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的一句大实话又成为公众关注焦点。在《南方周末》创刊25周年“致敬——中国梦•践行者”电视文化晚会上，被选为“时代标杆”的王石在编辑给出的“企业教父、探险家、不行贿者”三个标签词的选项中，选择了“不行贿者”，并为此进行了解释演讲。

“不行贿”，对于绝大多数企业经营者及创业者来说，无疑是一个商业理想。在一个权力被过度集中、且得不到有效监管的转型社会中，一个“不行贿”的企业经营者，在经验的眼里，等同于“自杀”；这样的高调宣称者，也就像大战风车的骑士。但万科没有“自杀”在路上，也没有如堂•吉科德一样被人嘲笑与担心，而是成为最受公众尊敬的最成功的地产上市公司之一。

不少人质疑王石和他的万科不行贿的可能，这种质疑有着相当的现实经验基础。也正因为如此，王石的此番言论才会成为舆论热点。笔者倒不想在这种质疑上深入，而是相信在一定成功的基础上，在合理的公司架构及管理制度前提下，这种“离经叛道”的行为的确可能成为现实。只是觉得万分遗憾的是，王石和他的万科可能只是经验世界里的“孤本”，而不是具有普遍代表性的“标本”。

“不行贿”，第一层意义只在节约了企业经营成本和降低了法律风险，第二层意义却是彰显了市场公平精神。在公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的转型社会中，企业通过行贿来获得利益，不仅对提高企业经营管理能力不利，也无益于社会整体竞争力的提高。行贿的个案有可能节约商品成本，但当行贿成为普遍激励手段的时候，行贿的成本必然全部转嫁到消费者头上，造成商品价格的抬高。

当行贿成为社会常态，这个国家的经济就自然成为一架被负重拖累的病态马车。企业家们不是将主要精力放在提高经营管理能力上，而是被钱权交易的巨额利益激励，想方设法寻求打通权力关节的“门路”。由此，企业的竞争力表现为与权力结合的能力，市场精神与市场秩序荡然无存。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企业难以为市场提供更多的便利产品，经济运行成本难以降低，社会整体经济效益也难以提高。

深圳的理想主义者们曾经努力创造了一个概念叫“深商”。在这个被赋予更多精神内涵的商业概念的归纳过程中，人们发现，在深圳这座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城市里，一些更符现代企业精神的企业行为存在的可能性更大。源于深圳的“不行贿”的万科，就是这座城市中生发出来的这样一个“异类”。可惜的是，这样的“异类”只是“孤本”，在王石宣称“不行贿”受到强烈质疑的现实环境中，并不存在可大量普遍复制性。

深圳能够生发出王石和万科这样的“异类”，当然与这座城市的高度外向型经济结构有关；万科能够在这座城市壮大之后在其他城市自我复制，与其上市之后的管理及自身强大有关。也就是说，王石和万科只能自我复制，却不存在多大的普遍复制的可能性。这是王石和万科的成功，却是商业文明进步的失败。

“不行贿”，挑战的是利益分配方式；更深层次看，挑战的是权力运作机制。它诉求于法治，追求的是市场精神。在一个可以不行贿的商业环境中，所有的企业及企业家凭借自己的能力在市场中公平搏杀，收获自己的荣誉与利益，应该是绝大多数企业家的商业理想。但这样的商业理想并非所有企业及企业家有能力在公平市场建立之前付诸实践——除了王石和他的万科以及其他少数尚不知名者。绝大多数企业及企业家臣服于“潜规则”之下，甚至在成为“既得利益者”一员之后主动成为“潜规则”的维护者。这就注定了王石们还将在很长的时间里继续在自己的行业里成为“孤本”。

企业家们有成为王石的理想，但无成为王石的动力。从历史经验来看，只有行贿的游戏全面“崩盘”，企业才会产生“不行贿”的集体意志和行为动力，但这样的社会成本无疑太大。人既是理想的，又是现实的，企业界自身难以超越现实利益考量去权衡未来，这就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无论怎样，王石和他的万科已经成为一个“时代标杆”，这既是公众舆论对好的企业形象的预期，也是全社会对未来的要求。在这样的公众心理预期下，或许万科从“孤本”成为“标本”的可能性也在逐渐增大。