了一个统治的真空地带，加之归属权不断变动，后来的威尼斯名义上隶属东罗马帝国，实质上完全处于独立的地位，成为一个自由城市。在自由轻松的环境下，威尼斯人把所有精力用于维持生存、完善最佳的谋生手段上去。他们从自身的实际出发，选定商业作为生存之本。由于缺乏可耕地，威尼斯人只有向大海索取生存资源。从地中海中制盐然后贩运到缺盐的欧洲内陆，威尼斯商人因此赚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没有黄金人们可以生存，但是盐是不可缺少的。”联想到中国古代商帮如徽商、晋商的崛起也都与盐业有关，这说明在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中，适合长期商业化运作的产品、产业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这一点，中、西并无二致。

相对于意大利半岛而言，威尼斯偏居一隅，但是从商业角度而言，威尼斯远离欧洲大陆的中心，居于阿拉伯文明、拜占庭文明和西欧大陆文明的交界点上，反而可以不受传统的羁縻，充分利用三大异质文明间种种有利的商业机会。威尼斯不受西欧大陆政治经济演变的影响，它名义上信奉天主教，但是它不受教皇的约束，教皇无权决定威尼斯的主教和高级僧侣，威尼斯的主教必须由威尼斯参议院提名，只需通知教皇就可以了。威尼斯与君士坦丁堡和阿拉伯有频密的联系，威尼斯人一直奉拜占庭帝国为正统，而拜占庭正是一个商业发达的地区。当时的拜占庭有着相对于西欧更加完善的商业组织和商业技巧，有着更多鼓励商业发展的政策，这使得威尼斯得以学习拜占庭的高度文明、熟练的技艺与经商的方法。威尼斯人还不顾欧洲的禁令，与基督教世界的敌人——阿拉伯回教世界保持贸易往来，来自阿拉伯的奢侈品为威尼斯人带来了丰厚的商业利润。
然而，威尼斯的卓越远非止于此。

威尼斯之得以成为现代商业文明的原点，主要是威尼斯商人完成了两桩大事：一是完成了城市与商人的结合。威尼斯商人不再是象犹太商人那样的无根的流浪人，而是有了自己的基地，即城市和市集。商人入住城市，新城不断建立，旧城不断恢复，城市成为商业的中心，商人和手工业者成为城市居民的主体，这就是欧洲中世纪城市复兴运动的本质。威尼斯堪称是纯粹的商人的天下。“在威尼斯，人们不知道农奴为何物，城市中汇集的只是航海家、手工业者和商人”。在威尼斯，贵族和平民之间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界限，平民可以依靠经商致富，成为贵族，威尼斯人相互之间的区别实际上只是富裕商人和贫困商人的区别。威尼斯城是所有威尼斯市民、所有威尼斯人的城市，而古雅典和古罗马城邦中的“公民”实际上只是奴隶主贵族，这些贵族只占城邦人口的极小部分。

二是威尼斯人在商业城邦的管理上走上了彻底的商人自治共和之路，使得以往分散的商业活动得以整合成的强大的商业力量，使得以往被视为边缘和补充的商人和商业活动开始成为一个社会的中流砥柱和最重要的中心事务。商业公司和商业活动股份化，整个威尼斯城就是一个大股份公司，参议院决定威尼斯的一切大事，行会是威尼斯商业管理的最重要机构。当时的威尼斯有多少种商业活动便有多少不同的行会，“敲钟者和游吟诗人，制蜡烛者和杂货商，修路人和织布工，都有自己的行会”。行会有两种功能：一是处理外部事务，即所谓行会的商业事务；另一个是处理内部事务，如该行业工场的数量、规模、产品质量及价格，学徒的工资、期限和条件，福利及对行会的职责等。作为一种自治机构，行会在维持城市秩序，规范商业、手工业和市场等方面，居功至伟。有关的商业惯例、城市宪章和行会契约成为后来城市法、商业法的直接渊源。现代商业文明的种子由此孕育，一旦风调雨顺，就可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2、城市的复兴和西欧商业力量的崛起 
行会和市政府普遍以自治的方式设立起来，以便利商业活动的开展为第一原则。

佛罗伦萨的财富不是建立在偶然和暴力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有规律的、理性商业的基础上。

就中世纪早期而言，历经蛮族人的大劫难，西罗马帝国时期的城市大都被焚毁和遗弃了。在残留的城镇中，源自罗马的政府体制已荡然无存，在大多数情况下，由教堂维持着城镇的继续。这时的城镇“不再是生产的中心，而是消费的中心……，不再是财富的源泉，而是贫困的源地。它们并没有把经济生活向周围的农村散布；它们靠农村来支撑。”“在黑暗时代，城市中心实质上消失了。虽然巴黎、罗马、伦敦依然存在，但它们只是旧罗马城镇的影子，实质上是城堡和主教教廷的所在地。它们中的居民只是主教、世俗贵族和他们的仆人。这些旧的居住地缺乏任何真正的商人或工匠团体，大都依赖周边地方的农业经济。”

商人与城市的结合，导致了城市的复兴。除了威尼斯这样的新兴、独立城市以外，更多的城市是商人以谈判和斗争获得特许状的方式被承认的。如1155年法国国王路易七世颁布给洛里斯的特许状，详细列明城市和城市居民的权利与自由。通过特许状获得城市整个地域的自由和法定地位以后，城市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也就同时获得了自主管理的权利。行会和市政府普遍以自治的方式设立起来，以便利商业活动的开展为第一原则。总之，12世纪左右的城市，是商业与工业的社区，存在于坚固围墙的掩护下，享受特殊的法律与行政，具有集体特权的性质。特权使商人真正成为一个为社会所承认和羡慕的阶层，并不断吸引更多的人口由乡村向城市涌动。12至14世纪的科隆，作为日尔曼帝国最著名的城市，全盛时期拥有4万人，居民城堡400多公顷；低地国家根特列，保存至今的城市围墙面积644公顷，当时人口6万多人；巴黎和伦敦显示出首都城市的地位，尤其是伦敦拥有大约3万人口，是中世纪末期的世界性都市。

商业力量还溢出城市，弥漫城际。大约13世纪开始，在一直不起眼的北部欧洲，兴起了一个强大的商人集团，它的力量甚至可以和当时任何的政治力量抗衡。那就是：汉撒同盟。汉撒同盟是一个商人联盟，它不是一个国家，却显示着一个强大国家般的力量，它不是一个紧密的联盟，却能够发挥一个紧密联盟的职能和作用。汉撒同盟是为了共同的商业利益而建立的城镇联盟，它松散到没有任何稳定的组织架构，没有有效的法律地位，惟一能体现汉撒同盟存在和权威的是汉撒同盟会议。然而汉撒同盟会议制定和修改商业宪章，与外国城镇和统治者谈判，派遣使节，调解汉撒成员间的冲突，决定关于战争、和平或封锁的统一行动……，这种松散的自治组织的权威和效率连王权自叹不如。

因商业而复兴的城市，大都循着传统的商业特点，依靠贸易，尤其是转运贸易而生存和发展的，随着城市大量复兴，城市长久的繁荣就不能仅仅建立在贸易环节的利益之上了。由于没有自己的产品支撑，许多城市为了竞逐贸易之利，互相之间经常大动干戈，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事实上，汉撒同盟就是为了垄断贸易利益而形成的，也是因为形成贸易垄断之后，走向封闭和僵化，才逐渐消亡的。

独树一帜的新道路是佛罗伦萨开辟出来的。不管是由于地处内陆的地理条件促成的结果也好，还是佛罗伦萨人的自我意识促成的也好，佛罗伦萨的商业是完全建立在工业的基础上的。佛罗伦萨以工业立国，并支撑着自己的商业，工业和商业的联动构成佛罗伦萨繁荣的基础。在当时欧洲商品普遍缺乏的时代，谁拥有产品，谁就掌握了商业上的主动权。佛罗伦萨人不是通过与城市争夺商品、经营路线和市场，而是通过发展制造业，成为商品的中心，吸引其他地区的商人主动前来与自己交易，从而使自己成为商业交易网中重要的和主动的环节。虽然英国和西班牙的羊毛远远比佛罗伦萨多，呢绒制品在法兰德斯也非常盛行，但是这些地区都没有象佛罗伦萨那样注重工业技术和产品质量，结果弗罗伦萨以精细加工能力胜出，拔得欧洲羊毛纺织和呢绒加工业的头筹。

佛罗伦萨的财富不是建立在偶然和暴力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有规律的、理性商业的基础上，这种有规律的、理性的商业活动就是近代工业革命的前奏，佛罗伦萨就是作为当时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城市而兴起的，它强调产品选择、强调制造技术、强调精细管理、强调商业预期、强调规模化经营，它使得城市商业活动不再是农业生产的补充和延伸，而是农业生产方式的全面替代，这正是近代工商业的全部内涵。

3、西欧城市商人的财富哲学和商业精神 
自由、平等，连同这种冒险与开拓的精神，并非就是欧洲人先天具有的，而是随着欧洲商人阶层的形成而逐渐培育起来的，并且成为后来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原动力。

商人的实践，商人阶层的形成，引发了西欧社会价值观的转型。依托新的经济模式，以商为本的新型价值观颠覆了庄园社会、基督教社会关于财富、自由、平等和冒险的旧有观念。

基督教义曾经认为，财产的所有权会导致自私心理的产生，造成人们为财产而你争我夺，是人们在热爱上帝、热爱人类道路上的一个障碍。圣·伯尔拿说：“你只有蔑视现世的财富，才能在天堂成为一个富有者”；托马斯·阿奎那也说：“甘愿贫穷是人们达到完美之爱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条件”。商人的价值核心是获得钱财，而且是最大限度地钱财。手中握有钱财是商人的立足之本，是他们获得身份和地位的资本。在西欧新兴城市中，钱财可以打破一切固有秩序。钱财是一个人能力大小的具体标志，一个人不管其地位如何，只要靠自己努力，加上自己的能力和运气，就一定能够获得令人艳羡的地位。在追求钱财中，商人获得了自信，证明了自己的能力。掌握钱财便掌握了社会的财富，这使以土地崇拜为基础的庄园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动摇。

中世纪的主流价值观中本来没有自由与平等的概念。人们认为社会的完美体现是秩序，而秩序的具体表现是界限明确的等级，教士、贵族和农民是被严格划定的，每个人的出身决定他的等级，等级界限难以逾越。然而，人身自由是商人经商的必要条件，从庄园逃到城市，正是为了获得这种自由。有了这种自由，商人才可以四处游走，才能同各种不同的阶层发生关系。拥有财富和地位之后，商人对自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要求有得到保障的人身自由，要求有稳定的自由活动的地盘，要求有法律保障的自由经营的权利。

同时，商业提供了抹平等级差别的途径。商业经营的目的简单又明确：追逐利润，获得钱财。钱是靠本领赚来的，同特权地位和出身并无多大关系。高贵的人并不因为其高贵便能财源滚滚，低下的人也不因其低下而得不到钱财，相反，下层人由于更加吃苦耐劳，更加实干，更具有冒险精神，反而更能获得成功。在自由竞争的商业游戏中，一切等级、身份和地位都因此变得毫无意义。商人阶层的出现本身就标志等级制度不是不可变动的，而是可以依靠自主的努力来改变的。商人的成功不仅吸引农奴逃往城市，而且吸引贵族到城市中来生活，并且很快与城市上层富人“同流合污”。神圣不可动摇的旧的等级秩序终于被打乱，自由与平等开始成为一种普遍追求的价值标准。

在经历了商业长期衰落、以农业为主的阶段以后，商业成为一种新兴的行业。从商，需要面临环境的压力、心理的压力、社会的压力，需要勇气和富于冒险的精神。当时的西欧是一个极度封闭的整体，商业的中心是在外部而不是在内部，要经商牟利必须有往外闯的勇气和决心，因而最先成功的人都是都是那些敢于冒险的人。经商不同于务农，需要永远探索未知的领域，需要开拓的精神。十字军中商人的参与，威尼斯人向中部和北海地区的开拓，英格兰人向大陆的探索，等等，这种冒险与开拓的精神并非就是欧洲人先天具有的，而是随欧洲商人阶层的形成而培育起来的，并且成为后来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原动力。

4、商人的世俗文化与欧洲的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的本质是“人和世界的重新发现；享受生活的新意识；禁欲主义和象征主义让位于感官享受和自然主义；追求知识方面的实验方式替代传统主义和蒙昧主义”。这些特征正是商人哲学的体现。

商业复兴前的欧洲中世纪，世俗教育早已荡然无存。教育为教会所垄断，教育的目的是为宗教信仰服务而不是为世俗生活服务，知识分子忙于阐述教义中的“真理”，而不是探求新的真理，整个社会处于蒙昧状态。

但是，商人经营要同许多地方的人打交道，要实际地了解各地的风俗人情、物品的价格及质量、航海知识陆地旅行的知识，因此，他们需要的是世俗的知识，能够为他们的商业带来机会个发展的知识，于是，他们创办了城市学校。11世纪末，在工商业比较发达的意大利出现了最早的世俗大学萨勒诺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12世纪，又相继出现法国的巴黎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13世纪，捷克的布拉格大学、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等等。

城市大学完全自治，完全按照商业的模式组建起来，模仿当时城市手工业的组织方式，形成一种类似行会的组织，由教师和学生共同管理。教师和学生各有自己的行会、联合会，各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他们一起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选出校长，由校长负责学校的管理。在城市学校中，教师和学生一样，不管社会背景如何，都不得不面对物质供应、离家住宿、付费、薪金等世俗问题，成为城市忙碌生活的参与者。学生付费求学，大多是为未来职位而接受必要的培训。因此，城市学校关注实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服务于理性的目标，注重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和从事某一专科的能力。

城市大学打破了教会对教育的垄断，开启了一个开放和理性的时代。“大学及其培养的唯理智论……，产生了有规律的思考，接下来是有系统的调查，这使得大工业必要的自然科学和技术文明能够出现。”

事实上，不单是教育，整个西欧文化都在新兴商业力量的牵引下发生革命性变化，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发明，重商理论，一波又一波的改革与变动浪潮推动西欧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最早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是欧洲历史上一次重大的新文化运动，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百花齐放、硕果累累、群星争艳、人才济济的光辉时代。 “前三杰”：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 “后三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威尼斯画派四大名家：乔尔乔内、提香、委罗奈斯和丁托列托，还有画家乔托、马萨乔，雕刻家多纳太罗，建筑家布鲁涅列斯基，科学家、思想家：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和康帕内拉，以及德国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英国的文学家莎士比亚、哲学家培根，法国的拉伯雷、西班牙的塞万提斯等等等等。恩格斯称之为“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进步的变革”， “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的时代。

假托古希腊、古罗马而起的文艺复兴，核心思想是“人乃万物之本”的人文主义，要求关心人、尊重人、一切以人为中心，给人以个性自由和人身自由，强烈反对以神为中心的封建教义，反对人一出生就有罪的说法，认为人是伟大的，人应享用人生的快乐，人应该掌握自己的命运。文艺复兴的本质是“人和世界的重新发现；享受生活的新意识；禁欲主义和象征主义让位于感官享受和自然主义；追求知识方面的实验方式替代传统主义和蒙昧主义”。这些特征正是商人哲学的体现。商人们以钱财为本，正是对现实生活的肯定；商人们提倡人身的自由，提倡个人的才能，正是在提倡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商人们主张探索未知的领域，敢于冒险，正是主张以理性的头脑和实验的方法，来认知现实世界。如果说商人们通过实践而体现了一种特定的精神的话，那么，文艺复兴正是对这种精神的一种总结。文艺复兴首先出现在意大利，是因为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是中世纪欧洲商业最发达、最集中的地区，有着形成商业意识和世俗文化的沃土。

5、英国重商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因，“光荣革命”与“工业革命”的果 
尊重事实、尊重经验、尊重常识，这正是英国文化的魅力所在。


商人的独立与自由是王权缺乏的结果，王权的虚弱曾经是西欧商业和城市复兴的前提。“政治的四分五裂正是市场独立的必要条件。”城市就是商人的王国，汉撒同盟就是商人同盟对王权的替代。但是，商人们取得更大的经济成就之后，他们不再满足局限于城市之内的自由。他们要求把通过特许和特权获得的城市体制覆盖到全社会，包括从纯粹以土地为基础的政治体制中走出来，建立一个包容农业、商业和手工业的全面的政治体制。对外商业扩张也需要更加强有力的王权来作为保障。

一直被教皇压制的国王们开始制定和实施有利于商人的政策。因为传统羁縻少，因为赶超大陆的心情急，孤悬海外的英伦三岛因此更具浓郁的重商意识。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就表现出了自己的机敏和远见。1303年，他以“商人宪章”的形式邀请各国商人和手工业者“自由地带着他们的商品进入英国，并居住在那里。”所有商人，不管是德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的商人，还是伦巴底、佛罗伦萨、普罗旺斯、法兰德斯的商人，均可带着他们从英国人及其他外国人那里购买的商品离开。与当地商人发生冲突，由“商人法”来解决。在全英国全境公开标准的度量衡并正规化。这种对度量衡统一的注重，说明王国已经开始从整体的高度改善市场环境和产品质量，从而形成良好的交易秩序和经营氛围。1455-1485年，30年红白玫瑰战争之后，旧贵族力量互相消解，新兴的都铎王朝把英国从那种分裂、封建、分散、不统一的状态之中拉了出来。一个统一的、团结的、强大的、新的英吉利民族诞生了。都铎王朝以民族国家的力量推行重商主义政策，英国工商业迅速崛起。

英国盛产羊毛，但是，早期欧洲毛纺织业的中心却在不产羊毛的佛罗伦萨。英国早期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威廉·司塔福特就建议：禁止输出英国羊毛和输入外国羊毛制成品，扶持本国羊毛加工业。英国纺织业因此得到保护，并迅速发展起来。都铎王朝的建立者亨利七世又通过缔结“大通商”条约将英国廉价的呢绒等工业品倾销至尼德兰，推动了英国呢绒业的大发展，亨利七世因此被称为“商人的国王”。  为了生产更多的羊毛，满足纺织业需求，从１５世纪的最后３０年开始 , 英国对农村土地所有权进行重大变革，为养羊腾出地盘，史称“圈地运动”。与大量的原料供应、大范围的倾销市场相适应，钟表匠凯伊发明了快速织布的飞梭，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发明了高效的珍妮纺纱机，牧师艾德蒙特·卡特莱特发明了动力织布机，詹姆斯·瓦特发明了单向蒸汽机之后，蒸汽机推动着纺纱机、织布机，牵引着满载羊毛原料和呢绒制品的火车、轮船，英国的毛纺织业率先进入了机器大工业时代。英国不但从一个“农业附庸国”摇身一变而成为“工业强国”，而且还因此成为“日不落”帝国，一度取得主宰世界的霸权。

英国是个孕育出大思想家弗兰西斯·培根的国度。培根的自然哲学、崇尚以事实为依据的经验、反对先验、 力主归纳，和伽利略主张的通过科学实验发现自然规律一起，奠定了近代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从开普勒三定律的观察结果到万有引力的发现，在牛顿的经典著作中不难看到培根自然哲学的影子。工业革命的核心人物是工匠的儿子瓦特、铁匠的儿子法拉第、农夫的儿子焦耳……他们不是大学教授，也不是接受了完备数理化教育的博士生，但他们没有由于学历不高而遭歧视。尊重事实、尊重经验、尊重常识，这正是英国文化的魅力所在。

因为尊重商业、尊重商人、尊重人的劳动与创造、尊重科学与发明，英国工商业一马当先，领近代商业文明之风骚。从16世纪到19世纪，从亚当·斯密、培根、牛顿到瓦特、法拉第、焦耳、麦克斯威尔，这些杰出人物及其杰出思想、杰出发明都出现在英国。因为尊重现实、尊重王权、尊重既得利益，懂得谈判，善于妥协，不流血的“光荣革命”才会在英国发生。早在1215年的英国大宪章就限制了国王的绝对权力，要求王室放弃部分权力、尊重司法过程、接受王权受法律限制的事实，结果英国王权维持得最久远、最有尊严。这种大家互相尊重、各守边界的生存智慧，反而把各自的价值彰显得更加淋漓尽致。英国人懂得克制、彬彬守礼的绅士风度，是在经历了血雨腥风之后才习得的，英国人之后，人们又经历了无数的血雨腥风，才真正意识到它的弥足珍贵。

6、重农学派、启蒙思想、法国大革命的极度浪漫与极度理性

无论是花钱买爵位的“穿袍贵族”，还是世袭的“佩剑贵族”，都是依赖于地租而不是经商所得来维持其奢靡的贵族消费。商业财富最终没有用来扩大再生产，而是为无底洞的官阶制度买了单，这一点与中国古代徽商的境况有某种神似。


在英国商人与王权逐渐达成立宪共治的同时，法国的波旁王朝却错漏百出。

法王亨利四世重视农业，他认为“耕地和牧场是生活的两大源泉”。他命令农学家奥利维尔·德·塞尔写了一本《农书》，传播农业知识，宣称要让法国农民“每个星期天锅里有一只鸡”，大受法国农民的欢迎。

他也鼓励工商业，如在蚕桑种植的基础上发展法国丝织业，到处筑桥修路，发展贸易。但是法国的手工业更象农村的家庭副业，商人们把原料和工具分发给广大地区的农民，由他们在家中生产，交出成品，领取工资，这就难以发展成为机器大工业。

为了充实府库，亨利四世鼓励发了财的商人拿钱买官，还让当官的人每年缴纳官职税，其数额为官职售价的1/60，任何人只要定期缴纳官职税，官职就可以世代相传。其长期的后果是：把发了财的商人——事实证明是最有能力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排斥于经济领域之外，这是因为，在法国当官就可能成为贵族，而一旦成为贵族，就不能再进行任何经济活动了，否则他们就要失去免税的特权。因此，无论是花钱买爵位的“穿袍贵族”，还是世袭的“佩剑贵族”，都是依赖于地租而不是经商所得来维持其奢靡的贵族消费。商业财富最终没有用来扩大再生产，而是为无底洞的官阶制度买了单，这一点与中国古代徽商的境况有某种神似。

为了防止家族的中落，有不少贵族拼命讨好王室，以求得到王室青睐，取得大量赏赐，这就使国王处于养尊处优的境地，更加骄横跋扈。亨利四世把行政命令直接下达给由国王委任的各省监督官而不是省长，路易十四靠奢靡的宫廷生活笼络贵族，从17世纪起，波旁王朝停开僧侣、贵族和市民三个等级的代表协商国是的三级会议，钳制巴黎高等法院，平息福隆德运动，废除南特敕令，镇压“赤足汉”暴动和卡米撒起义。最终，到1789年，在谁有权决定赋税问题上，阶级矛盾无法调和，一切妥协均成为不可能，法国大革命血雨腥风，玉石俱焚，一地鸡毛。

1799年，军事强人拿破仑乱中夺权。执政10个月后，他下令成立 “民法起草委员会”，在11个月内完成了民法草案，经大理院和上诉院研究修改后，提交参政院讨论修改。参政院围绕民法草案，共召开了102次讨论会，拿破仑亲任主席并参加公议97次。法典最后经立法院一致通过。1804年3月21日，这部人类历史上的典范性法典正式颁布。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是《拿破仑法典》的核心。拿破仑将法国大革命的市民诉求转化成了法律制度，以一部集大成的法典真正地“结束了革命”。拿破仑以后，法国又经历了复辟、四次共和国和一次帝国的反复，但是，谁也不敢推翻《法国民法典》。拿破仑人走了，制度却留了下来。不仅在法国生根开花，而且影响了整个世界200多年。至今，它仍是各国法律的参考蓝本。

拿破仑戎马一生，亲自指挥过的战役比历史上著名的军事统帅亚历山大、汉尼拔和恺撒指挥的战役总和还要多。但是拿破仑于临死前说：“我一生四十次战争胜利的光荣，被滑铁卢一战就抹去了，但我有一件功绩是永垂不朽的，这就是我的法典。”波塔利斯说：“人类社会是建立在财产基础上的；财产使我们的存在生动活泼、延伸扩大。” 而拿破仑因为颁布确立私人财产权的《法国民法典》而被历史学家认为是现代欧洲制度的根本奠基者。

法国是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重要发源地。专制极权的顽固和社会矛盾的尖锐，催生启蒙思想，而启蒙思想又反过来推动反封建、反专制运动的爆发。法国的“启蒙思想家”都是一些革命式的人物。整个“启蒙运动”的始祖首推法国人伏尔泰，他被后人尊称为“法兰西思想之王”。伏尔泰自小目睹了法国封建专制制度的残酷和腐败，即在幼小心灵中埋下了反封建的种子。成年后，步入文坛，他的作品和演说以尖刻和激昂地反封建制度和反教会思想而著称。用三十年时间写就《法的精神》、主张立法权、行政执法权、司法权三权分立的孟斯德鸠，虽然出身于“穿袍家族”，曾经担任的波尔多市最高法院院长，但是他写了一本讽刺专制制度的书《波斯人信札》，告诫法国国王：“如果君主不能给自己的臣民创造幸福的生活，反而想压迫和毁灭他们，那么，服从的理由就没有了”。最激进的、对法国革命影响最大的启蒙思想家要数让·雅克·卢梭。他认为，主权在民，力倡自由、平等、博爱。从某种意义上讲，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体现的就是卢梭的思想。

然而，法国的启蒙思想缺少现实的产业基础，启蒙思想家的理想与激情一方面出于对本国极端专制主义本能的反抗，一方面来自英国邻居商业繁荣的刺激与压力，情绪宣泄多于理性考量，启蒙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他们的启蒙思想是不连贯甚至是自相矛盾的，比如卢梭主张人人平等，但是他又认为不平等的根源在于私有财产制度，结果新兴工商业者用他的平等理论来革贵族的命，而无产业者又用他的非私有财产理论来革有产业者的命。王权不对国家负责，有产者不对国家负责，无产者也不对国家负责。如此一来，虽然有伟大的、极具理性的、科条完备的《拿破仑法典》，但是也难保法国历史长期扰攘纷争，总无宁日。事实上，旨在用法律保障私人财产权的《拿破仑法典》起源于主张用王权和法律严格控制商业的柯尔贝主义（Colbertism）。法国人就是如此的矛盾和偏激。一会儿极端浪漫主义，一会儿极端理性主义，法国工商业始终没有获得稳健发展的机会，还不如同属大陆法系的德国邻居，一心一意 “用德意志的品质征服世界”来得更有实际成效一些。

7、从新教伦理到实用主义，从“五月花号”走下来的美国商人。

清教徒深信勤俭致富乃上帝嘉许的美德。他们限制一切纵欲、享乐甚至消费行为，将金钱全部用在生产性投资和扩大再生产上。因此，在美国初期，不是聚敛和贪婪积累了财富，而是克制和禁欲增长了社会财富。 英国著名的清教徒布道家约翰·卫斯理精辟地概括了清教徒的生活态度：“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捐钱。”

不能理解宗教，就不能真正理解人类文明。对于欧美文明而言，尤其如此。宗教改革是与文艺复兴相辅相成的一种思想运动，新教伦理直接影响了一个新大陆。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纪念五月花号清教徒的演说上说：“三百年前到达此地的五月花清教徒，改变了这一块土地的命运，也因而改变了这一个世界的命运。＂

旧教认为，人是有罪的，需要到教会来向上帝忏悔，并且需要在教会的帮助下赎罪，以便得到上帝的宽恕。教会是获得救赎的关键一环。新教则认为，上帝并不想救助所有信徒，而是有选择地拯救一部分人，这部分人便是上帝的选民，其他人则只能成为上帝的弃民。任何个人生命的意义，任何个人是否受到了上帝的恩宠而成为上帝的选民，都隐于一种冥冥之中，任何人都不可能洞悉这其中的秘密。这样一来，教士和教会就都被抛开了。人们一下子被抛向了茫然的荒野，没有人帮助他，上帝也不听他的呼喊，他只能孤独地面对上帝预选的命运。这种既得罪教廷也不讨好信徒的新教教义当然四处碰壁，但是迎合了新兴商人的需要。

新兴商人在旧的教会秩序中本来就没有什么地位，他们本来就是靠自己的力量在寻求和奋斗，教会赋予他们的只有束缚和压力。现在束缚和压力解除了，每个人都平等地以自己的修为去面对上帝的选择，大家都浪迹人间，都是孤独的漫游者的形象。对世人而言，每个人在所扮演的角色中恪尽职守，并获得最大成功，就是为上帝增加荣耀。财富不再是救赎的妨碍，相反，财富被看成是上帝的恩宠。财富的不断增加，便意味着上帝荣耀的不断增加。新教因此成了商人哲学的最好概括和总结。为了财富甘冒风险的商业冒险行为受到推崇，欧洲教徒一改温驯的绵羊性格，涌现出阿伯拉尔、达伽马、麦哲伦、哥伦布等一批著名的冒险家，他们绕过非洲的最南端，开拓了到达东方的新通道，他们发现了从不为欧洲人所知的美洲大陆，开启了一片新的世界。

信奉新教的清教徒认为“人人皆祭司，人人有召唤＂，每个个体都可以直接与上帝交流，反对神职人员的专横、腐败和繁文缛节、形式主义。他们主张对照圣经，察验内省，清心爱主，过简单、实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信徒生活。结果备遭迫害，无处安生。1620年，一批清教徒乘着“五月花号＂船驶向美洲，前往新大陆寻找宗教生活的自由。这群不是基于一种派别，而是基于一种共同的态度、共同价值观聚集在一起的清教徒抵达美国后签署了美国赖以立国的第一文本——《五月花号公约》，以“公平之法”奠定了美国宪政的基石。他们为了神之荣耀而立约，决心以推广信仰为名，用更美善之秩序，筹建公民政体。 

什么是美善的政体呢？自英王查理二世手中得到宾夕法尼亚州的土地权的清教徒维廉·宾爵士认为：“引入最佳保护基督徒和公民自由的律法，以防止所有放纵的和不公义的作为，使得神有神的权利，政府有政府的权利，人民有人民的权利。” 1776年，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把这样的人民的权利和政府的权利的关系看成是“不言而喻的真理”：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则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授予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新政府所依据的原则和组织其权利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有可能使他们获得安全和幸福。1787年，以商人和律师为主体的制宪会议把“主权在民”的原则和“三权分立”的原则确定为立国的根本。“主权在民”和“三权分立”的思想源于英国的洛克，成于法国的卢梭和孟德斯鸠，但是真正落实到宪法并率先得到遵行的是在美国。正是因为政府的恶得到了最有效的遏制，公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得到了最充分的保障，美国梦才真正具有不可抵挡的无穷魅力。美国强盛之根基实在于此。

除了权力制衡，美国新秩序的建立与维系，还直接得益于清教徒的信仰情操。韦伯名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充分阐述了清教徒严谨而高尚的情操是如何转化并体现为一个国家立国的传统和遗产的。美国早期领袖的人格特质，都能见证清教徒新移民专诚、感恩、严格律己、敬天爱人。美国的政坛人物较少感染腐败，这除了严格的法律与新闻自由的监督外，也是源于先贤的传统。

清教徒工作伦理观是以孜孜不倦的热忱和信仰，用荣耀神的态度来完成每一件差事。“职业（Vocation）”这一概念，即发端于清教徒精神，Vocation含有宗教意义“召唤、神召”。在清教徒看来，职业亦天职，是上帝安排的任务，这也是职业一词的最初定义，因此每个人要努力尽个人的本分。在经商营利活动中，清教徒认为人是上帝财富的托管人，人有义务使财富增值。他们要求取之有道，聚集财富一定要符合公义原则，要在商业中诚实守信、珍视信誉，担当社会责任、扶持社会公正。 他们以奉献精神向社区回馈，创办了哈佛等长春藤名校，以及无数私立学校、医院、养老院、救济院。今天的美国基金会林立，到处可以招募到义工、志工，这些都是以此种奉献精神为基础的。 

清教徒深信勤俭致富乃上帝嘉许的美德。他们限制一切纵欲、享乐甚至消费行为，将金钱全部用在生产性投资和扩大再生产上。因此，在美国初期，不是聚敛和贪婪积累了财富，而是克制和禁欲增长了社会财富。 清教徒充满热忱，具有排除万难争取成功的非凡勇气和信心，他们敢于创造和创新，不断地开拓和征服。 英国著名的清教徒布道家约翰·卫斯理精辟地概括了清教徒的生活态度：“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捐钱。” 

清教徒原本是个绰号，1567年首次出现，用以形容“过分谨慎、无可指摘、不作任何妥协的人”。但是来到美洲新大陆之后，清教徒为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开始懂得把原则和变通相结合，塑造了勇敢、机智、有正义感、有幽默感、既坚持原则、又圆通务实的美国人形象。

今天的美国人不重思辩而重常识、重经验、重实际。在美国的政治竞选中，争论的大都是非常具体的问题，极少抽象的意识形态之辩。美国人反权威、反传统。他们既不承认思想的绝对权威，也不拜倒在领袖的权威之下。民众对领袖有自由评判的权利，就是华盛顿、杰弗逊、林肯、罗斯福等享有崇高威望的总统也不例外。美国人注重实干，不尚空谈。早年的拓荒精神一直延续下来，生活就是求生存求发展，适应和改造环境，使之更适合人类生活。美国的司法遵循习惯法的判例法原则，重在先例。美国法学思想的代表霍姆斯说过：“法律的生命不在逻辑，而在经验。”这一点与英国同，与法国异。

美国人习惯于合法改革而不喜欢暴力革命。除了在奴隶制问题上妥协失败外，在美国几百年的历史中，每当社会发生问题、出现分歧时，总会掀起改革之风，公众广泛参与讨论，协商解决的办法，上下合作，合法地改变社会。政权在不同的党派间移交时，也都能在法律的范围内进行，各自尊重选举结果而不必动用军队，诉诸武力。也许正因为美国存在着和平改革的可能性，所以避免了不必要的社会动荡和暴力流血。美国工会也不同于法国工会，走的是改良主义的道路。他们追求的是现时现地的福利目标，遵循的是实用主义的改善路线。梭罗和杜威是美国思想的代言人。

8、彼得大帝VS康熙大帝：封建君主对待近代商业文明迥乎其异的态度  
圣彼得堡是彼得大帝改革的成果和象征，普希金在诗歌中称之为开向西方的窗户，俄罗斯走上现代社会之路，正是从这里开始。与康熙闭关锁国、复行海禁截然相反的是，彼得大帝一直致力于为俄罗斯寻找出海口，与土耳其交战是这个目的，与瑞典交战也是这个目的。1703年5月6日，打败瑞典后的彼得大帝在涅瓦河入海口波兰湾海域的快乐岛上用刺刀划了个“十”字，这里就是俄罗斯新首都圣彼得堡的奠基地。在一片泥沼的涅瓦河口兴建一座大城市，前后只花了30年时间，当美仑美奂的圣彼得堡建成后，彼得自豪地说：“新都是通向欧洲的门户，是插在波罗的海岸边的一把双刃剑，是开辟俄国和西欧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捷径。”

中土文明虽然是独立孕育的，但是从来就有包罗万象的雍容与大度。魏晋时期，佛教自印度东来，带来逻辑、音韵、佛法，均为中国文化所吸收、消解。唐、元时代，基督教各派曾先后传播于中国，但元朝灭亡后一度沉寂。明代中叶以后，由于地理大发现，东西新航路畅通，天主教耶稣会便派遣大批传教士来华，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沙勿略、罗明坚、利玛窦、龙华民、罗如望、庞迪我、熊三拔、艾儒略、邓玉函、汤若望、罗雅各等。此种西学东渐，其实也是得到善待的。譬如，利玛窦就曾得到万历皇帝的款待，允驻北京，有政府津贴，死后还有专门墓地。

但是，中国对外来文明的包容总是显得高高在上。利玛窦为了求得中国人的接纳，先是削发、剃须、着僧袍、自称僧人，后来精研中国文化，著述、布道悉引儒家经典，就是西洋地图也改得以中国为中心，最后还得以自鸣钟等精巧、稀罕的礼品作为求见皇帝的手段，煞费苦心，最终也没有达到传教的真正目的。

满清入主中原以后，一方面踌躇满志，一方面狐疑满腹。海禁废而复开，充分体现出这个王朝自大与自闭背后的自私与惰怠心态。
康乾盛世的开创者康熙大帝有很多机会接触外国人，而且都是学问渊博的传教士，如南怀仁、徐日升、张诚、白晋等，也见识过外国的器物文明，如钟表、天文仪器、望远镜等，他不会不知道西方的船坚炮利、器物的精致、商业的发达，不会不知道西方世界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康熙甚至也从西方传教士那里学到了一点近代科技知识的皮毛，但他仅是抱着一种猎奇的心态在把玩，远远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全新文明的信息，因而不可能以谦逊、饥渴的态度去向西方学习。

相反，他闭关锁国，复行海禁。自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不假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自绝于日新月异的世界体系之外。他大兴文字狱，实行文化专制。康熙26年、48年、53年多次禁书，并规定“造卖印刷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买者杖一百，徒三年；看者杖一百。”亲手制造了无数的文字狱，如“庄廷铣案”、“胡中藻案”、“戴名世案” 等。他大兴保守的程朱理学，打击心学，致使民智窒息，民生凋敝。狂妄自大，怠惰自私，失去对外部世界的敏感，满清覆亡的宿命实在其最强盛时期就已经确定无疑了。传说中的康乾盛世竟成五千年中华文化的回光返照、落日余晖。

马克思对此的评价是：“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跨。”

俄罗斯的彼得大帝与康熙所处年代相同，经历相仿，性格相似，都有雄才大略，且志向宏大，但是对待西欧商业文明的态度却与康熙大不相同。

彼得大帝幼居莫科斯近郊小城，城中有一外侨区，聚居着外国商人、手艺技师、各色人等。彼得常流连其间，初识西方世界，并结交了一批外国好友。

他继承皇位以后，立即派遣留学生前往西欧学习先进的科学、工艺。25岁的彼得，自己也改名换姓，以航海科学生身份微服同行。16个月中，他到过波兰、奥地利、德国、荷兰、英国等地，所到之处，观瞻不止，操习不已。在荷兰，他和其他留学生一起，亲手造出一条三桅战舰。在英国，他获准到议院观察会议过程，了解君主立宪的运作。在波兰，他和奥古斯特二世私交深厚，并且听取奥古斯特的忠告，放弃攻击土耳其，将争夺俄罗斯出海口的重点由黑海转移到波罗的海。

回国后，全盘西化贯穿了他以后20多年的统治。彼得大帝从1698年开始在俄罗斯发起了声势浩大而又严厉无比的改革运动。彼得有一个极为明确的目标，就是要使古老、落后、愚昧的俄罗斯与先进发达的世界连接起来，与蓬勃兴起的欧洲工商业沟通血脉。他大力发展工商业，奖励出口，规定贵族子弟必须学会数学和一门外语，否则不得结婚，也不得保留贵族身份。反对改革的人，即便是太子，自己的亲生儿子，也被处死。在彼得大帝的时代，俄国出现了第一张报纸，开办了第一批军事学校和技术学校，有了第一个博物馆和第一个公共图书馆，有了第一批的公众剧院和第一批公园，建设了一流的规模庞大的科学院……，从此，俄罗斯“从愚昧无知的深渊登上了世界光荣的舞台”。100年后，俄罗斯发生了自己的文艺复兴运动，普希金、果戈里、别林斯基、冈察洛夫、赫尔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聂克拉索夫、奥斯特罗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杜波罗留波夫、契可夫、高尔基……，群星灿烂，交相辉映。

但是，俄罗斯不是无可挑剔的。彼得大帝的改革，是自上而下、形式重于内容的改革。

彼得大帝从西欧回来召见群臣的第一天就取消跪拜礼，剪胡子，穿西服。为什么彼得大帝如此注重生活方式与行为习俗的变革呢？据说他在出访时，曾见过勃兰登选帝侯的夫人和岳母。两位女士认为他“优点甚多，天资极高”，但也觉得其“趣味颇不风雅，殊堪惋惜”。尤其是看到他在进餐时不会用餐巾，更是产生了不讲卫生的感觉。彼得大帝深受触动，这种触动既来自自尊心的损伤，也来自文明与野蛮的反差。后来他专门出版了一本生活教科书——《青春宝典》，其中从品德的培养一直到青年人应该如何做客、工作和居家的行为方式，凡此种种都有明确的规定，具体到用餐时一定要使用餐巾，不能“发出吧哒吧哒的响声”。这些做法一开始看起来很可笑，然而彼得大帝却让人们明白他不是在开玩笑。当俄罗斯有据说多达三分之一的人口因为反对彼得大帝的改革而送命后，俄罗斯人变得“文明”起来，彼得大帝“用野蛮制服了俄罗斯的野蛮”。
然而，表面的、形式上的野蛮被制服了，骨子里的野蛮并没有消失；优雅的礼仪，优美的诗歌，高贵的芭蕾，辉煌的歌剧，巍峨的城堡，华丽的宫殿，近代化装备的舰队，这一切商业文明的结果并没有真正的商业支撑。从某种意义上讲，彼得大帝是被西欧的堂皇外表所吸引，根本没有深究西欧社会的商业机理，他以封建君主的野蛮驱使臣属进行了一场习得其表的改革，即使模仿得惟妙惟肖，无以复加，也仅仅是形式上的仿佛。俄罗斯农奴社会的本质没有改变，在俄罗斯华堂之下，根本没有商业精神寓居其中。

9、商业力量冲击之下的明治维新与百日维新：相同的变局，不同的结局。 
晚清中国和外界的关系是从通商开始的。在当时的中国，人们普遍认为外国人需要大量丝、茶和大黄这类中国产品。因为对于情况的认识肤浅，中国部分文人作了一些被人们坚决相信、广泛传播和互相添枝加叶的颇为荒诞的结论。虽然开明士大夫如战后的广东巡抚黄恩彤和魏源就指出，外国人需要中国的茶叶是因为茶叶味道臻于极致，而不涉及人身的生死问题。但是鸦片战争期间许多中国人深深地相信，外国需要的茶叶和大黄是如此之多，如果切断供应，他们就会变成瞎子和易患肠胃病。在同意这种观念的人们当中甚至有一些注重实际的经世派士大夫，如钦差大臣林则徐、包世臣和萧令裕等人。正是关于茶叶和大黄重要性的错误观念，直接导致贸易问题演变成了鸦片战争。尔后，洪杨起事、甲午海战、八国联军入侵、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中国历史上短短百年间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都是自鸦片战争始。


在中国晚清的历史上，东方天朝大国和西方蕞尔岛国英吉利，因为茶叶与鸦片贸易拉扯，打了一场小小的战争。天朝大国糊里糊涂地就被打败了。但是也不算什么，赔了点银子，开了几个海边口子，名为“通商口岸”。“口岸”上有“租界”，管辖权悉归外国人。当然，还割让出去一个小小的、没有几户人家的小岛。这岛现在大大有名，大家都抢着要它，可当时它寂寂无名，天朝大国不在乎这些个小岛，说给也就给了，那就是香港。

虽然后来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也许有充分理由认为鸦片战争是划时代事件，但是晚清的绝大多数士大夫直到1860年以后才觉察到这种变局。现有的史料表明，1840和1860年之间只有扬州秀才黄钧宰在1844年毫不含糊地写道，西方人的到来是一大“变局”。

1860年以后，部分文人开始认识到中国面临着几千年未曾见过的新情况。黄恩彤把这种情况叫做“变动”，黎庶昌称之为“变端”。王韬把这叫做“创事”，丁日昌、瑞麟、曾纪泽和李宗羲称之为“创局”，夏燮、薛福成、王韬、李鸿章和恭亲王奕在六十年代，郑观应在七十年代以及康有为和其他经世派学者在八十年代，都使用“变局”这个术语。

最早的一个人是多产作家王韬，他在1864年对于西人之杂处中国感到惊讶。广东巡抚黄恩彤在1865年认识到，中国已经面临几百年来最大的一次变化。丁日昌在1867年断言，中西接触的扩大是一千年来所发生的最大的一次变化。李鸿章在1872年声称，西人东侵是三千年来所发生的最大的变化。光绪在位时期，曾纪泽称这是五千年来最大的变化，张之洞书之为亘古未有的奇变。新的形势使某些士大夫回想起中国历史上周亡秦兴时的巨变；他们意识到，中西关系的发展是可与公元前221年古代的转折点相比拟的新的起点。（《剑桥中国晚清史》）

这种炯异于内陆农耕文明的海洋工商文明带来的冲击和变化是如此之大、之剧，当时的人们根本不能根据过去的经验来认识，因而屡屡应对失策。只有最早被清朝政府派送到英国学习海军的留学生严复，从对西方社会的大量观察中，发现欧美文明强大无敌的真正秘密：充分发挥个人的潜力，并提供一种社会契约，这种契约能使竞争以及一切商业功能，都有利于社会推陈出新。严复据此提出了以释放民众潜力为要旨的应对变局的“三民思想”：“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

然而，真正唤起中国人对“变局”的痛切感受并试图求变的不是严复，而是从来不被中国人放在眼里的番属小国——日本。

日本过去也是一个闭关自守、封建落后的国家。１６０３年，德川家康削平诸侯势力，以幕府治天下，大权独揽，一手遮天，不把天皇放在眼里。200多年中，幕府坐大，积弊、积怨甚多，但是天皇和其他势力始终无法撼动幕府的统治。１８５３年，美国海军将领柏利率领舰队两次闯进江户湾，迫使日本开港通商，给日本社会带来了新的变数。10多年之后，地方势力长州藩高杉晋、萨摩藩西乡隆盛、大文保利通等先后发难“倒幕”，他们一方面实行政治、经济改革，以调动农民、商人和中下级武士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与刚刚即位、不满１５岁的明治天皇达成共识，以天皇名义武装倒幕。德川将军不敌请降。明治宣布“王政复古”，大权收归天皇，新政府由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等改革派主事。1868年4月6日，天皇发布了带有临时约法性质的《五条誓文》。称“广兴会议，万事决于公论；上下一心，盛行经纶；官武一体，以至庶民，各遂其志，毋使人心倦怠；破除旧来之陋习，一本天地之公道；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国之基础。”是为明治维新之总纲。

为了求知识于世界，1871年12月，一支由全权大使岩仓具视率领、几乎包括了新政权的主要成员的庞大“欧美使节团”启程，辗转美、英、法等国考察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历时一年有半，大开眼界。回国以后，他们推动日本政府制定出“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和“富国强兵”三大国策。

“殖产兴业”，就是大力发展工商业。日本以英国为榜样，用国家资金创办千住呢纱厂、爱知纺纱厂等。至19世纪80年代中期，工业革命已几乎席卷日本一切工业部门。

“文明开化”，就是学习西方国家的教育、科学和生活方式。大久保利通、明治天皇带头剪短发，颇有彼得遗风；政府取消儒学教育，效法西方建立起包括小学、中学和高等学校在内的教育体系，并努力在全民范围内普及初等义务教育。

“富国强兵”就是改革军制，建立常备军。日本效仿德国，设立陆军海军学校。还实行实行征兵制，招致失去特权的武士阶级的不满。1878年5月14日，大久保利通在东京被刺杀，“铁血宰相”为明治维新喋血，但是，改革没有因此而停滞。

1894年，旧历甲午年，装备可能落后于中国、但是制度明显优越于中国的日本海军，将号称亚洲最强大的海军——北洋水师，彻底击溃。并逼迫中国订立城下之盟：割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赔付日本白银两万万两。

被西方强国英国打败，大清帝国不感觉羞辱；割香港小岛，大清帝国以其疆域之大，并不在乎有没有这些个小岛；赔几百万两银子，也不多，大清帝国可以表示慷慨……，但是被历来向自己朝贡称臣的小日本打败，并被割让“龙兴之地”的东北老家，每个臣民承担差不多一两银子的战争赔款，这就大大羞辱了大清帝国的君臣。
经受这样的刺激，中国开始重新审视日本，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效仿日本，变法图强。

康有为、梁启超等知识分子“公车上书”，说服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开始了历时103天的“百日维新”：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裁汰绿营，编练新军。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

但是，百日维新的发起人康、梁等是不曾掌握过实权的读书人，他们喊喊口号可以，至于如何把新政落实下去，就毫无办法。而明治维新的发起人都是日本手握重权的地方诸侯，如高杉晋、西乡隆盛、大文保利通、木户孝允等。在晚清历史上，最有资格与日本“维新三杰”比肩的应该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然而，恰恰在历史最需要他们的“大忠诚”的时候，这些人却昧于历史大义，被儒家“小愚忠”的绳子牢牢拴住，没有为中国的社会变革作出应有的贡献，这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

光绪皇帝也不同于明治天皇。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国的实权与恶名，都由幕府担着，天皇没权力，但是也没恶名，而且名义上还是国家的当然元首。而大清帝国在很多当时的中国人看来是外族政权，并非华夏正统，光绪皇帝不但没有全民的感召力，就是在满清内部，光绪也不过是个傀儡。

满清权力中心是叶赫拉那氏。这个女人有手段、有实力，就是没识见。她是内部争权夺利的的高手，却在顺应历史变局中表现得极为低能。说实话，她并没有多大的野心，她的全部欲望就是大清国稳稳当当、她在大清国中的独尊地位稳稳当当。她一直为保大清江山绞尽脑汁，但是一旦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了挑战，她就连大清江山也不顾的。戊戌变法如果拥立她为首领，或许游戏还能多玩几天，但是康、梁拥帝反后，挑战她的权威，维新能持续百日，就已经是奇迹了。

中国人可能对日本人的天皇情结有些不解。二战结束后，日本人力保天皇不废，固然与悠久的历史传统有关，但是关键还是天皇在日本近代化过程中起了进步作用，于民有惠。而晚清中国的革命者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相号召，以推翻帝制为第一目标，实在是因为君天下者，不以天下为公，而是假公济私，成为了大众利益的最大敌人。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波旁王朝如是，大清帝国亦复如是！

更言之，洞悉西方奥秘的严复回国以后只担任技术教习，无缘中国政治经济的深层次变革，最后，靠发表《天演论》、《法意》、《原富》等译著，才成为一名影响社会的启蒙思想家。

与严复相对应，作为中国近代史关键人物的李鸿章，早年投笔从戎，屡建奇功，中年出任封疆大吏，推动洋务运动，晚年入值中枢，主持外交，活跃在晚清政坛上长达40年之久，超过了清朝立国以来任何一位首辅人物。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精明强干的权臣，也“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更不用说那些昏聩庸碌的宫内权贵了。晚年李鸿章，以70高龄，历时190天，经四大洲，越三大洋，水陆行程9万里，遍访欧美8个国家，是清代大臣中第一个进行环球访问的人。欧美之行，李鸿章亲眼看到了西方的社会现实，打开了眼界，深切地体察到中国和西方的差距，深感西方“各国强盛，中国贫弱，须亟设法”，思想渐趋维新。然而，一切都已经晚了，革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扫荡了一切。

识者无权，权者无识，这是近代中国之悲；有识者有权，这是近代日本之喜。清末民初，中国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条轶闻，说是严复曾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为留英的同班同学，期末考试时，常是严复得第一名，伊藤博文得第二名，因此共被欧洲人誉为“东方才子”。１８７９年，这两人带着学到的西方学问，怀着振兴祖国的宏图大志，各自回到中国与日本，但两人的际遇不一样：严复回到中国，中国政府对他十分冷淡，只遣来一位小官相迎，分派工作时又毫不重视，仅让他担任这福州船政学堂的一名教员，使严复久怀的富强祖国的大志不能得以实现，终日闷闷不乐，竟至抽鸦片消磨斗志；而伊藤博文回到日本时，日本政府高度重视与推崇，天皇亲自前往码头迎接，随后又让他担任首相之职，让他领导日本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改革运动，使日本一跃变为世界资本主义强国，并在甲午战争中以小小三岛之国打败了老大的中国……

三千年未有的这一大“变局”今天依然继续。今人之识未必胜近人之识。近人如李鸿章不识变局而上下求索之，李鸿章可谓尽心尽力，无愧于后人矣；今天下大势昭然若揭，倘时人识之而不应之，甚至掩耳盗铃，作茧自缚，以悖逆历史潮流自得，则今之悲更甚于昔之悲矣。

10、欧美商业文明在全球范围的流布与流变  

人们只看重财富这一结果，无心去追究财富所以产生的根源，以及财富获得方式、分配方式给整个社会带来的长远影响。

成长于西欧、成熟于北美的近现代商业文明，最初是通过财富流动的方式来影响世界的。财富的流进与流出，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存方式的替代，导致新旧势力的此消彼长，传统秩序的既定格局被打乱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们何以面对商业文明带来的利益得失呢？

在欧洲内外，商业竞争由贸易保护主义发展到对财富的武装抢夺，两次世界大战多少都与商业文明的不成熟有莫大的关系。商业不是被看作是对财富符合理性的创造与追求，而是片面理解为优胜劣汰的暴力掠夺。恃强凌弱，权贵欺压贫弱，强国攻伐弱国，被看成是理所当然的“物竞天择”。结果，社会分裂，民族对抗，有产者与无产者严重对立，商业化国家与非商业化国家持续对垒。自以为血统优秀高贵的德意志两度挑起战争，欧洲文明几乎因此毁于一旦。普鲁士王权和李斯特思想最后演绎成法西斯主义，从给德国带来商业实惠的强烈欲望出发，最后却把德国引向战争与毁灭。后发先至的前落后国家如日本，由极度自卑走向极度自傲，不是把商业运用于增益人类福祉，而是带着变态的复仇与征服心理以领先的近代军事技术给亚洲和全世界带来无穷尽的灾难。人们对近现代文明的信心一度丧失，许多曾经热情讴歌欧洲文明的大家如中国的梁启超、严复等都转而怀疑甚至抵制现代化。

在英国殖民地印度，圣雄甘地发起“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他剃着光头，上身赤裸，皮肤黧黑，总是随身携带着一架木制纺纱机，一有空就纺起纱来，以此表示对英国纺织工业的抵制。他号召印度人民用海水煮盐，自制食盐，以此抵制殖民当局的食盐专营法。

在拉美国家，丰富的产业资源仅仅被少数人所控制，商业化的成果并不为大众所共享。国家繁荣，人民却并不富裕。在巴西的圣保罗、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墨西哥的墨西哥城、印度的加尔各答、旧时中国的上海……，富裕孤岛的周边，到处都是贫穷的海洋。人们只看重财富这一结果，无心去追究财富所以产生的根源，以及财富获得方式、分配方式给整个社会带来的长远影响。商业化使一部分人成了“有钱人”，但是“有钱人”并不一定就是“商人”。一些以非商业的方式致富的有钱人，纸醉金迷，嚣张跋扈，败坏了真正商人的美誉，被他们剥夺了生存权利的穷人时刻准备消灭他们，使得真正有福于社会的商人也因此受到牵连。

只有极少数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拨开迷雾，渐渐寻找到了商业文明的真谛。譬如“亚洲四小龙”：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都是以介入国际分工的方式，在国际产业链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从而使当地经济、社会有了永续发展的可能。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社会参与机制、分享机制也开始建立起来，商业文明的成果得以惠及普通老百姓。从上个世纪中叶开始，这些地区成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和地区商业化的样板，就连发达的西方商业化国家也因此感到欣慰：商业文明总算在贫穷落后地区也能开出美善之花了。

11、缔造东方威尼斯——中国商业文明的新起点 
工商文明之路，意大利人探索了1000多年，英国人探索了300-500多年，法国人和美国人探索了200多年，日本人探索了100多年，中国人自鸦片战争被迫门户开放以来，于上个世纪末叶，梅开二度，主动开放，向西方学习，至今仍在痛苦的摸索之中。中国没有彼得大帝，中国没有圣彼得堡。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曾经在法国勤工俭学，他在中国的南海之滨画了一个圈，建立了深圳经济特区，试图为老大中国“杀出一条血路”，这条路走不走得通，还要继续看。

20世纪的中国人，只做两件事：一是破旧，一是立新。
破是大破：三皇五帝全打倒，三教九流全消灭，三千年历史、五千年文明，全部推倒重来。
立是大立：全盘西化、以俄为师、经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破立之间，生灵涂炭，物力尽耗，原有的自然生态系统、人文生态系统全部毁坏，新绘的社会蓝图却不过是美丽的肥皂泡。
幻象破灭之后，只有极少数人有勇气面对现实，有能力收拾残局，有智慧带领民众“出埃及”。

60年前受重庆商人、重庆总商会会长汪云松先生资助赴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60年后给艰难竭蹶、病入膏肓的国家开出的药方是：发展商品经济，走市场经济道路！

彼时的中国，为宗教般的狂热所裹挟，亿万人听命于一人，企业修个厕所要到北京审批，农民养只鸡也不被允许，任何的个人都不能拥有自己的私产，更不能拥有自己的思想。

第三次复出后的邓小平决心扭转乾坤。
他指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决反对“两个凡是”。
对内改革。他支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鼓动放权让利，让地方、让企业拥有更多经营和管理上的自主权；他整顿吏治，认为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他革新教育，认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他发起百万大裁军，大规模削减用于国家机器的开支；他请“工商界五老”到人民大会堂吃火锅，矢志复兴民族工商业；他目光投向西方，先后4次出访日本、美国、法国等8个国家，在他影响下，有13位副总理、副委员长以上中国领导人先后21次考察51个国家；他提出“猫论”，主张不争论，凡事试试看，“摸着石头过河”，巧妙地以实用主义、实验主义消解了名教传统对这个民族重重的桎梏。
对外开放。主要是交好美英，疏远苏联，以务实外交追求中国国家利益。“不要与美国对抗”，这位早年在苏联呆过11个月的中国领导人1979年接受《时代》周刊访问时指出：“苏联是战争的温床，美国不是。”自罗斯福“新政”到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民主党主导的美国过于强调政府干预，官僚机构膨胀，税率节节上升，社会创造力受到压抑。到了70年代，美国经济“滞胀”，在美苏争霸中处于守势。1980年，共和党人里根上台，对苏强硬，对内大力减税，要求“政府从老百姓的生活中走开！” “里根主义”与邓小平的改革何其相似乃尔，中美迅速走近，国际事务上经常能达成一种默契。中国改革得到了美国资金、技术的支持，中国在国际上不再处于孤立无援的尴尬境地。当时，三任英国首相的撒彻尔夫人，也在大力推行以“公营机构私有化”为目标的经济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英国的“铁娘子”和中国开“钢铁公司”的“小个子”，有针尖对麦芒的时候，更有惺惺相惜的时候。香港问题之最终得以解决，与中国对英美文明的亲善态度是分不开的。设若没有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开放，没有类似“一国两制”这样的务实创构，面对里根和撒彻尔夫人这样的强硬人物，中国是没有好果子吃的，苏联就是证明。

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对内改革的试验田，1980年8月26日，中国经济特区获准设立。

中国经济特区的创意，首先源自一个香港商人朋友给广东地方官员吴南生的建议，他告诉了香港、台湾、新加坡经济起飞的奥秘：办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这个创意得到了广东务实官僚的热烈响应，也引起了北京保守势力的种种质疑，但是以邓小平为首的开明领导人肯定了来自广东地方的开拓创新，不仅如此，邓小平还赋予这个创意更深更远的意义。这从经济特区的名字变迁上可以清晰地看出来。

香港商人建议办“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这是纯粹的国际贸易术语，仅有商务意义。

吴南生等地方官员认为“出口加工区”的名称是“敌对”的台湾地区用的，“自由贸易区”中有“自由”两个字，都可能牵涉极大的政治风险，不敢用。

他们请主管领导谷牧请示邓小平，邓小平的回答是：“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

只有通晓中国现代史的人，才会明白“陕甘宁特区”之于中国现代社会变迁的意义，也只有在中国失去邓小平之后，人们才真正明白邓小平以“特区”命名中国改革开放区的良苦用心，真正明白搞特区建设不仅仅是为了赚点加工费，不仅仅具有经济意义，而是为整个中国的社会转型“杀出一条血路”。

恰恰是在这一点上，邓小平受到当时保守人士的讥笑：“陕甘宁是政治特区，不是经济特区，他不懂。”

邓小平没有与这些似懂非懂的家伙们纠缠，他以惯有的务实精神作了妥协，同意了“经济特区”而不是“特区”的命名，他深信， “不管白猫、黑猫，真正抓住老鼠才是好猫。”

一批批对邓小平先生的意图心领神会的精英分子先后被派到了最具代表性的经济特区——深圳。当其时，从狱中获释的“美国特务”袁庚继承招商局传统，借鉴香港商业经验，在北京技术官僚支持下，已然于1979年7月20日在深圳蛇口宣布建港、开发工业区。商业创新与政治改革一拍即合，开始了一场由社会精英主导的城市商业革命。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价值观革命，到员工招聘、干部直选的社会组织方式革命，到“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的社会境界的革命……，那是怎样一个人性张扬、思想弘放、财富奔涌、群星闪耀的时代啊，那种理想与高度，我们至今仰望。名不见经传的深圳，从此蜚声中外。

一批批不满现状、不甘命运安排、决意寻求改变的不安分子冲破层层藩篱，怀揣梦想，来到深圳。他们什么也没有，但是他们有开创新生活的梦想与自由。深圳就象一个巨型的孵化器，无数的创意与追求孵化成了深圳的创新型经济。深圳人缔造了无数个第一，“闯”与“创”成了深圳的城市精神。深圳人是50年代工商业改造运动以后第一批吃工商业螃蟹的人，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先被卷进现代商业涡流的大陆中国人。深圳商人是中国传统商人、近代商人在大陆几近绝迹之后的第一代新式商人，也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批现代商人。

深圳直接的商业样板是香港。香港的资金、技术、市场、管理、商业经验与理念是深圳工商业之得以诞生和成长的决定性因素。香港商业模式尽可能地被复制到了深圳，包括其优点和缺点。深圳经济特区之不同于其他经济特区、之优异于其他经济特区，首先是因为深圳更贴近香港。

笔者曾经在《我的深圳主义观》一文中写到：“深圳并不是老人画的唯一的一个圈，深圳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成为其中最漂亮的圈，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这场大地震的震源，成为撬动老大中国的最佳支点，原因有很多，我认为两点最根本：一是对香港所代表的西方文明发自内心的亲善和学习态度；二是对追求独立、自由、幸福的深圳移民前所未有的宽容和鼓励态度。前者让深圳人充分享有来自香港财富、技术、管理经验、生活理念外溢的好处；后者使深圳人的想象力、创造力喷薄而出，成就了举世瞩目的深圳奇迹。”
今天，产生骑士式精英的土壤已经不复存在，那种基于对旧体制刻骨铭心的痛切感受，从而不计个人得失安危进行社会改革的堂吉珂德式的英雄已成往事；非政治精英、民间草根力量，何以取代古典的、传统的、浪漫的理想主义者，成为深圳新兴的、现代的、理性的的理想主义者？

为求生存的创业动机得到满足之后，深圳商业的动力将何以为继？回归后的香港对深圳经济的牵引作用减弱以后，深圳何以分辨自己的商业路径，何以树立自己的商业理想？

就象早期西欧商业城市是以特别授权的方式被赋予特别的商业自由和城市管理特权一样，深圳经济特区也是经由法律特别授权被赋予市场经济的特别试验权。随着西欧商业的蓬勃兴起，城市被赋予的权利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由经济而政治、由政治而文化，欧洲商业文明终于修成正果。而深圳经济特区的授权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不但没有扩大，反而成萎缩之势。表面上是由一个书生气十足的青年学者发起的关于“特区不特”的舆论哗变几乎颠覆了中国经济特区的全部理想。

种种迹象表明，象征中国商业文明新起点的深圳，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12、关于城市文明和商业文明的终极评估 
一种理论，前提越为简练，涉及的内容越为纷杂，适用的领域越为广泛，那这种理论就越为伟大。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财富，有无穷尽的具体表现形式。有形财富，却可以总体地概括为：物质与能量。

关于物质和能量，有两大定律，堪称财富的根本大法：
第一定律：物质不灭、能量守恒定律。意即：宇宙中的物质与能量总和是个常数。这就意味着，物质与能量从最终的意义上来讲，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
第二定律：在一个封闭系统内，熵，总是呈不断增加的趋势。熵，是无序和无效的代名词，在经典热力学中，熵是不能再被转化作功的能量的总和的测量单位。这就意味着，在一个封闭系统中，物质、能量的秩序和功效总是递减的，要维持一定的秩序和功效，就需要从系统以外寻求“负熵”，以便补给必要的物质与能量。
生命系统的生机与活力，也是靠不断地向外界摄取“负熵”、补充物质与能量来维系的。否则，生命就会止息。植物通过根须来摄取土壤中的水分和养分，通过叶子的光合作用来摄取太阳能；动物界中，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长长的食物链上，“一个人每年需要吃掉300条鲑鱼，这些鲑鱼要吃掉90，000只青蛙，这些青蛙要吃掉2，700万只蚱蜢，而这些蚱蜢要吃掉1，000吨青草。”生命的等级越高，赖以维持生命的物质和能量往往也就需要得越多。生物学家阿尔弗雷德·洛特加认为，“眼睛、耳朵、鼻子、味觉乳突和指尖的触觉乳突等主要感觉器官与大脑和嘴的紧密联系”说明有机体生来就是物质与能量的采集者和转化者。

社会系统其实就是外延化的人类生命系统。人类通过外部工具的发明和使用，增强了从外部世界摄取物质与能量的能力与范围。“我们制造了机械装置来从环境中榨取能量，筑起楼房来保持热量以供取暖。我们修路筑桥并设计出各种交通工具来输送能量。我们还发明了语言、风俗、经济组织和政府机构来有效地组织能源的处理与分配……”，社会发展归根到底就是建立系统化的、攫取和分配物质与能量的工具和秩序，从而维持人类生存。因此，关于物质和能量的这两大定律当然也是每种文化与文明的最高的运行法则。

在人类文明的初始阶段，外部工具并不发达，刀耕火种，听天由命。人们可支配意义上的财富极其有限，而且局限于大自然既有的物产。对自然资源的残酷争夺和对生存资源的敬惜珍藏同等重要。
技术的突破，外部工具的发明，使得人类社会得以利用的财富的种类和总量呈几何级数增长。商业制度与工业技术相结合，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生产的财富“相当于以往人类财富的总和”。人类的自信心空前地膨胀起来。培根在《新工具论》中申称：认识世界的新方法能“大大开拓人类帝国的疆域，并将是无所不能的”， 可以“驾驭自然万物”。笛卡尔宣称：“给我空间与运动，我就可以造出宇宙来。”

但是，关于物质和能量的这两大定律最终不可超越。当人类恨不得“给地球上每条河流都安上水坝，把每座高山敲成碎片榨出石油”的时候，生态系统的平衡被打破了，熵增定律向自信心暴棚的人类发出了警告。在中国，牛顿的机械论世界观和达尔文主义的社会进化论被庸俗地理解，并简单地糅合在一起，人们以此为据，向“乌托邦”幻想发起了“大跃进”，千百年来积累的森林资源被砍伐殆尽，千百万人在尔后的“自然灾害”中丧失生命。

繁荣不是来自对既有财富不择手段的搜刮与聚敛，而是源于对新财富和新价值合乎理性的创造和追求！即便是对自然财富的搜刮与掠夺，人类也将因此遭受报复，而如何真正理性地借助商业制度和科学技术创造新的财富和新的价值，依然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
值得庆幸的是，谦虚与谨慎的美德再次回到人间。人们不再妄自取代上帝，而是以不确定的心情与未必可知的上帝玩起了“掷骰子”的游戏。以排除不确定性、赢得与上帝的博弈的“麦克斯韦妖”出现了，虽然迄今为止它还不能规避熵增加，但是它可以使我们的眼睛明亮，从而把我们导向内求效益、外求最少代价的扩张的永续发展模式。新信息论代替了培根的新工具论，经典力学时代的对宇宙和未来的确切把握感没有了，对未来和对未知世界的不确定感成为人类认识的新起点。就象宗教改革以后新教教义所言，我们或许会是上帝的选民，但是上帝是谁？上帝何在？上帝将以何种标准、何种方式挑选自己的选民？我们一概不知道。我们惟有自励自勉，信守自己的选择，信奉自己心中的上帝，象清教徒、象西欧早期商人那样孤独爬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迎接上帝最终的挑选。

城市化、商业化，使人类获得获得了相对于农业文明的更强大的产业竞争力。一是城市交易系统发达到社会分工合作无所不在的地步，分工很细，专业要求很高，商业交易频密，几乎人人都是二道贩子，人人都是商人，人人都是城市交易链上的一个环节……结果是形成了集约经营的、效率比农民单干高出十几倍、几十倍、上百倍的规模经济；二是城市制造业因为科学发明、技术创新而日臻完美，几乎达到无所不能造的地步，从而从根本上结束农业社会中人类靠天吃饭的历史。

但是，城市是否一定比农村优越？这个城市是否一定比那个城市更先进、更有竞争力？从终极意义上说，这是没有定论的。在浩瀚无垠的物质世界里，由混沌产生有序是离不开自组织行为的，自组织行为需要信息、物质、能量的完美组合，组合的越完美，组织就完美，有序性就越强。信息系统的开放、畅通和物质、能量的合理交换，使有机物质得以产生；有机物因为能更好地感应外部世界、能更好地进行物质和能量的新陈代谢，从而成为原始生物、生命体赖以诞生的基础。但是秩序的破坏比秩序的建立往往来得更加容易；有机物、生命体往往更脆弱，更容易受到伤害。在万类霜天竞自由的自然界，鹰击长空、鱼翔浅底，各有各的生存理由，从本质上说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以往的生物进化理论强调生命是“进”化的，好象有个方向、有个进步的阶梯，只要沿着这个阶梯一步一步向上爬，生物就会日益进化到完美的境界。但是今天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星球上有很多曾经一度进化得很先进的生命体和很辉煌的社会群落绝迹绝种了、彻底消失了。所以，我们只能说生命的意义在于探索，在于生命过程本身，未来永远是或然的、未知的，用控制论创始人维纳的话来说，我们是在同上帝掷骰子，同上帝博弈。既然是博弈、是赌博，我们就必须下注，无论结局如何，我们必须下注。我们赌的是：城市文明、商业文明！正象我们的生物学认为高等级生命比底等级生命更有序、更进化、更自由一样，我们认定城市文明更有序、更进化、更让人感到舒适与尊严，当然也许更脆弱，象“9·11事件”中的世贸大厦一样更容易成为毁灭的对象，……也许没有也许，但肯定更具宇宙探索意义，即使生命、人类、文明最终也归于寂灭，这种辉煌壮烈也足以光耀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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